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的意思，是在酝酿着将来更大的不安。我们没有法子使我们不感到空虚时局的严重。我们有几个人便觉得忍无可忍，便说出话来了，说出与现在时局有关的话来了。这几篇文章都是作者个人良心上的呼声，决没有经过团体的讨论和指使。我们编稿的手续是极简单的，有文章来便由编者阅看，只消内容是充实的，态度是严谨的，文字是通顺的，便登出来。我们每篇文章都是作者个人署名负责。胡适之先生的那篇《人权与约法》引起了全国人士的注意，不，全世界人士注意。读者无意地发表了几篇文章，但是新月月刊的性质变了，赢得了许多的新朋友。反对的声浪也起来了，这是我们认为当然的。
第一节 《观察》的精神来源（2）
我们现在要有意识的定下一个编辑的计划：以后每期都希望于原有的各种文章之外再有一两篇关于现在时局或一般政治的文章。这便是我们现在要特别告诉读者诸君的一个消息。有几点要请注意：我们没有党，没有派，我们只是个人用真名真姓说我们的真话。我们几个人说的话并不一定是一致的，因为我们没有约定要一致。我们的立场态度希望能做到严正的地步，我们不攻击私人。实际政治我们由那种有能力的人去干，我们的工作是批评的工作。
储安平在20年代末期即与徐志摩认识，并且有一定的往来，他对《新月》所持的自由主义观点非常称赞。后来无论在重庆办《客观》还是在上海办《观察》，走的基本上是《新月》与《现代评论》的路子。储安平在《观察》的创刊宗旨中一再强调：①
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了大体上代表着一股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毋须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于政治都是感觉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主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智，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恳的，公平的。我们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则和宽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了解。
储安平接着详细阐述了《观察》所持的“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原则，并在以后的刊物中随时标示出《观察》的“本刊传统”：
一、只要无背于本刊发刊辞所陈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本刊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尊重各人独立发言，自负文责。在本刊发表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不表示即为编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况之下，不刊载任何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论文。
第二节《新路》与《观察》（1）
关于《新路》的情况要先从萧乾说起。萧乾在晚年回忆起1948年自己的人生选择时曾这样说：“足足三十年（1949至1979），我一直背着《新路》的黑锅，也仅止在1956年解下过几个月。”①从萧乾的回忆中，可以知道对于《新路》周刊，他过去一直是持否定态度的。
萧乾回忆说：“朋友姚念庆告诉我，北平几家大学的教授们计划出一份刊物，内定由清华大学教授吴景超主编，钱端升主持政治栏，刘大中主持经济栏。那里正在物色一个编国际问题及文艺的。他认为我最合适不过了。我思忖，不妨走上一年半载再回沪。于是，就同意了。刊物后来定名《新路》。但是没等到刊物问世，我由于受到复旦同学及杨刚的劝告，就坚决辞了。事实是：一、刊物封面上写明系吴景超主编。二、我最后并没去北平，仍留在上海《大公报》，也依然兼着复旦教职。这是当时有目共睹的。”
萧乾是1979年说这番话的，他在回忆中的第一条显然是记错了，《新路》封面上并没有标明是“吴景超主编”。对于萧乾的这番辩解，巴金在1979年写给萧乾的一封信中说：“还有关于《新路》的那段话不大好。说到自己，如能检查，就诚恳地讲几句，如想不通，或不服，就避开不提，最好不要替自己辩护。要辩最好等时机到来，一下子讲清楚，吞吞吐吐比不辩更坏。”①
1948年1月底，萧赴北京参加社会经济学会。会上决定筹办《新路》杂志，由吴景超主编，钱端升负责政治栏，刘大中负责经济栏，萧乾负责国际政治及文艺两栏。②
1948年3月1日，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在北平正式成立，在3月2日的会员大会上通过了著名的“三十二条主张”，并决定主办《新路》周刊。
