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广宁之战以后，蒙古与后金的关系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如果说，在此之前，努尔哈赤争取蒙古是为了暂时的联合，以便夺取明朝的个别城市，共同对付明廷的话，那么在这以后，便不是为了应付一时的需要，而是有计划地征服和统一蒙古的问题了。因为后金攻下辽沈、占取广宁的这段时间里，辽河东西的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就是直接触动了蒙古各部的经济得失，尤其是对于喀尔喀各部蒙古的震动极大，他们的正常生活遭到了后金的严重冲击。过去从广宁、锦州、义州、辽沈，直到铁岭，明廷所设立的各个贸易市场都被取消了，其中有广宁四周的大马市，如广宁东北的镇静堡、镇远关（在镇静堡的东北）；广宁西北的小木市镇夷堡、大康堡；锦州的大福堡（今锦西县北“卧佛寺”）；宁远的水兴堡（今辽宁省兴城县西北青水台），中后所的高台堡（今辽宁省绥中县西北高台）等，都因为后金军的西进，先后停市，使蒙古的马、牛、木材等土产没有地方销售，汉区的金、银、缎、布、酒、肉等得不到供应。蒙古贵族昔日的市赏、贡赏不能照常领取，牧民及从事其他生产的蒙古人民失去了部分生活必需品的来源［14］。
蒙古各部由于失去了与汉区交易的部分生活用品，内部加速了分化过程。以察哈尔林丹汗为首的蒙古贵族上层的一部分人物，继续依靠明廷；以科尔沁鄂巴为首的另一部分蒙古贵族上层投靠了后金，其他蒙古各部贵族和人民的态度，也随着形势的急剧变化，日趋明朗化了。
察哈尔林丹汗早存有统一漠南蒙古的念头，对于科尔沁部投靠后金心怀不满。他在统一战争中实行“服从的收养，抗拒的必杀”的方针。攻战的主要目标是科尔沁蒙古。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天命九年）正月，在察哈尔林丹汗将要兵临科尔沁鄂巴的城下时，鄂巴被迫向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求援。鄂巴在致努尔哈赤的书中说，因为我部与你们大国和好，察哈尔林丹汗、喀尔喀各部贝勒，必然前来讨伐，希望大英明汗为我们拿个主意，想个办法。努尔哈赤看了来书以后，派遣使臣库尔禅、希福两个人出使科尔沁。后金与科尔沁会谈后，都以察哈尔的“欺凌之愤”，歃血为盟，决定共同抵抗察哈尔的进犯。同年八月，察哈尔林丹汗统率南察哈尔、北阿禄部和宰赛、巴哈达尔汉等蒙古喀尔喀各部的大兵，向科尔沁部进攻，形势十分紧张。鄂巴在努尔哈赤的授意和后金八名炮手的配合下，据城待战。十一月，察哈尔林丹汗统率各部大兵到达科尔沁，包围了鄂巴的守城。鄂巴派遣使臣向后金告急。努尔哈赤立刻派莽古尔泰、皇太极等七名贝勒统率大兵向科尔沁增援。察哈尔林丹汗得知后金八旗兵已经到了农安塔，便乘夜率兵慌忙逃走了。顺路将科尔沁部的财物抢劫一空。在这前后，察哈尔林丹汗又将科尔沁部的达赖台吉等多人杀害。宰赛贝勒也先后杀了科尔沁部的六个贝勒［15］。
由于利害关系所致，喀尔喀各部对于努尔哈赤进军辽沈都持抵制的态度。天启元年三月，在努尔哈赤大举进犯辽沈的时候，喀尔喀卓礼克图、达尔汉巴图鲁、巴哈达尔汉、实尔呼纳等四名贝勒，统兵两千多，乘辽沈残破的机会，同后金争夺沈阳的财物和粮食［16］。辽沈易手以后，蒙古多数部落的抗金情绪都有所高涨，伯耍儿部主动驻守黄泥洼（今辽阳市西北“黄泥洼”），抗拒努尔哈赤率兵西进［17］。察哈尔林丹汗串连炒花各部蒙古，集结大兵四十多万，表示愿意援助明广宁巡抚王化贞坚守广宁，以收复辽东［18］。天启二年，努尔哈赤占据广宁，夺去明军右屯卫的粮食，并派大批的车辆向辽河以东运送。喀尔喀各部蒙古的骑兵，从中路阻击、抢掠。努尔哈赤没有办法，不得不命令八旗士卒以大将军炮进行轰击，阻挡蒙古的兵马。同时，又发兵驻守广宁，防止西部和北部蒙古的侵犯［19］。从这些军事冲突中可以看出，蒙古的问题已经摆到了努尔哈赤的面前必需予以解决，否则要想向西挺进，腹背受敌的危险是相当大的。