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招兵的办法是，汉人家有五丁的抽三丁，有三丁的抽二丁。七月，在“计丁授田”的基础上，又正式规定招收汉丁入伍的办法，即没有急事时，凡是汉人每二十个丁抽调一人当兵，有急事时十个人中抽调一个人当兵。用大批的汉兵与少数的女真兵共同防守［1］城池。此外，征税、纳赋、查奸、告叛等，无不求助于汉民、汉官。因为女真官员不通汉语，人数有限，民情不熟，不求助于汉官、汉民就难于维护统治。
当时，刘兴祚，李永芳、佟养性、石廷柱、孙得功等大批的明朝中、下等的汉族官吏，先后归顺了努尔哈赤，成为后金奴隶主集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汉官在努尔哈赤的指挥下，在维护后金在辽沈地区的统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刘兴祚（又名爱塔），是辽南四卫中很有影响的汉官。在南四卫动荡时期，他坐镇金州、盖州和复州，因为南四卫的人都相信他的话，所以在一段时期，及时地征收谷物，有力地提供了八旗兵的作战粮饷［2］。他擒奸捉叛，无不奋力当先［3］，甚至令其管下的汉人送鸡、鹅、鸭等给努尔哈赤，极力巴结新汗。因此，颇受努尔哈赤的信任，从游击官晋升为参将［4］，后又提升为副将［5］。额驸李永芳、佟养性都是明朝的降将。初期，努尔哈赤对于这两个人十分器重，凡是有关于汉人的事，一般都委托给他们处理。他们不负新汗所望，起到了为新汗察民情，洞人心，明耳目［6］的作用，尽力为新汗效劳，加强了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奴隶主集团对辽东汉民的统洽。大额驸李永芳曾多次统兵镇压复州、镇江人民的起义，杀死不肯归顺的汉人男子，抢掠他们的妻子、儿女，并大写劝降书［7］。有时还积极献策，每行事皆先向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请示。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萨尔浒大战中，后金制定了正确的作战方案，即一路出击，就是李永芳的主意［8］。在某些方面，李永芳所起的作用，是众贝勒所做不到的，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向明廷各个城镇派出侦探，让自己的女婿武长春打入北京，窥测消息，了解军情［9］，又策动广宁游击孙得功投降，结果广宁城未战而下。汉官李永芳等为后金创基立业建树了不朽的功绩，这也是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重用汉官方面颇有卓见的具体表现。
然而，努尔哈赤终究是奴隶主贵族阶级的代表人物，当他进入辽沈以后，在汉族人民和女真阿哈、诸申波澜壮阔的反抗浪潮冲击下，当人民的力量充分显示出来以后，尤其是当汉族人民的持久反抗所造成的生产停滞、流民充斥社会等诸种现象，使努尔哈赤不能平静。他怀疑实行“养育汉人”的民族政策是否合适。结果，四处派兵镇压汉民反抗。他告诫女真人不要与汉人结交朋友，不许进人汉人的家。他惊呼，复州汉人没有与女真人共存之心［10］，并叮嘱众大臣，不要轻信汉族人，哪怕原来投靠过来的汉人，也不例外［11］。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后金开始了对辽河东西汉族居民的大迁徙。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最初鉴于辽南沿海的汉人与明朝官员有密切的交往，混入了许多“奸细”，致使汉人反叛、逃亡相继不绝。为了隔断这种联系，他命令迁徙沿海居民到内地来。接着他又将河西的居民迁到河东，河东的居民迁到河西，使各处的居民互换居住地或迁入女真地区等。迁徙汉民成了后金奴隶主集团加强对汉族人民统治的一种手段。
