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48。
［26］《满文老档·太祖》卷16载：“有大功者多赏，小功者少赏。”
［27］《满文老档·太祖》卷10载：“第一等众额真、大臣等各赏银二百两、金各五两。第二等诸固山额真，各赏银一百两，金各二两。第三等诸大臣各赏银三十两。第四等诸大臣各赏银十五两。第五等诸大臣各赏银十两。第六等诸大臣各赏银五两。第七等诸牛录额真，各赏银三两。第八等护军旗主、牛录章京，各赏银二两。
［28］《吉林纪事诗》卷1载：“珲春延吉府有呼尔哈部扎库塔城”，在珲春城西一百二十里，参见《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舆图》二排三。
［29］《满文老档·太祖》卷2。
［30］《满文老档·太祖》卷67，卷70。
［31］《满文老档·太祖》卷4。
［32］《满文老档·太祖》卷4。
［33］《满文老档·太祖》卷3，载：“谷课于部众，则苦之，故一牛录出十男四牛，始于空地耕田。自是，勿课于部众，部众亦莫苦。”说明1613年以前，努尔哈赤管事不久，已经向诸申征收赋税了。《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1。
［34］《明神宗实录》卷519。
［35］《武录》卷1载，派夫“筑城运石”，《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65载：“……皆言老酋旧城向北七里许改筑新城，……自前撤移之胡，非徒怀其故土，厌其役苦，多有叛心云。”
［36］［37］《满文老档·太祖》卷17。
［38］［39］《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69，卷71。
［40］《满文老档·太祖》卷20；卷35。
［41］《清太宗实录》拳30载：皇太极说，“……尔时仆从甚少，人各牧马披鞍，拆薪自焚，如此艰辛，……”。
［42］《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78，《满文老档·太祖》卷56，卷33。
［43］《朝鲜李朝实录·宣祖》卷190载：“老酋与忽酋通信，今春忽温卖我国人物于老城甚多云。”
［44］《满文老档·太祖》卷4。
［45］陈王庭：《恭陈军前紧要事宜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6。
［46］王钟翰：《清史杂考》页22。
［47］羽田亨：《满和辞典》页427。
［48］申忠一：《建州图录》，参见《旧老城》页86载：“小酋农幕”，页87载：“奴酋农幕”、“阿斗农幕”。
［49］《满文老档·太祖》卷7载beisei tokso booi jaku tanggu
niyalmade”即“诸贝勒庄家里的八百人”，这八百人是“weilere aha”即“耕奴”。
［50］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3。
［51］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3。
［52］《满文老档·太祖》卷2。
［53］和硕贝勒（hosoi beile）即为“一方之贝勒”，就是固山贝勒、旗主贝勒。参见周远廉著：《后金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论》。
［54］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21载：1619年，八将有努尔哈赤、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杜度、济尔哈朗、阿敦。《武录》卷3载：1621年，八家有：努尔哈赤以下，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得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岳记。
