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书水经注后》，《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32 页。② 同上。
① 见钱曾《读书敏求记》卷二，见《丛书集成初编》0049 号59 页。
乾隆三十年（1765）戴震自校《水经注》时，能见到的版本主要有明朱谋讳《水经注笺》本、清沈炳巽《水经注集释订讹》本、康熙五十四年的项絪刊本，及可能存在的抄本，把这些刊定本子和《元和志》、《寰宇记》等书引《水经注》“滹沱河”、“泾水”、“洛水”对照，皆缺失，故戴震怀疑这些古有今无的篇目“或在所亡之五卷内”。
针对以上种种复杂情形，戴震确定其文例，就郦注考定经文，使经注真正分开，别立经文为一卷，对注中前后倒乱不可读者，为之订正，以附于经文后，这样做，目的是还郦注的本来面目，并非为治《水经》，而是治《水经注》。段玉裁曾说，乾隆三十年（1765）戴震校录的《水经注》一卷，经别于注，经、注不乱，此卷最为明晰。后来被召入四库馆任纂修，在官修校正《水经注》时，纲领文例不外乎乾隆三十年校录一卷时的办法，仅于讨论字句加详。对一卷本，段玉裁十分珍惜，曾抄写此本，并有自记一篇。
那么，戴震又是用什么办法使经注分开的呢？戴震治学最善于总揽全局，潜心于先发明条例，找到以我驭书的好办法，这正是近代科学重在寻找内在规律的方法。《戴震集》中有《水经郦道元注序》一文，是戴震自校本亦即曲阜孔氏微波榭刊本的序。序文中归纳《水经注》条例，然后循此条例识其大端，理校注文，佐以文献实证，使经文和注文分开。戴震归纳的条例有三：一是经文中首云某水所出，以下不另再举水名，但注文内详及所纳群川，加以采摭故实，彼此相杂，则一水之名，不得不屡为另行再举之。二是经文叙次名水所经过的州县，仅说出某县，而注文因时代的更迭，旧县或湮或移，固常称“某故城”，而经文没有称“某故城”的。三是经文云“过”，而注文云“迳”。对以上三例，戴震说：“以是推之，虽经、注相淆，而寻求端绪，可俾归条贯。”①以上三条是在自校本序中阐述的，可谓戴震对研究《水经注》作出的最重大的贡献，有了这三条，拨开了重重迷雾，打开了郦注的机缄，使经注相混的郦注归于纯粹。梁启超评述这三条说：“此三例戴氏所独创，发蒙振落，其他小节，或袭赵氏，不足为轻重。”②语言是文化的化石，它能揭开历史尘封的秘密。戴震据经文“涪水至小广魏”，而注文云“小广魏即广汉县也”、经文“钟水过魏宁县”，注文云“魏宁，故阳安也，晋太康三年改曰晋宁”指出：《水经》上不逮及汉代，下不及晋初，称广汉为小广魏，称阳安、晋宁（汉永和元年置桂阳郡时称为汉宁）为魏宁，同称“魂”，可见作者魏人，且其书实出一人之手。《旧唐书·艺文志》说是郭璞撰，《新唐志》说是桑钦撰，宋晁公武说桑钦为此书而后人附益，王应麟说郦氏附益，皆非是。更有甚者，《永乐大典》本《水经注》郦道元原序没有提及桑钦，尤可据证。
针对《水经注》的复杂情形，戴震作了篇次序目上的调整。戴震认为，郦注原书是依于地脉，次第井然的，“史言善长（按：郦道元字）好学，广览奇书，故是注之传，或以甚综核，或尚其文词。至于触类引伸，因川源之派别，知山势之逶迤，高高下下，不失地阞（按lè地的脉理），取资信非一端。”①后来因为长期致误，即使如有清一代的阎若璩、顾祖禹、胡渭诸子，论述所及，也时有差忒，订正起来是有很大困难的，但戴震相信，只要根据① 《水经郦道元注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30 页。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 年影印本243 页。