迁移汉民是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夭命六年）七月开始的。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先派遣大贝勒代善和莽古尔泰、德格类、岳托等率领三千兵，收取从辽阳城算起七百二十里以外，包括旅顺、金州，直到近海的居民，共二十多万人［12］，向北迁移。同年十一月，又迁移凤凰城、镇江、汤山、镇东堡（今辽宁省凤城西北薛礼站）、镇夷堡等各村屯的居民到萨尔浒城，迁移清河城人到双山堡。新城（今沈阳市北新城子）人迁移到碱场、一堵墙堡。以孤山堡为界，界南的居民房屋一律焚毁。叆河堡人迁移到萨尔浒城。中固城、双山堡人迁移到青苔峪、岫岩城。天启二年二月，又迁移右屯卫人到复州、金州。义州人迁移到盖州。锦州人迁移到岫岩、青苔峪、析木城。广宁等四卫人迁居到沈阳、奉集堡、威宁营、蒲河等地。白土厂（今阜新县东南）、石河等地两万多居民迁移到广宁。魏家岭（今阜新市南“魏家岭）、双台二堡一万五千户迁到广宁。河西的其他居民迁往辽南四卫。娘娘宫的居民迁到海州、耀州、牛庄［13］一带。
从天启元年七月到天启三年六月，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辽地汉民的大迁徙来看，目的和社会后果都是清楚的。他从不相信汉民的思想出发，企图割断汉族人民旧有居民的乡土关系，使他们互不联属。这诚如努尔哈赤自己所说的，恐怕没有罪的人长期住下去也会生乱，才令他们迁徙［14］。被逼迁移的居民，除了少数人主动迁徙以外，多数人是不肯搬迁的。所以导致了较为严重的社会后果。夭启三年三月十四日，南方红旗岭的居民廖仁常，主动率领三百五十个男丁及其家属迁居，努尔哈赤十分高兴，授廖仁常为范河堡的守堡官，他所率领的三百五十丁，皆受到优惠的待遇，准许三年不纳贡赋［15］，而绝大多数不愿意迁徙的汉民，努尔哈赤就派大兵进行驱赶。在驱赶时，原有的房屋一律焚毁，男子不许携带财产，女子不许缠足，长途跋涉，造成老幼死于道路，尸抛荒野的悲惨景象。有的人家的牲畜、家产被掠夺一空，弄得家破人亡，或降为阿哈［16］。这个政策使广大的辽民背并离乡，倾家荡产，增加了汉族人民的不满和后金社会的动乱，加重了人民的贫困化。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的移民政策引起的更为严重的社会后果是它打击了中小地主阶级和明朝中下级官吏，严重地侵犯了他们的切身利益，触动了辽河东西各个社会阶层。从天启元年大移民、大迁徙以后，辽民无论是贫是富都要迁移，富有的家庭多田土、多财产，既不易于搬动，也不愿意远徙，他们常常被列入被驱赶之户。一旦被赶，猪、马、牛等家产，一律归公。最富裕的户到了新的地方，也只是按照规定，十五口之家给两匹马、两头牛、两头驴。贫穷的户，十口之家，只给一头牛、一头驴。更贫的户，十个男丁仅给一匹马［17］。原有的耕地，按照牛录被重新均分，原有的地主失去了田园和不劳而获的生活，变为自食其力，耕作在田的农人了。从努尔哈赤迁移人口的地区来看，凡是辽河东西的居民几乎全部被牵动了。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最初在辽民中推行的“各守旧业”的政策，深深地触动了明朝在辽东的封建势力的根基。那些在后金刚刚进入辽沈的时候，按“各守旧业”的政策，庆幸保住田园的中小地主阶级和中、下级汉族官吏，还能在辽民的抗金波涛中，静坐两端，苟且偷生。如今，他们失掉了往昔的一切，变成了赤贫户。他们愤怒了，相继投入抗金的波涛中去。这就是天启三年以后，后金社会村村相通，户户相结，集体逃跑、暴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加剧和社会危机加深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天启四年到天启五年，从城镇到乡间，处处都燃起了反抗的怒火。面对这一切，努尔哈赤完全把责任推到以李永芳、佟养性为代表的汉官和汉民的身上。事实上，正是由努尔哈赤政策本身的变化所造成的。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任用汉官的目的是让他们私查暗访，告密捉好，加强后金奴隶主贵族集团的统治。