［55］《满文老档·太祖》卷11载：“亲生执政诸贝勒，亦不得以公众俘虏、财物私与他人。”
［56］《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载：“予夺厚簿之权实操于一己。”
［57］张涛：《属夷家事互构揭》，参见《筹辽硕画》卷2。
［58］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3。
［59］《清太宗实录》卷2，《明清史料》乙编第二本110页。
［60］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3，文中载称：“胡中衣服极贵，部落男女殆无以掩体，近日则连有抢掠……；战场僵尸无不赤脱，其贵衣服可知。”
［61］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6…47，文中载称：“闻近日将大举收掠禾谷云，此不过坐困之计也。奴酋之每聚会将卒也，戒之曰：前日之捷天也，勿以屡捷为可恃，我必得辽然后可以生活，当以尽死于辽东城下为心云。”
努尔哈赤的战前外交
二、努尔哈赤的战前外交
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后金奴隶主集团，要想毫无顾虑的向辽沈进军，必须使朝鲜李朝和蒙古各部不致于抄自己的后路，不致于成为明军的友军。所以，在萨尔浒大战以后，努尔哈赤一直注意抓紧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
在萨尔浒大战中，朝鲜李朝迫于明朝的压力，派都元帅姜宏立、副元帅金景瑞统率一万三千将士参战，结果同明军一样遭到了惨败。最后，姜宏立、金景瑞率领中营兵与大贝勒代善盟誓议和。从此，开始了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战后对朝鲜李朝的外交联系。
从努尔哈赤、诸贝勒、大臣的主观愿望来说，为了有效地对明军作战，愿意与朝鲜王廷议和，以防腹背受敌。在萨尔浒大战中，俘虏了朝鲜王朝的重要将领和几千名军卒，是对朝鲜王廷展开和平外交的有利条件，也是握在手中的一个重要王牌。后金奴隶主集团视姜宏立等朝鲜王朝的将士为“奇货”，认为从此有了交换条件，并且掌握了外交主动权。与此同时，风传明军与朝鲜王国将要出两路大军，再次讨伐后金。努尔哈赤得知相当着急，立刻决定放回朝鲜王朝的通事官何瑞国，并派自己的近臣，所谓“小农耳”到朝鲜王国的满浦镇去，探听虚实。
何瑞国在离开后金，启程的时候，姜宏立、金景瑞等嘱咐他说：这里的人们（系指后金），不分大小，都指望和事能成［1］。
同年十二月初二日，小农耳从朝鲜回来，报告说辽东再次两路出兵的话是虚言，朝鲜国王对后金表示了友好的态度，使双方和平相处有所希望。对此，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感到由衷的高兴［2］。努尔哈赤愿意与朝鲜王廷讲和，主要是因后金在政治和军事上受明军、蒙古军、朝鲜王国军三个方面的压力，尤其腹背受敌，难于承受，所以急切地希望与朝鲜王廷缓和关系。同时，也指望能得到朝鲜王国经济上的支援。因此，萨尔浒大战后不久，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十月，努尔哈赤就试探着派遣商队去满浦镇进行贸易，从朝鲜王国输入工业品［3］，以满足国内的供应。
