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朝鲜王国等。当努尔哈赤挥军向辽河东西挺进的时候，辽民闻讯便逃不愿归顺。沈阳城刚一失守，辽阳以北
的居民都逃遁一空，路途人烟断绝。前后拥入关内的辽民以百万计，先后进入朝鲜王国境内的有数十万人。浮
海入岛散居在长山岛的也以万计，皮岛（今鸭绿江口东朝鲜湾椴岛）有三万人，广鹿岛、石城岛、鹿岛都以数
千计，獐子岛等以数百计，浮海入岛的共多达数十万。跑到登莱的人数也不少，除了由登莱巡抚陶郎先安插耕
田的以外，编入水师的就多达三万之众［17］。
这些情况表明，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辽东所采取的掠夺民财，强逼辽民剃发和屠杀政策，引起了辽民的强
烈反杭和逃亡，激化了民族矛盾，造成了社会的严重不安。这一个时期的抗金斗争特点是以城市暴动为主，多
采取公开的、武装对抗的形式。争夺的中心多在辽南四卫，而反金的波涛已经席卷了全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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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21。
［2］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明熹宗实录》卷3，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十一章。
［3］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21。
［4］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陈仁锡：《无梦园初集》卷3。
［5］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辽阳调的八千兵，就是同书十月条所载的“鱼皮达子万余人”，参见《
全边略记》卷1。
［6］陈仁锡：《无梦园初集》卷4。
［7］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
［8］《满文老档·太祖》卷21。
［9］傅国：《辽广实录》卷下载：“奴之屠铁山也，怒我人心之西向。”
［10］《满文老档·太祖》卷24，卷25，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
［11］《满文老档·太协卷26。
［12］《满文老档·太祖》卷54。
［13］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4，《清太宗实录》卷25。
［14］漫叟：《东江遗事》卷下。
［15］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3，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4，漫叟：《东江遗事》卷下。
［16］茅元仪：《辽事砭吃》卷6，周文郁：《边事小纪》卷4。
［17］《明熹宗实录》卷72，陈仁锡：《无梦园初集》卷4。
各种矛盾的激化
二、各种矛盾的激化
面对城乡辽民激烈的反抗斗争浪潮，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奴隶主贵族集团，与汉族的降官相结合，以软硬兼施的手段，共同镇压辽地人民的反抗斗争。由于镇江人民的暴动，努尔哈赤虽然下令，照顾一下汉族人民的感情，作些政策性的让步，谁许老年汉族人可以暂时不剃发，企图缓和民族矛盾，但矛盾已经尖锐到不可解的程度了。努尔哈赤多次派兵屠杀镇江、复州人民，并先后俘虏各地辽民多达数万人。这种做法使满汉民族矛盾趋于激化，迫使辽民的反抗斗争更深入、更广泛的发展起来。
