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经小记》的五大部类及其近代科学的内容和构想看，《七经小记》不啻是经学教科书，简直是近代科学的大全了。光《水地记》三十卷通观古今地理就很可观，更不必说其他了。戴震提出著述《七经小记》的宏伟规划时，曾告知金榜。金榜说：“岁不我与，一人能有几多精神？”，戴震答道：“当世岂无助我者？”戴震年轻时身板坚强硬朗，穷困不堪，生活无着时也能每天行走二百里。戴震与段玉裁谈及这一著述规划时，已考虑到能否完成的问题，戴震对段氏说：“余乖于时，而寿似可必。”表示充满信心。后来段氏又把戴震的话告诉了钱大听，钱大听说：“天下固无可必之事也。”意思是说，天下本来就没有什么一定要成功的事，只能摸索着试试看。钱氏的话意固然是很客观的，但对自立大志，筹思宏伟著述的戴震来说，却是应当而且必须充满必胜信念的。因而钱氏的话对戴震并不适用，几乎是一瓢冷水。段玉裁鉴于《七经小记》未能全部成书，感慨地说：“假令先生如申公、伏生之年，安见不如其志哉？”①所可庆幸的是，《七经小记》这一宏伟工程大部峻工，特别是集中体现近代科学精神的语言科学、自然科学、哲学部分更为突出，因而在传统经学和近代自然科学的两块丰碑上都镌上了戴震的名字。钱大听关于《七经小记》的不祥之兆，只是小部被言中。还应指出的是，《七经小记》虽然没有全部成功，但戴震有关治经的思想在别处却得到阐发。例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经部提要有的出于戴震手笔，但尚需具体加以鉴定。清李慈铭（1830—1894）《越缦堂日记》曾说戴震在四库馆校书时负责过经部，亦撰有提要。
①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1 页。
①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3 页。
二、《七经小记·学礼篇》及其他
十三经中的“三礼”，通常的次序是《周礼》、《仪礼》、《礼记》，有时加上《大戴礼记》称为“四礼”。戴震为《周礼·考工记》作图注，是戴氏礼学研究的一部分。此外，还有若干礼学研究成果。《仪礼》相对于《礼记》而言又叫《礼经》，到晋代才称为《仪礼》，故有关“三礼”或“四礼”的研究通常称为“礼学”，而不称之为“礼经学”。礼学全是实学，“三礼”本身一系于实事、实物、实情，汉郑玄为“三礼”作注，开礼学研究之端，成为后世习礼的必读书，“三礼学”、“礼学”和“郑学”几乎成了不可分割的名称。戴震也说：“郑康成之学，尽在《三礼注》，当与《春秋三传》并重。”①礼学既然是实学，名物通释，似乎是不应该有什么争论发生的了，但是，任何概念内容的扩充与修正总是与历史的演进和一定的阶级利益相联系，当名称包含的意义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抵触时，名称的含义随时都会被提出来作出新的解释和修正的。自古道“议礼之家纷如聚讼”。从孔门诸子起已有争议，继后郑玄注“三礼”，许慎有《五经异义》与之鼎足②。即使同取郑玄注，也往往立说各异，例如晋皇侃撰《礼记义疏》，熊安生撰《周礼》及《礼记义疏》，虽同出郑学，也成为对垒。宋代一度习礼成风，王安石以《周礼》取士。《仪礼》有宋李如圭《集释》、《释宫》，宋张淳《仪礼识误》，均为求实之作，皆为《四库全书》收存。熙宁以后，文风学风渐变。至理学兴起，反对汉人之说，礼学往往取魏王肃的《圣证论》，力反郑玄之说，屏弃繁言缛语，有进步之处。到朱熹提倡以训诂、文献考核等实学手段治三礼，著《仪礼经传通解》未全。江永继承朱熹，著《礼书纲目》八十五卷，终朱熹未竟之绪。戴震礼学禀承江永，《七经小记》“学礼篇”与《礼书纲目》一样，有志于再作全面的综合研究，实在是通观“四礼”的“礼学篇”，惜未成书，段玉裁说《戴震文集》中的学礼“十三记”是“学礼篇”的条例纲纪，实际上除“十三记”外，《文集》中《周礼太史正岁年解》一、二两篇，《大戴礼记目录后语》一、二两篇，《明堂考》、《三朝三门考》、《匠人沟恤之法考》、《乐器考》，外加“十三记”，共二十一篇，都是体现戴震的礼学思想的。此外，秦蕙田主编的《五礼通考》中，也有戴震的手笔，但《通考》本文不标具体作者名，于今已难于确指。
