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对朱烹调和诸家之说的《易本义》，也是采取审慎的态度。对“河图洛书”、“先天后天”这类极为敏感的问题，戴震也采取慎重的态度，与清初毛奇龄、胡渭的“革命”态度很不一样。诚然，这一态度，又是与早年不反宋儒的基本态度相一致的。戴震在《经考附录》卷一《河图洛书》条下引朱熹说：朱子曰，以《河图》、《洛书》为不足信，自欧阳公（按：欧阳修）以来已有此说，然终无奈。《顾命》、《系辞》、《论语》皆有是言，而诸儒所传二图之数者，虽有交互，而无乖戾，顺数逆推纵横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如《河图》与《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载天地五十者，有五之数，则固《易》之所自出也。《洛书》与《洪范》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畴之数，则固《洪范》之所自出也。又读《大戴礼》书又得一证甚明，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语，而郑氏注（按：当为卢辩注）云，法龟文也。然则汉人固以九数者为《洛书》也。王应麟曰：《大戴礼》卢辩注非郑氏。朱文公引《明堂篇》郑氏注云“法龟文”，未考此史也。
以上笔记可看出戴震是赞同朱熹关于《河图》、《洛书》的骑墙折中之说的。朱熹曾怀疑《河图》之伪，以邵雍之《易》为《易》外别传。但其《易本义》又冠以九图，并说：“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所谓“天地自然之《易》”，是指《河图》、《洛书》，伏羲之《易》则是先天八卦及六十四卦方位，文王周公之《易》是后天八卦及六十四卦卦变。这又回到了邵雍。把上面戴震引用朱熹并心然其意的笔记内容与胡渭相对照，可看出戴震早期在《易》学上的保守态度。钱大昕和江藩都曾叙述胡渭《易图明辨》的看法说：② 《汉学师承记。经师经义目录》。上海书店1983 年复印本《汉学师承记》138 页至141 页。① 焦循《与朱椒堂书》。载《雕菰集》卷十三，丛书集成初编本。
尝谓《诗》、《书》、《礼》、《春秋》，皆不可无图，惟《易》无所用图。？？安得有先后天之别？《河图》之象，自古无传，何从拟议？《洛书》之文，见于《洪范》，五行九宫，初不为《易》而设。？？又言，《洪范》古圣所传，汉儒专主灾异，以瞽史矫诬之说，乱彝伦攸叙之经，害一。《洛书》之本文，具在《洪范》，宋儒创为黑白之点，方圆之体，九十之位，且谓《洪范》之理通于《易》？？，害二。《洪范》原无错简，后儒任意改窜，移“庶征”“王省惟岁”以下，为五纪之传，移“皇极”“敛时五福”至“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为“五福”、“六极”之薄，害三。戴震和胡渭，一以《洛书》在《洪范》证其存在的可能性，一以证其“初不为《易》设”，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另一些场合下，戴震又为朱熹的《河图》、《洛书》之说开脱。早期的《经考》中有好几条这样的条目。例如他在《经考》附录卷一“先后天图”条中说，朱子《易学启蒙》中载邵雍所传的先天、后天之图说不过是用来释《易》理的，朱熹并没有说先天图是伏羲造的，后天图是文王造的。关于朱熹的《周易本义》，戴震比顾炎武进一步考证出朱熹原本被搅乱起于宋宝佑（1253—1258）年间董楷所编的《周易传义》。他说：宋宝佑中克斋董楷正叔纂集《周易传义》，附录纷乱朱子《本义》元本，实始于此。至于戴震后期以《易》和《易传》作为批判程、朱的武器，当另作别论。戴震早年对《易》的起因的看法赞同黄宗炎，认为由个别观察而达普遍抽象，在文字上表现为六书假借。他在《经考附录》卷一“易彖象三字皆六书之假借”中说：黄宗炎日：“易”者取象于虫，其色一时一变，一日十二时，改唤十二色，因其倏忽变更，借为移易、改易之用。“易”之为文，象其一首四足之形。《周易》卦次俱一反一正。两两相对，每卦六爻，两卦十二爻，如析易之十二时，在本卦者象日之六时，在往来之卦者象夜之六时，取象之奇巧精确，不可拟议，无逾于此，俗儒反病其一物之微，不足以包含大道。误解“日月”为“易”，开端于虞仲翔，而圣人之取义渐隐。②关于《易经》的体例的形成，历来有许多看法。顾炎武认为“连合经传，本于郑玄”，朱熹记嵩山晁氏《封爻彖象说》，认为古经始乱于费直，大乱于王弼，今本《易经》分上下二卷，上卷三十卦，下卷三十四卦，每卦有卦辞等等，其基本体例是：“卦名十卦辞十爻辞＋（‘彖曰’为标志）彖传＋（以‘象曰’为标志）象传（分大象和小象。大象释全卦，小象释各爻爻辞）”。这样今本《易经》中已有彖传和象传。对于今本《易经》的经传相合的体例及其形成过程，戴震有明确的论断：郑康成始合彖、象于经，如今王弼本之，乾卦后加“彖曰”、“象曰”者是也。弼又分文言于乾、坤后，各加“文言曰”，而自坤卦以后彖及象之论两体者，分属卦词。后解爻词者，逐爻分属其后。于是汉时所谓十二篇莫能言其旧。孔冲远（按：孔颖达）曰：《易经》本分上、下二篇，彖、象释卦，亦当随经而分。故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系五，下系六，文言七，说卦八，序卦九、杂卦十。郑学之徒，并同此说，《汉书，艺文志》① 《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胡渭传》。又见江藩《汉学师录记》卷一“胡渭”条。①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经考》卷一。
