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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西人第谷测量春分时刻而定岁实所得的岁实数，与回回历相比较，其小余数不差分秒，而回回历与四分历误差甚少。戴震认为西人天体测量的数据与我国四分历数据也是很接近的。他说：《新法历书》又云，当（明）神宗十六年戊子第谷测春分时刻，以前弘治元年戊申西城白耳瓦所测相较，定岁实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四十五秒，考其与回回历异同？？为法除之，得二百四十二万一千八百七十五分，於回回历之小余不差分秒②。关于朔望月，即月球相继两次具有相同月相所经历的时间（平均长29。5日），古代天文叫朔策或会望策。我国东汉颁行的四分历规定朔策为29。53085 日，已十分精确了（现代天文谓此值为20。 53059 日）。戴震据《新法历书》提供的资料云：其会望策二十九日五三○五九三，亦云西史依巴谷考验所得，於元郭守敬授时历之朔策二十九日五千三百五分九十三秒亦不差分秒。
依巴谷（Hipparchus 约前190—前125）是古代希腊的著名天文学家，他对朔策的发现是个了不起的天文学成就，他曾算出一年的长度为365 又1/4日再减去1/300 日，求得月球的距离为地球直径的30 又1/6 倍，发现了白道拱点和黄白交点的运动，编制了几个世纪内太阳和月亮的运动表，并用来推算日食和月食。公元前134 年依氏发现了新星，由此推动他编出了一分包括850 颗恒星位置和亮度（星等）的星表，发现了黄道和赤道交点的缓慢运动——岁差，算定岁差值为每年45 秒或46 秒，他还留下了大量的观测资料，后人在定出行星的各种周期参数时，常利用他的观测结果，例如1718 年哈雷将自己的观测与依氏记录比较，发现了恒星的极微小的运行。第谷（1543—1601）也曾精心观测过天体运动，编制过精密的星表，重新测岁差为每年51秒。戴震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仅从徐光启主编的崇祯《新法历书》提供的有限资料，得出了西方天文学抄袭中国古代天文学成就的偏颇之论，他说：“西洋人旧法袭用中土古《四分历》，其新法则袭《回回历》，会望策又袭郭守敬，乃妄言第谷、巴谷测定以欺人耳。”①我们只能说东方和西方，中国和西洋，各自独立地研究天文学取得了若干相同的数据和结论，但许多研究古代中国远远走在西方的前面。戴震弘扬中学，乃至后来以中国的勾股解释
①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戴东原先生全集·策算》。
② 见《戴东原先生全集·策算》。并与28 页注④作比较。
① 见《戴东原先生全集·策算》，载《安徽丛书》第六期。
西洋的三角八线，甚至想取而代之等等，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三千年华夏文明流播至乾嘉盛世，逾越西洋者确实不计其数，在西学和中学之间，戴震出于彼而入于此，不能不说在总体上是有若干科学依据的。但是，西方经过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为适应逐渐形成的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需要，除人文主义外，自然科学也获得了极大发展，哥白尼的日心说，哥伦布、麦哲伦的地理发现，伽利略在数学物理方面的创造发明等等，都使西方近代科学以崭新的雄姿跃然于世，处于超越华夏传统学术的前夜。那时江永、戴震接受的西学主要还是传统的学问，如数学还是欧几里得几何学，天文学还是第谷的地心说，而实际情况是，莱布尼兹用代数式表达的微积分已盛行于世，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也早已成为普及性知识，牛顿万有运动定律已得到广泛运用，哈维的血液循环说已妇孺皆知。江永、戴震在我国科学技术总体上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时代开始学习外国，诚为可贵，但走对了路却又走错了门（如未学哥白尼而学托勒玫、第谷），这其中有客观原因（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但在缺乏证据的情形下妄断西方天文学抄袭中国的《四分历》、郭守敬《授时历》等，不能不说是主观认识上的错误，学术发初期的年轻少作中作如是观尚情有可原，后来成了一代学术的旗帜，站在学术发展史的前头指引方向的学术主帅时，仍不免老大自居，固步自封（如欲以勾股取代三角八线等），就负有历史的责任了。
继二十二岁著《策算》以后，一发而不可收，二十三岁写成《六书论》三卷（已佚），二十四岁著《考工记图注》，二十五岁著《转语》二十章（已佚）。二十七岁著《尔雅文字考》十卷，三十岁著《屈原赋注》，三十一岁著《诗补传》。这些著作传到浙江，浙江学人中有人读其书，想其人，恨不相识，传到江南，查定庐、沈冠云等古稀老人皆引以为忘年交①。以上著作都是戴震三十二岁（1754 年）进京以前完成的，在学术思想上如同《策算》那样，与江永有密切的联系，且不反宋儒，因而本质上仍是光大朱熹学术精神的。
