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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满文老档·太祖》卷34；卷39。
［2］［3］《满文老档·太祖》卷31；卷26。
［4］［5］《满文老档·太祖》卷23。
［6］［7］《满文老档·太祖》卷20，卷49。
［8］《满文老档·太祖》卷39，傅国：《辽广实录》卷上。
［9］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6。
［10］《满文老档·太祖》卷49，卷54。
［11］《满文老档·太祖》卷52。
［12］《满文老档·太祖》卷25。
［13］《满文老档·太祖》卷29，卷37，卷36；卷38；卷55。
［14］［15］《满文老档·太祖》卷66；卷47。
［16］《满文老档·太祖》卷54载：驱赶之户、俘虏，“自猪以上，马、牛以下，皆从公”。同书卷43载，移户逃者“作俘为阿哈”，《明熹宗实录》卷14。
［17］《满文老档·太祖，卷54。
［18］《满文老档·太祖》卷32。
［19］《满文老档·太祖》卷20，卷48。
［20］［21］《满文老档·太祖》卷51，卷32。
［22］《清太宗实录》卷17。
［23］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4。
［24］《满文老档·太祖》卷6；卷55；参见《清太宗实录》卷6。
［25］《满文老档·太祖》卷66。
［26］《清太宗实录》卷5载：皇太极说：“昔辽东之民既降复叛，我曾杀之，良用自悔”。同书卷10载：“因屠戮降民，是以人皆畏缩耳。”
［27］《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载：努尔哈赤“性多疑过杀，不知收拾人心，而天即以辽土限之耳。”
［28］《满文老档·太祖》卷36。
［29］移户是否全部编庄，编制如何，目前尚无资料说明，待查。
［30］《清太宗实录》卷1。
［31］《满文老档·太祖》卷66。
［32］《清太宗实录》卷16载：“先是汉人每十三壮丁编为一庄，按满官品级分给为奴，于是同处于一屯，汉人每被侵扰，多致逃亡。”
［33］《满文老档·太祖》卷66。
八和硕贝勒共理国政
四、八和硕贝勒共理国政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随着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不断地向前发展，人口逐渐的集中和增加，使八旗牛录制度最后形成。旗制初建的时候，旗主都是由努尔哈赤的弟、子、侄儿等担任的，其他的人都不能列入。
八旗的旗主贝勒逐渐形成了八家。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夫命元年）以后，八家贝勒以地位、权势和功名的不同，形成为四大贝勒和四小贝勒。努尔哈赤的次子代善、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侄儿阿敏四个人，列为四大贝勒，又称为四大和硕贝勒［1］。最初，凡是朝中的重大事件，都由四大和硕贝勒议决，然后报给努尔哈赤审定。参加一般朝政的众贝勒为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杜度、硕托、阿巴泰、汤古岱、寨桑古等［2］。
