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之目”，它们是：《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谟》、《弃稷》、《五子之歌》、《胤征》、《典宝》、《汤诰》、《咸有一德》、《伊训》、《伊涉》、《原命》、《武成》、《旅獒》、《冏命》③此十六卷加今文《尚书》二十九卷加百篇《书序》一卷，“是为《艺文志·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而逸书《九共》析为九，则逸书成了二十四，而今文《尚书》二十九又析为三十四：《盘庚》、《太誓》各分为三则净增四，《顾命》分“王若曰”以下为《康王之浩》则净增一。如不算百篇之《序》，戴震认为汉古文《尚书》就是这五十八篇＇逸书24＋（今文29—2＋6—1＋2）= 58＇。他说：不数百篇之《序》，故刘向《别录》云“五十八篇”。桓谭《新论》云“《古文尚书》旧有四十五卷，为五十八篇”。《艺文志》虽数百篇之《序》增多一卷，而四十六卷者一卷篇亡，郑康成所谓“《武成》逸篇，建武之际亡”，适当其亡篇，故《志》仅称五十七篇。戴震由汉古文《尚书》篇目的增减过程推论当时的学术传播情况，特别提到好古文的贾逵、马融、郑玄等人为什么不为古文《尚书》作注，却为今文《尚书》作注这样的有趣的问题。戴震说：古文非博士所治，是以谓之《逸书》，刘向、刘歆、班固、贾逵校理秘书，成得见之。民间则有胶东庸生之遗学。建初、延光、光和中，尝诏选高才生能通者，以扶微学、广异义。而后汉之儒，如尹敏、周防、孔僖、杜林、卫（宏）、贾（逵）、马（融）、郑（玄）传是学不一人。然贾、马、郑虽雅好古文，其作训注，亦但解其今文所立于学官者，岂逸篇残脱失次，不乎读欤？
戴震还考证了伪古文《尚书》。今本《十三经注疏》仍是伪古文《尚书》，故了解该书还是很有必要的。《十三经注疏》之所以如此，一是伪书中有真，那就是包含了今文《尚书》二十九篇的内容，二是唐人作疏证就是用了梅赜本，三是认识其伪，当作伪书读，何况伪中有真，存此部分伪书亦无妨碍。故阎若璩订伪有功，但无妨仍存其伪书，不必销毁或剔除的。戴震简述伪古文《尚书》的出台及篇目组合时我们阅读是有帮助的。梅赜献出的伪书，计有经文五十八篇，这五十八篇，包括今文二十八篇（欧阳《尚书》已列为三十一篇）。有人分《尧典》后半部为《舜典》，分《皋陶漠》下半部为《益稷》，成为三十二篇＇31—1＋2—l＋2=33］。等于说今文《尚书》未变。有人又另从百篇《书序》中采集了一些篇题，从当时已有的一些古籍中搜集文句缀集成篇，又另撰《泰誓》，总成二十五篇，从而凑足刘向、郑玄所说的汉古文《尚书》五十八篇之数。至于卷数，伪作者也作了安排，凑成《艺文志》所录数四十六卷，戴震对这一制造伪书的事实作了概括，最后指出：“是① 《尚书今丈古文考》，《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7 页。① 《尚书今文古文考》，《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7 至8 页。又今之《古文尚书》而非汉时秘府所藏、经师所涉之十六篇矣。”②肯定了伪作与汉古文《尚书》根本不同③。
戴震的《尚书今文古文考》，把一部十分复杂的《尚书》今古文史说得十分透彻，成为《尚书》学的入门教材。这除了戴震本人的识力以外，实际上也是对清初以来《尚书》学成果的一个总结。戴震曾说：“《尚书今文古文考》，此篇文字却认真。”①诚非虚言。