① 《水经郦道元注序》，《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30 页。地形的实际走向，实地和文献相结合，是一定能分析胪举的。他说：“审其义例，按之地望，兼以各本参差，是书所由致谬之故，昭然可举而正之。”②据这一指导思想，戴震“以某水各自为篇”，即以水名独立成篇，北方的水，以黄河为最大，故领先，然后以黄河以北、黄河以南的水按次排序，“因之得其叙”。南方的水，以长江为最大，故领南方之先，然后先北后南，长江以北、长江以南的水按次排序，也“因之得其叙”，戴震说：“惟以地相连比，篇次不必一还其旧，庶乎川渠缠络有条而不紊焉。”③循此体例，戴震排序得123 水，作为校正全书的篇目次第。至于卷数，《崇文总目》据元祐本分四十卷，清代传本实际上仅三十五卷，而虚分成四十卷，是否合其所分，找不到证据，故戴震乾隆三十年秋私校自定《水经注》时，合为一卷，乾隆三十七年（1772）在浙江金华书院“刊自定《水经注》”时，也是“不分卷数，为十四册”，“以今所存水百二十三，每水一篇，以河、江为纲，按地望先后，分属于河、江左右为次”④。戴震认为，这样不分卷，仅列123 水为目的好处是，可以不再在复杂的卷数合分问题上纠缠不清，“可以撇弃校订，专壹考古善长之书，合二本（按：《水经》经文本和注文本）无遗憾矣”⑤。以上据自校本叙述了戴震对校《水经注》的最重大贡献有三：一是在发现经文和注文相混以后，把握郦注全书，从中概括出离析经、注的三大条例。二是发掘内证，证明《水经》系三国魏一人所著。三是撇开今本四十卷分归旧本四十卷中仅存的三十五卷中去的问题，将实地与文献相结合，以实地水脉为准，列123 水为郦注全书篇目次第，合全书为一卷，或称不分卷。
乾隆三十七年（1772）戴震在浙江金华校注《水经注》而成的合卷本，实际上是戴震自校本的定本，后来的微波榭刻本即据此本。段玉裁《年谱》说，这一年“刊自定《水经注》，至癸已（1773），未及四之一，而奉召入都矣。后在都踵成之，今不用校语之本是也。”明谓乾隆三十七、三十八年在浙东刊出定稿本《水经注》，“在都踵成之”显指继刻此定稿本，亦即由曲阜孔氏刻的“不用校语”的微波榭本。梁启超也据段玉裁的说法理解为“至（乾隆）三十七年刊于浙东”①。“在都踵成之”即使包括对乾隆三十七年槁本作修改，也只是小有改动，决不影响乾隆三十七年已有定稿本的判断。应该说，乾隆三十七年的自校本与三十八年秋进入四库馆后，由戴震领衔，经集体校定的官刻本（即三十九年刊行的武英殿聚珍版本）是有很大区别的。似乎戴震弟子段玉裁为借官刻提高老师身价，《年谱》说：“是年（1774）十月，先生校《水经注》成，恭上”，“高庙褒奖，颁行御制诗六韵？？盖先生之受主知深矣。”一般读者也因四库馆校《水经注》由戴震主其事，故往往而言武英殿本为戴震一人所校，而忽视集体的努力。据记载，“戴氏之入四库馆，于馆中请公为后进，戴性又做不肯下人，诸公颇龁之，其所校刊，不尽从也”①。学术争议，面红耳赤，原无足怪，此处告诉我们：殿本是靠集体努力校成的。洪榜《戴先生行状》也说：“先生治是书将卒业，会朝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见段玉裁《戴震年谱》，《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72 页。⑤ 同上。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影印本1985 年242 页。
① 庞鸿书《读水经注小识·叙略》。庞氏系光绪年间进士。