八旗制度的完备，既表示了后金奴隶制国家体制有了新的发展和最后确立，同时，也使后金社会逐渐地步入了不可解决的矛盾之中。因为，八旗制把后金人民分作八份，各属。旗。各旗旗主贝勒的地位相等，凡是有战争则以牛录摊派甲士，各旗几乎均等。战争结束了，贵重的财物，如金、银、帛等分给八家。建立农庄（即托克索），各旗不可你多我少，必须平均占有。从公家牧群取回来的猪，八家或各取二百头或各取一百头，派人外出采取珍珠、貂皮等土产，八家也得平均分配。在行政管理方面，设置官职各旗的数目也得完全相同，设立八个大臣，八个巴克什，十六大臣，四十个判官［3］，也都是按旗规定的数目。八大臣是每旗各一员，十六大臣是每旗各二员，四十个判官，是每旗各五员。每旗以旗主贝勒为首，设立一个衙门，合称为八衙门，甚至犯罪的人处以磔刑也要八分其尸，分别悬于八衙门之上。八家分治，年深日久则各成一体，旗主贝勒在旗内的权力很大，象一个国的君主一样。旗内的大小诸事都必须经旗主贝勒允许，才能进行。旗下的人想采取人参、捕貂、围猎，也必须先告诉旗主贝勒才能行动。行军作战，不能擅自离开本旗，如果违犯了，将处以重刑，甚至招来杀身之祸［4］。连旗下各户的女子许婚、出嫁也必须先问本旗的贝勒。
八旗制度下的各旗之间，界限十分严格，在一般情况下，互不相涉，泾渭分明。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天命五年），蓝旗贝勒阿敏认为自己的弟弟寨桑古不可信，兄弟之间结怨很深。寨桑古衣、食等都受到旗主贝勒阿敏的刁难，生活上十分窘困。当他忍无可忍的时候，便去找红旗大贝勒代善和白旗四贝勒皇太极诉冤，以求得他们的救援和同情。代善、皇太极认为自己与阿敏皆为旗主贝勒，地位相同，恐怕引起诬告他旗旗主的嫌疑，不敢过问蓝旗的事务，竟对寨桑古的申诉不管［5］。
八旗因为各自独树一帜，在各个领域为各自权力、利益所驱使，相互之间明争暗斗的事时时发生。后金军进入辽沈以前，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已经预感到在他死后，政局值得担忧了。于是，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夭命六年）正月十二日，他召集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等贝勒，对天发誓说：承蒙天父地母的保祐，我与强敌明国进行抗争，已经统一了辉发部、乌拉部、哈达部、叶赫部。又得了明国的抚顺城、清河城、开原城、铁岭城，打败了明朝的四路大军。现在我的子孙中有不善良的人，天可以令他灭亡，但不宜由我来动刑，以开杀戮之端。哪个人残忍，老天自然知道，一定会夺去他的谋算。有想作乱的人，老天要开导他的愚顽。今天莪恳乞神祇，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不咎既往，惟鉴将来［6］。在这里，努尔哈赤的乞天祝辞，大有追悔过去，以求将来的意思。实际上，他虽然是对天的乞求，恰好表明八家之间，不善的人，残忍的人，作乱的人是大有人在的，反映了后金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争权夺利的斗争十分激烈，这一切给人以社会危机四伏和努尔哈赤内心忐忑不安的感觉。
八家共治国政是八旗制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八大旗主贝勒在经济、政治领域长期较量而又无法独树一帜的结局。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天命十一年）六月，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训诫诸贝勒的时候，讲出了八家产生的经济原因。他说：过去我的祖宗六个人，与栋鄂部、王甲（完颜）部、哈达部、叶赫部、乌拉部、辉发部、蒙古等，各部都贪取财货，肆行私曲，不肯崇尚忠直。在兄弟之间相互争夺，彼此戕害，以致于最后都败亡了。这些过去的往事，不用我说你们也都知道。我以这些往事作为前车之鉴，告诫八家。凡是得了一件财物，由八家平均分配，不可由一家私取。要聘娶民间的美女，索用民间的良马，可以破格赏给。战争当中得了财物，不可一家私自隐匿，都必须做到重义轻财。凡是兄弟间哪个人有了过错，都要竭力地进行谏止，不可姑息养奸，彼此要有共事的心胸［7］。努尔哈赤以古论今，表明八家在经济、政治领域的争夺已经发生。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为立嗣就遇到了不少麻烦。