《新路》的创刊号1948年5月份出版。创刊号在第二页刊载了《发刊辞》，在封底以附录形式，全文刊载了《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初步主张》，即“三十二条”主张。
创刊号在文艺栏中刊载了萧乾的《柏林那趟》，楼邦彦在“专论”专栏中发表了《当前中国的行宪问题》。他们两位同时是《观察》的特约撰稿人。
《新路》周刊完整地出了第一卷，共24期，时间是1948年10月23日。第2卷出至第6期，即停刊，时间为1948年12月18日。
《新路》在第2卷第1期上曾发表过一篇：《本刊对于“严重警告”的答复》，是针对国民党令其停刊的决定而发的；③
本刊对于“严重警告”的答复
本月二日，本刊接到北平市政府社会局崇三（37）字第二、三四五号通知，原文如下：
“奉市政府交下内政部三十七年叁字第一五五一六号代电内开：查新路周刊九月四日出版之第一卷第十七期所载：“新金圆卷发行总额的规定”，“总统有命政院有令地方遂执法以绳”，“北平大捕学生记”，“小休局面中的华北情势”，“天堂噩梦”各文，言论反动，诋毁政府，同情匪军，袒护匪牒，破坏币制，煽惑人心，实属违反出版法第二十一条第二三两项之规定，应予严重警告。又该刊原登记系在北平出版，近复在上海同时出版发行，核与出版法施行细则第五条之规定不合。除分电上海市政府，通知其停止刊行外，相应电请查照转知警告并见复等由，节饬办等因，奉此，合予严重警告，特此通知。”
在北平市社会局转给我们的通知里面，转来内政部对于本刊的严重警告，并责备我们在上海同时出版发行。关于这两点，我们愿意在这儿公开答复。
在内政部所指摘的五篇文章中，有两篇是短评，三篇是通讯，前者是批评时事的文章，后者是报道事实的文章。关于批评时事，本刊素来抱着一个见解，就是在宪政之下，政府是公仆，人民是主人，公仆所做的事，是否对于主人有利，只有主人知道得最为清楚，因此主人对于公仆的行为，有尽量批评的权利，公仆对于主人的意见，有虚怀接受的义务。这是宪政的国家中，政府与人民所公认的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我们的政府，过去在一党专政之下，养成了一种傲慢的心理，把自己放在人民之上，忘记了政府是服务人民而设，以致一切的行为，多与人民的利益脱了节。过去在专政之下，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现在总算持起宪政的招牌了，但是政府中的公务人员，还没有把他们那种傲慢的心理扭转过来，还不知道虚怀地向人民领教，还想以威力来压迫人民言论的自由，这实在是可以惋惜的。我们愿意忠告政府，批评时事，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政府只有接受人民的批评，才可避免更深的腐化。在现在这种局面之下，不知反省，不求自新，只知压迫逆耳的正义，长此下去，这样的一个政府的前途，是谁都可以预料得到的。
关于报道事实的文章，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把客观的事实，告知全国关心国事的读者。事实发生在全国的各地，各地也有人在那儿观察。这种观察，因为个人的耳目难周，所以本刊对于各期所载的通讯，决不把他与实验室的报告同样看待。试验室的报告比较更为客观，因为在实验室中所观察到的事实，要经过好几次的审核之后，才发表出来的。我们对于通讯中所说的事实，无法做审核的工作。因此，凡是读者发现通讯中所说的事实，有与实际情形不符之处，只要告诉我们，我们一定把他公开，以供读者的参考与判断。譬如我们曾登过一篇通讯，是报道开滦煤矿情形的，负责办理开滦的人，指出其中有几点与事实不符，我们便把这封来书登出，表示我们对于事实的报道方面，完全采取求真的态度，不歪曲事实，也不隐蔽事实。政府方面，假如觉得我们的通讯中，有与事实不符之处，只要来函更正，我们是愿意登出的。同时，更正的事实，是否即是事实，我们也不加判断，那种工作，应该是由读者自己担当起来的。
第二节《新路》与《观察》（2）
以上是我们对于严重警告的答复。通知中还有一点，完全是出于政府的误会，我们应当在此声明。本刊的编辑及发行工作，都在北平。但以目前交通不便，邮运很难，为节省物力起见，为减轻读者的担负起见，所以我们在上海印航空版，由北平打好纸型，在上海印刷一部分，供给南方本刊读者的需要。我们这种做法，一可以节省航空公司的吨位，二可以使本刊在南方售价，不致高于北方，因而可以节省本刊读者的费用。这种办法，有百利而无一弊，现在不但本刊有这种办法，同业中采取这种办法的，也有好几家。假如政府是爱护舆论的，我们看不出政府对于这种办法，有何反对的理由。我们要问政府的，就是在另一地加印航空版，是否即算是另在他地出版发行。如此种行为，并等于另在他地出版发行，则内政部要我们在上海停止刊行，便等于无的放矢。如政府以为加印航空版，即等于另在他地出版发行，则请政府立即允许我们在上海出版发行。北平与上海，都是中华民国的版图，我们看不出一个刊物，为什么可以在北平发行而不能在上海发行的理由。
最后，我们愿意借本刊第二卷开始刊行的时候，重申我们在发刊词中已经表示过的态度如下：
“我们愿意在本刊中，提高讨论的水准，以理论应付理论，以事实反驳事实，以科学方法，攻击盲从偏见。但是我们这一班人，都不以骂人见长，所以凡是以谩骂来对付我们的，我们只有藏拙，不与计较。同时我们这一班人，也以刚毅自矢，凡想以武力来压迫我们，要我们改变主张的，我们也决不低头就范”。