辽民的反抗斗争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有公开的，也有隐蔽的。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三月，当后金军与女真军户移进辽东的时候，汉族人民暗中的反抗斗争就已经开始了。他们经常投放毒药，毒杀女真人。此类谋害案件层出不穷，给后金奴隶主们在辽东立足造成了极大的威胁，甚至努尔哈赤自身的安全都难以保证。汉人将毒药投入水中、猪肉、盐、粮食等各种食物中。努尔哈赤虽然多次下令防范，却毫无效果。当年五月，在努尔哈赤到海州视察的时候，就有八名汉人把毒药投入井内，显然，是为了毒死努尔哈赤。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夭命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于汉民的殊死反抗，十分气恼。他下书给众贝勒、大臣说：各处汉人毒杀我们女真人，难道你们不知道吗！有的汉人假意与女真人结交，把我们女真人引到家中杀了。有的汉人不耕田，却结伙掠夺，常常劫杀路人，抢掠牛、马，杀掉分吃［1］。
辽东汉民反抗斗争的深入和广泛的发展，从反抗的规模上也看得出来。最初辽民的反抗斗争，多是此起彼伏。其中以镇江、复州、铁山等城镇的暴动为主，乡村的反抗规模较小。进入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夭命八年），斗争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辽民抗金斗争已经势如潮涌，城镇暴动普遍地出现了。先后有古城、马前寨（今辽宁省清原县南八家子公社马前村）、镇江、长山岛、双山（今辽宁省阜新县阜新镇一西南“双山堡”）、岫岩、复州、平顶山（今辽阳市东“平顶山”）、耀州、鞍山、海州、金州、首山（今辽阳市南“首山”）、彰义站（今沈阳市西南“彰驿站”）及其诸城周围的各堡汉人，通过明廷派来的所谓“奸细”与明军联系，准备棍棒，伺机举事［2］。在城镇普遍暴动的同时，乡村的斗争也有了新的发展。辽民的逃跑己经不是个别人的单独行动了，而是整村整村的居民串通起来，村村相结，户户相通。天启三年六月，后金佟参将管下有七个村子的汉人，集体逃走了。娘娘宫（今辽宁省复县复州西南娘娘宫）近地李游击管下有五个村子的人同时叛逃［3］。在城乡人民抗金的浪潮中，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感到形势不妙，终日忧心忡忡。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天命九年）正月，加上天灾，收成不佳，后金国内的“盗贼”兴起。努尔哈赤回忆几年来苦心经营的时候，深深地感到处理好汉族人民的事情，是个相当棘手的问题。他说：自从得了辽东以后，汉人多数不够安定，常常逃走或变作“奸细”，不肯勤于耕田［4］。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辽东所以遇到这样长期、复杂的问题，原因是很多的，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明廷对辽东的统治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封建地主阶级、官僚、士绅的社会根基很深，在各个方面的社会联系都比较广泛，他们的策反能力是相当大的。努尔哈赤在南四卫设置四名汉人镇守官，结果，一名被辽民捉走了，其余的三个人先后反正，复归了明朝。明廷派入后金的策反人员几乎深入各处，他们时时鼓动辽民反金。拿复州来说，汉人将明廷派来的“好细”隐藏起来，一个大家族竟能藏匿四、五十个人。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叫苦说：这些入境的人员，汉人不抓，女真人怎么能够识别［5］？只有依靠汉官告密。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天命八年）三月，岫岩的守备官乔邦奎，在毛文龙的“好细”策动下，想要叛金归明，后因事情泄漏，为他人告发，结果全族被诛灭［6］。后金进行残酷镇压，明廷竭力进行策反，后金极力争取明朝降官、败将和归顺的中小地主、官绅，以稳定统治，明廷则利用旧日的社会基础，破坏后金的统治，恢复往日的江山。这样，就造成了明廷与后金在辽东激烈、反复地争夺。
面对复杂的斗争局势，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为了防止汉人投毒，规定凡是女真、汉人所设的店肆，一律写明店主家的姓名，立牌子开业。凡是女真人购买货物，必须说清卖主是谁。各官辖区以内，不许擅自放入可疑的行人，若不加以严查，擅自放入可疑的人，一经被他人发现或告发，就籍没户口，按“贼”对待。被捕捉的人令作阿哈［7］。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天命九年）正月，大英明汗下令，无论是女真人或汉人，若是发现有游荡可疑的人，应当立即捕送官衙。被捕的人若是有妻室、儿女，都降为阿哈，赐给捕捉的人。被捕的人若是光棍，就赏给捕捉的人白银三两［8］。