本来对这个问题努尔哈赤是早有打算的，但事事不从人愿，弄得他几次自立自废，最后不得不采取八贝勒共理国政的办法，但他们却难于同舟共济。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五十五岁的时候，即在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正月，统兵灭掉了乌拉部，基本上统一了女真各部。于是他决定立长子褚英继承汗位，将国中的财产分给诸子。由于褚英、代善为元妃佟佳氏所生，在分财产时，优于庶母所生的诸弟。每个人分得部众五千家，牧群八百，白银一万两，敕书八十道。但是，长子褚英心地褊狭，对于手下的四个弟弟和五大臣进行百般刁难，又预谋等待汗父死后，夺取诸弟的财产。努尔哈赤对褚英进行了多次的教育，并命令他的亲弟代善辅佐他，共同管理国事。然而，褚英在努尔哈赤率兵出征的时候，曾暗中对天焚香，诅咒其父，希望他死在疆场上，不再归还，甚至还想阻止努尔哈赤征伐后回城。褚英的主张是反对四处征讨，应当及早罢兵［8］。与努尔哈赤的积极主战的意见相反，因此与长子的矛盾很难调解。于是，同年三月，努尔哈赤下令，将长子褚英囚禁起来，首次立嗣就这样被废掉了。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赐死长子褚英后，令大贝勒代善代政。同时，又许诺说：待我身殁以后，我的幼子、大福金（系指乌拉贝勒满泰女，名叫阿巴亥）都令大阿哥代善负责照应。因此，代善较长时期协助努尔哈赤处理政务［9］。可是，代善只是一名武将，才气平庸，除了带兵打仗，冲锋陷阵，多立战功以外，在抚民理政，处置争端等方面，怀有私心，不能公平处理，以致使努尔哈赤心中不快。尤其是在重大问题的决策方面，常与汗父发生争执。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从起兵的那一天起，就积极主战，想以征战平定天下，以武力治理国家，而且是独断专行。长子褚英被处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力主停战罢兵。大贝勒代善虽然不象褚英那样坚决主张停战休兵，但有时也颇有主和弃战的倾向，尤其是对朝鲜王国的主和态度比较明显，他多次力劝努尔哈赤不要树敌过多。萨尔浒大战以后，大贝勒代善在东部战场上与朝鲜王国的都元帅姜宏立等对天盟誓，把朝鲜王国的兵、将都带进了赫图阿拉。姜宏立、金景瑞两帅，因为会见努尔哈赤时，只“行揖”而不跪，努尔哈赤大为震怒，要杀朝鲜王国的降卒。大贝勒代善极力争执，要求汗父信守对天盟誓，指出要杀朝鲜王国的士卒，是欺天不义的行为。努尔哈赤无可奈何，只好答应他的要求。后来，发生朝鲜王国士卒强奸了妇女的事件，努尔哈赤又想借故杀害朝鲜王国的士卒。大贝勒代善得知后再次力争。努尔哈赤不听，结果有四、五百朝鲜王国的士卒被杀。代善对此十分气愤地说：悔不如当初盟誓以后，将朝鲜王国的士卒直接送出国界了［10］。
天启元年初，后金备战完毕，是进军辽沈还是先攻打朝鲜王国，后金上层统治集团内部意见分歧，对于朝鲜王国是战是和，争论十分激烈。大贝勒代善、侍卫达尔汉两人极力主和，皇太极、莽古尔泰等坚决主战。努尔哈赤迫于辽沈形势，不得不同意代善的意见，采取暂时与朝鲜王国讲和，先攻辽沈的方针［11］。努尔哈赤与大贝勒代善之间在对朝鲜王国的战和，及对朝鲜王国士卒的杀留等重大问题上，曾经多次发生冲突。
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天命五年），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与大贝勒代善之间，连续发生了几起更加不愉快的事件。有一天，努尔哈赤的小福金泰恩察，向努尔哈赤告发说：大福金（即阿巴亥）曾经两次给大贝勒代善送饭，代善都收下吃了，送给四贝勒皇太极的，虽然接受了，但没有吃。泰恩察又说：还有一天，大福金两、三次派人到大贝勒代善家里议事。有一次大福金还在夜间出去两、三次。努尔哈赤听了，觉得大福金的行为可疑，就指派达尔汉侍卫，额尔德尼巴克什、雅逊，孟阿图四位大臣，询问大贝勒代善和四贝勒皇太极，结果证实确有其事。当众贝勒、大臣聚在努尔哈赤家中吃饭和议事时，大福金常身缀珍珠，盛装打扮出来，与大贝勒代善眉来眼去。对此众贝勒、大臣都有所察觉。因为怕大贝勒代善和大福金，在汗的面前都闭口不谈。这是努尔哈赤父子之间一件家丑。努尔哈赤自然对大贝勒代善心怀不满。
