其甚也），而卒能无失乎礼义，则风化之所被可知矣。此《诗》教之善行，以情见礼义与？上文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戴震是重视《诗》中的礼仪教化作用的，但他重礼教的同时也重视男女爱情生活，或者说，他在具体诠释《诗》旨时，往往先发现其中的爱情生活，进而指出，这应当是合乎礼仪的爱情。作者的深层思想，难道不是在追求道德规范和情感欲望的一致吗？
《杲溪诗经补注》中有一篇很长的《摽有梅解》，是一篇专门的诗论。
该文从中国文化史的视角确定了爱情诗在《诗经》乃至在古代文献中存在的地位、必然性及其价值。在戴震看来，爱情、婚姻、夫妇是人类生活的必然组成部分，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歌就不能不涉及这些正常的生活，而人伦规范、札教等不是禁锢民生、民俗、民风，而是导引归正，不致人欲横流，毁坏人性。他说：“古者嫁娶之期，说歧而未定。其以少长论者，或主于男三十、女二十，或目此为期尽之法。据《诗》、《礼》证之，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弃而字？？不使民之后期，而听其先期，恐至于废伦也。亦所以顺民之心，而民自远于犯礼之行也。”②又说：“梅之落，盖喻女子有离父母之道，及时当嫁耳。首章言十犹余七，次章言十而余三，卒章言皆在顷筐，喻待嫁者之先后毕嫁也。《周礼》所言者，实古人相承之治法；此诗所言，即其见之民事者也。”①戴震对《诗经》的解释，也不乏儒家功利，如前所说，当他试图以儒家道德规范诠释诗意时，他总是注意到道德规范和民生、民情、男女悦慕的一致②。除此以外，戴震还从《诗经》中努力发现另一种功利：劳动者从事农桑之事的艰难、欢乐和从中悟得的道理。例如对《葛覃》的概括：葛覃（三章）：不忘女功也。《礼》，后夫人亲蚕不亲葛。盖当时服葛之时，犹念未嫁在父母家，曾知葛事之勤而追赋之，因以感而思归宁也。《周书·无逸》之训，以立王，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诵以为戒，然则《葛覃》之义，其以视忘女工之勤劳而骄侈是从者，孰宜法，孰直戒，可知也。讲到《诗》旨即作诗时的本意，那就涉及到《毛诗大序》问题。陈启源，朱鹤龄以及戴震之后的①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戴东原先生全集》载《杲溪诗经补注》卷一。① 《杲溪诗经补注》卷一，载《安徽丛书》第六期。
② 《诗摽有梅解》，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3 页。
① 《诗摽有梅解》，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5 页。
② 后来汪中《述学·释媒氏文》、俞正燮《癸巳类稿·媒氏民判解》都曾进一步发挥戴震关于古代制度中婚姻自由的见解。
③ 《杲溪诗经补注》卷一，载《安徽丛书》第六期。
胡承珙、马瑞辰、陈矣等，部因“尊汉”、“好古”而群守大序。但也有举叛旗的，戴震的同乡姚际恒（1647 一约1715）就是一例，他著《诗经通论》，坚决主张废除《毛诗大序》，另著《古今伪书考》（见《知不足斋丛书》），依据古书流传有绪的一般规律，认为有名著作各史经籍志上都有著录，或在别的书上记载它的渊源，如突然发现一书，向来无人提及，其中必有蹊跷，《毛诗大序》就是这样的书。他指出，传为子夏所作的《毛诗大序》，《史记》、《汉书》两书的儒林传，《汉书·艺文志》都未提及，可证为西汉前所无，是为伪作。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纯以儒家礼教功利说诗的传统，使人为之耳目一新。