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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宋儒亦知就事物求理也，特因先人于释氏，转其所指为神识者以指理，故视理「如有物焉」，不徒曰「事物之理」，而曰「理散在事物」。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理散在事物，于是冥心求理，谓「一本万殊」，谓「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实从释氏所云「偏见俱该法界，收摄在一微尘」者比类得之。既冥心求理，以为得其体之一矣；故自信无欲则谓之理，虽意见之偏，亦曰「出于理不出于欲」。徒以理为「如有物焉」，则不以为一理而不可；而事必有理，随事不同，故又言「心具众理，应万事」；心具之而出之，非意见固无可以当此者耳。况众理毕具于心，则一事之来，心出一理应之；易一事焉，又必易一理应之；至百千万亿，莫知纪极。心既毕具，宜可指数；其为一，为不胜指数，必又有说，故云「理一分殊」。然则论语两言「以一贯之」，朱子于语曾子者，释之云：「圣人之心，浑然一理；而泛应曲当，用各不同；曾子于其用处，盖已随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体之一耳。」此解亦必失之。二章之本义，可得闻欤？ ．
曰：「一以贯之」，非言「以一贯之」也。道有下学上达之殊致，学有识其迹与精于道之异趋；「吾道一以贯之」，言上达之道即下学之道也；「予一以贯之」，不曰「予学」，蒙上省文，言精于道，则心之所通，不假于纷然识其迹也。中庸曰：「（中）〔忠〕恕违道不远。」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盖人能出于己者必忠，施于人者以恕，行事如此，虽有差失，亦少矣。凡未至乎圣人，未可语于仁，未能无憾于礼义，如其才质所及，心知所明，谓之忠恕可也。圣人仁且智，其见之行事，无非仁，无非礼义，忠恕不足以名之，然而非有他也，忠恕至斯而极也。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已矣」者，不足之辟，亦无更端之辞。】下学而上达，然后能言此。论语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又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是不废多学而识矣。然闻见不可不广，而务在能明于心。一事豁然，使无余蕴，更一事而亦如是，久之，心知之明，进于圣智，虽未学之事，岂足以穷其智哉！易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又曰：「智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凡此，皆精于道之谓也。心精于道，全乎圣智，自无弗贯通，非多学而识所能尽；苟徒识其迹，将日逐于多，适见不足。易又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同归」，如归于仁至义尽是也；「殊涂」，如事情之各区以别是也；「一致」，如心知之明尽乎圣智是也； 「百虑」，如因物而通其则是也。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约」谓得其至当；又曰：「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约谓修其身。六经、孔、孟之书，语行之约，务在修身而已，语知之约，致其心之明而已；未有空指一而使人知之求之者。致其心之明，自能权度事情，无几微差失，又焉用知一求一哉？
问：论语言「克己复礼为仁」，朱子释之云：「己，谓身之私欲；礼者，天理之节文。」又云：「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盖与其所谓「人生以后此理堕在形气中」者互相发明。老、庄、释氏，无欲而非无私；圣贤之道，无私而非无欲；谓之「私欲」，则圣贤固无之。然如颜子之贤，不可谓其不能胜私欲矣，岂颜子犹坏于私徒邪？况下文之言「为仁由己」何以知「克己」之「己」不与下同？此章之外，亦绝不闻「私欲」而称之曰「己」者。朱子又云：「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与。」在「语之而不惰」者，岂容加此赘文以策励之！其失解审矣。然则此章之解，可得闻欤？
曰：克己复礼之为仁，以「己」对「天下」言也。礼者，至当不易之则，故曰，「动容周旋中礼，盛德之至也。」凡意见少偏，德性未纯，皆己与天下阻隔之端；能克己以还其至当不易之则，斯不隔于天下，故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然又非取决于天下乃断之为仁也，断之为仁，实取决于己，不取决于人，故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自非圣人，未易语于意见不偏，德性纯粹；至意见不偏，德性纯粹，动皆中礼矣。就一身举之，有视，有听，有言，有动，四者勿使爽失于礼，与「动容周旋中礼」，分安、勉而已。圣人之言，无非使人求其至当以见之行；求其至当，即先务于知也。凡去私不求去蔽，重行不先重知，非圣学也。孟子曰：「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权，所以别轻重；谓心之明，至于辨察事情而准，故曰「权」，学至是，一以贯之矣，意见之偏除矣。