此外，戴震围绕“四礼”所做的事还有很多。乾隆二十二年（1757）春，与卢文明同校《大戴礼记》，《大戴礼记目录后语》中说：“是书自汉迄今，注独此一家，而脱误特多。余尝访求各本，得旧本五，参互校正。今春正月，卢编修召弓以其校本示余，又得改正数事。卢编修本所失者，则余五本中或得之，若疑文阙句，无从考得，姑俟异日。”①乾隆二十五年（1760）冬，又有《与卢侍讲召弓书》，论校《大戴礼记》事，纠正谬误数处②。同年冬，又有《与任孝廉幼植书》，纵论治礼之难，信中就古代丧服制“小功”和“大功”之别，来区分《仪礼》等古代文献中“兄① 见段玉裁《戴震年谱》，《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8 页。② 许慎撰《五经异义》十卷，见《隋书·经籍志》。宋时亡件，清代加以辑录得百余条。清陈寿祺有《五经异义疏证》一书较为完备。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1 页。
② 同上，60 至62 页。
弟”和“昆弟”所指内涵不同，礼学史上尚属首次③。
乾隆二十六年（1761）夏，有《再与卢侍讲书》论校《大戴礼记》事，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入四库馆后，取旧说和新知悉心校核而成定本，并撰写了《大戴记》的四库提要。后来孔广森据此作《大戴礼记补注》。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京时，在苏州借得惠栋校出的《礼记注疏》，该书是按吴泰来家藏宋刊本校出的，共七十卷，与《新唐书》、《宋史》“艺文志”相合。此外，都是六十三卷本。戴震将七十卷本与六十三卷本相比勘，其字句不同处，六十三卷本脱去连行无考处，一一完善。后来程晋芳、姚鼐和段玉裁皆各誊抄一部①。
进入四库馆后，戴震从《永乐大典》中录存宋代李如圭《仪礼释宫》并撰写了提要，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三月进呈。在四库馆，戴震还据李如圭的《仪礼集释》补充《仪礼注疏》（即今《十三经注疏》本的《仪礼注疏》，唐贾公彦撰）中的脱字二十四字，改讹字十四字，删衍字一百零六字。注疏本《乡射》、《大射》二篇已阙，参取惠栋、沈大成二家藏本所校宋本，证以唐石经以成《仪礼》完峡，还撰写了《仪礼注疏》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后来阮元刻《十三经注疏》即据此。今天的文史工作者使用《仪礼注疏》时，或已不知戴震心血。戴震校补和撰提要后，直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月进呈，距戴震谢世已六个年头。
如此看来，戴震一辈子都在时断时续地进行礼学研究，他说：“为学须先读《礼》，读《礼》要知得圣人礼意。”②从做文章的角度看，戴震尤好《礼记·檀弓》，年轻时戴弁携戴震去江宁见戴瀚，不就是熟背和讲解《檀弓》而博得戴瀚赞口不绝的吗？戴震说：“为古文，当读《檀弓》，余好批《檀弓》，朋侪有请余评点者，必为之评点。”①段玉裁作《年谱》时，还说“想休、歙间其本子犹有存焉者也”②。从讲解评点《檀弓》到补正《仪礼注疏》，是个漫长的治礼学的过程和人生道路。《七经小记》的礼学篇虽未成书，然其治礼学的功业，不可谓不巨大。那么，戴震在礼学上到底作出了哪些贡献呢？
