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月录》，参见《燃葵室记述》卷21。
［22］《明神宗实录》卷580。
［23］《满洲实录》卷5，《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8，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6…7。
［24］《宋幼清九籥集》卷1。
［25］牟志夔：《辽岛制胜有机疏》载：“在刘綎则奋力长驱，已克十余寨，李如栢等退留不进，未有牵制，未有应援。……奴酋素惮綎威名，不得不悉全力以救，败綎之于此。”参见《筹辽硕画》卷25。
［26］《宋幼清九籥集》卷1，《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8，《满文老档·太祖》卷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
［27］《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8，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10。
［28］《明神宗实录》卷580。
［29］《明神宗实录》卷580。
明金关系的历史转折
四、明金关系的历史转折
萨尔浒大战，以后金的胜利和明军的失败宣告结束了。这一战是后金兴盛与明廷衰亡史上的重要标志。
萨尔浒大战前的二百多年间，明廷对女真各部通过设立卫、所进行统治，任命各部首领为都督、都指挥、指挥使、千户、百户、镇抚等官职，进行管理。女真各部是明朝边区的少数民族，各个卫所的官员，各尽臣职，“守御边境”，都在明廷的一统之下。建州女真从其六世祖猛哥帖木儿以来，直到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努尔哈赤与明边臣订立边界盟誓，承认防守皇帝之境［1］，承认明廷为中国的中央王朝，努尔哈赤负责守卫九百五十里的边疆。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正月，明经略杨镐派遣使臣李继学到后金和谈，努尔哈赤提出的和解条件中，除经济要求以外，也只以求封王而已。从后金建国到萨尔浒战前，时间长达四年之久，“后金”的国号从来没有对外公开使用过，仍然以建州国或女真国自称。努尔哈赤并没有下定与中央王朝抗衡的决心。
萨尔浒大战以后，努尔哈赤对明军无所畏俱了，将“后金国”的大旗公开地亮了出来，正式表明政治上割据一方，称明廷为“南朝”［2］。明廷满朝文武从朝鲜王国得到消息以后，以建州卫变成了后金国，小小龙虎将军，竟敢“黄衣称朕”，甚是气愤。认为努尔哈赤已经猖狂至极［3］。然而，萨尔浒之战确实是明金政局转折的关键的一仗，是明中央政权与建州卫关系史上的重大转变。努尔哈赤及其所代表的民族，冲破了二百来年朱明政权统治的旧格局，对其政权称臣的事已经是历史的陈迹了，它为中国新王朝的兴起举行了奠基礼，开创了新的政治局面。因此，萨尔浒大战对于中国新王朝来说，起着助产婆的作用，史学家也不能不承认这次战争的历史地位，即从此大清帝国的“王业成矣”［4］，而新王朝的奠基人，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这次战争中的作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萨尔浒大战以前，明廷上自皇帝，下到边官、士卒，经过十个月，跨越两个年头，动员了所能动员的全国人力、物力，准备这场剿杀战，梦想将新兴的后金政权置于死地，以示“天朝大国”的威严。明万历皇帝朱翊钧说：“朕庶几灭虏安边在此一举！”因此，萨尔浒大战对于后金奴隶主政权来说，是生死存亡的决战。然而，战争是参战双方物力和智力的决斗，它常常不从人愿。萨尔浒之战，从杜松将军夜渡浑河遇伏开始，到刘綎将军战死在富察之野，仅仅经历四天三夜，便以明军的惨败和后金军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了。以时间而论胜负真是存于呼吸之间。