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看到了这一点，天启三年五月六日，他在众贝勒、大臣面前，比喻说：蒙古各部就象天上的云一样，云集聚起来必然“致雨”，蒙古各部若是团结起来，形成一股力量，必然“成兵”。我们要乘蒙古各部分散的时机，尽快夺取蒙古各部［20］。因此，努尔哈赤及其继承人皇太极，定下了对待蒙古各部的基本方针，即“察哈尔，我仇也，科尔沁，我戚也”［21］。对于察哈尔林丹汗等蒙古的抗金势力，采取打击的方针，对于科尔沁等蒙古贵族上层采取团结的方针。
为了贯彻上述方针，努尔哈赤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天命十年）十一月，后金出兵为科尔沁解围，迫使察哈尔林丹汗撤兵。第二年四月，努尔哈赤又派出八路大军往征巴林部囊奴克。同年四月，由于扎鲁特部违背盟誓，截阻后金的使者，暗中与明廷通好，努尔哈赤又发兵擒获扎鲁特部十四名贝勒，夺取人、畜五万多［22］，直到皇太极时期，打击以察哈尔林丹汗为首的抗金势力的基本方针，始终没有改变。
与此相反，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竭力团结以科尔沁鄂巴为首的各部上层。在广宁被后金夺取以后，喀尔喀蒙古各部或集体或个别地向后金投靠，其中有兀鲁特部的十七名贝勒和喀尔喀部的一些台吉等，共计率领三千户前来投奔努尔哈赤。喀尔喀五部中的一千二百户也归附了。拉巴斯希布、琐诺木、蟒古塔布囊等率领五百户，并驱赶大批的牲畜也前来投靠［23］。同时，科尔沁诸贝勒与后金的交往也日益频繁起来。天启二年，科尔沁的明安贝勒携同十七名贝勒投向后金，接着有孔果尔贝勒、吴克善贝勒等纷纷前来朝拜努尔哈赤。
对于前来归附的各部蒙古贝勒，努尔哈赤都给予盛情的欢迎，优厚的待遇。如十七名贝勒前来归附时，努尔哈赤赐给他们貂裘、金、银、布、帛、房屋、奴仆、牛、马等［24］。尤其是对于蒙古巴约特部的达尔汉巴图鲁之子恩格德尔兄弟的款待，最集中地表明了努尔哈赤对于招抚蒙古的热切心情。天启二年，恩格德尔第三次前来朝拜努尔哈赤的时候，后金不惜以辽阳西北平虏堡四百三十四丁的租赋，供给他享用［25］，并招为额驸。天启三年二月，努尔哈赤在送恩格德尔及格格（即gege；译作姐姐，公主）归去的时候，许诺他若是诚心前来归顺的话，给他本人、妻子和兄弟等共计八千丁，每年可以得到银子五百二十两，谷物八百八十石［26］。同年七月，恩格德参果然率领部民、牧群前来归附，同时，发誓对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绝不三心二意［27］。努尔哈赤对于恩格德尔等喀尔喀众贝勒、台吉的前来投靠，非常高兴，决定给他们与近身的八贝勒同等待遇，除了谋篡汗位的罪行以外，一般的犯法，一律不判死罪。还可以与后金的诸贝勒家通婚［28］。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天命九年）正月，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和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大和硕贝勒以及阿巴泰、德格类、寨桑古、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托、硕托、萨哈廉等与恩格德尔共聚一堂，向天发誓，将待恩格德尔与诸贝勒一样。汗将视他如同亲子，并赐给他田庄、奴仆，任命他为总兵官，所受待遇是相当优厚的［29］。