后金采取主动积极的外交攻势，向朝鲜王廷发了第一道书文，却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努尔哈赤的要求和愿望，没有被朝鲜王廷所接受。朝鲜国王仍然按照旧习，尊奉明廷为“父母”之邦，视努尔哈赤为建州卫的一个首领。因此，对努尔哈赤的来帖顾虑重重，来帖上有三个问题使朝鲜国王大为不快，也是不能接受的。一是努尔哈赤在书中自尊为“朕”；二是要求朝鲜王朝归顺后金，三是来帖中书写“后金国汗谕朝鲜国王”［4］，而且帖后盖有“后金国天命皇帝”七个满文字大印。朝鲜国君臣在回书时怎么称呼的问题上，十分犯难，商议七、八天，拿不出个好主意来，最后决定采取不加理睬和抱着不承认主义的态度。他们认为，努尔哈赤既然以姜宏立等为人质，逼迫朝鲜王廷接受来帖的条件，如果接受这些条件，朝鲜必然沦为后金的附庸，那就不如不予理睬更好一些。因此，回帖时，不以国王的身份与努尔哈赤平列，而以平安道观察使朴烨的名义回书，以求得与努尔哈赤身份对等。书中称“建州玛法足下”［5］，否定努尔哈赤的“朕”和“天命皇帝”的称呼。回书结尾以平安监司大印代替来帖后面的大印，以不解其文加以回避［6］。不久，努尔哈赤在第二次给朝鲜国王的书中，指责国王不正面回答问题。他说：国王是在明廷与后金两国的向题上“静坐两间”，采取“看变”的态度。同时，明确地提出要与国王订立誓言，歃血为盟。这一下又将了朝鲜王廷一军。国王认为，既不能得罪明廷，参加会盟，与努尔哈赤“同恶”，又不能因为答复来书，招来大祸［7］，弄得进退维谷，十分棘手。朝鲜国主不肯唯命是从的态度，引起了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诸贝、大臣极大的不快，因此，后金内部在对朝鲜王国的问题上，产生了政策上的分歧。这种分政，一方面表现在对以姜宏立为代表的朝鲜将卒的态度上，另一方面是对朝鲜王国的国家问题上。
姜宏立所率领的中营官将、士兵，在议和时有三、四千人［8］，其中有一部分，被分派到后金各个部落作农。剩下一些人，有的是朝鲜王国的边防士卒，有的是王京卫队，努尔哈赤怕他们作乱，加上对朝鲜国王的态度不满，先后杀了近千人［9］。
对于杀害朝鲜王国的官兵一事，大贝勒代善坚决反对。他说：我已经与朝鲜都元帅姜宏立在阵上讲和了，又举行了盟誓，怎么可以欺天杀人呢！竭力与诸贝勒争执。大臣达尔汉支持他的意见，主张把朝鲜王国的兵、将全部放回去。皇太极坚持说，放不放朝鲜王国的官、兵，要看朝鲜国王的态度，只要国王不肯回书，他们的主要将领仍然不能放回去［10］。
自从努尔哈赤给朝鲜国王第二次书信以后，国王一直没有复书。后金奴隶主集团内部在先进取辽东，还是先进军朝鲜王国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特别是铁岭被后金夺取，蒙古宰赛贝勒被擒，叶赫部被扫平以后，诸贝勒中以皇太极和莽古尔泰为代表的是对朝鲜王国的主战派，要求在进军辽沈以前，应当先进军朝鲜王国［11］。皇太极尤其表现积极，他常劝努尔哈赤作出决断，发兵进攻朝鲜王国［12］。由于后金主战派的积极推动，先后在东部地区牛毛寨、万遮岭（今吉林省集安县西老冷山脉大板岭）一带大搞备战，以大兵威胁满浦等地。朝鲜王廷深感局势严重，曾经先后六、七次派人向辽东求援，要求熊廷弼能够派兵加强东部兵力，给予支援［13］。后金统治阶级内部，并不完全赞同皇太极和莽古尔泰的先取朝鲜王国，后攻辽东的意见。大贝勒代善持相反意见，他说：我国现在四面受敌，到处结仇，再攻朝鲜王国，非为自保之策。因此，代善极力主张对朝鲜王国讲和［14］。
在战和两种意见各不相让的情况下，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和额驸李永芳则主张先攻辽沈，后取朝鲜王国。其理由是，辽东刚刚更易经略，熊廷弼到辽不久，如坐等他从容经营，则防守必然严密。应当乘目前这个时机，全力大举进军，决一胜负。同时，为了保证出兵时后方的安全，决定把朝鲜王国的副元帅金景瑞等全部杀掉，以去后顾之忧［15］。因此，努尔哈赤对于朝鲜王国，直到辽沈大战爆发以前，采取和谈或施以军事压力的办法，迫使朝鲜主国归顺后金。朝鲜王国在强邻的逼迫下，没有力量抵抗，又不肯改变与明廷的旧关系，承认后金的新现状，基本上采取两面应付，坐待观望的态度。这种态度，对于努尔哈赤进军辽沈是有利的。这说明了努尔哈赤的外交攻势是很有成效的。
辽沈大战的前夕，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于蒙古各部的方针是以联合为主，争取蒙古各部给予军事支持，减轻后顾之忧。