廷开四库全书馆，奉召与为纂修。先生于《永乐大典》散篇内，因得见郦氏《自序》，又获增益数事。馆臣即以是属校正，上其书，诏允刊行焉。”②洪榜也指出是“馆臣”们据戴震的发现，在戴震指导下校成的。但也无可否认，戴震用力最多最勤。梁启超说；“聚珍本（水经注）全列校语，最能表现出先生研索之勤。”戴震《殿本水经注卷首案语》又表明，虽戴氏用力最勤，仍以“臣等谨案”的名义进呈，与洪榜说一致，再次表明此官书赖群臣之力③。四库馆戴震等人校《水经注》，所用的体例、方法当然是一循戴震发现的那三大条例。段玉裁说：“得此三例，迎刃分解，如庖丁之解牛，故能正千年经、注之互讹，俾言地理者有最适于用之书。”④或许是戴震已有私校定本，更有这三件武器之故，才取得在四库馆主校该书的资格。
戴震等人的殿校本之所以取得郦学史上引人注目的成就，除用戴震三体例外，在资料和版本依据上则用了《永乐大典》本和可能引用了赵一清校注本的抄本。《永乐大典》修于明初，所据底本出于朝廷内库藏本，这时的藏本无非是宋、元的遗物。就《水经注》而言，大典本无非综合了宋、元的刊本、抄本而成。大典本的突出优点是有郦氏四百七十七字的原序，为他本多缺佚。此外，大典本也确有其内容上的特点。据四库馆谁校某书谁写定提要的定规，且与微波榭本《水经注》戴序、后记相对照多相同文字，并文中详述戴氏离析经注的三大体例看，“《水经注》四十卷永乐大典本”条的提要为戴震手笔无疑。另外两篇《水经注集释订讹》（清沈炳巽撰）和《水经注释》（清赵一清撰）的提要至少是戴震等人校《水经注》的同人的手笔。据此，戴震的《水经注提要》曾总结殿校本据大典本取得的成就：“凡补其阙漏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则其妄增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臆改者三千七百一十五字，”以致使郦注“三四百年之疑窦，一旦旷若发蒙。”戴震还指出，殿本因郦道元足迹未历塞外、江南，传闻尤多失实，故校注《水经注》时，又据实地考察的第一手材料用来“抉摘舛谬”，以实测所得之“脉络、曲折之详”订正讹误。正因为有优越的文献条件和凭国家力量所得的实测资料，使殿校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殿本以后的版本（都是私校本）尽管疏证上可能更加详细，但校勘上始终没有超出殿校本的水平。
殿校本在使用国家藏本大典本的资料上，尤其是采用乾隆帝命使官员实地考察所得的资料上，都不可能得而私。虽出戴震手笔，但终究是以国家书目名义出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述的“以《永乐大典》所引，各案水名，逐条参校，”也不可能是在为戴震一人树碑列传。
戴震等人的殿校本所据的另一底本，可能是由浙江巡抚采进的清赵一清《水经注释》四十卷和《水经注笺刊误》十二卷。后者是赵为订正明朱谋讳的《水经注笺》而写的。在戴自校本和殿本之前，朱笺本是除大典本以外最好的注本，被顾炎武称为“三百年来一部书”，戴校本和殿本都以朱笺本为重要依据。赵注本也以朱笺本为依据，赵注本卷首列参校版本多达二十九种，赵还说：“以上诸本予悉取之与明南州朱谋玮中尉笺相参证，录其长而舍其短。”赵的《刊误》十二卷正是研究朱笺的收获。殿校本与赵注本有相近之处，但这相近，个中原因有殿校本与赵注本同以朱笺本为依据之故，当然不② 见赵玉新点校本《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 年版256 页。
③ 参见《戴震全集》一，清华大学1991 年版256 页。
④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1980 年上海古籍出版473 页。