然而，辽民日益激烈的反抗斗争，使努尔哈赤大失所望，对于汉官他疑心重重。夭启二年正月，努尔哈赤对李永芳、佟养性等人，公开指责他们与河西的明人有勾结，故意损害他的事业，表示今后不再相信他们［18］。努尔哈赤还严厉指责汉官贪贿，擅自索取属下人民的财物，包庇毛文龙派来的“奸细”，不肯检举、查获他们［19］。天启三年五月，复州人民再次暴动。李永芳情况不明，误认是传言。后来证实果然有其事，努尔哈赤便愤怒异常。他下书给李永芳，大加斥责。书中说：李永芳！念你在抚顺的时候，是一个深明事理的人，才把我们金女的身子许配给你，上天保佑我有了叶赫部、哈达部、乌拉部、辉发部，打败了明朝的四路大军，得了抚顺、清河、开原、铁岭、沈阳、辽阳、广宁、蒙古等地。李永芳！你不相信吗？你每每念记明帝可以长久存在，认为我只是暂时的。辽东汉人叛乱的事，来书举发不绝，我都收查在案。你的谰言耽误我的大事。汉人投入明境的时候，你高兴，被我发觉后杀了，不顺你的心意。你若是诚心不苦累我兵，不劳苦我国人民，就要管好你任内的事，平定逃叛。如果那样，就算我的过错，你的谰言为对。你轻视我，然而，我听说你们汉人的刘邦曾经作过淮下吏，老天保佑他做了皇帝。宋太祖是个市井无赖之徒，也做了皇帝，传国数世。朱元璋没有父母，孤独乞食，投在郭元帅（郭子兴）帐下干事，也做了皇帝，传了十三、四世。你虽然思念明朝，可是，天示异兆，明国将亡，你能阻止吗？你目中没有我这个养父，但你是我家的女婿，这件事，蒙古人，明人，朝鲜人都知道。今天考虑到若是判你的罪，他国的人会嘲笑我，也会嘲笑你，所以不判你的罪，默默地了结此事。我这些话，都是发自胸中的愤恨啊［20］！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不信任汉官的结果，使一部分本来就不积极做事的汉官，更不肯勤于职守了［21］。有的汉官在女真官吏的管辖下，地位卑微，似同阿哈，难于生活。他们暗中与明廷相通，或找机会悄悄地逃走了［22］。连镇守金州、复州、盖州的副将，一度效忠于努尔哈赤的刘爱塔也离心离德，想投靠明廷。天启三年初，刘爱塔曾经在大贝勒代善的红旗下，很不得志，连他的乘马、财物也被旗主贝勒夺去，受尽虐待，几乎不能活下去。因此，爱塔派遣部将金应奎到登州、蓬莱私通明朝官员，愿意以复州作为内应，投归明朝。明廷派遣总兵官沈有容，以舟师联合毛文龙所部，集结在海外，等待刘爱塔起事。在爱塔还没能开始进行起事，努尔哈赤已经侦知明朝的舟师到了海外，他恐怕金州有失，当即采取了措施，把沿海居民暂时移到复州。爱塔首次预谋献城归明的事受阻了。同年五月，刘爱塔又派人与明官约定，将要在六月二十日深夜献出复州城。后来，因为爱塔与部下的备官王丙有了矛盾，密谋之事被王丙告发了。努尔哈赤得报后，迅速调发大兵三万，包围了复州城，逮捕刘爱塔，对复州、金州两城进行屠城。辽南军民纷纷逃难，先后逃入朝鲜王国的难民多达十余万［23］。
由于女真官员语言不通，民情不熟，无法控制汉民，而汉官又不愿意也不敢认真去管理汉民，甚至有的完全不管，使汉民敢于集体逃走。留下的汉人也不肯从事生产，自愿变成流民，所以社会上到处乞食的流浪者日益增多。逃亡、杀掠、抢劫等事件层出不穷，加重了后金的社会的混乱。
天启四年，由于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后金境内，居民没有粮食吃，物价飞涨，社会日用品奇缺。谷物一升由白银一两，上涨到八两。一匹马由过去的十几两白银，上涨到三百两。一匹蟒缎由过去的四、五两银，猛涨到一百五十两或二百两，相当于过去的四十倍到五十倍［24］。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了“盗贼兴起”，人相食的严重情况。社会经济已经接近于崩溃的边缘。
