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鸟声，笑语声溶化在淙淙的瀑声，潺潺的水流声中，配合上日丽山青，水绿，田碧，松苍，柏翠，桥栏红，浪花白，以及花香，蚕豆香，就只有这一些，交织成花溪的声色之美。
“真正的平凡，也就是不平凡！”我自语着，不觉已经踱出了一座耀煌的牌楼，那是算出了花溪了。
在驱向归路的马车里，随着颠簸的律动，思潮一起一落，那些花溪的景色，不绝地在我眼底里翻映。我想，如果我在天朗气清，风和日暖的暮春佳日，来尽情地鉴赏花溪，岂不更好吗？于是我埋怨我自己来得太早了。
当马车进入贵阳市的界石时，天空又飘起雨丝来，愈近贵阳，天色愈阴晦起来。我却又庆幸着能够安然来往于花溪的一个晴日间，纵然马车来回坐去了六个钟头，也不能不说是幸运了。何况如今还是战时时期呢！
峰火几乎燃烧到了贵阳，我怀念着花溪，闭上了心幕，珍藏着这鲜明的回忆，不让她给心里的风雨侵蚀。更默祷贵阳无恙，为前方却敌的将士祝福。
·155·
桐庐行
柯灵
柯灵（1909～2000），浙江绍兴人，散文家、剧作家。著有散文集《望春草》、《市楼独唱》、《柯灵散文选》，短篇小说集《掠影集》，电影剧本《不夜城》等。
我生长在水乡，水使我感到亲切。如果我的性格里有明快的成分，那是水给我的，那澄明透澈的水，浅绿的水。
我多次横渡钱塘江，却只是往来两岸之间，没有机会沿江看看。钱塘上游的富春江，早就给我许多幻想了，直到最近，才算了却这个无关紧要的心愿。
江上旅游，最理想的，应当坐木船，浮家泛宅，不计时日，迎晓风，送夕阳，看明月，一路从从容容地走去，觉得什么地方好，就在那里停泊，等兴尽了再走。自然，在这样动乱的时代，这只是一种遐想。这次到富春江，从杭州出发，行程只有一天，早去晚回，雇的是一艘小火轮。抗战期间，从杭州到所谓“自由”区的屯溪，这是一条必经之路，舟楫往来，很热闹过一时；现在“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才还了它原来的清静。在目前这样“圣明”的“盛世”，专程游览而去的，大概这还算是第一次。
论风景，富春江最好的地方在桐庐到严州之间，出名的七里泷和严子陵钓台都在那一段；可是我们到了桐庐就折回了，没有再上去。原因有两种，时间限制是其一，主要的是因为那边不太平，据说有强盗，一种无以为生、铤而走险的“大国民”。安全第一，不去为上。这自然未免扫兴，好比拜访神交已久的朋友，到了门口没法进去，到底缘悭一面。妙的是桐庐这扇大门着实有点气派，虽然望门投止，也可以约略窥见那秀甲天下的光景。
从钱塘、富春溯江而上，经富阳到桐庐，整整走了九小时，约莫有二百里的水程。清早启碇，沐着袭人的凉意，上面是层云飘忽的高空，下面是一江粼粼的清流，天连水，水连天，交接处迎面挡着一道屏风似的山影。——这的确是屏，不像山，动人的是那色彩，浓蓝夹翠绿，深深浅浅，像用极细极细的工笔在淡青绢本上点出来的。这一路上去，目不暇接的是远远近近的山，明明暗暗的树，潮平岸阔，风正帆轻，偶或在无穷的原野中出现临河的小村小镇，听听遥岸的人声，也自有一种亲切和喜悦。
过了富阳，因为连日阴雨，山上的积水顺流而下，满江是赭色的急湍。船行本是逆流，这一来走得更慢。时间太久了，不断的“疲劳欣赏”渐渐使人感到单调。直到壁立的桐君山在船头出现，这才士气大振，似乎发现了新大陆。
