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当时的黄河下游河道，是从河南流经江苏北部入海的。在流经淮阴附近时，有一段与淮河、运河相汇合。由于黄、淮两河经常泛滥成灾，而每当泛滥时洪水便倒灌入运河，使南北漕运中断。有人曾做过统计，在康熙登上帝位后的最初十六年间（公元一六六二年至一六七七年）黄河竟然决口了六十七次，严重地威胁着清王朝交通命脉。于是公元一六七七年（康熙十六年）当平定三藩的战争还在激烈进行时，康熙便任命水利专家靳辅为河道总督，开始了大规模的治河工作。靳辅在另一位水利专家陈潢的协助下，继承了明朝播季驯“以堤束水，借水攻沙”的办法，再加上诸如开中河、修堤坡等一系列辅助性的工程，经过十余年的治理，收到了“水归故道，漕运无阻”的效果。当公元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有一次康熙帝视察治河工地时，他曾对靳辅“赐诗褒美”，进行了嘉奖。后米康熙帝还抓了修治浑河的工作。此河从芦沟桥以下流势湍急，过去经常泛滥成灾。经过康熙亲自督修，到公元一七○一年（康熙四十年）竣工，从此被改名为永定河。
六、调整工商业政策。在康熙帝执政期间，提出了“恤商”和“利商便民”的口号，禁止一些关津渡口对商人征收额外的杂税，减少了一些江南纺织业的税收额，取消了过去每家机户拥有的织机不得超过百张的限制。公元一六八二年（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还改变了清初以来对各地矿山所采取的封禁政策，认可了云贵总督蔡毓荣在《筹滇理财疏》中所提出的“听民开采，而官收其税”的主张。后来，在冶铁业和其它矿业中也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召商承办”的政策。例如：康熙中叶广东省就有一个名叫何锡的大商人，申请按照云南的规章在广东省海阳县仲坑山地区开采铜铅矿，并主动提出，愿意每年交纳课银五万两。此事得到康熙的特许，批准他试办三年。
七、废止禁海令。公元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三十一岁的康熙鉴于清朝统治已逐渐稳固，三藩已经平定，台湾已经统一，于是不顾一些大臣的反对，一改清初“寸板不许下海”的禁海政策，宣布废止禁海令，实行对外贸易的开放政策。此项政策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其一、在“预行禀明地方官，登记姓名，取具保结”后，可以“听百姓以装载五百担以下船只，往海上贸易捕鱼”，其二、以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为对外贸易港口，允许外国商船前来进行贸易；其三、在闽粤江浙四省设立海关，管理来往商船，负责征收赋税；其四、如“将硫磺、军器等物私藏在船，出洋贸易者，仍照旧处分。”此后我国的海外贸易得到了发展。例如，从我国东南沿海城镇开往日本的商船数，公元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为二十六艘，公元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为八十五艘，公元一六八六年（康熙二十五年）为一百○二艘，公元一六八七年（康熙二十六年）为一百○六艘，公元一六八八年（康熙二十七年）为一百九十四艘，此后，在公元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至公元一七一一年（康熙五十年）的二十三年间，中国开往日木的商船总计为一七九一艘，平均每年近七十八艘。此外，我国东南沿海开往南洋和其他各国的商船也为数不少。同时在康熙五十六年以前，从日本、南洋各国以及西方荷兰、英国、法国来到中国的商船，也是“岁不下十余艘”。康熙帝的这一开放政策，一共延续了三十三年之久，促进了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繁荣，有利于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八、改革赋役制度。康熙对赋役制度的改革，主要表现在公元一七一二年（康熙五十一年）开始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公元一七一六年（康熙五十五年）后在广东和四川开始试行“摊丁入亩”这两件事上。
原来清初的赋役制度是沿袭明制，以“田赋”和“丁役”作为国家的主要收入，并采取“丁自为丁，地自为地”的方法，分别征取。清军入关后，由于赋役制度十分混乱，弊端丛生，早在公元一六五七年（顺治十四年）清政府就命令户部右侍郎王弘祚以明万历年间的赋役征收额为准，免除了明末的三饷和杂派，编成了《赋役全书》并颁布天下。到了公元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由于全国户口和土地数字变动很大，如果仍按二十八年前编成的《赋役全书》上的户口和土地数字成收赋役，将使国库收入减少，于是，康熙便下令重修《赋役全书》，此项工作于公元一六八七年（康熙二十六年）完成，并被命名为《简明赋役全书》。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全国的田亩数和人丁数处于不断变动之中，使清政府的赋役征收失去了可靠的依据和标准。