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天命十年），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社会上出现严重动乱之后，大生杀机。屠杀的对象不仅是暴动的，无谷和少谷的汉人，而且把矛头指向明朝革职官员、秀才，以及一切可疑的人。同年十月，努尔哈赤下令：总兵官以下，守备官以上的八旗各级官员，到各城乡、村屯去甄别汉人。凡是在八贝勒家和一般女真家庭中服役的汉人都绑来盘查。让现任的汉族官员，将各自近亲的人领出来。被甄别出来的人口，即被怀疑的人均留在村中，最后，努尔哈赤命令八旗大臣，统兵分路到各个村庄去，将留下的汉人，统统杀光。在这次血洗辽地的惨案中，无辜被杀的居民和秀才难以统计。事后清查，只有三百名秀才得以幸免［25］。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所施行的一系列不利于团结汉民、汉官，并且激化民族矛盾的作法，严重地挫伤了汉族人民的感情，影响了后金社会的迅速发展和对东北地区统一事业的进程［26］，当时的人就批评努尔哈赤犯了“多疑过杀”的错误，影响了后金的发展、壮大［27］。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于辽民采取编庄的管理办法，是始于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二月，当时由都堂下书给汉官石廷柱、刘爱塔等，命令他们将移户编庄，这些庄户有自己的家畜，分给田地，配给耕具［28］。庄户既然有自己的经济，有自己的生产资料，说明他们不是被驱赶的户，也不是阿哈。因此，这种庄不是阿哈庄，是与三年以后的大规模编庄，在性质上是一致的［29］。
天启五年十月大屠杀以后，剩下的汉人都统一编庄，一庄由十三个男丁和七头牛组成。每个庄设立庄头两名，下属十一个人。庄上的人名、牲畜的颜色，都书写成文，送到都城。庄头本身移居到沈阳城，与牛录额真的家并住在一处。两个庄头轮番到庄上督促生产。每个庄给田百垧，二十垧作为公田，八十垧归庄户自己耕种自食。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所推行的编庄制，是辽东生产关系再次变革的一项重大措施。通过编庄，民户的田土，都没收为后金统治集团所有，按庄重分。使原来明朝的封建依附农变成了满官属下的农奴［30］，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归后金统治集团所有，庄丁所能有的只是八十垧自食的部分私有经济。另外的二十垧公有经济，其剥削量比“计丁授田”制下的三丁耕官田一垧加重了。从此，农奴性质的庄园制经济成为辽河东西主要的剥削形式。
农奴制庄园经济的普遍出现，标明后金在辽河东西基本上已经由奴隶制的生产方式过渡到封建制的生产方式了。那么，为什么要编庄呢？努尔哈赤说，是为了防止女真人对汉族人的“侵害”［31］，实际上，从庄园的特点来看，其组织形式来源于奴隶制的托克索。各庄分隶给备官以上，总兵官以下的各官，因此，这种庄园经济又带有领主的性质。然而，从备官到总兵官，对于这种农奴制庄园，只是具有暂时的管理和领有权，而不具有完全的占有权，最后的完全的占有权属于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女真最高统治集团所有。所有权完全操在女真族贵族的手中。各个庄头移居在沈阳，受牛录额真的直接监视，目的在于加强对汉族人民的统治、压迫和剥削［32］。
在封建农奴制庄园经济下，大批的汉族农民从封建的依附农变成了农奴制下的庄丁。他们如今已经不是耕种在自己的或地主的土地上，可以比较自由的生活，而是在庄头棍棒的催促下进行生产［33］，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农奴制的农庄尽管具有封建的性质，但其剥削方式比辽东原有的封建租佃关系落后，从这一点上来说，是一种倒退现象，是辽沈人民无法接受的。然而，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它比起女真族原来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又是一种历史的前进，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