拿经历来印证想像，过去这大半天所见的光景，跟我虚构的画面至少有点不符。我想像中的富春江没有这么开阔，夹岸对峙着悬崖峭壁，翠嶂青峰，另是一番深峻的气象。看到桐君山，我这才像是看到了梦中的旧相识。它巍然矗立，那么陡峭，那么庄严，似乎颇藐视我这个昂首惊喜的游人。山上没有什么嶙峋的怪石，却是杂树葱茏，有一株不知名的花树，众醉独醒，开得正在当令。绿云掩映之间，山巅掣出几间缥缈的屋子，有人正在窗前探首，向江心俯瞰。
船转过山脚，天目溪从斜刺里迎面而来，富春江是一片绀赭，而它却是溶溶的碧流，两种截然不同的颜色，在这里分成两半，形成稀有的奇景。
桐君山并不高，却以地位和形势取胜，兼有山和水的佳趣。背后是深谷，绵延的山脉；前面极目无垠，原野如绣，而两面临水，脚底下就是那滔滔东去的大江；隔岸相望，两江交叉处是桐庐的市廛一撮，另一面又是隔岸的青山。山顶的庙宇已经破残不堪，从那漏空的断壁，洞穿的飞檐，朱痕犹在的雕阑画栋之间，到处嵌进了山，望得见水。庙后的一株石榴，寂寞中兀自开得绚烂，那耀眼的艳红真当得起“如火如荼”的形容，似乎也只有这样的地方才配有它。站在山顶，居高临下，看看那幽深雄奇的气势，我想起历史，想起战争，想起我们的河山如此之美，而祖国偏又如此多难。在这次抗日战争中，桐庐曾经几度沦陷，缅想敌人立马山头，面对如此山川，而它的主人却是一个坚忍的、不可征服的民族，我不知激动他的是一种怎样的情感。
渡水过桐庐，从江边拾级而上，我们在街上闲闲地溜达了一回。这是个江城，同时是个山城，所以高高地矗立在水上。像喜欢杭州的龙井一样，我喜欢这个小城。好在小，比较整洁，有温暖亲切的感觉，令人向往丰乐和平、日长如年的岁月，不像有些小村小城，一接触到就使人想起灾难、贫穷、老死，想起我们民族的困厄。桐庐街道虽小，却并无逼窄之感，道旁疏疏地种着街树，这似乎是别的小城市中所不经见的。市街相当繁荣，有些房子正在建造。劫灰犹在，春意乍生，可以看出这个小城是相当富庶的。
临江有一家旅馆，两面临水。一位朋友曾经在那里投宿，据说入夜倚窗，看山间明月，江上渔灯，有不可描摹的情趣。可惜我们没有这个幸运。
数年来梦想的富春江，总算看过了。虽然连七里泷和钓台的面也没有见，可是到底逛了桐庐。这就够了！单为爬一次桐君山，也算得此行不虚！人们艳说上游如何如何的山回水曲，引人入胜；如何如何的柳暗花明，奇峰突起，看了桐庐，我们的想像有了驰聘的依托，从这里也可以得其一二，愿将此留供低徊，作他日直溯上游时的印证吧。
1946年6月12日
·156·
浙游漫记
王朝闻
王朝闻（1909～2004），四川合江人，雕塑家、美学家。著有学术论著《新文艺创作论》、《新艺术论集》、《论艺术的技巧》、《王朝闻文艺论集》等。
迟桂花
10月16日由北京到杭州，主人热情接待了我们。次日游9溪18涧和云栖竹径，对老树成荫和翠竹夹道的景色，我既觉陌生又觉“旧时曾识”。湖外山区，似比西湖对我更有魅力，也更值得留恋。
大约在50年前，9溪18涧的路径是曲曲折折的。如今，曲径已被简易马路所替代。那些甘居寂莫的“跳磴子”，早就丧失了供人渡水的使用价值。我乘游伴不管我的时机，在它们上面走走。它们未必觉得自己并未受到冷落，我却因为没有跌倒而暗感自豪。
在不识地名的茶田里，有一座不再起路亭作用的路亭。它的顶部已经破损，出现了可看见天空的窟窿。这种本来只有屋顶和石柱而无墙壁的路亭，本来是让行人躲太阳躲雨的长方形建筑。如今已经免去了承担过的这种义务，对曾受过它的关照的我，却还能引起怀旧的亲切感。它的造型虽然简陋，在骄阳似火或骤雨降临时，可以给人们精神上提供慰藉。这种既有使用价值又有审美价值的建筑物，如今好像成为没有青春年华以骄人的老妇，即使有时髦的打扮也难以引起行人的青睐。好在它不会招峰惹蝶，避免了“某某到此一游”的涂抹和轻侮。
