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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起得较迟，司机们忙着保养汽车，吃完早餐上路时已是十一时，但今天的路程是283公里，天黑前到达改则县城是没有问题的。天气极好，蓝天和白云分外鲜明，公路两旁起伏的沙海，一望无际，在阳光下就像一道道金波。我们的车驶在最前面，回头望去，后面的四辆车都扬起一片烟尘，就像沙海中的片片风帆。这宝蓝、雪白、金黄的基色构成了一幅油画般的图景，但世界上又有哪一幅油画能有如此纯净的色彩和浩瀚的气势呢？
公路看似平坦，实际已处在世界屋脊的屋脊。措勤和我们正在驶去的改则二县是青藏高原上最高的地区，改则县全县平均海拔4700米，最低处也有4416米，措勤县虽未找到具体数据，据说比改则县还要高些。但由于身体已逐渐适应了高原，所以反而比前两天有了更好的感觉，每次停车，总有照相的兴致。
天际现出一片白云，驶近后见是座座雪峰，当汽车爬上一个缓坡后，湛蓝的达瓦错呈现在眼前，湖水正荡漾在雪山脚下。随着汽车不断下坡，湖面越来越大，色彩也变得越来越丰富——远处是深蓝的，近处是浅蓝的；这一边是湖绿的，那一边是墨绿的；阳光照耀着的是闪亮的，云团遮蔽着的是灰暗的；倒映着雪峰的是水晶般的，反射着童山的是黄土样的；在光、云、风和车的互动下，映在眼中的色块和图像变幻莫测，气象万千。我看过九寨沟和黄龙的五彩池，但和这达瓦错相比，就像是一盆精致的盆景，而这里才是一座花园。或许是天公作美，记得我1987年经过羊卓雍错时，湖上不见蓝天，就只有一种深奥莫测的神秘感。
W在公路拐弯处停了车，这里是摄影的最佳位置，再往前离湖就远了。我打开摄像机，刚开始拍摄，机器就自动关上了。再试一次，还是如此，看来摄像机也产生了高山反应。我只能改动为静，拍了几张照片。车子启动后，我还目送着远去的达瓦错，希望在心中留下更多的照片。
雪峰在靠近，汽车又开始爬坡了。当高度计指在5000米时，我们停在一个离雪峰最近的山口。举目望去、雪峰似乎正与我们比肩，并不显得特别高大。与山顶亘古不化的积雪相连的，是山谷中两条巨大的冰川，其中一支的冰舌一直延伸到谷底，离我们估计不过二三百米。在谷底还能看到冰川的残迹，长约百米，而远处更短的残冰不时可见。可以想像，这里的冬天一定是冰晶玉洁的世界，冰川将铺满谷底，成为名符其实的川。但当我们举起各种摄影器具时，伴随了我们半天的蓝天却已不辞而别，与雪峰相衬的是层层云障。好不容易在云海中现出一抹蓝色，我赶紧按下快门，但在按第二下时，蓝色已离开山顶。
下坡后，车队停下休息。路边是几间土房，有藏胞开的小店，供应一些简单的食品和茶水。Z局长的车最先到达，已经作了准备，这时拿来面饼和风干的羊腿。我以前吃过风干的牦牛肉，风干羊肉还是第一次吃。Z告诉我，两种肉做法一样，都只要将宰好的牛、羊略加分割，挂在通风处吹干就可以了。藏胞们取出藏刀，把羊腿上的肉一片片割下，我吃了几片，感到味道不如干牦牛肉，因为干牦牛肉几乎纯是瘦肉，纤维疏松，还略有咸味，而干羊肉总要带些筋筋络络，咬在嘴里不像牛肉那样松脆，免不了还有些膻味。
当太阳一钻进云里，风就带来了寒意。我进屋喝茶，见里面很暗，但很暖和，炉子里的羊粪烧得通红，竟像一颗颗小小的火球。旁边还放着几口袋的干羊粪，是主人备着的宝贵燃料，在这雪线之上、寸草不生的高原上，这是藏民能自行置备的惟一燃料。平时避之犹恐不及的羊粪，如今却是我们温暖的来源，竟倍感亲切。这是一间供过往客人休息喝茶的屋子，无论冬夏（其实这里难分四季，更无论夏天），都点着不熄的火炉，供客人们围炉而坐。