当后金决定从界藩城迁到萨尔浒城的时候，努尔哈赤先到萨尔浒城作了视察，指定了众贝勒建宅的地址。当各家的房屋基本上修筑完工后，发现大贝勒代善及其长子岳托的住宅修建的既宽绰又华丽，比汗的宫室还好。众贝勒建议汗父迁居到大贝勒的新宅去。努尔哈赤听了以后，也兴致勃勃地前去观看，见大贝勒代善的居宅果然不错，于是与众贝勒共同议定：大贝勒迁居汗宫，汗迁住岳托的宅院，以大贝勒的新居作为众贝勒欢宴、集会的大衙门。大贝勒代善以汗宫狭窄，不愿意迁入，但又没有勇气当汗的面说出自己的想法，暗令贝勒阿敏向努尔哈赤请求新宅。努尔哈赤无可奈何，不得不退出岳托的宅院，重新迁回汗宫，满足大贝勒代善的要求［12］。
大贝勒代善的种种行为，招致努尔哈赤极大的不满。因此，在汗位的继承问题上，努尔哈赤从根本方面发生了动摇。一段时期，努尔哈赤有意重用八子皇太极。皇太极是努尔哈赤前几个儿子中唯一用心读书、识字的人，有智谋，作战勇敢，善于运用权术。同时，又是努尔哈赤的爱妃叶赫纳拉氏所生，得到努尔哈赤的偏爱。在对朝鲜王国的和、战及其士卒的杀留等问题上，争论虽然常常发生在皇太极与代善之间，但皇太极的思想与大贝勒代善相比，更接近于努尔哈赤。因此，厌恶次子喜欢八子，由谁继承汗位，在努尔哈赤的心目中，逐渐明确了。
如何以弟代兄，令皇太极继承汗位，对于努尔哈赤来说，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当时在后金的社会上，虽然人们都称道皇太极是文武双全、有勇有谋的贝勒，但是，由于努尔哈赤长期进行征战，广大的女真族人民希望有个和平的日子过。人们普遍认为，比较起来代善对于国内人民不嗜杀戮，凡是被判罪的人，在行刑时，他总是多方面地设法营救。民众都因代善宽宥，深得民心。同时，自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以后的八、九年中，努尔哈赤有令代善执政的言行，所以一般的女真族人都认为努尔哈赤死后，“贵盈哥（即代善）必代其父”执政［13］。
由于皇太极在诸子中才智较强，又受到努尔哈赤的偏爱，所以他的兵权越来越重，与大贝勒代善之间，兄弟争权，“位次相逼”，猜忌渐深［14］。后金军进入辽沈以前，他们之间不和已经明显了。皇大极在努尔哈赤的面前，处处都想胜大阿哥一筹，方肯罢休。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萨尔浒大战中，西部战争刚一结束，大贝勒代善请命于努尔哈赤，不辞辛苦地转向东部战场。皇太极生怕长兄抢了头功，不顾努尔哈赤的多方劝阻，疾驰东去，终于抢战于大贝勒之前，冲上阿布达哩岗，打败了刘綎军，得到了东部战场决战的功劳。
努尔哈赤谋划如何收回代善继嗣的成命，能扭转民心所向，又不失信于民，只有在暗中对代善地位进行巧妙的否定。于是，天启元年正月十二日，努尔哈赤有意率领诸贝勒对天盟誓。同年二月，努尔哈赤又下令四大贝勒（即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按月分别执政，即“按月分值”，将国内的一切政务，总归值月贝勒全面掌管，四个人轮番坐庄［15］。这些事表面上处理得比较周全，实际上，他否定了大贝勒代善原有的执政地位，以四分其权。在此以前，努尔哈赤的大福金阿巴亥为什么专给大贝勒代善、皇太极送饭？又为什么对代善稍微看重一点，同时也顾及一下皇太极，就是她摸到了努尔哈赤在继嗣问题上犹疑于二子之间的意向。从问题的实质上来说，四大贝勒按月分值，只是努尔哈赤为改换继嗣人所采取的第一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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