除姚际恒以外，崔述、方玉润皆持这样的观点，崔著《读风偶识》，方著《诗经原始》，连同姚著三部书历来不为清代正统派所重。戴震对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持何态度呢？只能说，聪明的戴震回避了这一问题，他只是以自己的较为通达的开明之见诠释诗意。在《毛郑诗考证》、《杲溪诗经补注》中，以及经韵楼本《戴震文集》收录的论《诗》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毛诗大序》。人云：不表明态度也是一种态度，推揣其本意，戴震的态度是想避开那圈定的儒家传统的诗旨说教，寻求《诗》的本意，以得“十分之见”。联系他在《毛诗补传序》中所说及的于诗旨可存而不论，让读者据训诂名物的诠释，依原诗而推证之，他对《毛诗大序》的态度，不是题中应有之义吗？
《诗经·魏风》的《伐檀》和《硕鼠》是人民性很强的两首诗，它凝聚着古代社会奴隶制度下的早期民主的精华。前者对不劳而获过着寄生生活的剥削阶级，给以严厉的质问与尖锐的讽刺，后者写农奴对统治者沉重剥削的愤恨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这两首诗，戴震当年作何理解呢？
《伐檀》首章“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岸）兮”震按：檀者？？伐檀乃宣之河之干，盖诗人因所闻所见而言之，以喻急待其用者，支之不用也。因叹河水之清，而讥在位者无功俸禄，居于污浊，盈凛充庖，非由己稼穑、田猎而得者也。食民之食而无功德及于民，是谓素餐也。①《硕鼠》二章“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爱得我直。”传：直，得其直道。笺云，直，犹正也。震按：笺与传相足，其说是也。《论语》曰，人之生（性）也直。得我直，谓得遂其性。不违生人之正道。后来，王引之曾将诗中的“直”解释为“所”。“爱得我直”，等于上文的“爱得我所”③。戴震把“直”字解释为人性之“直”。去“乐国”的目的是能顺遂其人性，得到自由。戴震的诠释是颇为别致的，言下之意是说，硕鼠不劳而获，“莫我肯德”，是毁灭人的本性的，而“逝将去汝”，前往那“乐国”，也是为了寻找和恢复那失去的人的本性。戴震是在近乎以早期启蒙思想诠释《诗》旨。至于剥削者毁灭人的正直的本性，见解尤为深刻。
① 见《毛郑诗考证》卷一，载《安徽丛书》第六期。
② 同上。
③ 见《经义述闻》卷五。
三、生计维艰注屈赋
如果说戴震早年著《诗补传》时还为经书所限，著《屈原赋注》时就更大胆地阐发了一些自由思想。据《年谱》载：乾隆十七年（1752 年）“注《屈原赋》成”，是年三十岁。《年谱》还说：“歙汪君梧凤庚辰仲春跋云：‘自壬申（1752 年）秋得《屈原赋戴氏注》九卷读之。’可证也。”今安徽丛书本《戴东原先生全集》有《屈原赋注》十二卷，注明“歙县汪氏原刻”，那是因为有“汪氏原刻”本九卷另加《音义》三卷。安徽丛书本还收入了《屈原赋注初稿》三卷，为歙县许承荛氏藏稿本。关于《屈赋音义》，《年谱》说：“此书《音义》三卷，亦先生所自为，假名汪君。”今考署名汪梧凤的《屈原赋注》题跋云：右据戴君注本为《音义》三卷，自乾隆王申秋，得《屈原赋戴氏注》九卷读之，常置案头，少有所疑，检古文旧籍，详加研核，兼考各本异同，其有阙然不注者，大致文辞旁涉，无关考证。然幼学之士，期在成诵，未喻理要，虽鄙浅肤末，无妨俾按文通晓，乃后语以阙疑之指，用是稍为埤益。又昔人叶音之谬，陈季立作《屈宋古音义》为之是正，惜陈氏于《切韵》之学殊疏，未可承用，兹一一考订，积时录之，记在上端，越九载矣，爱就上端钞出，删其繁碎，次成音义，体例略拟陆德明《经典释文》也，庚辰（1760 年）仲春歙汪梧凤。这段文字，从叙述《音义》的写作过程“兹一一考订删其繁碎，次成音义”云云，似乎出自戴震本人之手。