排斥可能直接引用赵注本，一说梁玉绳校刊赵书时引用了殿本以正之，故殿本、赵本相同处甚多。乾隆御制诗褒奖引用他的《热河考》、《滦河考》中的实测资料的殿本时说：“悉心编纂诚堪奖，触目研摩亦可亲，设以《春秋》素臣例，足称中尉继功人。”“中尉”即指朱谋玮，可见乾隆帝也是把殿本看作继朱笺本的。至于有可能直接引录赵注本，殿本作为国家校定的官书刻本，在体例上应是允许的。
十分重要的是，戴震主其事的殿校本可能引用赵注本时，毕竟只是用其个别形态的具体说法和资料，而涉及全书主旨大纲时，恰恰是用主事者戴震的校注《水经注》三体例。这在《四库总目提要》中讲得很清楚，与微波榭本戴说的体例毫无二致。而赵注本体例之所以未被采用，除主事者戴震已有成熟并成功使用的体例外，赵注体例稍逊一筹也是原因。赵注本吸收全祖望七校本《水经注》成果，也是人所共知的。赵一清与全祖望本同乡挚友。相约同治《水经注》，朝夕商榷，全曾为赵书作序，赵书引全说甚多，两书相符者十之八九。全祖望除校勘和疏证上有不少功绩外，在区分经注上也有成就，他提出郦注原系双行夹写，注中有注，今混作大写，几不可辨。这一说法不管是全氏本人的发现，还是他先世的旧闻（全氏先祖全元立、全天叙、全吾麒等都校过郦注），都是值得称道的创见。全祖望七校本四十卷，乾隆十七年（1752）完稿于广东，但未等刻书全已死。后来遗著散佚。百年后，其同乡后学王艧轩才开始整理，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由薛福成从董觉轩之请而刻印之，故全书最先成而最晚出。赵校本成书于乾隆十九年（1754），但一直到乾隆五十一年（1786），才由毕沉从赵一清之子赵载元处购得原稿，刻印于开封，赵书始行于世。赵一清不仅在个别体例上引用全祖望，而且体例上也引用全氏的说法，在赵注本上辨验文义，离析其注中之注，以大字小字分别书写之，而又使语不相杂而文仍相属，以证明郦注与注中之注离析的正确。赵氏的尝试，基本上成功。但赵承全祖望，离析经、注和注中之注都不过以文义相属为文例，以大字小字分写之为区分后的标记，都没有找到象戴震三体例那样的带有区别性特征的体例，因而可以说全、赵的区分经注，区分郦注和注中之注的体例是软体例，戴的三体例是硬体例。故殿校本的基本体例未尝用全、赵而一仍戴氏自校本的做法。
殿校本和赵注本体例上大别而细节和个别说法上可能甚近，殿校本与戴震自校本体例上一致而细节和个别说法上甚远。这样就发生了三对矛盾关系：戴自校本和殿校本、戴自校本和赵注本、殿校本和赵注本。学术史上一度似乎没有具体研究这三对关系，有人却只是简单地将殿校本说成戴校本，然后又视殿校本近同于赵注本，因而说戴参校本殿本是抄袭赵注本①，形成了百年来学术史上的一桩公案，聚论纷坛，莫衷一是。如前所说，殿校本非戴一人之功，非戴一人所校，无论功过都轮不上戴震一个人。而戴自校本与殿校本虽校书体例近同，但细节区别甚大，例如：在卷次上，殿本仍分40 卷，自校本根本不分卷。在校勘语上，殿本全载校勘语，说明经、注离析之由，戴校本不载校勘语，仅将经文与注文离析。在序跋上，殿本无，戴震手笔的《水经注》四库提要记述了殿本依据、体例、改正情况、引用资料等，私校① 起初是魏源、张穆怀疑戴震抄窃赵书，至清末杨守敬（惺吾）（1839—1915）便在《水经图注》、《水经注疏》、《水经注要删》中据赵、戴校本的相同之处，认为戴窃赵，铸成公案。晚近孟森（心史）、王国维也分别在《水经注研究》、《水经注笺》中据杨说指斥戴震窃赵。
本有序、后记，还有孔继涵序。在版本上，殿本是官刻本，私校本有自刊本（今已不传），正式刻本有微波榭本，是为民间刻本。殿本和微波榭本同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刊印。
殿校本和赵注本，作为官校本，前者在体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