《尚书》原是古典文献，后来成为宣扬儒家“道统”的圣典，尊为《书经》，成为两千年间统治中国人民的主导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但清代学者研究这本书时，还是把它当作古史文献来笔耕的，戴震也不例外，如前所说：江声、王鸣盛、孙星衍研究《尚书》的方法基本上是个辑逸的方法。但也各有特色，江声是惠栋的学生，一味好古，唯古是收，剪裁甚少。王鸣盛的搜罗极博，劝夫很深，但把今古文学说调和在一起，看不清学派分脉。孙星衍是三家之冠，他的体例是“自为注而自疏之”，注简而疏详，努力区分今古文学派的不同，各还其是。戴震后期之作《尚书义考》很有特色。
一是区分汉宋，尽量兼古文和今文《尚书》三家说②，汉儒注释，力致无一遗漏。他说：有书契以来，莫古于《尚书》，汉儒训诂，各有师承，又去古未远，使其说皆存用备参稽，犹不足以尽通于古，况散逸既多，则见者可忽视之乎？故是编于各书所引欧阳、大小夏侯氏说，及贾、马、郑之注，详略必载古注，语简义精，虽尽收不见其多。至宋以来，凿空衍说，载之将不胜载，故严加删汰。但是，今古文《尚书》学不是每句、每字都能体现出来的，真要区分，也有相当难度，区分的方法，一是凭文献，二是凭识力。引用文献时既有辨正，又得尽量不遗漏，戴震就在引用文献过程中随时申明己见，这些申述处，大部分是想阐述今古文学理区分的。如“曰若稽古”条②：日若稽古（戴震按：曰当从古本作粤。）
《尔雅》：粤，于也；若，顺也。
《后汉书·李固传》注曰：“《书》曰：‘粤若稽古帝尧’。郑玄注曰：‘稽，同也。古，天地，言能同天而行者帝尧。’”
《三国志·三少帝记》：“帝问曰：‘郑玄日，稽古，同天，言尧同于天地。’王肃云：‘尧顺考古道而行之。’二义不同，何者为是？”博士庚峻对曰：“先儒所执，各有乖异，臣不足以考之。然《洪范》称‘三人占，从二人之言’。贾、马及肃皆以为‘顺考古道’。以《洪范》言之，肃义为长。”帝曰：“仲尼言‘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尧之大美，在乎则天，顺考古道，非其至也，今发篇开义以明圣德，而舍其大，更称其细，岂作者之意邪？”（戴震按：孔氏颖达《尚书正义》曰：郑玄信讳，训稽为同，训古为天，能顺天而行之，与之同功，古之为天，经无此训。）
② 同上，8 页。
③ 梅赜献出的《伪古文尚书》，清丁晏《尚书余论》考定为出自三国魏王肃之手。① 《戴震年谱》，《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90 页。
② 贾逵、马融、郑玄虽解其今文立于学官的《尚书》，但因其以古文经观点解今文仍可视作古文。① 《安徽丛书》第六期戴震《尚书义考·义例》。
② 《安徽丛书》第六期戴震《尚书义考》。
戴震的头脑是清醒的，并没有“唯古是信”。梁启超在评价清儒《尚书》学成就时曾说：“我稍为不满意的，是他们有时拘宋汉儒太过。例如‘粤若稽古’郑注训‘稽古’为‘同天’，甚可笑，但以出于郑而强从之。”①戴震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从郑玄古文经中严加剔除。
二是针对《尚书》古解古注缺乏，戴震努力建设自己的注释体系，他的基本思路是从语言文字入手，从今文《尚书》的原著出发，“以词通道”，作出他本人的、合乎古义的解释，并以自己的解释为判别标准来区分今古文义。他说：《尔雅》解释《诗》、《书》，汉儒释经多宗之，则注内已见采录？？惟《尚书》无汉儒全注：今经文之下，即取《尔雅》以存古义仍以“曰（粤）若稽古”条为例，看看戴震是怎样形成自己的《尚书》注释体系的。