任何家庭和个人，都不许窝藏逃人，见有身分不明，相貌可疑的人不许轻易放过，谁若是放过了，一旦被他人告发，就处以重刑。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鉴于个别行动的女真人，常常在路上被人截杀，就下令：凡是外出有事，都要十个人结伙而行，少于十个人的不许外出。若是不遵守这个规定，少一个人罚银一两。若是有他人告发，就赏给告发的人银子一两［9］。
由于汉人逃叛不绝，努尔哈赤又规定：凡是与汉人合住的女真各户，都应察看汉人的善恶，行使监视的责任。夭启三年九月，女真牛录领催布兰珠，对合住的李维龙不尽心监视，使李维龙全家逃走。努尔哈赤决定罢去布兰珠的官职，命他坐在衙门，惩罚他三天［10］。
为了防止汉人手持武器杀害女真人，努尔哈赤在天启三年四月六日，下令收缴汉人的武器，凡是汉人家有弓箭、腰刀、枪、铳等武器的，限令在二十夭以内，送到所辖各官驻地。过期不送，并为他人告发的，处以重罪［11］。凡是汉族工匠所制造的箭、腰刀、枪等兵器，以十日为限，一律停止出售，若是十天以后，仍然擅自出售的，买卖双方同时治罪［12］。命令下达以后刚刚一个星期，后金奴隶主集团觉得此令把自己的手脚也捆住了。所以四月十三日，又由都堂改正说：凡是汉人所制造的武器，只许卖给女真人，不许卖给汉人［13］。对于这些限令，若是不肯遵守被他人告发了，假如告发的人是阿哈，立即转为户主。若告发的人是诸申，立即晋升为守备官［14］。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以晋职封官或重赏等办法，实行告叛制度。这虽然对于维护后金奴隶主集团的统治，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它更加剧了民族关系的紧张程度。天启三年五月二十五日，一面山人民将要逃叛，有两个人前来告发。努尔哈赤令两名告叛者各任守备之官［15］。同年六月，告发青苔峪、岫岩等地人将要逃走的魏秀才，也被晋升为守备官，并赏给他银子五十两及大蟒缎衣、大凉帽等物［16］。努尔哈赤采取种种措施，企图巩固在辽东的统治，然而，在毛文龙部队的袭击，内部人民的反抗下，逃叛等事件仍然相继不绝。为了便于捉拿逃叛，渡过困难时期，他下令实行警报制度。因为白天行人满街，擦肩接踵，有警时必然人人注目，无法逃脱。夜间人们安睡，逃叛的大可乘夜深人静时活动。尤其是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各官难以立即知道。努尔哈赤下令设立云板、铜锣、大鼓三种警报器，凡是有敌人入侵，军情紧急时，击云板。城内有叛变、逃亡的人，敲铜锣。有报喜、大捷等事情时，击大鼓。三种警报器都设在汗的大衙门和八和硕贝勒的衙门［17］。
努尔哈赤虽然实行了各种政策和措施，却没能使辽民完全安定下来。尤其是他所采取的某些民族压迫政策，更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后果。许多汉族农民不肯归田生产，流荡在社会上。在后金军进入辽沈的第三个年头的时候，许多田中的谷物都没有人去收割。努尔哈赤不得不命令方吉纳等官员率领耀州、牛庄、海州的女真人到娘娘宫一带去收获“叛民”的谷物。命令石副将、主守备官等率领盖州、耀州、海州三城的汉人到复州各个村庄去收获麦子，摘棉花［18］。
农民不耕田，不收获，社会上的谷物越来越少，百姓没有吃的。女真、汉人、蒙古合住食谷的户也难于糊口了。努尔哈赤不得不采取限制政策，凡是汉人富有的家庭不许擅自出售粮食，把多余的谷物一律送到官府衙门，给少许的钱作为报酬。如若不肯送来或私自出卖，一经发现，就把家中所有的谷物全部没收，并将本人处以死刑［19］。
严禁汉人富户私自售粮，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后金社会上的粮食困难问题，因为要想生产粮食，必须先安定民心，要想安定民心，又必须积极鼓励生产。因此，努尔哈赤要解决如何安定民心和得到粮食两个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问题。