20世纪40年代末，较能集中反映当时大学教授对中国社会经济问题认识的言论，以《新路》最有代表性。这本杂志和它所属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在以往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中，基本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但从学术的角度观察，当时这些教授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作为一种学术来评价，可能他们当年的建议对中国的发展更有参考作用。
《新路》能在那样的时代里很快出版，就与钱昌照有关。钱昌照晚年回忆说：“有一次我到北平，在清华大学住了两天，一天在吴景超家，一天在刘大中家。朋友们聚在一起，谈到想办一个杂志，批评时政，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批评。杂志的名字，就叫《新路》，是我提的。我们还决定在北平找所较大的房子，买些参考书籍，在北平的朋友可以在那里讨论问题；从南方来的朋友可以住在那里。后来我们看中了一所房子，就在东直门大街。”①
筹办《新路》周刊的同时，他们又商定筹设一个机构叫“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其性质类似英国的费边社。1948年2月1日，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简称“社经会”）在北平正式成立，会员50多人，绝大部分是文化人，只个别的人是资本家。成立会上选出理事11人：王崇植、吴景超、周炳琳、孙越崎、陶孟和、楼邦彦、刘大中、潘光旦、钱昌照、钱端升和萧乾。监事三人：邵力子、吴蕴初和童冠贤。社经会的惟一活动是出版《新路》周刊。社经会和办刊物的经费是钱昌照筹的，资委会出了些钱，宋子文也出了些钱，但宋并不知道办刊物的事。《新路》的班子是：周炳琳总负责，经济编辑是刘大中，政治编辑是钱端升和楼邦彦，文艺编辑是萧乾。刊物专辟一栏，赞成和反对马列宁主义的文章同时发表。《新路》1948年5月15日在北平开始出版，它一面骂蒋介石和国民党，一面对共产主义抱怀疑态度，因此受到左右两方面的攻击。香港方面的保守和进步舆论都对它不满。而蒋介石则横施压力，先是严重警告，12月30日国民党政府社会部又勒令其停刊。
钱昌照曾说“1949年我来到北平，周恩来对我提起这件事。他说：那时《新路》这个刊物的论调冲淡了共产党的宣传，所以要组织力量去批判。如果是早三年办这个刊物，应该算是进步的，到现在办也还可以，就是那个时候办不适宜。”
《胡适的日记》1948年1月24日记载：“吴景超来谈。他说，钱昌照拿出钱来，请他们办一个刊物。要吴半思主编，景超任社会，刘大中任经济，钱端升任政治，萧乾任文艺。”②
钱昌照这样回忆：“我在辞职后出国前的一个阶段里，在北平创办了一份走中间路线的刊物《新路》，由周炳琳、吴景超等执笔。因社论中多次抨击蒋介石独裁误国，一度被社会局勒令停刊，复刊后的社论指责蒋介石更为严厉。后该刊终于在各方压力下宣布停刊。办了这个刊物，进步人士乃至共产党人指责它阻挠革命，而国民党方面认为是反‘革命’言论。蒋介石得知是我办的，更是怒不可遏。他对陈布雷说：‘钱昌照是叛徒！’陈布雷找了我秘谈，劝我早点出国。”
《观察》将要被国民党查封的时候，《新路》才创刊。参与《新路》的几个主要人物，除刘大中去了台湾以外，留下的吴景超、钱端升、萧乾全都成了右派。《新路》在1948年的出现，足以证明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力量和热情，也表达了这些知识分子希望把国家引上民主宪政之路的良好愿望，当时民主和宪政的思想在20世纪40年代已深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不过这种思想的过分早熟使得信奉这种理想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成了一种孤独的政治势力，中国经济的贫困和文化的落后使多数人视眼前的生计为第一利益，而放弃了对更高理想的追求，这也就是为什么从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凡是最终成功者都是以追求眼前利益的实现为基本目的的。
第二节《新路》与《观察》（3）
储安平本人没有给《新路》写过文章，但《观察》对于《新路》的创办是有反映的，在《观察》第4卷第4期上曾有一封读者来信，对《新路》的创刊给予充分的肯定：
编者先生：本月一日北平成立了一个新的团体，定名为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同时公布三十二条工作纲领，计分为政治主张，外交主张，经济主张，社会及其他主张四个部分。此会领导的人颇多知名之士，包括实业界教育界中坚分子，于是社会上便发生种种的传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