由于蒙古各部经济生活困窘，努尔哈赤采取积极的招抚政策以及察哈尔林丹汗在统一蒙古各部中政策的错误等原因，投靠后金的蒙古部众越来越多，这就是宁远战前努尔哈赤对蒙古的外交活动所取得的积极结果。在这段时间里，努尔哈赤尽管招抚蒙古各部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以林丹汗为代表的抗金势力，对后金的压力还是相当大的，后金如进攻宁远城仍然无法彻底解决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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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12载：“自数年以来，山东继粮渐不如初，毛将十余万众及老弱男女数十万糊口之资，皆取办于本国。”
［2］《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10载：“督府多率辽民仰哺于我，今过五载，所食公私米粮不知几十万石。”
［3］《满文老档·太祖》卷31载：“……给毛文龙，则释尔之元帅，若然，则与明人永远断绝。”
［4］《满文老档·太祖》卷36载：朝鲜使者说，后金若得了广宁“我方永和。”
［5］《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12载：癸亥（1623年）之夏，即差张晚为都元帅驻节平壤，又以李适为副元帅，悉发国中精锐以付之，两西军兵专属其营，俾进驻宁边，一听毛文龙指挥，以待协攻之期。”
［6］《满文老档、太祖》卷24。
［7］《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12。
［8］《满文老档·太祖》卷37。
［9］《金史·太祖本纪》卷2。
［10］《满文老档·太祖》卷31。
［11］《满文老档·太祖》卷42载：“……朝鲜之赵位宠率四十余城叛，则我金帝不受，是我二国有善邻之例也。”参见《金史·世宗本纪》卷7载：”高丽并表谢，不纳赵位宠。”事在金大定十七年（公元1177年）。
［12］《满文老档·太祖》卷31。
［13］《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13载：“韩润兄弟变姓投奴．老汗极其厚待，即以胡女嫁之云。”
［14］王在晋：《三朝辽亭实录》卷7载：“……而虏（系指蒙古）之无广宁则失衣食养命之源。”
［15］《满洲实录》卷8；农安塔即今吉林农安。
［16］《满洲实录》卷7。
［17］张鼐：《辽夷略》（叙言）。
［18］漫臾：《东江遗事》卷下。
［19］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2，卷9。
［20］《满洲实录》卷7。
［21］《清太宗实录》卷1。
［22］《满洲实录》卷8。
［23］《武录》卷4。
［24］《武录》卷4。
［25］《满文老档·太祖》卷32。
［26］《满文老档·太祖》卷45。
［27］《满文老档·太祖》卷54。
［28］《满文老档·太祖》卷57。
［29］《满文老档·太祖》卷60载：给恩格德尔夫妇“女真庄二，汉人庄二，每庄各有七男。……应手役使的女真男女各五人，其下有伐木之男，运水之女各五对，共计男女四十对。”
明金相峙，你防我守
二、明金相峙，你防我守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正月二十四日，明朝巡抚王化贞舍弃广宁城，与经略熊廷弼相遇在闾阳驿后，共同率领士兵七、八万，难民几十万人，向山海关奔去，以致使关门四昼夜没能关闭。明逃军丢下的刀、枪、箭、戟等各种武器，堆积如山，其溃败之状相当狼狈。朝廷的大学士叶向高在奏文中说：辽人避难入关的先后多达两百万［1］。足见，明朝关外守军溃败的结果，使辽民的信心完全动摇了。
当明巡抚王化贞、经略熊廷弼向山海关奔逃的时候，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率大兵还徘徊在距离广宁一百五十多里的沙岭一带，因为敌情不明，未敢于轻易进兵。正在进退不定时，明广宁游击孙得功主动前来迎接金兵。努尔哈赤在孙得功的引导下到达广宁城下，经过察看后，才放心进了广宁城，犒赏三军将士［2］。努尔哈赤在广宁休兵十夭，决定回师辽阳。因此，所谓广宁之战，实际上明与后金只经过西平堡、平洋桥东两次激战。广宁城不攻自陷，充分反映了明朝政治腐败，用人不当，造成“经抚不和”，导致如此的严重后果。