曰：“《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是十二篇，三家所同也。对《易经》体例共性，不同卦中的个性，体例的形成、变化，《易经》和《易传》的关系，三家《易》的目录等《易》学基本问题，说得一清二楚，针对朱熹用晁氏说费氏大乱古《易》之说，戴震指出：《儒林传》曰：“费直治《易》，长于卦筮，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之言解说上下经。”盖费氏《易》不自立故训章句，其解说经即用十篇之言，明其当时之口讲指画如此。是十二篇，费氏未尝改也。
为了确认今本费氏古文《易》的地位，戴震澄清了历史上对费氏的一些误会。刘向以中秘藏的古文本（简称“中古文”）校汉三家《易》时，三家《易》脱《无咎》、《悔》、《亡》三篇，而仅费氏《易》与“中古文”本相同。但刘向、班固也没有谈及费氏《易》与诸家之异。到了《汉书。儒林传》，因有“徒以彖、象、辞十篇之言解说上下经”一语，后人“膺作费氏《易》省去彖、象、辞之目，总以一‘传’字加于彖、象之首，纷纷咎费氏改经”，戴震指出，这是“不察之论”，“费氏未尝改也”②关于《十翼》的作者，历来认为孔子著《十翼》③。又《隋书。 经籍志》说：“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惟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④三篇即《说卦》、《序卦》、《杂卦》。明末的经学大师朱彝尊怀疑《序卦》。戴震对此有独到之见。他说：武帝时，博士之业《易》虽已十二篇，然昔儒相传，《说卦》三篇，与今文《太誓》同，后出《说卦》分之为《序卦》、《杂卦》，故三篇词指，不类孔子之言，或经师所记孔门余论，或别有所传述，博士集而读之，遂一归孔子，谓之“十翼”矣。总之，戴震于《易经》研究虽然没有留下鸿篇巨制，但从明清的《易》学史的大背景下透视，是有一定地位的。他对《易》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有明确的阐述，有些见解是《易》学入门的必备知识。《说卦》等三篇非孔子之作的说法，在《易》学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为几成定论的重大发现②。① 《周易补注目录后语》，《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5 页。① 《周易补注目录后语》。《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5 页。② 同上。
③ 《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④ 类似的文字也见于《论衡。正说》。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5 页。
② 参见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43 至45 页。
五、对《尚书》的研究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史书。《尚书》始于《尧典》，终于《秦誓》，其时代起自上古的唐尧，终于春秋初世，为我国上古时代的史料，故名曰《尚书》。它大体上是我国奴隶制时代早期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尚书》有所谓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之分，今文《尚书》为汉初伏生所传，共二十八篇。伏生用这二十八篇在齐鲁间传授，逐渐形成西汉《尚书》学三家；欧阳《尚书》、大夏侯《尚书》、小夏侯《尚书》。从汉武帝到汉宣帝，这三家都先后被立于学官，所教的伏生所传二十八篇，后来又加上汉武帝时民间所献的《泰誓》，共二十九篇。欧阳氏又把《盘庚》分为三篇，这样共三十一篇。西汉末年又忽然出现古文《尚书》，说孔安国家藏，比原来的今文《尚书》多十六篇。两汉古文《尚书》问题是个难题，戴震曾详为考证。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趁司马氏广求圣典之际，献上了一部伪古文《尚书》，计有经文五十八篇，还有各篇标为“孔安国传”的注，还有一篇《孔安国序》。这部伪古文《尚书》一直被人们看作传说中的汉代孔安国传的真本，直到清初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八卷，才彻底揭穿了梅氏的伪作。阎氏以后，有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八卷，力反阎说，以驳辩求胜，不料引出了更多的申阎非毛之著，其主要著作有惠栋《古文尚书考》、程廷祚《晚书订疑》、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彻底驳倒了毛奇龄说。论战结束后，伪书已成定论，但剩下的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因年代久远，读起来佶屈聱牙，很难读懂，更兼伪孔传的长期通行，汉儒传注一概亡佚，读《尚书》无所凭借。乾隆中叶的学者致力于今文《尚书》二十八篇的解释工作，最著者有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十二卷，王鸣盛《尚书后案》三十卷，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卷。他们的共同方法，就是拿《史记》、《尚书大传》当底本，把唐以前的各种子书、笺注乃至宋《太平御览》以前的各种类书中凡有征引汉儒解释《尚书》文字逐一收集，分缀《尚书》各篇各句之下，使之成为辑佚性的汉儒新注本。戴震对《尚书》的研究，是在论战结束以后不久，重新解释《尚书》的工作刚开始时进行的。戴震一生，直接和《尚书》学有关的事件有以下一些：乾隆二十年（1755）秋，戴震在《与王内翰凤喈（按：王鸣盛）书》中用古音通假原理解释《尚书。尧典》“光被四表”即“横披四表”。