二时过后，我们告别了这温暖的小屋，准备登车出发。就在此时，天空中突然撒落了一阵冰雹，接着飘起了雪花，而阳光依然明亮，照着地上滚动的冰晶和空中飞扬的白絮，使我大饱眼福。
下午的一百多公里路地势平坦，由于土石面的公路缺乏保养，往往还不如路外平整，司机们常常将车开到公路两边的“便道”上去。在有些路段，这样的便道有四五条，反正有车辙就是路。越野车行驶在土路上，在车后扬起冲天的烟尘，跟在后面的车可遭了殃，连窗也不能开。高原的阳光逼人，照得车厢里灼热难熬，非开点窗不可。所以司机们往往在不同的道上平行而驶，要是不能超越其他车辆，干脆拉开一段距离，以避开前车的烟尘。
远处又出现了一片湖泊，虽然没有雪山作为屏障，却笼罩在密密的云层下，云水相接，分不清何处是水，何处是云。偶尔一抹阳光透过云层，就如长鲸饮水；光随云移，龙与波游。蓦然间云合光逝，湖上又是一片迷蒙。在以后的途中，这样的湖泊还见到过很多，景色随时随处而异。这使我多少理解了，为什么湖泊在藏人的心目中会拥有如此神秘而圣洁的地位。
六时二十分，车抵改则县城隆仁，我们在县政府招待所安顿下来。我写好一张明信片，往邮局走去。隆仁虽然只有五六百人，看来比措勤大，基本上都是平房，有一条宽阔的干道，显得整齐而空旷。我本想在街上多走走，但风越来越大，已经感到阵阵寒意。正好一位青年骑自行车经过，我问他离邮局多远，他说还有一段路，又问他是否往邮局方向，得知他将路过邮局时，我就将明信片交他代发。
八时，我们在招待所附近的一家四川餐馆用晚餐。这时劲风吹得呜呜作响，天空黄云密布，似乎快压上了头顶，不知是远处在下雨，还是起了尘暴。不经意间却见到一条彩虹挂在天边，随带着相机的几位立即拍下了今天最后一个精彩的镜头。我以为彩虹稍纵即逝，所以没有想回去拿相机，谁知这条彩虹停留的时间颇长，使我好不后悔。
晚餐有丰盛的川菜，是三天来最好的一顿饭。居然还有鲜鱼做的酸菜鱼，老板说鱼是二十多公里外的水库里打来的。本想多吃一些，可是到招待所就吃了一大碗大米粥，肚子已塞不下多少东西了。
·196·
西行路上左公柳
徐刚
徐刚（1945～），男，上海人，作家。著有散文集《沧海歌》、《摇篮集》等；诗集《抒情诗一百首》；文论集《诗海泛舟》；长篇小说《走出屏风的时代》等。
一过酒泉，西风更烈。
西行路上的荒漠与废墟，更加浓重地扑面而来，更大的戈壁更多的沙漠似乎一直延伸到了祁连山下，大的荒凉震颤着我。
风化的长城，千百年前废弃的村落，那是现实行进得太匆忙呢？还是历史牵挂着它的残片？哦，真的，沙漠让你无法想像当年跋涉者的脚印，戈壁让你无法细读那谜一样的石头的排列。
晃动着金色叶片的小叶杨，宁可自己蓬首垢面，而屹立在风沙中的红柳，那多少被黄沙侵染得黯淡的红色，都留在身后了。天上没有一丝云絮，真正高远的蓝天，戈壁滩上没有一只鸟，大荒凉大寂静。
我们先祖的脚印始于黄河流域，炎黄二帝尝百草种五谷发明耒耜耕耨，直到极一时之盛的汉唐魏晋文化。汉武帝正是在华夏民族的鼎盛时期决心“凿空”西域的，丝绸之路便应运而生。
丝绸之路的出现，尤其在它的必经之地河西走廊上却留下了无数埋没的、残损的、至今依然壮观的历史、地理、人文的景观，以及重重叠叠的脚印。不妨说，那是人类行进的使命未竟，上苍殷殷的照拂未断。当丝绸之路的相当一部分被沙漠埋没之后，河西走廊尽管历尽战乱、凋敝与风沙的进逼，却不仅至今仍然存在着，且因为三北防护林的崛起，而有了再度辉煌的可能。
在兰州、在酒泉公园，西行路人不断有人告诉我：这是左公柳。
那是苍老的纪念。风雨未及卷走的站立的斑驳。