明廷得到广宁失守的消息后，京城再次震动，市民大为恐俱。皇帝亲临御门处理辽事。兵部尚书张鹤鸣为了掩盖他自己的过失，竭力为巡抚王化贞和他自己开脱，竟说什么：我兵若是过了辽河以东战败，那是主战者的罪过。现今是后金兵过了河西，夺地陷城，罪过难道不在主守的人，而在主战的人吗？这一番话的用意，是把广宁等地失守的责任全部都推到经臣熊廷弼的身上去了。朝廷的众臣明知道是张鹤鸣支持巡抚王化贞造成了广宁失守的败局，竟异口同声地附合张鹤鸣的胡说。有的主张惩治熊廷弼，以正典刑。有的害怕后金兵入关，提出在一片石、古北口等地屯驻重兵，加强防守。兵部尚书张鹤鸣感到罪责难逃，便乘机请求出关视师。皇帝是非不明，毫无主见，只好答应张鹤鸣的请求，给他加太子太保衔，赐予蟒玉、尚方剑，还给他配备了随行的将佐。升任王国梁为总兵官、何栋如加升太仆少卿，赞划军务。发币金三十万两，解送山海关以供使用。
在这人人退缩，个个胆怯的时刻，山东按察司佥事袁崇焕毛遂自荐地说：只要兵马足、钱粮足，我一个人可以挡关。袁崇焕临难挺身而出，取得了大臣的信任。皇帝当即下旨任阎鸣泰、袁崇焕为山海关监军。袁崇焕为人性情豪爽，不怕苦，不畏死，很有实干精神。因此，他得到任命后，既不求奉圣旨，也不告辞朝廷，竟自行直奔山海关而去［3］。
当时的辽河以西，除了从广宁到西宁堡（今辽宁省盘山县东南“西丰古城子”）一线，后金设了哨卒以外，大部分的地区后金还没有力量占领。十三山、大凌河、小凌河等各屯的居民，都不肯归顺后金。义州东南的戚家堡，锦州南的双山堡、十官儿屯等地少的有数千人，多的有数万人，合计起来不下十余万军民占山抗金，等待明军的救援。广宁失守以后已经半个月了，中前所（今辽宁省绥中县前所）只有后金数十名骑兵巡视，前屯卫（今辽宁省绥中县前卫）也只有三百多名八旗兵，城中明军的房屋还都完好无损，大炮还放在原地没动。中后（今辽宁省绥中县县城）、中右（今辽宁省兴城县西南沙后所）、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县县城）、中左（今辽宁省锦西县东北“塔山”）等处，明军退走后，成了无人占有的中间地带［4］。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回兵辽阳以后，命令都堂兼固山额真阿敦、额驸李永芳和阿布图等，在沿边各城堡任命官员，设置边台和哨所［5］。为了都城的安全，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以前住在辽阳的东城，命令李永芳驻守旧辽阳城。边防的守军分作三路，一路驻守在镇江，防备朝鲜王国进兵。一路驻守在辽南四卫，防备明朝登莱水师。一路驻守在广宁沿边，防备西部蒙古侵犯［6］。从广宁到西宁一线，每二十里设立一个哨所，每个哨所设置大炮四门，所内安排女真兵一个，间置汉军兵卒四人，夜间轮番巡查，警戒搜索［7］。除了哨卒以外，还放有游动哨，这种哨卒可以远到松山、杏山一带进行巡逻。
明军退出广宁地区以后，在右屯卫抛下的粮食有五十多万石。时值辽地年荒，人们都视粮如命。努尔哈赤对此当然十分重视。他除了派兵各处搜集粮食以外，在右屯卫派遣重兵层层防守。先从广宁城推来战车三、四百辆，守卫右屯卫的城门，内驻一名主将，四名游击，统率三千八旗兵。城外有八旗兵中的女真、汉军轻骑两万多人，战车五千多辆，环城防守。同时，由八旗共派出八万多人，出动大轱辘牛车三千三百六十多辆，陆续将右屯卫粮食运往三岔河、牛庄、海州、辽阳等地，前后搬运十个月之久［8］。
当努尔哈赤积极搬运粮食，全力解决国内人民缺粮的困难时候，只有蒙古各部的骑兵不断出来抢些粮食，明军竟然没有出动一兵一卒进行一次象样子的骚扰，致使努尔哈赤得以安然运走右屯卫粮食。
明军为什么不阻止和破坏努尔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