问：孟子辟杨、墨，韩退之辟老、释，今子于宋以来儒书之言，多辞而辟之，何也？
曰：言之深入人心者，其祸于人也大而莫之能觉也；苟莫之能觉也，吾不知民受其祸之所终极。彼杨、墨者，当孟子之时，以为圣人贤人者也；老、释者，世以为圣人所不及者也；论其人，彼各行所知，卓乎同于躬行君子，是以天下尊而信之。而孟子、韩子不能已于与辨，为其言入人心深，祸于人大也。岂寻常一名一物之讹舛比哉！孟子答公孙丑问「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答公都子问「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曰：「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孟子两言「圣人复起」，诚见夫诐辞邪说之深入人心，必害于事，害于政，天下被其祸而莫之能觉也。使不然，则杨、墨、告子其人，彼各行所知，固卓乎同于躬行君子，天下尊而信之，孟子胡以恶之哉？杨朱哭衢途，彼且悲求诸外者歧而又歧；墨翟之叹染丝，彼且悲人之受染，失其本性。老、释之学，则皆贵于「抱一」，贵于「无欲」；宋以来儒者，盖以理（之说）〔说之〕。其辨乎理欲，犹之执中无权；举凡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则名之曰「人欲」，故终其身见欲之难制；其所谓「存理」，空有理之名，究不过绝情欲之感耳。何以能绝？曰「主一无适」，此即老氏之「抱一」「无欲」，故周子以一为学圣之要，且明中曰，「一者，无欲也」。天下必无舍生养之道而得存者，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老、庄、释氏主于无欲无为，故不言理；圣人务在有欲有为之咸得理。是故君子亦无私而已矣，不贵无欲。君子使欲出于正，不出于邪，不必无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于是谗说诬辞，反得刻议君子而罪之，此理欲之辨使君子无完行者，为祸如是也。以无欲然后君子，而小人之为小人也，依然行其贪邪；独执此以为君子者，谓「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其言理也，「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于是未有不以意见为理之君子；且自信不出于欲，则曰「心无愧怍」夫古人所谓不愧不怍者，岂此之谓乎！不寤意见多偏之不可以理名，而持之必坚；意见所非，则谓其人自绝于理：此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为祸又如是也。夫尧、舜之忧四海困穷，文王之视民如伤，何一非为民谋其人欲之事！惟顺而导之，使归于善。今既截然分理欲为二，治己以不出于欲为理，治人亦必以不出于欲为理，举凡民之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咸视为人欲之甚轻者矣。轻其所轻，乃「吾重天理也，公义也」，言虽美，而用之治人，则祸其人。至于下以欺伪应乎上，则曰「人之不善」，胡弗思圣人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不待告以天理公义，而人易免于罪戾者之有道也！孟子于「民之放辟邪侈无不为以陷于罪」，犹曰「是罔民也」；又曰「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 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无疵之为理；今之言理也，离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顾之为理。此理欲之辨，适以穷天下之人尽转移为欺伪之人，为祸何可胜言也哉！其所谓欲，乃帝王之所尽心于民；其所谓理，非古圣贤之所谓理；盖杂乎老、释之言以为言，是以弊必至此也。然宋以来儒者皆力破老、释，不自知杂袭其言而一一傅合于经，遂曰六经、孔、孟之言；其惑人也易而破之也难，数百年于兹矣。人心所知，皆彼之言，不复知其异于六经、孔、孟之言矣；世又以躬行实践之儒，信焉不疑。夫杨、墨、老、释，皆躬行实践，劝善惩恶，救人心，赞治化，天下尊而信之，帝王因尊而信之者也。孟子、韩子辟之于前，闻孟子、韩子之说，人始知其与圣人异而究不知其所以异。至宋以来儒书之言，人咸曰：「是与圣人同也；辨之，是欲立异也。」此如婴儿中路失其父母，他人子之而为其父母，既长，不复能知他人之非其父母，虽告以亲父母而决为非也，而怒其告者，故曰「破之也难」。呜呼，使非害于事、害于政以祸人，方将敬其为人，而又何恶也！恶之者，为人心惧也。校注中华本于「以」字下注曰：「疑脱『至』字。」中华本注曰﹕「『乃』下疑脱『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