《年谱》讲《音义》“假名汪君”，莫非这段题跋文字也是戴震代作的嘛？但不管是戴震手笔还是汪梧凤亲笔，其中叙述的情况该是真实的。其要点有：《音义》诠释的一些词语是经“详加研核”的，有考证价值，不注释者则“无关考证”；《音义》的著述可能与教学童有关；注音力求舍弃朱熹等人的不科学的叶音说①，取陈第的《屈宋古音义》，并正其舛疏；写作的过程及体例。所叙述的写作过程，与《尔雅文字考》“偶有所记”、“录之成帐”，与《诗补传》“特惧忘之，笔之于书”的写作过程极其相似。在写作时间上，因《音义》可能与教学童有关，故可能《屈原赋注》九卷在前，《音义》在后。
戴震著《屈原赋注》时，家境非常贫困，“其年家中乏食，与面铺相约，日取面为饔飨，闭户成《屈原赋注》。”“饔飧”原义为早晚两餐，此处或泛指食物。因乏食只得进以乞讨而来的面屑，竟然还在发愤著书。其时戴震己成家，可以想见戴震妻朱氏是怎样茹苦含辛地为成全丈夫的事业而苦挣扎，苦张罗。段玉裁曾评述此时的戴震云：“盖先生之处困而亨如此。”一个“亨”字，昂扬挺拔，贫贱不移，活现出戴震早年之志，这正是一种“中华民族脊梁”的硬骨头精神。
和《诗补传》相比，《屈原赋注》更注意概括原文本旨，戴震将《离骚》分成十段，对各段大意都作了明确概括。例：① 南北朝人读上古韵文感到不押韵，临时改读以求押韵，叫叶（xié）韵，也叫叶音，叶句。这是不明古音之理造成的。宋代吴棫、朱熹也主张叶音说，但已有所不同，立足于改今音叶占韵。清儒以钱大听为代表，力反叶音说（见《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六《跋韵补》），但未区分吴棫、朱熹叶音说与南北朝叶音说的不同。其时戴震对叶音说的看法也是笼统的。不过，吴棫、朱熹的叶音说与陈第的科学的古音学说仍是很不相同的。
“帝高阳之苗裔兮”至“反信谗而府怒”：第一段自叙生平大略，而终于君之信谗。“余因知謇謇之为患兮”至“愿依彭咸之遗则”：第二段申言被谗之故，而因自明其志如此。
“和调度以自娱兮”至“蜷局顾而不行”：第十段托言远逝，所至忧思不解，志在眷顾楚国。终焉。
戴震不仅概括大段的意义，而且对大段中的小段意义也作出概括，这等于是在层层揭示《离骚》的丰富内涵。例如第二段中的一小段：“予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承上见怒于君，而自明事君之心，因追言君之曾任己，独惜其变操不常，无任贤图治之略“戴震如此苦心孤诣地寻找《楚辞》中的义理精核，完全有其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在考证的同时必须力求“闻道”的“十分之见”。从经书到《楚辞》，反映了作者这一早期学术思想的应用进一步普遍化了。戴震曾说：“余读屈子书，久乃得其梗概。私以谓其心至纯，其学至纯，其立言指要归于至纯。二十五篇之书，盖经之亚。说《楚辞》者，既碎义逃难，未能考识精核，且弥失其所以著书之指。”③戴震早期就已有很强的独立思考精神，于考据中䌷绎理性认识，这是他的特色，“说《楚辞》者，既碎义逃难”云云，已隐含着对朱熹《楚辞集注》的若干责难。至于对书中训诂名物、事典的注释，目的仍是使读者循此而稽核要旨，防范学界的赝品，他说：“今取屈子书注之，触事广类，俾与遗经雅记，合致同趣，然后赡涉之士，讽诵乎章句，可明其学，睹其心，不受后人皮傅用相眩疑。”①至于书名，亦从《汉书·艺文志》。戴震说：“书既稿就，名曰《屈原赋》，从《汉志》也。”由此也可知戴震早年伏处山野时，从汉之志早定，这无疑是晚明以来知识论传统的继续，亦知戴震前后期虽有不同，但尊崇汉儒，折向往古，却是前后一贯的。从《屈原赋注初稿》三卷看，戴震著述此书时是很有批判锋芒的。