戴震案：发端之辞，或言“于”，或言“爱”，或言“粤”，声义相近，《说文》“粤，于也。审慎之词。”《周书》“粤三日丁亥。”据《说文》“粤”为本字，其作“越”，或作“曰”，并六书之假借。《尔雅·释诂》：“粤、于、爱、曰也。”“爰、粤、于也。”“粤”与“曰”重出于六书为疏。《尔雅·释言》：“若、惠，顺也。”“若”与“如”一声之转，“惠”与“顺”一声之转。《说文》：“如，从随也。”“从随”之义引伸之为顺为同。篇内“若”字多矣，皆相因无异解，不得合“日若”二字为发语辞。《召诰》之“越若来三月”，“越”者发端语辞（徐锴《说文系传》释“粤三月”云心中暗数其日数，然后言之。）“若来三月”则由二月顺数之，至方来之三月也。“若”字宜从古注。“稽古”犹言“考之”，昔者几已往则称“古”、“昔”，《盘庚》篇谓前王曰：“古我先王。”《孟子》书谓数日之间为昔者是也。前史所注记，后史从而删取成篇，故发端言“粤若稽古”，犹后人言“谨案”云尔，明不敢以臆见爽失其实也。自汉迄今并误读“粤若稽古帝尧”为句，汉唐诸儒以稽古属尧，郑康成训“稽古”为“同天”，于字义全非，贾逵马融王肃皆为尧考古道，而梅喷奏上之《古文尚书》，孔安国传亦同。孔传本晋人伪撰，袭取贾马之注，故魏博士庚峻引贾马及肃，而不言安国。《周官》“唐虞稽古，”又伪古文语，与伪传同出一说也。宋儒以“稽古”属“史官”，而未明于“粤若稽古”四字句绝。其下文“帝尧日放勋”，记帝名号也。《皋陶谟》与《尧典》一例下“皋陶日”，则直记皋陶之言也，林氏疑于两“曰”字，由句读失传耳。从戴震对“曰（粤）若稽古”四字的长篇按语中可看出以下几点。一是“粤”为发语词，“若”为“顺数”之义，“稽古”为“考之”之义，四字为句，意犹后世云“谨案”。二是从《尚书》发掘语言表达的内证，“若”不当连上说成“粤若”为词，也不当连属“帝尧”为句，三是批评郑玄的荒唐解释“稽古”为“同天”。四是批评程宋对《尚书》的解释。五是发扬《尚书》古文经说。六是对收集到的解释《尚书》的资料一一严加辨别，最后批评林之奇《尚书解》即此一例。戴震试从语言文字入手直取《尚书》原意，辨证汉唐以来的占注疏。可谓另辟蹊径，创《尚书》学研究的新路；和江声、王鸣盛、孙星衍《尚书》学名著相比，义例之严，识见之深，辨证之细，不是很可观吗？可惜的是戴震的《尚书义考》仅两卷，没有形成大气候，但它无疑是《尚书》学研究中的“少而精”的精品之作。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国书店1985 年影印本183 页。② 《安徽丛书》第六期《尚书义考》。
① 《安徽丛书》第六期《尚书义考》。
六、对《春秋》的研究
《春秋》是鲁国的史书，今存的《春秋》从鲁隐公到鲁哀公，历十二君计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传》、《谷梁传》所载至哀公十四年止，为二百四十二年，《左传》多记二年）。它基本是鲁国史书的原文。传说孔子著《春秋》，不可依信，但孔子以《春秋》作历史教科书授徒却是可信的。无奈此书太简，没有传注简直无法读懂。宋王安石答复他人问《春秋》说：“此经比他经尤难，盖《三传》不足信也。”《三传》中《左传》以叙事为主，《公羊传》、《谷梁传》解释经文为主，叙事极少，不是历史性质的书。西汉时只有《公羊传》设立博士，可以说那时《春秋》只有一传。后来又有《谷梁传》问世，但东汉时仍以《公羊传》为最盛，六朝以后，《公羊传》、《谷梁传》渐废，独行《左氏传》。到了唐代、出现了所谓“《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①的状况。宋代治《春秋》的人很多，以胡安国的《春秋传》最为盛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渐乃弃经不读，惟以安国之传为主。当时所谓经义者，实安国之传义而已。”①元明两代以胡传取士，《春秋三传》基本被废，间有治《左传》的，也仅是当作策论的资料。清代以前《春秋》学的状况基本如此。