为了清除按田亩、人丁分别征收赋役所带来的弊病，康熙帝终于在公元一七一二年（康熙五十一年）发布谕旨，宣布开始实行以康熙五十年的全国人丁户口数字为准征收丁税。凡此后达到成丁年龄的人一律不再承担丁役的新赋税政策。由于上述“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办法，仍然不能解决长期以来赋役不均的状况，后来康熙帝又采取了一个名叫董之燧的意见，默许将“摊丁入亩”的新赋税办法，先在广东和四川进行试点，由于“摊丁入亩”取消了征税的双重标准，完全按拥有土地的多少来进行征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不均的现象，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因此，康熙在晚年试行“摊丁入亩”的新赋役政策，是对赋役制度的又一次重大改革。
康熙推行的上述一系列经济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耕地面积增加了。据有关史料记载，在康熙帝统治期间，全国耕地面积从康熙元年的五三一，一三五，八一四亩上升到康熙六十一年的八五一，○九九，二四○亩。
二是人口增加了。据有关史料记载，在康熙帝统治期间，政府控制的人口数从一六六二年的一九，二○三，二三三人上升到一七二二年的二五，七六三，八**人。
三是国库收入增多了。例如：在公元一七○二年（康熙四十一年）的一道谕旨中就谈到：“今户部库帑四千五百万两，每年并无糜费，国帑大有赢余”的情况；在公元一七○九年（康熙四十八年）的一次谈话中，康熙帝又谈到“见存户部银贮五千余万两……去年蠲免钱粮至八百万，而所存尚多”。
上述情况表明：康熙所推行的各项政策，对于清朝前期封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八孜孜不倦学习中外文化
康熙是清代帝王中受过系统儒家经典教育的第一人。
公元一六六九年（康熙八年），他“幸太学，释奠孔子，讲《周易》、《尚书》”。公元一六七○年（康熙九年），在他颁布的《圣谕十六条》中，第一条就是“敦孝悌以重人伦”。同年，他还指示礼部“举经筵”，派讲官给他讲解儒家经典，即使在平定三藩的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他仍然命令讲官“每日进讲如常”。作为一个出生于满族的封建帝王，他很清楚：如果不能象汉族帝王一样精通汉学，就不能与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帝王相媲美。他十分努力地钻研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汉学中的几乎一切领域。他崇拜孔子、孟子，推崇程、朱理学。曾在康熙帝身边工作过的白晋这样记述道：“康熙皇帝熟悉孔子的大部分著作，并能大体上背诵被汉族视为经典的原著。他委派国内著名学者，用汉语和满语从事这些古籍的注释。几位大学士用了十至十二年时间，进行这项注释工作，并向皇上进讲这些往释、康熙皇帝为了表示对中国古代圣贤学说的敬意，亲自执笔撰写序文，刊登于该书卷头，并以御名出版这部书籍。”他还组织人力，广收各种汉文典籍，编辑了继《永乐大典》之后的又一部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并鼓励一批学者从事古籍注释等方面的工作。康熙大力提倡汉族封建文化，还生动地表现在他举行“博学鸿词”考试以收揽人才这件事上。还在平定三藩的战争尚未结束的一六七八年（康熙十七年），他为此发布谕旨说：“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联亲试录用”，次年三月，通过考试，他在一百四十三名应试者中，录取了五十人。其中如朱彝尊、播耒、尤侗、施润章、吴任臣、毛奇龄等，后来都成为有清一代的著名学者，对清前期的文化发展做出过不同的贡献。以上这些例子犷可以证明康熙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抱着极为重视的态度。
康熙不仅对浸透着儒家思想的传统封建文化颇有研究，而且还擅长骑术，精通武艺一，会使用多种兵器。在骑术方面，据说他不仅在平地上，就是在极其险峻的山路上，也能上下自如，奔驰如飞；在武艺方面，据说他不论是立射还是骑射，也不管是马停下来，还是马飞奔着，都能左右开弓，箭不虚发；在使用兵器方面，据说他最长于使用强弓，并且对许多武器甚至对欧洲的枪炮，也象对弓箭一样熟习。同时，他还熟读过《孙子兵法》等古代军事著作，精通军事学。在胜利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抗击沙俄侵略和亲征噶尔丹的成功战例中，表明了康熙帝是一位很有谋略的军事家。
上述两方面的情况，可以说明康熙帝是清代满洲皇族为了帝国“文治武功”的需要而培养出来的一个杰出的封建帝王。这是他与前代封建帝王中的姣姣者颇为相似的一点。
然而康熙也有与前代封建帝王不相似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他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是排斥或视而不见，而是从少年时代起，就抱着孜孜不倦、虚心学习的态度。