事实上，清代沿用明制，用八股科举取士，知识分子从小就受宋代理学熏陶，甚而至于弃群经而只读《四书》。康有为说：“盖以功令所垂，解义只尊朱子，而有司苟简，三场只重首场。故令诸生荒弃群经，惟读《四书》；谢绝学问，惟事八股。于是二千年之文学，扫地无用，束阁不读矣。”②即使是乾嘉汉学的代表人物，也是以程朱理学为起点和基础的。吴派首领惠栋搜辑疏通汉人经说，钱大听说他“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歧辈不能及也”③。但他的父亲惠士奇红豆山斋楹帖却是“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④。戴震的老师江永则著有《朱子近思录集注》十四卷。戴震《经考》和《经考附录》中反复引用程朱，早年著《诗补传》多次引用朱熹《诗集传》，乃至戴震谢世后其大弟子段玉裁有《戴东原先生配享朱子议》，可见程朱对乾嘉学人影响之大，戴震早年不反程朱，实属文化史的必然。
戴震青少年时代的交游，并给戴震学术以强烈影响的，还有郑牧、汪肇龙、程瑶田、方矩、金榜诸人，同门为朋，这些人都和戴震同时师事江永。
① 见《戴震年谱》等，《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62 页、212 页、213 页。
② 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 年版269 页。
③ 《潜研堂文集》卷三九《惠先生栋传》。
④ 江藩《宋学渊源记》卷上。“服郑”指东汉经学家服虔（字子慎）、郑玄。戴震二十八岁时（1750 年）
曾赴童子试落第，始与程瑶田结交。正是经程瑶田介绍，戴震才得以去西溪村汪梧凤家教学童。程瑶田曾说：“吾与东原交几三十年，知东原最深。”①值得一提的是，戴震早期以《策算》为代表作的著述高峰期的形成，除老师的指点，同门的砒硕以外，还与贤内助朱氏的支持有关，二十六岁那年（1748 年），戴震娶妻朱氏。朱氏本新潭的农家良女，心地善良，俭朴淳厚，家庭生活中双方互敬互爱，和睦相处，侍奉长辈也殷勤周到。戴震的知友洪榜曾说：“先生事亲至孝，夫妇躬操井臼，浆酒饮食，亲自进之。”②朱氏贤慧干练，持家得法，又很理解和支持丈夫的事业，同志为友，朱氏是戴震日常生活中的志同道合的伴侣。段玉裁曾说：“夫人归于先生，先生方为诸生，攻苦食淡，以待舅姑，事君子，米盐凌杂，身任之，俾先生专一于学。”③戴震进入四库馆的第五年，积劳成疾，病死在北京，“夫人率子中立匍匐扶柩南归？？凡丧葬之事，经营困瘁，期于先生九泉无恨。”④朱氏力克艰辛，完成了戴震晚年早定的“归山”之志，葬戴震于故乡休宁的几山。戴震死后的第三年，子戴中立又死，因无后，“夫人谋于宗族”，继立族弟戴渔卿（戴霖）之子戴中孚为嗣子，为中孚娶妻，中孚妻卒又为续娶。凡此种种，可以告慰戴氏在天之灵，也宽慰了尚健在的戴弃（戴弁妻去世较早）。一位单身妇女，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办成这类重振家声的事是何等不易。朱氏八十岁时仍很健康，中孚为其母祝寿，段玉裁特地写了寿序，盛赞朱氏“夙夜匪懈，以勤劳节俭持其家，持门户于先生既逝后三十余年，其为戴氏功臣可知。”①
① 程瑶田《通艺录·五友记七》。见《安徽丛书》第二期函装本下函。
② 洪榜《戴先生行状》，见《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 年版259 页。
③ 段玉裁《经韵楼集·诰封孺人戴母朱夫人八十寿序》。
④ 同上。
第二章戴震的前期思想一、前期论学
戴震的思想可分前期和后期，从乾隆七年（1742）课学童于邵武、从师江永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结识惠栋为前期，其思想特征是不批宋学，同时褒扬汉学和宋学。从乾隆二十二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为后期，其思想特征是批判宋学。
前期的主要著作有《筹算》（1744）、《六书论》（1745）、《考工记图注》（1745）、《转语》（1747）、《尔雅文字考》十卷（约1749）、《屈原赋注》（1752）、《勾股割圆记》（约1755）、《周礼太史正岁年解》二篇、《周髀北极璇玑四游解》二篇（1755）、《与方希原书》（1755）、《经考》、《经考附录》等。前期的主要学术活动还有将汉扬雄《方言》写于宋李焘《许氏说文五音韵谱》上方，为日后著《方言疏证》作准备（约1755）。还有论《尚书》“光被四表”为“横被四表”（1755）。主要行止有：从师江永（1742）。娶妻（1748）。避难入京（1754）。寄居纪昀家（1755）。辞姚鼐从师（1755）。在京与纪昀、王鸣盛、钱大听、王昶、朱筠交游，以学问名闻京师。应秦蕙田之约请，朝夕讲论《五礼通考》中“观象授时”一门。教王念孙读经书（1756）。
