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即谓之达道者，达诸天下而不可废也。易言天道而下及人物，不徒曰「成之者性」，而先曰「继之者善」，继谓人物于天地其善固继承不隔者也；善者，称其纯粹中正之名；性者，指其实体实事之名。一事之善，则一事合于天；成性虽殊而其善也则一，善，其必然也；性，其自然也；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此之谓自然之极致，天地人物之道于是乎尽。在天道不分言，而在人物，分言之始明。易又曰：「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言限于成性而后，不能尽斯道者众也。
问：宋儒于命、于性、于道，皆以理当之，故云「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既为当行之理，则于修道不可通，故云「修，品节之也」；而于「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两修字不得有异，但云「能仁其身」而不置解。于「达道五」，举孟子所称「教以人伦」者实之，其失中庸之本指甚明。中庸又言「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朱子以此为存理之说，「不使离于须臾之顷」。王文成于：「养德养身，止是一事。果能戒慎不睹，恐惧不闻，而专志于是，则神住，气住，精住，而仙家所谓『长生久视』之说，亦在其中矣。」又云：「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来面目』耳。」程子、朱子皆求之于释氏有年，如王文成之言，乃其初所从事，后转其说，以「常存本来面目」者为「常存天理」，故于「常惺惺」之云无所改，反以「戒慎恐惧」四字为失之重。【朱子云﹕「心既常惺惺，而以规矩绳检之，此内外相养之道也。」又云﹕「着『或慎恐惧』四字，已是压得重了，要之止略绰提撕，今自省觉便是。」】然则中庸言「道不可离」者，其解可得闻欤？
曰：出于身者，无非道也，故曰「不可须臾离，可离非道」；「可」如「体物而不可遗」之可。凡有所接于目而睹，人亦知戒慎其仪容也；有所接于耳而闻，人亦知恐惧夫愆失也。无接于目接于耳之时，或惰慢矣；惰慢之身，即不得谓之非失道。道者，居处、饮食、言动，自身而周于身之所亲，无不该焉也，故曰「修身以道」；道之责诸身，往往易致差谬，故又曰「修道以仁」。此由修身而推言修道之方，故举仁义礼以为之准则；下言达道而归责行之之人，故举智、仁、勇以见其能行。「修道以仁」，因及义，因又及礼，而不言智，非遗智也，明乎礼义即智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而不言义礼，非遗义遗礼也，智所以知义，所以知礼也。仁义礼者，道于是乎尽也；智仁勇者，所以能尽道也。故仁义礼无等差，而智仁勇存乎其人，有「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困知勉行」之殊。古贤圣之所谓道，人伦日用而已矣，于是而求其无失，则仁义礼之名因之而生。非仁义礼有加于道也，于人伦日用行之无失，如是之谓仁，如是之谓义，如是之谓礼而已矣。宋儒合仁义礼而统谓之理，视之「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此为「形而上」，为「冲漠无朕」；以人伦日用为「形而下」，为「万象纷罗」。盖由老、庄、释氏之舍人伦日用而别有所（贵）〔谓〕道，遂转之以言夫理。在天地，则以阴阳不得谓之道，在人物，则以气禀不得谓之性，以人伦日用之事不得谓之道。六经、孔、孟之言，无与之合者也。
问：中庸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朱子于「智者」云，「知之过，以道为不足行」；「贤者」云，「行之过，以道为不足知」。既谓之道矣，以为不足行，不足知，必无其人。彼智者之所知，贤者之所行，又何指乎？中庸以道之不行属智愚，不属贤不肖；以道之不明属贤不肖，不属智愚；其意安在？
曰：智者自负其不惑也，往往行之多谬；愚者之心惑阊，宜乎动辄愆失。贤者自信其出于正不出于邪，往往执而鲜通；不肖者陷溺其心，虽睹夫事之宜，而长恶遂非与不知等。然智愚贤不肖，岂能越人伦日用之外者哉？故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饮食，喻人伦日用；知味，喻行之无失；使舍人伦日用以为道，是求知味于饮食之外矣。就人伦日用，举凡出于身者求其不易之则，斯仁至义尽而合于天。人伦日用，其物也；曰仁，曰义，曰礼，其则也。专以人伦日用，举凡出于身者谓之道，故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分物与则言之也； 中节之为达道，中庸之为道，合物与则言也。
问：颜棩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公孙丑曰：「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今谓人伦日用举凡出于身者谓之道，但就此求之，得其不易之则可矣，何以茫然无据又若是欤？