历时120余年的老杨树老柳树老榆树，粗糙的树皮如同当年西征丁勇的盔甲一样，那横伸枝节的树冠虽然被厚厚的尘沙压着，却有掩不住的苍老的绿色，显示着植物世界生命的强大与韧长。
因为这树，人们就不能不想起左宗棠。
左宗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西安到兰州到新疆开辟了一条3000多里长的大道并且在道路两旁种了3000多里树木、有效地阻挡了风沙线推进的官员。
后人的诗赞实不为过：
上相筹边未肯还，
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度玉关。
后人谈论大西北，不能不说左宗棠。
这是因为从沙俄手中夺回已被占领10年的伊犁地区从而使一个完整的新疆重新划归中国版图者，是左宗棠；趁用兵西进之机，向朝廷报告“西北苦，甲天下”，使贫困真相不被掩盖者，是左宗棠；明确提出在西北“图数十百年之安”，从而修路种树开渠挖井以为民生之利者，仍然是左宗棠。
后人也有称酒泉湖为左湖的。
左宗棠第一次驻节肃州时出酒泉巡视嘉峪关，只见名关为风沙所困，断垣残壁可以驱车直入，有关无关似已不关紧要，便亲令防营修整关防，每日按律开关闭关，并手书“天下第一雄关”置于关斗。再度驻节肃州时，又修整了沙与墙齐的安西城。安西号称世界风库，不知风从何处来，只觉得四面是风，风里夹沙，飞扬混沌，靖边安邦倘不治理风沙，这在中国西北是万万不可能的。
左宗棠亲率兵丁从城头掘下二丈二尺，把东西城墙的积沙铲除干净，再引来疏勒河水，环城挖壕，两岸遍栽杨柳，安西城才有了往昔城关雄峙的真面目，还添了杨柳依依的景色。
我去安西时，左公柳已经寥寥了。代之而起的是西接敦煌东连酒泉的防护林及星星点点的固沙植被。
安西县城里是一个挨一个的摊贩，在午后的炽烈阳光下叫卖声依旧嘹亮。
纵观左宗棠在西北的筑路、植树，起因于军事上西征的需要，诸如兵士的调动、粮草转运等等，却又同时着眼于民生的长治久安。当时的路面也相当开阔，约为三丈至十丈，至少可供两辆大车并行，路旁植树少则一行多则四、五行。路随人修，树跟路立，从潼关开始而西安、而兰州、而六盘山、而会宁、而固原……横贯陕甘两省之路，这路及路边的树继续往西延伸直到新疆的喀什噶尔。
左宗棠号令之下，湖湘子弟兵究竟种了多少树？有史料记载的，陕西长武至会宁县600多里，种活的树为26万4千株。《西笑日觚》上说：“左恪靖命自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缘如帷幄。”各县地方志实录可考的尚有：会宁境内2万1千株；安定境内10万6千株；臬兰境内4千5百株；环县境内1万8千株；安化境内1万2千株；狄道境内1万3千株；平番境内7万8千株；大通境内4万5千株。
光绪六年，左宗棠奉召从关外进京，一路见到绿树成阴不觉心生快意，戎马边疆风霜沙积的辛劳似乎有了回报。
也许最使左宗棠感慨的，还是河西路上，左公柳下的一个告示：“昆仑之墟，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泣。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翦勿伐，左侯所植。”
左宗棠勒马告示下，沉吟再三。
他知道，“引得春风度玉关”那首诗是老部下杨昌浚奉左宗棠之命到肃州效力时，在河西走廊路上吟得，一时竟也传遍肃州大营。左宗棠闻之，只坦然一笑。是夜，宴请老部下，奏平凉之乐《阳关三叠》，倒是让左宗棠多喝了好几杯酒，那西出阳关之苦，把路修上天山，把树栽上天山，岂是等闲之事？丰功伟业无不艰苦卓绝，然而这一切的一切只是在蓦然回首中的酸甜苦辣了。
