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殿校本和赵注本，作为官校本，前者在体例上完全可引用后者的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出于戴震手笔或其殿校本同人手笔的赵注本《四库总目提要》，高度评价了赵注本的成就。既蓄意抄袭对方，又去高度评价对方，似乎也是不伦类的。戴震等人不仅将赵注本收入了《四库全书》，还对赵引用全祖望不成熟的体例一事作了长篇评述，肯定了赵“青出于蓝而青于蓝”的建树，说：“一清此书，殆亦类此，但使正文旁义，条理分明，是亦道元之功臣矣。”最后还说：“旁引博征，颇为淹贯，订疑辨讹，是正良多。自官校宋本以外，外间诸刻固不能不以是为首矣。”①最后一句，把赵注本置于戴震自校本之上了，甚至视为高出殿校本。
赵注本成书于乾隆十九年（1754），付印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戴、赵公案，不仅说殿本戴袭赵，还说梁玉绳兄弟校勘赵书交毕沅付刻时又袭戴。至于全、赵间的麻烦，说毕沅做湖北总督时，索观赵的旧稿，赵的儿子其时在湖北做官，以巨资购买全祖望校本应付毕沅，故今传赵注本实际上是全祖望的。而林颐山则又斥现行全祖望本伪出，不仅袭赵，兼又袭戴，林说为王先谦所信，王的著名的郦注合校本竟将全祖望七校本排斥在外。如此等等。梁启超曾以各自“闭门造车，出门合辙”之说调停这桩公案①。胡适起初信从戴袭赵说，后来化了二十多年的功夫反复研究《水经注》的各种版本，最后提出，这根本不是什么抄袭，而是“学术史上所谓独立研究，而先后约略同时得到同样结果的一种好例子”②。胡适为戴震辨诬，也是为“要给自己一点严格的方法上的训练”③，竟写了十大集手稿。
胡适最引人注目的观点是，戴震根本就没有见过赵一清本。乾隆开四库馆时，校书分东西两院，各成门户，互不相通，戴震以举人入东院，而赵一清的《水经注》校本被浙江进呈后置西院，因而戴震不可能见到赵注本，且胡适通过比较，找到了许多有关戴震未见到赵注本的证据，例如书中有许多常识性错误，赵书无而殿本有；赵书指出朱谋玮本的错误，而殿本仍因袭之；赵氏据孙潜校本增补《水经注》卷十八“渭水中篇”的缺页共418 字，而戴震的殿本仍用《太平御览》等书中引用过的材料为据，辑补成113 字。 1944年，胡适还写成《戴震未见赵一清校本的十组证据》（1984 年7 月修改，1949 年1 月10 日改定），为百年大案《水经注》公案翻案，胡适写道：这十组证据都是赵氏书里的特别优点，而都是戴氏书里全没有的。这十组或是校改了毫无可疑的错误，或是解决了不能不解决的问题，都是研究《水经注》的学者平日“寐寐求之”的好宝贝。专治《水经注》的人，见了这些好宝贝，若不采取，那就真成了“如入宝山空手回”的笨汉了。
这就是说，这十组都是偷书的人决不肯不偷的，都是抄袭的人决不肯放过的。若单举一件两件，也许还有偶然遗漏的可能。多到了几十件，其中并且有几百字或几千字写的校语，①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影印本611 页上。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影印本243 页② 《胡适手稿》第一集卷四，台北胡适纪念馆1960 年2 月影印本。
③ 《致洪业信》一文，《胡适手稿》第六集上册，台北胡适纪念馆1969 年8 月影印。决不会被《水经注》专门学者忽略或遗漏的。
况且这十组的校订，都可校正戴氏校本里一些无疑的错误，都可以补足他校本里许多无疑的漏洞。戴氏若见了赵氏的书，决不会放过这些最明白无疑的考订，决不会保存他自己的许多大错误、大漏洞，留作后人的笑柄。所以这十组赵有而戴无，赵优而戴劣的校订，都可以证明戴氏没有得见赵氏的校本。胡适将殿校本归于戴震一人，取较为通行的看法，当然有可商榷之处。又考证出戴震主校殿校本时从未见过赵一清的《水经注释》及《水经注笺刊误》，可备一说，以资参考。但胡适的结论：戴震决没有抄袭赵一清本，是可取的，也是可信的。
今谓戴震有自校定本《水经注》，参较殿本大例方法完全是戴的发明创造及其应用，小例可能引赵。引赵部分有以朱谋玮注笺本为基础，实戴、赵同参用朱笺本，也有可能直接引用赵一清的，又为官校殿本体例所允许。抄袭之说，应属无据。蔡尚思说：“戴震的被看做剽窃却似冤枉。据天津藏的一个赵一清校本的抄本，可以证明在乾隆的殿本中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三人的研究的成果都有，实无所谓谁是剽窃者。”①① 《胡适手稿》第一集中册，台北胡适纪念馆，1966 年2 月影印本。
第七章戴震的人文科学语言解释哲学
一、解释哲学和文字学思想