乾隆十八年（1753）以后，有《尚书今文古文考》一篇。
此外，为校注《水经注》而研读《尚书。禹贡》和胡渭的书，乾隆三十九年（1774）10 月校《五经算术》而举《尚书》待算明者列之，对《虞书》和《夏书》中有关“漩机玉衡”的研究等，已成为史地学和天文学研究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戴震的后期，还有专著《尚书义考》二卷，收入安徽丛书本《戴东原先生全集》，原据贵池刘氏聚学轩本。该书是戴震思想完全成熟以后的著作，书中《义例》云：“至宋以来，凿空衍说，载之将不胜载，故严加删汰。”在清初《尚书》今古文问题论战及继后的解释《尚书》的工作的大背景下考察，戴震的《尚书》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他的《尚书今文古文考》是一篇带总结性的文章。段玉裁《年谱》说它著于乾隆十八年（1753）以后，这时距《尚书古文疏证》问世至少已有五十年（阎死于1704 年）。戴震在自己的考释文章中对《尚书》今文二十八篇与二十九篇问题，汉古文《尚书》的含义，《泰誓》篇的由来说得一清二楚。戴震说：《尚书》二十八篇，济南伏生所传，后附益《太誓》一篇，用当时隶书写之，故称《今文尚书》。
关于汉古文《尚书》，戴震因笃信汉儒，尤其是因笃信许慎而相信该书的真实性，他说：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得者多十六篇。许叔重《说文解字叙》记六体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盖如商、周鼎彝之书，故称《古文尚书》。入于秘府，未列学官，故谓之“中古文”
关于《泰誓》篇的由来，以及它如何进入今文《尚书》而成二十九篇的，戴震指出：伏生书无《太誓》，而《史记》乃云：“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殆因是时已于伏生所传内益以《太誓》，共为博士之业，不复别识言耳。刘向《别录》曰：“民有得《太誓》书于壁内者献之，与博士使读说之，数月皆起传以教人。”刘歆移书太常博士曰：“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生屋壁，朽折散绝。《太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郑康成《书论》曰：“民间得《太誓》。”刘、郑所记，可援以补史家之略。应该指出，戴震就《史记》伏生书“二十九篇”有误的看法是正确的，司马迁正当汉武帝立欧阳《尚书》于学官之时，欧阳受之于伏生，故戴震肯定《史记》说的二十九篇就是民间的《泰誓》，后来进入了伏生所传书。戴震还主张以刘歆和郑玄之说补《史记》之疏略，这一主张无疑是可取的，因为刘说、郑说较司马迁的说法更近于情理③。至于汉代卫宏《古文尚书叙》说：伏生老而不能言，叫自己的女儿传言教晁错，又因方言不同，晁错不懂，“略以其意属读而已”，戴震认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早在晁错以前，早就有张生、欧阳生等从伏生受读，文化的传授不可能等到昏聩不能言的人而为之。戴震说：此不察之说也。济南张生及欧阳生和伯实躬事伏生受《书》，由是《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之学。《史记》及《汉书》皆日：“秦时潘书，伏生壁藏之。汉兴，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其非得之口诵，无女子传言，事甚显白。还应说及的是，戴震为说明伏生《尚书》仅二十八篇，原无《泰誓》和百篇《书序》，引用了伪书《孔丛子》，不足为训。但他作出的判断结论是正确的。此外，戴震还著有《书补传》②。
① 《尚书今文古文考》，《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6 页。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6 页。
② 同上。
③ 关于《太誓》，清儒有过不同看法，参见陈梦家《尚书通论》，商务1957 年版67 页。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6 页。
② 《书补传》已佚。秦蕙田《五礼通考·观象授时》卷三、卷五引用《书补传》为今仅见。参见文渊阁《四库全书·五礼通考》，卷181 至卷200 为《观象授时》，引戴震可见页139—366、367、369、374、37s、390 等。
自从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揭穿东晋梅赜伪书以后，对汉代古文《尚书》也一直是怀疑的，戴震对汉代古文《尚书》是不怀疑的。他对它的篇目作了详细考证。他指出，《汉书·儒林传》、《汉书·艺文志》、荀悦《汉记》、马融《书序》都讲到逸书问题，几乎众口一词他说是“十六篇”，戴震说，这十六篇“其篇名则郑注《书序》逸篇之目”，它们是：《舜典》、《汨作》、《九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