后期的主要著作有：《原善》上、中、下三篇（约1757 至1763 年间）、《声韵考》（1766）、《杲溪诗经补注》（1766）、《原善》卷上、卷中、卷下（1766）、《绪言》（约1769 至1772）、《六书音均表序》（1777）、《答段若膺论韵》（1776）、《水经注校》（1765·8 至1774·10）、《孟子字义疏证》（1776）、《声类表》（1777·5）等①。后期的主要学术活动有：评介江永，著《江慎修先生事略状》（1762）。修《直隶河渠书》（1768）。参修《汾州府志》三十四卷（1769）、参修《汾阳县志》（1771）。在四库馆校《九章算术》等（1774 至1777）。后期的主要行止有：在扬州结识惠栋（1757）。客居扬州（1757、1758、1760）。主讲浙东金华书院（1772 至1773）。与章学诚相遇于宁波（1773）。以举人特召入四库馆（1773）。应该提及的是，戴震论学的后期共参加了八次科举考试。前两次为乡试考举人，1759 年一次，1762 年乡试中举。后连续六次为会试考进士：1763 年、1766 年、1769年、1771 年、1772 年、1775 年。清代每三年在京师举行会试，1771 年那一次是遇庆典特开的恩科会试。 1775 年会试不第（其时已在四库馆），后恩准与同年会试中录取的贡士一起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掌管编修国史或草拟制诰的官署）的职官庶吉士。关于功名问题，戴震早年第一次乡试（1759 年）不第以后，就有自己的想法。第二年客居扬州时有《沈处士戴笠图题咏序》，十分明确他说：“夫儒者于平生之遇，率目为适然，独孜孜不怠，以学自治，竟老而不倦。不知者，或又言其不得于今，欲借文学道艺立功名于后世，何见之归于浅也。”①甚至认为，求显于当世是私见之蔽，
① 有关《原善》三篇、三卷、《绪言》、《孟子字义疏证》的成书年代，按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24 至331 页的考证。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12 页。
并进而说出了自己“安贫乐道”之志。戴震说：“世之欣于禄位，从乎鄙心生者，不必挂语。若所谓事业显当世，及文学道艺垂千古，慕而企之，从乎私己之心生者也。儒者之学，将以解蔽而已矣。？？吾之行己，要为引而极之当世与千古而无所增，穷居一室而无所损。”②总之，一切为了求知闻道。第三次会试不第（1769 年）后，应该说心情是抑郁的，但戴震并不拘于功名得失。他在同一年为惠栋的大弟子余萧客《古经解钩沉》作的序中说：“士贵学古治经者，徒以介其名，使通显欤？抑志乎闻道，求不谬于心欤？人之有道义之心也，亦彰亦微。其彰也，是为心之精爽；其微也，则以未能至于神明。《六经》者，道义之宗而神明之府也。古圣哲往矣。其心志与天地之心协，而为斯民道义之心，是之谓道。”③这段文字，表明了戴震在追求名失败后归于古圣贤，“而为斯民道义之心”的心迹，并认为不能“徒以介其名”而求“通显”。可以说这是戴震自述对功名的态度的最重要的文献。当然，余萧客一辈子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与读书把眼睛读瞎了有关），这段文字也有表彰余萧客的意思在内。两者是密切关联的。再则；还应看到，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参加科举考试，寻求功名是正常的人生道路，甚至可以说是立功、立德、立言 的必由之路。
戴震早年，对先秦经典、诸子百家、汉唐传注、程朱理学，以及明清以来诸哲如方以智、黄宗羲兄弟、顾炎武、胡渭、阎若璩等，无不熟读，这从《经考》和《经考附录》中随时可见。为什么不见读王夫之的记载？那是因此时夫之之学尚未传世①。但这不等于说戴震和王夫之没有思想史上的继承关系。《经考》一书、就是经学考证，书名就能表明戴震的治学方法：考据。今本《戴震集》中有几篇文章是在《经考》和《经考附录》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而形成的。乾隆十八年（1753）《与是仲明论学书》就是一篇。文章提到《经考》：“仆所为《经考》，未尝敢以闻于人，恐闻之而惊顾狂惑者众。”此外，还有二十年（1755）的《与姚孝廉姬传书》和《与方希原书》等。这些文章，集中体现了戴震的前期论学思想，主要有：一是概括了“以词通道”的治学方法，具体表述为：“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②这一治学方法，也是戴震自幼而然的读书方法，故由来已久，但完整地作出这一表述尚属首次，其核心内容是治经必自语言文字之学起，段玉裁说：“此则先生说经传本肇始于小学，而其敏且专可知矣。”③由于这一时期不反宋学，“以词通道”的认识仅是正面立论，作为读书求知、通经获道的基本方法而阐述之，还不具备批判意义。只是到了戴震后期，再次阐述“以词通道”时，才赋予它批判宋儒的意义，那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正月在给段玉裁的信中再次作了概括：“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为之三② 同上，213 页。
③ 《古经解钩沉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91 页。① 夫之一生除结识当时名流刘继庄（献廷）外，几乎没有一个相识，又不开门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