肃州乐师竟在《阳关三叠》之后，以原曲演唱了杨昌浚的诗，唱到“新栽杨柳三千里”时，左宗棠竟一手掀髯一手击节，已经热泪盈眶了，他想起了什么呢？
出嘉峪关，从哈密到巴里坤，翻过三十二盘天山之脊，那路是凿出来的，“张骞通西域，史家谓之‘凿空’，为不谬也！”左宗棠对属下说。
三间房和十二间房，那风沙能把人马席卷而去，古称黑风井，时称风戈壁，也就是《汉书》所说的“风灾鬼难之国”……
“锤幽凿险，化而为夷。”这是左宗棠给清王朝奏稿上的两句话，可是兵勇艰辛，路途劳顿，路之难筑，树之难栽岂是千言万语说得清的？
左宗棠又吟哦了一番：昆仑之墟，积雪皑皑……便扬鞭策马而去。
左公柳后来的命运如何？
那一块告诫人们“勿翦勿伐”的告示牌，挡得住随后的风雨和贫困吗？
对大西北的人民来说，维持生计所急需的是粮食与柴薪。对于身陷贫困中的人来说，要求他目光远大是天方夜谭。曾经绵延3000里的左公柳的命运仍然免不了被砍伐当作木材与柴薪，真是可悲可叹。
河西走廊：祁连山的树木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无数次地遭受到人为的滥伐，以致河西的沙漠化日甚一日，富庶之地变得穷困潦倒。而在近代惟一一次最大规模的有组织的以军队为主力的、曾经种植3000里之远的行道树木，实际上是改变中国西北生态环境的一次伟大的实践。左宗棠在西北亲历了光绪三年的百年未遇的大旱，饿尸遍野，焦土满目。开仓放赈，自己捐出俸禄，那种民不聊生的景象，再加上沙渍戈壁的横亘总是终身难忘了。那时左宗棠不可能去全面地治理沙漠，种树开渠虽是权宜之计，却成了一次难能可贵的尝试。
如果说左宗棠筑路、种树，横贯陕甘两省直到新疆，其功厥伟的话，那么这“新栽杨柳三千里”，在左宗棠离任不到30年的时间里，几乎砍伐殆尽，则是更加惊心动魄的。
我惊心动魄地想起了三北防护林的现在和将来。
左公柳的兴衰，不是恍若眼前吗？
左宗棠之后，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于中国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主张“要造全国大规模的森林”。可惜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也要为社会、历史种种条件所限制，孙中山先生的造林如同他热衷的修铁路一样，只能托付后人勉力为之了。
三北地区近8000公里的风沙线上，如今已建设了15年的防护林体系，可以说凝聚着民族的智慧、先人的眼光、历史的重托。其蔚为壮观已经不是左公柳可以同日而语的了。然而，它所面临的困扰却与当年仿佛。西北苦，甲天下，至今犹是。风沙沿线的人民因为三北防护林所奉献的人力与热情还能维持多久？建国45年来汗水浇灌的林场普遍萧条，有的已到了无法维持的程度，那么三北防护林更艰难的三期及以后的工程又如何去完成？
与此同时，局部生态环境的改善并没有改变整体恶化的态势，中国每年沙漠化土地的速度与面积仍然高居世界领先地位。
一个伟大的工程，开头难，坚持下去更难，使之成为真正的绿色长城，庇荫半壁河山之日，那真是中华民族最盛大的节日！
西行路上，能不教人感慨万千？
当我登上嘉峪关，远眺祁连山雪，西望大漠戈壁时，忽然觉得残片似的历史有了空旷感，今日的荒凉既与历史的也和未来的荒凉连接着，人世间兴兴衰衰多少事，惟有这大漠依旧、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