后金与明朝两军的胜败，都不是偶然的，各自都有内在的原因。明廷朝政腐败，日趋没落。明帝朱翊钧早年就不是个明君，他即位初期，依靠贤相张居正的扶佐，一时似有中兴的景象。居正去职，他便不问国事，朝政逐渐废驰，晚年更为严重。待努尔哈赤的兵锋指向海西各部的时候，战争的火焰已经烧到门庭了，他却养尊处优，不以朝政为意，隐居深宫。边事告急，朝臣奏请皇上临朝，决议兵饷问题，奏牍积山，他却死不肯出朝。大臣无奈，把如何请皇上出朝视事作为守边议饷的第一策［5］。有的朝臣怨皇上置天下于不顾。国子监署事司张鼎抱怨说，今日廷臣见皇上一面，“如大旱之求时雨”［6］。户科给事中官应震责骂万历皇上“利令智昏”［7］。可是，皇上仍然隐居深宫不肯走出一步。在辽东抚顺、东州、马根丹等地陷落，萨尔浒战败时，朝臣奏疏“章满公车”，皇帝却留中不问。朝廷大臣会议也是走过场，不解决实际问题［8］。在无饷可征，仓官望天长叹的时候，皇上府库充盈，内币积为朽橐，宫廷大礼用费一次多至千万金，皇后生日也用“数万”之钱，而军饷匮乏，便不惜加派民间。在廷臣屡请之下，万历帝不得已只发币金十万［9］。皇帝大部分时间用来饮酒作乐。他每天晚上必饮酒，每饮必醉。醉酒以后，喜怒无常，随意草菅人命［10］。上行下效，文臣、武将多不以国事为念，一味徇私贪贿［11］。朝纲不振。对于辽东的战守问题，朝廷从无定策。辽东每陷一城，皇上着急一时，得过且过，敷衍了事，麻木不仁，岂能不一败再败。
对比之下，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与众贝勒、大臣，兢兢业业，治理有序。努尔哈赤月初月末逢五上朝，众贝勒、大臣按时入见，共集于大衙门议事。凡是国中大是大非，及时剖断，举贤使能，执法如山，使新兴的后金奴隶主专政的国家，生气勃勃，蒸蒸日上［12］。父子君臣，同心合力而治［13］。
朝政的好坏，直接影响军队，更涉及到国家的兴亡。在萨尔浒大战中，明朝的军队与朝鲜李朝的军队合起来有十万余众，败于后金六万之师，与明廷朝政腐败，后金朝政整肃大有关系。明朝工科给事中方有度说，明廷的忧患不在于努尔哈赤如何强盛，而“在萧墙之内也”。这句话道出了萨尔浒大战胜败分野的关键所在。
萨尔浒战前，大学士方从哲、枢臣黄嘉善等，只知道一味地以红旗催战，督师进剿，将远征军推出山海关了事。实际上，明军将官中早已互不信任，矛盾重重。壬辰之变（公元1592年，倭寇侵略朝鲜王国），明廷出兵援助朝鲜王国时，萨尔浒战争的主要将领曾经入朝参战，尤其是刘綎与杨镐代表南将与北将，那时关系就十分紧张。朝鲜王国官员李恒福说：“明军南北众将，猜隙已成”，决定重要的事情，每每意见相反。杨镐才气平庸，又“轻率寡谋”，援朝战争中，他自己没有卓见，偏听李成梁之子李如梅使令。朝鲜尉山战役［14］，本来已经是成胜之局，就因为杨镐不愿意南将立功，并且饮酒戏乐，致成败局，而刘綎却是智勇双全的战将，很受统兵提督的器重［15］。萨尔浒战前，明兵部误点杨镐为经略，主事辽东。杨镐轻率如昔，寡谋如故，凡事都听信李如栢的，而李如栢是贪懦之辈。这次出师消极、逗留、观望。三月三日，会战于赫图阿拉的师期已到，他仍然率兵迟迟缓行在清河路上，一接到杨镐的令箭，便狼狈逃窜。明军惨败于萨尔浒，李如栢起了很坏的作用。然而战后，杨镐却在奏书中赞扬李如栢“遵奉回师”，并再次攻击已经捐躯疆场的杜松将军，责骂他有六大失误［16］。另外，杜松与贺世贤两位名将之间也“大成嫌隙”。明人自己评论众将关系说：“心怯而忌，气骄而妒”。这也是王朝腐败，在武将身上的反映［17］。