一是辨明堂。明堂是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均在此举行。三代明堂之制，见于《周礼·考工记·匠人》、《大戴礼记·明堂》、《礼记·月令》等。其后宫室渐备，另在近郊东南建明堂，以存古制。关于古代明堂之说，历代礼家众说纷坛，汉代高绣、蔡邕、晋代纪瞻都以明堂、清庙、太庙、太室、太学、辟雍为一事，但对于明堂内部结构的研究，则从未有人问津，戴震著《明堂考》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戴震认为明堂法天之宫，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明堂的中央叫太室，是个正室。该正室是一室而四堂：1、东堂叫青阳太庙；2、南堂叫明堂太庙；3、西堂叫总章太庙；4、北堂叫玄堂太庙。
明堂的四角也有室，叫夹室。汉刘熙《释名》：“夹室在堂两头，故曰夹也。”可证。四角之室共四室而八堂，它们是：1、东北隅之室，那是玄堂③ 同上，177 至181 页。
① 《戴震年谱》，《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66 页。
② 同上，488 页。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8 页。
② 同上。
的右夹室，青阳（按：天子东堂）的左夹室。有二堂，①其北堂叫玄堂右个，②东堂叫青阳左个：2、东南隅之室，那是青阳右夹室，明堂的左夹室。有二堂，③其东堂叫青阳右个，④南堂叫明堂左个；3、西南隅之室，那是明堂的右夹室，总章的左夹室。有二堂，⑤其南堂叫明堂右个，⑥西堂叫总章左个；4、西北隅之室，那是总章的右夹室，玄堂的左夹室。有二堂，⑦其西堂叫总章右个，⑧北堂叫玄堂左个。
戴震说，凡夹室的前堂，或称之为“箱”，或称之为“个”。戴震引《左传·昭公四年》“使置馈于个而退”杜预注：“个，东西箱”证之。故“个”是两旁之名。
戴震认为，明堂的结构没有脱离古代宫室的一般建制。戴震指出：“古者宫室恒制，前堂后室有夹（堂东曰东夹室，堂西曰西夹室）、有个（东夹前曰东堂，亦曰东箱；西夹前曰西堂，亦曰西箱。《左传》所谓‘个’）、有房（室东曰东房，亦曰左房；室西曰西房，亦曰右房）。”①但明堂也有自己的特点，戴震说：“惟南向一面，明堂四面阎达（按：‘四通八达’义），亦前堂、后室，有夹有个而无房。房者，行礼之际别男女，妇人在房，明堂非妇人所得至，故无房，宜也。”②戴震还考释了明堂之制的历史发展：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
从明堂的内部构成看，“周人取天时方位以命之，东青阳、南明堂，西总章、北玄堂，而通曰明堂，举南以该其三也。”③如果言其正室而不言其旁支，戴震认为此不合古制，他说：“四正之堂，皆曰太庙，四正之室，共一太室，故曰太庙太室，明太室处四正堂中央尔。世之言明堂者，有室无堂，不分个夹、失其传久矣。”④戴震的这一考证，在文化史上有重要意义。近人王国维有《明堂庙寝通考》，与戴氏结论庶几一致，更可证实戴的结论是可靠的。王国维说：“室者，宫室之始也，后世弥文，而扩其外而为堂，扩其旁而为房，或更扩堂之左右而为箱，为夹、为个（三者异名同实）。然堂后及左右房间之正室，必名之曰室，此名之不可易者也。故通言之，则宫谓之室，室谓之宫。析言之，则所谓室者，必指后之正室；而堂也，房也、箱也，均不得蒙此名也。《说文·九部》：‘室，实也。’以堂非人所常处，而室则无不实也。昼居于是（《玉藻》：‘君子之居，恒当户。’户谓室户也）。夜息于是。宾客于是（《曲礼》：‘将入户，视必下’。又，‘户外有二屡，言闻则人’。皆谓室户）。其在庶人之祭于寝者，则诏祝于是，筵尸于是，其用如斯其重也。”二是三朝三门考，三朝是古代天子、诸侯处理政事的场所。朝和门是有联系的。通常认为三朝是指外朝、治朝、内朝（燕朝），三门是指诸侯三门，有皋门、应门、路门。而古传天子有五门（皋门、库门、雉门、应门、路门）。戴震认为以上这些看法皆“失其传也”。戴说，天子的宫门有皋门、应门、路门（又名虎门、毕门），无库门和雉门。诸侯之宫门有库门、雉门、路门，① 《明堂考》，《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9 页。