清儒复兴古学，《春秋》及三传之学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顾栋高（1679—1759）对《左传》作历史的研究，著《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舆图一卷，附录一卷，将春秋列国史事，天文历法、世系官制、疆域地理等列表说明。梁启超曾评论这部书说：“《礼记》说：‘属辞比事，《春秋》之教。’治史的最好方法，是把许多事实连属起来加以比较研究，这便是‘属辞比事’。这些事实一件件零碎摆着，象没有什么意义，一属一比，便会有许多新发明，用这种方法治历史的人，向来很少，震沧（按：顾栋高的字）这部书，总算第一次成功了。”②用治经的方法治《左传》，大抵是嘉道年间才有巨著，那就是刘文淇、刘毓崧父子的《左传正义》③。《公羊传》的研究肇始于戴震的学生孔广森，和较孔氏成就为高的庄存与（1719—1788）。庄氏是与戴震同时代的人，常州学派的开创者，著《春秋正辞》，发明公羊微言大义，庄氏将公羊学传给他的外甥刘逢禄，著《公羊传何休释例》，从此公羊学大昌，继后有龚自珍、魏源、戴望等，皆公羊学派。《谷梁传》自古清孤，清代中叶以后有钟文丞的《谷梁外注》、侯康的《谷梁礼证》、柳兴思《谷梁大义述》。
戴震对《春秋》学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今本《戴震集》中《春秋改元即位考》上中下三篇中。此文是与《尚书古文今文考》同时代的著作，都是1753至1763 年间的成果。戴震曾自述这三篇文章说：“作《改元即位考》三篇，倘能如此文字做得数十篇，《春秋》全经之大义举矣。”①此外，乾隆三十九年（1774）十月戴震校毕《五经算术》呈交时，亦举《春秋》之“待算乃明者”列之。戴震的时代，刚刚跨过宋元明三代取消《春秋三传》的年代，对① 韩愈《赠玉川子》诗。
①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 年本219 页下栏。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国书店1985 年影印本95 页。③ 今有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刘文淇《春秋左氏旧注疏证》。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65 页。
“三传”的学术地位的确认是一大事。戴震对“三传”十分重视，他在例论郑玄《三礼注》时，说：“当与《春秋三传》并重”。②可见《春秋三传》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在谈到唐代作《五经正义》时曾说：“唐初，汉时书籍存者尚多，作《正义》者不能广为搜罗，得所折衷。于《春秋》专取杜预，于《易》专取王弼，于《尚书》专取孔安国，遂使士人所习不精。”③言下之意，甚责孔颖达专取杜预《左氏传注》，而不能通观《春秋三传》。在《改元即位考》一书中，戴震同时强调习《春秋》本经时应重视《左传》、《谷梁传》，虽书中未提及今文经的《公羊传》，但从他强调《三礼》郑注可比《春秋三传》，强调研治《春秋》当可通观《三传》而折衷看，戴震对《公羊传》同样是重视的。
《春秋》为史，《左传》亦史，唯《公羊》、《谷梁》为经，清儒治《春秋》学有从史入手，有从经人手的，治《左传》亦从史、从经两个方面入手。戴是著名的经学家，他治《春秋学》从何入手呢？从《改元即位考》看，他从治经入手，推论史实，是要从经论中推求历史，他是并不昧于治史的。纵观《即位考》三篇，上、中、多重《春秋》名分辞例的考索，与《公羊》、《谷梁》考《春秋》辞例“一字褒贬”的微言大义相类，可看作是经的研究，而下篇则由名分辞例考索进入历史奥秘的探求，戴震说：不废改元朝庙，与名更始，而废正百官，非义也。用是言之，《春秋》十二公，皆行即位之礼，鲁史记皆书即位也。盖继弑君，大变也，典礼所无；继弑君不书即位，史法所无。君子修之，以为深痛之情异于继正，是以不书。不书而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