贯串于戴震一生的事业，是他的人文科学的语言文字学，以及利用语言文字学诠释古代经典，以寻求所谓“道”，乃至对“道”作再创造，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乾隆三十八年（1753）戴震概括的“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①即通常所说的“以字（词）通词（辞），以词（辞）通道”，是对这一过程的最好概括和说明。对字、词的解释是手段，通道才是目的。作为人文科学的语言解释哲学，不过是戴震完成从语言文字到“通道”的全过程的方法学，也是戴震从纯粹的学问家转化为卓越的思想家的一个内在的逻辑动因，不消说，完成这一转化的最本质的原因是其社会现实的无可调和的矛盾在哲人头脑中的深刻反映，是时代精神的折光。但无疑，语言解释哲学也从与事理相对待的思维逻辑上促成了这一转化，这也是乾嘉时代的一位特别顶真的学问家走向思想家的特殊道路，而这一特殊道路的产生也是为当时的时代条件所决定的。语言解释哲学的运用，“以词通道”，本身就包含对理学的批判。南宋黄震说过：“自本朝讲明理学，脱去训诂？？从而增衍新说，不特意味反浅，而失之远者或有矣。”①从语言文字入手，就意味着抛弃宋明理学的架空立言。
从乾隆十年（1745）起，二十三岁的戴震著《六书论》三卷，公开亮出研究汉语言文学的旗帜，继后一发而不可收，他的语言文字学著作遍布中国传统的语言解释学文字学、音韵学、训沽学各个领域，而最终目的又是“以词通道”，从而形成我国十八世纪获得空前发展的语言解释哲学。这种学说以对语言文字的解释为契机，逐步达到洞察人类的心智，最终到达新理学的道德哲学。戴震说：“是故由六书九数，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词，然后以心相遇。”②这种从可感可视可供思考的物质性的语言文字入手以洞察人类心智的做法，本身是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和戴震同时代的康德（1724—1804）主张以人类认识能力考察对象本质，提出了先验唯心主义哲学。被称为西方释义学之父的施莱尔马赫（1768—1834）强调有效解释的客观性的普遍性条件，从而把解释学规律分为语法解释和心理解释两部分，并强调两者的结合。戴震从语言文字入手以通道，立论允当平实，十分明白易懂，是情同可感的唯物主义方法。
由于汉语言文字本身有无穷尽的奥妙，需要加以解释，从语言文字的解释到哲学的解释，尤其是到达哲学的新的创发，需要走过漫长的过程。胡朴安说：“戴氏之治学方法，以识字为读经之始，以穷经为识义理之途。”①乾嘉学派诸学人大都没有走完这一历程，只有一代学人兼哲人戴震走完了这一全过程。大多数学者还只停留在对汉语言文字本身的开发上。诚然，以语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3 页。
① 《黄氏日抄》卷二《读论语》，见文渊阁《四库全书）707—4。
② 《郑学斋记》，《戴震集》，1980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25 页。
① 胡朴安《古书校读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13 页。
言文字本身为解释对象作出的解释也是解释哲学的一个层面，就解释哲学的全体而言，以汉语言文字为对象的解释只是解释哲学的表层，而在语言文字本身的门类科学领域内，乾嘉学人的解释又是非常深刻的，完全进入了门类科学对象解释的深层，这一“表层——深层”的解释也不时能触及到人类的心智，无论是戴震的大弟子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还是高邮王氏父子的《广雅疏证》，都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人类思想方法的一般抽象，都有一定数量的逻辑问题可供研究。戴震经语言解释而“通道”和创发，进入了道德哲学的殿堂，写下了《孟子字义疏证》那样的不朽名著，从而使他的语言文字的解释获得了认识方法的意义。
戴震在“全体表层——门类深层”的特定的语言文字领域内，也取得了特别丰富的成果。为此，当我们评述戴震的语言解释哲学时，既要注意从语言文字到道德哲学的完成的解释哲学，也要注意处于“表层——深层”地位以语言文字为解释对象的解释哲学的成果，还要注意语言文字学本身的成果，因为它同样有助于我们研究语言解释哲学。事实上，由于语言文字本身的无穷的奥妙，戴震和他弟子们的语言文字学的成果，在量化的含义上大大超过了哲学成果。为叙述方便，评述戴震语言解释哲学的逻辑顺序，则从以语言文字为解释对象的解释哲学入手——它当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许多语言文字学本身的门类科学问题，逐步进入他的解释哲学。
戴震二十三岁时著《六书论》，是他一生中最早的语言文字学著作。该书在段玉裁著《年谱》时就已失传，今仅存《六书论》序，仍可由序得全书大体。戴震研究“六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释经书，其解释哲学的观点非常明显，他说：“六书也者，文字之纲领，而治经之津涉也。载籍极博，统之不外文字；文字虽广，统之不越六书。”①对文字归之六书，六书统率文字这一方法，戴震并没有将它在《六书论》中封闭起来，而是以六书为基本建构，以统众字，对一个个的方块汉字，“凡所不载，智者依类推之，以拾遗补艺，将有取乎此也。”②这在思想方法上是以抽象统率具体，以有限驾驭无限，以类推逻辑作为“六书”统率众字的逻辑依据。戴震对文字学说的阐明，本身就有丰富的哲学思想，或者说，体现在文字学说内的科学哲学一直在起作用。