曰：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谓人人由之。如为君而行君之事，为臣而行臣之事，为父为子而行父之事，行子之事，皆所谓道也。君不止于仁，则君道夫；臣不止于敬，则臣道失；父不止于慈，则父道失；子不止于孝，则子道失；然则尽君道、臣道、父道、子道，非智仁勇不能也。质言之，曰「达道」，曰「达德」；精言之，则全乎智仁勇者，其尽君道、臣道、父道、子道，举其事而亦不过谓之道。故中庸曰：「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极言乎道之大如是，岂出人伦日用之外哉！以至道归之至德之人，岂下学所易窥测哉！今以学于圣人者，视圣人之语言行事，犹学奕于奕秋者，莫能测奕秋之巧也，莫能遽几及之也。颜子之言又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中庸详举其目，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而终之曰：「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盖循此道以至乎圣人之道，实循此道以日增其智，日增其仁，日增其勇也，将使智仁勇齐乎圣人。其日增也，有难有易，譬之学一技一能，其始日异而月不同；久之，人不见其进矣；又久之，己亦觉不复能进矣；人虽以国工许之，而自知未至也。颜子所以言「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此颜子之所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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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羲礼智二条
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无非人道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言仁可以赅义，使亲爱长养不协于正大之情，则义有未尽，亦即为仁有未至。言仁可以赅礼，使无亲疏上下之辨，则礼失而仁亦未为得。且言义可以赅礼，言礼可以赅义；先王之以礼教，无非正大之情；君子之精义也，断乎亲疏上下，不爽几微。而举义举礼，可以赅仁，又无疑也。举仁义礼可以赅智，智者，知此者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而中庸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益之以礼，所以为仁至义尽也。语德之盛者，全乎智仁而已矣，而中庸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益之以勇，盖德之所以成也。就人伦日用，究其精微之极致，曰仁，曰义，曰礼，合三者以断天下之事，如权衡之于轻重，于仁无憾，于礼义不愆，而道尽矣。若夫德性之存乎其人，则曰智，曰仁，曰勇，三者，才质之美也，因才质而进之以学，皆可至于圣人。自人道溯之天道，自人之德性溯之天德，则气化流行，生生不息，仁也。由其生生，有自然之条理，观于条理之秩然有序，可以知礼矣；观于条理之截然不可乱，可以知义矣。在天为气化之生生，在人为其生生之心，是乃仁之为德也；在天为气化推行之条理，在人为其心知之通乎条理而不紊，是乃智之为德也。惟条理，是以生生；条理苟失，则生生之道绝。凡仁义对文及智仁对文，皆兼生生、条理而言之者也。
问：论语言「主忠信」，言「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子夏闻「绘事后素」，而曰「礼后乎」；朱子云「礼以忠信为质」，引记称「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证之；老氏直言「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指归几于相似。然论语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曰：「克己复礼为仁。」中庸于礼，以「知天」言之。孟子曰：「动容周旋中礼，盛德之至也。」重学重礼如是，忠信又不足言，何也？
曰：礼者，天地之条理也，言乎条理之极，非知天不足以尽之。即仪文度数，亦圣人见于天地之条理，定之以为天下万世法。礼之设所以治天下之情，或裁其过，或勉其不及，俾知天地之中而已矣。至于人情之漓，犹饰于貌，非因饰貌而情漓也，其人情渐漓而徒以饰貌为礼也，非恶其饰貌，恶其情漓耳。礼以治其俭陋，使化于文；丧以治其哀戚，使远于直情而径行。情漓者驰骛于奢与易，不若俭戚之于礼，虽不足，犹近乎制礼所起也，故以答林放问礼之本。「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言质美者进之于礼，无饰貌情漓之弊，忠信乃其人之质美，犹曰「茍非其人，道不虚行」也。至若老氏，因俗失而欲并礼去之，意在还淳反朴，究之不能必天下尽归淳仆，其生而淳朴者，直情径行；流于恶薄者，肆行无忌，是同人于禽兽，率天下而乱者也。君子行礼，其为忠信之人固不待言；而不知礼，则事事爽其条理，不足以为君子。林放问「礼之本」，子夏言「礼后」，皆重礼而非轻礼也。诗言「素以为绚」，「素」以喻其人之娴于仪容；上云「巧笑情」、「美目盼」者，其美乃益彰，是之谓「绚」；喻意深远，故子夏疑之。「绘事后素」者，郑康成云：「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文。」【何平叔景褔殿赋所谓「班间布白，疏密有章」，盖古人昼绘定法。】其注考工记「凡昼缋之事后素功」云﹕「素，白采也；后布之，为其易渍污也。」是素功后施，始五采成章烂然，貌既美而又娴于仪容，乃为诚美，「素以为绚」之喻昭然矣。子夏触于此言，不特于诗无疑，而更知凡美质皆宜进之以礼，斯君子所贵。若谓子夏后礼而先忠信则见于礼，亦如老氏之仅仅指饰貌情漓者所为，与林放以饰貌情漓为俗失者，意指悬殊，孔子安得许之？忠信由于质美，圣贤论行，固以忠信为重，然如其质而见之行事，苟学不足，则失在知，而行因之谬，虽其心无弗忠弗信，而害道多矣。行之差谬，不能知之，徒自期于心无愧者，其人忠信而不好学，往往出于此，此可以见学与礼之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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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二条