因此，在蒙古的问题上，与明廷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这时，在明廷与后金的争夺中，蒙古各部都处于激烈的分化阶段。按照态度的不同，大体可以把蒙古各部分作三部分。以林丹汗为代表的察哈尔蒙古，在努尔哈赤进军辽东以前的一段时期，为了向明廷讨赏，有时与努尔哈赤互通使臣，威胁明廷边境的安全。当努尔哈赤联合科尔沁蒙古，又向开原、铁岭推进的时候，林丹汗的态度起了明显的变化。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林丹汗在努尔哈赤兵锋指向辽沈的时候，他以蒙古四十万英主青吉思汗（仍元始祖故称）的身份，向努尔哈赤提出了警告，他声言：广宁是我林丹汗亲自招服的城市，每年在这里收取贡赋，若是你的兵来夺取广宁，我在这将对你是很不利的。又说，以前我们两家的使者常相往来，相互友好。后来你的使者当你说了我的坏话，骂我“骄慢”，两家才断了关系。努尔哈赤与诸贝勒看了来书后，都很气愤。
两个月以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天命五年）正月，努尔哈赤在给林丹汗的复书中，指责他贪取明朝的赏物，受明廷的利诱［16］。并施以外交手段说，朝鲜王国与明国语言虽然不同，但他们的衣着、生活方式基本相同，蒙古与女真的语言虽然不同，但衣着，生活方式也基本相同。言外之意是说，蒙古应当与女真联合起来，共同反抗明廷［17］。林丹汗看了复书以后大怒，将努尔哈赤的使臣武巴什扣押起来。为了报复，后金先后扣押了察哈尔蒙古五名使者。察哈尔蒙古扣押后金两名使者［18］。从此，察哈尔林丹汗与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之间，就成了势不两立的仇敌。
林丹汗之所以能够成为蒙古抗金的核心势力，是因为林丹汗是蒙古成吉思汗的后裔［19］。在蒙古各部中势力最强，蒙古各部视他如皇帝一般［20］，地位居于蒙古各部之上。自从努尔哈赤击败九部联军以后，科尔沁鄂巴、明安等贝勒先后归附了后金，从林丹汗的管辖下分离出去，引起林丹汗极大的不满。随着努尔哈赤的八旗兵不断地向西推进，致使林丹汗每年从明廷取得价值百余万两的赏物［21］，化作乌有。明廷沿边各处贸易关市将陆续关闭，严重地威胁着蒙古上层贵族的正常经济生活。如果努尔哈赤要向辽沈、广宁推进，在经济上将断绝蒙古日常工业品的来源。这就造成了蒙古与后金之间的根本利害冲突［22］。
蒙古的另一部是科尔沁蒙古，由于经济上的切身利益，鄂巴、莽古思、明安、孔果尔等贝勒先后归附了后金，成为后金势力的一部分。因此，林丹汗的察哈尔蒙古与科尔沁蒙古，成为这个时期蒙古各部分化的两个极端。
在这一发展阶段上，努尔哈赤重点争夺的对象是喀尔喀蒙古，扎鲁特、奈曼、敖汉、巴林、克什克腾等部。努尔哈赤深知，要占辽沈必须借助于蒙古的力量［23］。于是，他或以金帛或以联姻的办法争取蒙古［24］，而明廷利用蒙古经济上缺少工业品，必须与明边关交易才能维持正常生活的弱点，通过赏赐、关市贸易等，加强对蒙古各部的利诱和控制。因此，辽沈大战的前夕，明金双方争夺喀尔喀蒙古的斗争十分激烈。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努尔哈赤对明廷开战。为了牵制明军，战前努尔哈赤派人多带银两等物，送往蒙古各部，要求蒙古各部或统兵助战，同抗明军，或分兵几路进犯明边，以牵制明兵，配合后金军进攻辽东各城。蒙古有些部落答应出兵相助。因此，当努尔哈赤统兵攻占抚顺、东州、马根丹等城堡时，乃蛮、炒花等部出兵进犯长永堡（今沈阳城西南）。宰赛、煖兔等统兵至辽河岸下营，向明廷讨赏，起到了配合努尔哈赤的八旗兵，牵制明军的作用［25］。
努尔哈赤夺取抚顺、清河以后，全辽震动，万历皇帝大怒，积极调兵遣将，同时向沿边各部公布赏格。规定有能擒、斩努尔哈赤者，赏银一万两［26］。在明廷悬赏的引诱下，乃蛮、炒花各部转到明廷一边，愿意“纳款”，听从朝廷旨令［27］。明军在萨尔浒大战中败北后，后金的兵威大震，蒙古各部又有所反复。察哈尔林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