如今，否定一切传统和否定传统的一切的论调正在流行。这现实，也是我感激这种路亭建设者的原因。感激他们对行人的关心，对于行人那种合理的和符合身分的需要的尊重。当我回到城里住处翻阅旧报，看见制造假药、不顾购买者死活的报道，我就更加觉得，不论这种路亭的建筑者是否基于修桥补路以给自己积阴功的迷信观念，它的存在至少要比唯利是图而造假药的行为文明一些。
感谢主人和游伴们对我的关照，陪我绕道去那从前住过的五峰草堂，当年的邻居阿宝姑娘一家去向不明，最老的居民也不能提供任何有关信息。我在那里集体住过的楼下那三间房，连房门都改变得难以识别了。当年住在那里的那些愉快或苦涩的经历，已经像褪色的照片那样显得模糊不清。但我仍觉不虚此行，也算是我在杭州的一次“收脚迹。”
这次来杭州，感到更遗憾的是没有来得及攀登我近年来想念中的翁家山。想念翁家山，主要是希望知道，作家郁达夫写作中篇小说《迟桂花》所涉及的环境。小说所涉及的翁家山的自然景观，当然不能没有想像所形成的虚构性，硬说什么王府的花园就是小说里的大观园，这种考证学和我的兴趣无缘。但是，郁达夫在《水明楼日记》的记事里说过：“大约《迟桂花》可写一万五六千字，或将成为今年的我作品中的杰作。”在另一则记事里还说：“午前又写了4000字，《迟桂花》写完了……”最后一则记有关的记事这样说：“今天久雨初晴，当出去走一天，可以看出我所说的地理，究竟对不对。”这一点，足见作家对写作态度的严肃。对这篇小说很感兴趣的读者我，如能在翁家山一带看看作者“所写的地理环境”，岂不更能受到小说家怎样对待素材的启发。
我此次南来，已经错过了白居易那“山寺月中寻桂子”的大好时机，更谈不上体验“郡亭枕上看潮头”的愉快感。但今天在幽深的云栖寺一带游览时，却闻见了一息不知来处的桂花的香味。如今已是冬初，这种香味比郁达夫所指的迟桂花更迟些。
人们由感觉所引起的联想，不能只有一致性而没有差别。我同意郁达夫用迟桂花象征人物的性格与遭遇，正如我同意他在1937年的《回程日记》里所说的“新绿能醉人，尤以江南风景为然”的那些话。所以在1981年游昆明时，趁夜深人静时写了一篇短文《但愿我们都是迟桂花》。不过，他在另一处说的——桂花香味引起性的敏感，这一点对于感觉迟钝的我，却是难以领会的独特敏感，不像苍松翠竹那么令人陶醉。
图不得
10月19日来到新安江宾馆，午睡后趁有空闲，翻阅路过富阳时买到的佐藤春夫中短篇小说集《更生记》。随意选读那篇《田园的忧郁》，刚读了两三段就离开书本而胡思乱想起来。
它写茅屋所在的环境，写人对色彩浓度的特殊感受，说“它坐落在浓郁得发黑的深绿色间”。这“发黑”二字，对我显得格外富于魅力。好比齐白石画荷，偏偏要用浓墨来画荷叶以显示绿色的深度那样，小说家用黑色来形容深绿色，表明艺术家引起感觉时就已经具备了夸张性，而不是在动笔写作时才有所夸张的。“新绿能醉人”的说法的比喻性和夸张性，未必是郁达夫动笔作记时才引起的。我虽不是小说家或画家，我由客体所引起的感觉也不那么“老实”。