鉴于后金社会上的严重情况，努尔哈赤基本上采取强制政策。以复州的情况为例，天启三年，有男子一万一千多人，他们的谷物却颗粒无存，人们把麦子做成炒面，等待时机，准备逃叛［20］。行踪不定的乞食流浪者，大批地流动在社会上，既无助于农业生产，又破坏了社会秩序。这些人的出现，原因故然很多，但在相当程度上是努尔哈赤的屠杀，压迫汉人的政策所造成的，而且努尔哈赤除了继续下令追捕以外，没有其他解脱的办法。为了一箭双雕，既使乞食的流浪者没有容身之地，又使富户拿出多余的粮食来，努尔哈赤又采取穷求民财，逼民走上绝路的政策。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天命九年），努尔哈赤实行清查政策，以汉族家中存放各物的多少，作为忠于新汗，还是心怀二意，准备逃跑的标准。就是说，凡是穷得家无存财，囤无存粮的人，都是不安心耕田，准备逃叛或作为“奸细”的证据。同年正月初五日，努尔哈赤派出手下的大臣，按照牛录分户量谷。在英格、赫彻木、穆奇（今辽宁省新宾县境的木其公社）、马尔顿（今新宾县上夹公社马尔墩村）、扎库木（今抚顺县西部扎库木河一带）等抚顺路东部五地，查汉人五牛录的汉户是否有谷物时规定，按照女真的升，每口人平均有六、七升谷物的，算作有谷的户，仍然令他们居住原地。一口人平均有五升谷物，另有家畜折价计算，足六、七升谷的，算作有谷的户，否则，列为无谷的户。抚顺以东各路的汉人是编入牛录的，他们单独居住，没有与女真军户合住，有谷无谷的标准较高。抚顺路及其以西的汉户，与女真军户合住，有谷无谷的标准稍低一些。平均每口人有五升谷物的，便列入有谷的户。平均每口有四升、三升谷物的，又另有牛、驴的，也列入有谷的户。若是仅有三、四升谷物，而没有牛、驴或谷物更少的，都算作无谷的户。
经过量谷普查，后金奴隶主贵族集团，既摸清了广大汉族人民的存谷情况，又暂时解决了一些缺少谷物户的困难。但造成的社会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对于那些划入没有谷物的户，努尔哈赤完全采取了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政策。他命令盖州以西，威宁营以东的各路大臣，凡是有谷物的户都给予田土、房宅，使其安心居住和生产。凡是无谷物的户，一律收捕起来，将各户的男子列名上报，都贬斥为包衣阿哈（即booi
aha，汉译“家奴”之意）［21］。这种穷民之财，逼迫汉民为阿哈的作法，进一步激化了辽东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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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满文老档·太祖》卷22，卷52，卷49；卷20。
［2］《满文老档·太祖》卷66。
［3］《满文老档·太祖》卷55。
［4］《满文老档·太祖》卷61。
［5］［6］《满文老档·太祖》卷54；卷48。
［7］［8］［9］《满文老档·太祖》卷42；卷61；卷39。
［10］［11］《满文老档·太祖》卷56；卷59。
［12］［13］《满文老档·太祖，卷48，卷49。
［14］［15］［16］《满文老档·太祖》卷23，卷52；卷54。
［17］《满文老档·太祖》卷65，卷56。
［18］《满文老档·太祖》卷65；卷56。
［19］《满文老档·太祖》卷52；卷47。
［20］《满文老档·太祖》卷56。
［21］《满文老档·太祖》卷60；卷61。
社会危机的加深
三、社会危机的加深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率八旗兵和女真军户拥入辽沈地区，被汉族人民如汪洋大海似的包围起来。这时，在人口、兵力以及阶级力量对比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大的汉族人民如火如荼的抗金斗争，对于努尔哈赤的兵力和统治能力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只靠后金原有的兵力和统治力量是难以应付出现的新问题的，因此，努尔哈赤在攻下辽阳以后，首先进行扩军。决定招兵的办法是，汉人家有五丁的抽三丁，有三丁的抽二丁。七月，在“计丁授田”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