诚，实也。据中庸言之，所实者，智仁勇也；实之者，仁也，义也，礼也。由血气心知而语于智仁勇，非血气心知之外别有智，有仁，有勇以予之也。就人伦日用而语于仁，语于礼义，舍人伦日用，无所谓仁，所谓义，所谓礼也。血气心知者，分于阴阳五行而成性者也，故曰「天命之谓性」；人伦日用，皆血气心知所有事，故曰「率性之谓道。」全乎智仁勇者，其于人伦日用，行之而天下睹其仁，睹其礼义，善无以加焉，「自诚明」者也；学以讲明人伦日用，务求尽夫仁，尽失礼义，则其智仁勇所至。将日增益以于圣人之德之盛，「自明诚」者也。质言之，曰人伦日用；精言之，曰仁，曰义，曰礼。所谓「明善」，明此者也；所谓「诚身」，诚此者也。质言之，曰血气心知；精言之，曰智，曰仁，曰勇。所谓「致曲」，致此者也；所谓「有诚」，有此者也。言乎其尽道，莫大于仁，而兼及义，兼及礼；言乎其能尽道，莫大于智，而兼及仁，兼及勇。是故善之端不可胜数，举仁义礼三者而善备矣；德性之美不可胜数，举智仁勇三者而德备矣。曰善，曰德，尽其实之谓诚。
问：中庸言：「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出而知之；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朱子云：「所知所行，谓达道也。」今据上文云「君臣也，父子也」之属，但举其事，即称之曰「达道」；以智仁勇行之，而后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然则所谓知之行之，宜承智仁勇之能尽道而言。中庸既「云所以行之者三」，又云「所以行之者一也」，程子、朱子以「诚」当其所谓「一」；下云「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朱子亦谓「不诚则皆为虚文」。在中庸，前后皆言诚矣，此何以不言「所以行之者诚也」！
曰：智也者，言乎其不蔽也；仁也者，言乎其不私也；勇也者，言乎其自强也；非不蔽不私加以自强，不可语于智仁勇。既以智仁勇行之，即诚也。使智仁勇不得为诚，则是不智不仁不勇，又安得曰智仁勇！下云「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既若此，亦即诚也。使「齐明盛服，非礼不动」为虚文，则是未尝「齐明盛服，非礼不动」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为虚文，则是未尝「去谗」，未尝「远色」，未尝﹁贱货贵德」也；又安得言之！其皆曰「所以行之者一也」，言人之才质不齐，而行达道之必以智仁勇，修身之必以齐明盛服，非礼不动，劝贤之必以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则无不同也。孟子答公孙丑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言不因巧拙而有二法也；告滕世子曰，「夫道，一而已矣」，言不因人之圣智不若尧、舜、文王而有二道也。盖才质不齐，有生知安行，有学知利行，且有困知及勉强行。其生知安行者，足乎智，足乎仁，足乎勇者也；其学知利行者，（知）〔智〕仁勇之少逊焉者也；困知勉强行者，智仁勇不足者也。中庸又曰，「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则智仁勇可自少而加多，以至乎其极，道责于身，舍是三者，无以行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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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五条
权，所以别轻重也。凡此重彼轻，千古不易者，常也，常则显然共见其千古不易之重轻；而重者于是乎轻，轻者于是乎重，变也，变则非智之尽，能辨察事情而准，不足以知之。论语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盖同一所学之事，试问何为而学，其志有去道甚远者矣，求禄利声名者是也，故「未可与适道」；道责于身，不使差谬，而观其守道，能不见夺者寡矣，故「未可与立」；虽守道卓然，知常而不知变，由精义未深，所以增益其心知之明使全乎圣智者，未之尽也，故「未可与权。」孟子之辟杨墨也，曰：「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着，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今人读其书，孰知所谓「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者安在哉！孟子又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今人读其书，孰知「无权」之故，「举一而废百」之为害至巨哉！孟子道性善，于告子言「以人性为仁义」，则曰「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今人读其书，又孰知性之不可不明，「戕贼人以为仁义」之祸何如哉！老聃、庄周「无欲」之说，及后之释氏所谓「空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