② 同上，29 页至30 页。
③ 同上，30 页。
④ 同上，30 页。
① 《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84 年版，第一册卷三123 至124 页，引《礼记》文字见《十三经注疏》1475页中，1233 页上。
无皋门、应门。皋门是天子的外门，库门是诸侯的外门；应门是天子的中门，雉门是诸侯的中门。这些名称的区分是用以“殊其制、辨等威”的。关于“朝”，戴震认为，天子有三朝，诸侯也有三朝，名称也相同。夭子有三门，诸侯也有三门，“其数同，君、国（按：诸侯国）之事侔，体合也，朝与门无虚设也。”②关于通常所说的三朝的名称，戴震认为，一曰内朝，是君臣日见之朝，又叫治朝、正朝（《礼记》上还叫它外朝），设置在路门的外庭；一曰外朝，是“断狱蔽讼及询非常之朝”，设置在中门外庭；一曰燕朝，是“以燕以射，及图宗人嘉事之朝”，设置在路寝庭。戴震还解释人们很熟悉的《礼记·大同·礼运》上的一句话：“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为什么用“出游”二字，那是因为诸侯的“蜡之飨亦祭宗庙，庙在雉门（按：诸侯中门）内，故出而至观（按：宫门前两边的望楼，又叫阙。）也。”按戴震的意思，鲁国为诸侯，这里的“观”显而易见是雉门前两边的望楼。戴震还以他的学说来解释《左传》上一句话：“间于两社为公室辅。”①这句话是相对于朝廷执政，君臣相见之处而言，“在中门内明矣”。后来，清经学家黄以周（1828—1899）在《礼书通故·宫室二》中考证“三门”说：“天子宫垣之门有三：路门为宫门之终，亦曰毕门；应门为宫门之中，亦曰中门；库门为宫门之外，亦曰大门。？？诸侯三门当以雉、库、路为次。”，戴震的说法与后出转精的黄氏结论庶几相近。
三是考证古代井田制的具体做法，他说：“一夫百亩，田首有遂（按：一般为广深二尺的小沟），夫三为屋，遂端则沟，屋三为井，沟在井间也（按：亩、夫、屋皆古代田制，古制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按：土地面积单位），沟端则洫，通十为成，洫在成间也。十成为终，洫端则浍，十终为同（按：成，终、同皆土地面积单位），同薄于川，浍在同间也。”①戴震认为，古时候人们在这井田制的土地上劳动，“南亩（按：土地向南开辟）而耕，酬纵遂横，沟纵洫横；东亩而耕，甽横遂纵，沟横洫纵，浍横川纵”②。他还用此古代田制解释《诗经》。他说：“《诗》曰：‘南东其亩’。因川制田欤？”唐代的贾公彦曾说：“井田之法，畎纵遂横，沟纵洫横，浍纵自然川横。”戴震认为贾说仅据南亩而言，未及东亩③。四是论述了古代的一系列服饰名物制度，例如，论述了古代统治者的礼眼。特别是举行吉礼时穿用的礼服（见《记冕服》）④；论述了用白鹿皮制作的古冠，即视朝常服皮弁冠（见《记皮弁服》）⑤；论述了次于古代帝王、诸侯、卿大夫所戴的礼帽“冕”之类的爵弁冠（又名雀弁冠）（见《记爵弁服》）② 《三朝三门考》，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1 页。
① 这句话见于《左传·闵公二年》（十三经注疏1787 页下）。杜注：“两社，周社、毫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