“六书”，不过是人类在造字之初对外部世界的形象特征作出反映的方法，以及将这种反映方法移置于文字学领域内而已①。人们通常只注意到“六书”的文字学特性，甚至把它奉为唯一的文字学规律，其实它有很深刻的反映论的哲学含义，“六书”是人脑对外部世界的形象作出反映并巩固在文字学中的一种常识性提法。从语言文字学看，用“六书”把握文字，从语言解释哲学看，以人的认识反映之“本始”把握“六书”，又通过包含反映过程的“六书”描述人类认识过程，以及通过“六书”所统率的字认识词、辞，继而“以词通道”。戴震认为，后世在“六书”问题上发生错误，都是不明① 《六书论序》，《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77 页。
② 同上。
① “六书”考之经吏，说法不尽相同。戴震钩稽出古来说“六书”有三种。一是郑玄《周礼》注引郑司农说，以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为六书；二是班固《汉书·艺文志》以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为六书。三是以许慎《说文解字》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为六书。今天，文字学家一般把六书名称和次序说成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古人用意所造成的，他说“厥后世远学乖，罕睹古人制作本始。”②“制作”二字，不仅指文字本身的制作，还包括语言文字对外部世界、人工自然之语言的反映方法，而“制作本始”就更离不开反映方法了。戴震认为，南唐徐锴把谐声看作“最为浅末者”，就是不明“制作本始”。其实形声字是造字的最好方法，一部《说文解字》中已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形声字，形声字比起以象形直接摹拟外物优越得多，它已是一种间接反映外部世界的方法，克服了象形、指事、会意或多或少地受外物形体拘牵的局限，自成造字法系统，因而造字能力极强。
戴震认为，“罕睹古人制作本始”的最大谬误是对转注的认识，“盖转注之为互训，失其传且二千年矣”③。“六书”中的转注本来是“用字之法”，至于如何成为“用字之法”，则文字学家们各有见解。许慎从文字学角度论述“六书”中的转注：“建类一首，同意相授，‘考’、‘老’是也。”①南唐的徐锴和清代江声（1721—1799）认为“类”就是部类，即《说文》的五百四十部，“首”是指某一类字所从的部首。徐锴认为同部而义近的字都是转注字。惠栋弟子江声认为同部首的字都是转注字。徐、江是形转派。近人章炳鳞强调语音，认为“考”和“老”古代同属一个韵部（幽韵），同属一个声类②，最初产生的字是“老”，它是“考”的语根，认为凡意义相同，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同一语根的字才是转注字，章氏是音转派。戴震是义转派，认为凡互相训释的字都是转注字。戴震的这一文字学观点，为他的大弟子段玉裁著《说文解字注》时（1776—1815）作了进一步发挥。段说：“转注犹言互训也，注者，灌也，数字展转互相为训，如诸水相为灌注，交输互受也。转注者，所以用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种文字者也。数字同意，则用此字可，用彼字亦可。”③又说：“建类一首，谓分立其义之类而一其首，如《尔雅·释诂》第一条说‘始’，是也；‘同意相受’，谓无虑诸字意旨略同，义可互受相灌注而归于一首，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其于义或近或远，皆可互相训释而同谓之‘始’，是也。”④戴、段对转注的说法，一般称为互训说。他们把“建类一首”理解为凡义同、义近的词皆可互相训释，形成一个小义类，而都统制于同一个字（如上面的‘始’字）为说解词，这一个字就是“一首”。从文字学看，戴、段的看法不免把许慎原意推广得太宽了。我们认为，许慎的“类”确实是指同义、近义的意义范畴，即义类，而“首”是形字构成的部首，而不是许多方块字以一个字为“一首”，那样“首”太大太泛，等于没有“首”。许慎的“建类一首”是指转注字的意义和形体相结合的特点，即只有部首相同，又属同一意义范畴的同义、近义字才能作“同意相授”的解释，从而作转注字使用。例《说文·口部》有“呻”、“吟”二字。《说文》：“呻、吟也。”又：“吟，呻也。”言部有：“讙，譁也。”“譁，讙也”。这样，呻和吟，讙和譁构② 《六书论序》，《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77 页。
③ 同上。
① ＇汉＇许慎《说文解字·叙》。
② 古代语言学家又将汉字的字母分成若干类别，叫做声类。在说“转注”时，章太炎将“考”、“老”同属的韵部叫“声首”，以示意可与部首作比较。
③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文叙”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755 页下。④ 同上，755 页下至756 页上。
成两组转注字。
尽管戴震在文字学上对转注字的看法有失偏颇，但他强调“建类一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