受康熙聘用教授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教士，南怀仁是第一人。康熙是在清初一场关于天文历法的争论中，开始器重南怀仁的。这场争论的经过是这样的：原来明代时钦天监使用的历法是大统历和回历。由于年代久远，大统历中的某些数据越来越与天象的实测结果不一致。于是德国出生的耶稣会士汤若望便在公元一**五年（顺治二年）参考《崇祯历书》重新编撰了一本新历书。后来这本新历书被多尔衮命名为《时宪历》，开始在全国颁行。这是康熙帝的父亲在位时发生的事情。
当康熙帝初登帝位时，因鳌拜专权，有个名叫杨光先的人，便在公元一六**年（康熙三年）出面弹劾了汤若望，说《时宪历》的封面上写有“依西洋新法”数字，这是图谋不轨的行为，于是鳌拜下令废止《时宪历》复用大统历和回历，接着一方面任命杨光先为钦天监监正；一方面则将汤若望等人逮捕入狱，判处了重刑，不久汤若望死去。此后南怀仁等人为了证明《时宪历》的正确，暗中继续进行着天文观察和推算，公元一六六八年（康熙七年）由于钦天监使用大统历和回历时仍有许多与天象不符的地方，于是有人对杨光先进行了弹劾。有一天康熙帝把南怀仁和杨光先找来，当众询问他们能否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各自的推算是正确的。杨光先闭口无言，南怀仁则提出希望皇上赐给他们两人一个高大的日晷，由他们分别测定日晷的投影到达什么位置是第二天的正午。康熙帝觉得这个提议是合理的，决定按他的意见办事。南怀仁安放好日晷后，计算其投影，准确地标出第二天正午日晷投影将要达到的位置。结果和实际现象完全一致。而杨光先却不能计算出投影的位置，无法在康熙帝面前拿出证据。这样康熙帝便断然废除了大统历和回历，重新宣布在全国推行《时宪历》，同时一方面将无知的扬光先撤职，一方面让具有科学头脑的南怀仁重新返回钦天监任职。
通过这场斗争，少年皇帝康熙开始对夭文历法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次年智擒鳌拜后，十六岁的康熙便把南怀仁召至内廷，向他学习天文历算，这就是康熙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开始。后来康熙为了扩大学习领域，又陆续聘用了白晋、张诚、徐日升、安多、闵明我等外国传教士，为他讲授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他向传教士学习的领域相当广泛，举凡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医学、哲学、音乐、绘画等，他都涉猎过，其中他最精通的要算天文学、数学和地理学。
在学习天文学的过程中，南怀仁给康熙帝讲解了主要天文仪器的用法和天文学中的最新研究成果，并特地编写了教材。康熙帝在学习中特别注重实践。他经常到观象台亲自观察天象，并能准确地计算出某日某时日晷表上所显示的阴影位置，指出钦天监在天文推算中的错误。他曾对大臣们说：，“天文历法，朕素留心”，这是符合事实的。白晋在其所写的《康熙帝传》一书中，曾这样记载说：“最近两三年来，特别频繁地看到皇上在北京皇城和那两三个离宫，或是巡幸鞑靼及其他地区时，利用刚会使用的天文仪器，在朝臣们面前愉快地进行各种测量学和天文学方面的观测。他有时用照准仪测定太阳子午线的高度，用大型子午环测定时分，并推算所测地的地极高度。他也时常测定塔和山的高度或者是感到兴趣的两个地点的距离。皇上还常常通过计算，求出白天正午日晷投影的高度”，可见他对天文学的造诣是很深的。
与此同时康熙还以极大的兴趣投入了对数学的研究。在南怀仁、张诚和白晋等人的指导下，他先后学习了欧几里得初等几何、巴蒂的《实用和理论几何学》以及代数、三角、对数等多种数学科目。当时代数又名作“阿尔热巴拉”，他多次与大臣们谈到“阿尔热巴拉”，并亲自将它传授给当时的青年数学家梅珏成和明安图等人。公元一七一三年（康熙五十二年）他还组织全国科技人才编纂了一套名叫《律历渊源》的大型丛书，其中的第二部——《数理精蕴》，就是在康熙帝的直接指导下编成的。
康熙帝也曾向传教士学习过地理学，他在巡游或作战过程中，每到一处除了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外还经常勘察地理形势。即便是“边徼遐荒”，也要“详考图籍，广询方言，务得其正”。例如，公元一六九六年（康熙三十五年）春，康熙帝在亲征噶尔丹的行军途中，就记录了测量独石口至喀伦的情况。
公元一六九七年（康熙三十六年）春，也是在亲征噶尔丹的途中，他记录了在宁夏的测量情况。他以仪器测量北极，较京师低一度二十分，东西相去二千一百五十里。
同年春，康熙帝出独石口行经沙摸地带时，发现沙漠里有些螺蚌甲壳。他就得出了沙漠之中的某些地区曾是泽国的科学论断。以上种种情况说明他对地理学也是颇为精通的。
此外对西方医学，康熙帝也很感兴趣。为了了解人体内部结构，他曾命巴多明用满文翻译法国医学家皮理所著的《人体解剖学》，并将人体内脏的图例与中国医学上的有关记载作了对比，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张诚，在日记中就曾经这样写道：“皇上在这次谈话中得知我们已经写出一些材料，放在我们书房里，他便派御前一个太监随我们去取。这份论述消化、营养、血液变化和循环的稿子，虽然尚待写完，但我们已经画出一些足以使人领会的图例。皇上仔细翻阅，特别是关于心、肺、内脏、血管等等部份，他还拿起稿子与一些汉文书籍上的有关记述相对比，认为两者颇为近似。”
康熙帝对欧洲音乐也很感兴趣。公元一六七二年（康熙十一年）当康熙帝从南怀仁处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