昨天我们坐的轿车在并不忧郁的田野旁边行驶，车窗外微雨中那些闪烁在眼前的景色，格外令人感到欢快。除了红铜色的晚稻稻田，除了灰瓦粉墙的民居，除了安静和自得的兰山，除了绿得发黑的松柏……还间或出现了一种更有趣的东西——对绿树甘当配角，却反而成了主角的一些红色或黄色的秋树。尽管只有细雨而没有阳光，那叶子红得好像正在闪光的乌柏树，那红叶红得好像正在燃烧的火焰。佐藤春夫小说的主人公，有“皈依温情而平凡的自然”的“渴望”。我此次南游，似乎也深感自然的“温情”而乐于“皈依”它。然而这种火焰般的红叶，颇有点喧嚣的味道，不是绝对“温情”的。不过，它却不同于色彩的噪声，它的喧嚣并未破坏自然那“温情”性的基调。
我的这种不假思索的直觉，这种直觉自身的夸张性，也许正是画家小说家在表达形式方面的创造性的一种可靠根据吧。
在佐藤这本小说的目录里，还有一篇引起我注意的篇名——《都会的忧郁》（我更来不及阅读）。也许因为江南的景色很优美，和我头脑里储存的令人感到过的忧郁成为鲜明的对比，所以它们对我才是不招自来而显现着，迫使我把它记下来的。譬如十年动乱中的批“黑画”，譬如某些并无真情实感却一味追求刺激性的“艺术”，譬如四天前那包围着我在都市的住室周围的浓烟、飞尘和噪声，也许因为这样的记忆很自然地成为当前景色的对比，我才更加觉得，宾馆窗外，那深绿和江声拥有令人感到欣喜的魅力。我追记上述感受的此刻，觉得批“黑画”者不只患了政治上的过敏症（也就是麻木症），而且在审美感受上患了迟钝症。艺术家们的遭遇既有一致性也有差别：挨批的石鲁早已亡故，成为夭折了的天才；挨批的叶浅予却幸存着，他故乡桐庐县当局，在桐君山给他建筑了一座画室。
昨天我在桐君山参观了浅予画室出来，参观了民间艺人为陈老总作的浮雕式的木雕像，然后顺着山边比较平坦的石板路下山。路过合江亭（桐君山在两江会合处），为亭柱上的对联所吸引。据暂作导游的那位同志说，这石柱上原有的对联，在十年动乱里已被当成毒草毁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按原句重写重刻的。那一副明代当地县官撰写的对联的内容，和合江亭这一名称一样，具有表现当地自然景观的特点的意思。下联“数声渔笛月明中”，虽也显得风雅，也许因为我缺乏在这里月中观景的实感，对它并不特别欣赏。而它的上联——“别有丹青图不得”，却引起我的兴趣而久看不舍得继续赶路。因为，它生动地概括了艺术与对象的矛盾。
当然，富春江的优美景色，不是根本不能用绘画来表现的。浅予的长卷《富春江图》，不也像古人的《富春江图》的创造性那样，画出了他自己对故乡的美的特殊感受吗？看来这位明代的县官也有车尔尼雪夫斯基式的美学观，有认为自然美高于艺术美的特定信念吧。否认艺术形象可能比自然现象显得更美的判断是不妥当的，但就自然的丰富性和多变性与艺术反映的局限性、确定性的矛盾而论，对象自身也有“图不得”，即不可穷尽的美的更大限度的无限性。
游桐君山一小时之前，观赏过名噪遐迩的石洞“瑶琳仙境”。洞中的奇石果真神奇，可惜对奇石的种种命名，作为人对自然的感受的表现，不只是过分确定了的，而且是妨碍游人发挥自己在感受方面的能动性与自由性的，所以那些命名是越“图”越令人感到乏味的。
虎穴
在新安江，至少有两件事值得追记。一是10月19日给二姐上坟，二是游千岛湖。
比我整整大10岁的二姐，1985年在金华去世。她的女儿和女婿，把她的骨灰安放在新安江——她在这里生活的时间最久。我常常怀着儿时的记忆想到她和大姐、李四姐，正是她们培养过我游览风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