试看他的一些批注：“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戴震批住：“君之疏己，皆由党人，故光入党人，逐篇反复言此，不敢慈君也。”②“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怒”戴震批注：“说到君便住，若因党人带出，又祗云信谗，立言婉曲之至。”③“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戴震批注：“君之所以信谗。”“君之所以信谗之故。浩荡，广博不专也。泛言不察民心，以喻君之不己察，而毁谮得行也。上章自明其心，此章怨言不察，《惜诵》所谓君可思而不可恃也。王（逸）注谓不察万民善恶，《文选》注谓不察众人悲苦，皆非是。”旧注未敢言怨恨① 《安徽丛书》第六期《屈原赋注》。
② 同上。
③ 《屈原赋目录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02 页。① 《安徽丛书》第六期《屈原赋注初稿》。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① 《安徽丛书》第六期《屈原赋注初稿》。
国君的，由戴震言之，引《惜诵》说“国君不可依靠”，这里显然继承晚明以来的早期启蒙思想。黄宗羲《原君》曾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戴震著《屈原赋注》时强烈谴责“君”，与黄宗羲痛斥“君”何等相象！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一直是禁书，戴震写国君“不可恃”这类话，在雍乾年间是多么危险。注释《楚辞》在雍乾年间是件凶多吉少的事，一是屈原亡国破家的哀痛，二是楚怀王、顷襄王的昏庸，都极易惹出是非来。戴震早年著《屈原赋注》究竟出于何种考虑，是否有深沉的民族感情在内，现在已无法知道，不可妄断。顾炎武曾以为读屈赋有确立人格的作用，人格不立，一切学问皆成废话，并认为忌圆滑；行方严是最要紧的。他说：“读屈子《离骚》之篇，乃知尧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则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②戴震在三十岁而立之年著《屈原赋注》，对确立他的心系百姓的独立人格是有重要作用的。此外，著《屈原赋注》既要贯彻他早年治学寻求“十分之见”的主张，就不能不涉及到国君之类的禁区。当时，文人士子一般言及《楚辞》都很危险，更不必说专书著述必然会涉及到一些关键性问题。曹雪芹的好友敦敏写了一首《赠芹圃》的诗，末句本为“一醉读楚些”，因为怕人穿凿为借《楚辞》怨伤时君，附会成“不满当今圣上”，而改成了“一醉白眼斜”，这样诗味全无。
戴震早年之作《屈原赋注》在学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姜亮夫曾说：“清人《楚辞》之作，以戴东原之平允，王辏г酥驽洌啦降笔保还叭耍豢啥嗟迷啤薄＂俟赜凇毒鸥琛肪褪峭怀龅囊焕Ｓ泄亍毒鸥琛返男灾剩跻莺椭祆涠荚衔浅氐募栏琛＂诙赜凇毒鸥琛分械摹岸侍弧鄙瘢虼游从泄罹俊４髡稹毒鸥璨棺ⅰ吩蛟疲骸肮盼从徐胩徽撸蕴晃衩鹩谥苣何涞垡蚍绞恐裕⑵潇舫ぐ捕辖迹扑戊胫戎亍８亲哉焦狈钗砀Ｉ瘢潇胱盥。是偷笔膘氲涓持庆肷袼枰病！短旃偈椤分泄旒牵湟幻髡撸笠怀＞右病Ｂ老蛟唬粼诔试贫剩次牌渖蟆！雹壅饩透嫠呶颐牵禾簧袷呛笃鸬模灰蚝旱壑式肓顺ぐ玻惶簧袷侨缘纳瘢浅瘢弧毒鸥琛肺鳎弧毒鸥琛肺偷笔膘氲洌ǖ比痪筒幌抻诔耍└持庆肷袼瑁弧岸省敝岸币喾侵赋弧疤弧北疚焐弦缓阈牵牵┳蠲髡摺Ｆ渲小胺庆肷袼琛保确浅亍办肷袼琛保煽醋骶勒跻荨⒅祆渲怠Ｆ溆嗉猓嗍饪晒蟆Ｖ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