后金的将领与明军将领相反，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深谋多智，远非杨镐之辈可比。萨尔浒战争中，以双方统帅部相比较，优势自然在后金方面。努尔哈赤与众贝勒、大臣，每逢战阵，必谋划于前［18］。战阵中间，争先恐后，协同对敌。如四贝勒皇太极，在西部战场结束时，见大阿哥代善东去，立刻请求同往。为与代善协同作战，率领三十余骑，急速登山，上下夹攻，致使明军败阵于阿布达哩岗。对比明将却不相统一，相互倾轧，胜利争功，失败推诿的状况，后金军的胜利是很自然的。这是萨尔浒大战中双方将师各异的结果。
从明军与后金军各自的战略方针来看，明军兵分四路，目的是想分进而合击，造成后金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最后被消灭的结局。但是，这个战略方针是建筑在杨镐等人指挥无方和将心不一，相互倾轧的基础上的。结果杜松将军孤军冒进，总兵官马林畏缩不前，李如栢逗留观望，刘綎将军含怨率领弱卒跋涉。四路军远的相距七百里，近的相距二、三百里，各自孤军冒进，首尾不相顾及［19］。明廷各军分而不合，正中了努尔哈赤的战略意图，即集中优势兵力，一路出击，各个击破。
明军分进合击的失败，努尔哈赤一路用兵的胜利，与双方各自的兵卒素质也有关系。明军将官只顾循私，不注意军训。萨尔浒大战中明军的火器不少，只刘綎军就携带火器七种，但是，士兵多不会使用，有的装上药而不敢点放，有的勉强装上药，打靶时，十炮只有一、二中靶［20］。待战期临近时，经略杨镐束手无策，只好向都元帅姜宏立求援，调四百朝鲜李朝铳手，训练明兵放炮［21］。但是，时间有限，终究难以挽救被动的局面，以致战时，在后金训练有素，组织严密，来如疾风骤雨般的八旗兵冲击下，枪炮手惶恐，不待装药点火，便人亡炮失。明军的火力在萨尔浒大战中，发挥得十分有限。只有潘宗颜的斐芬山战斗，杜松争夺吉林崖的初战和刘綎军的深河之战火力发挥得稍好。
士兵素质好坏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严守军纪，服从军令。后金军与明军在这些点上差异更大。八旗兵作战时，有进无退，纪律严明，赏罚分明，虽然是努尔哈赤的亲族子弟违犯军纪、军令，也要处罚［22］，所以退缩逃阵的极少。明军就不同了，士兵畏敌不畏将，将领一死如树倒猢狲散［23］。萨尔浒大战中，杜松军初战得胜，然后军纪涣散，抢割首级争功，使后金兵得到喘息机会。抚顺路出兵两万五千多人，逃回一万四千多人，占参战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六。马林统兵一万五千多人，逃回一万多人，占百分之六十六。刘綎的军队也不是全部战死的，而有相当数量是逃散后被杀的，如三月六日，距富察二十里有数千浙江兵就是逃散后集结在山上的。更为严重的是将官率兵逃阵，李如栢、马林、刘遇节、王捷等都是公开避战或逃跑，连道臣康应乾见刘綎前军被困，有覆灭的危险，也不积极应援，反而更衣变民，隐避无踪了［24］。
萨尔浒大战，使明军由二百多年间一贯居于攻势，转为守势；后金由守势转为攻势。如此攻守易位，绝非某个单纯的因素所致，而是双方在经济、政治和军事诸方面深刻变化的结果。它表示了明封建王朝无可挽回的社会危机和后金新兴的奴隶主阶级迅速发展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萨尔浒战前，明朝已经是国库空虚，一筹莫展的局面。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九月，为四路出师筹饷，直隶巡按龙遇奇曾经叫苦说：三百万军饷，实在难于凑齐，即使拚命搜刮，也难以凑齐［25］。四路大军败北，“京师震动［26］”，朝议纷纭。有人大骂杨镐，说他竭尽四海脂膏和九边精锐，不到一年，耗费军储三百多万。足见，萨尔浒之战明廷在经济方面的损失也是严重的。
为了重整旗鼓，再伐后金，明廷召开中府公议。会上因财源无望，众臣都含糊其词，苟且支吾，相互推诿，至到日中仍不决，只好日暮罢议。礼科给事中亓诗教提出要发兵十万，每年用饷银三百万［27］。不久，又议定募兵十八万，每年兵饷仍然不少于三百万两。因此，兵部尚书黄嘉善，不得不率领九卿、科、道等官叩头子文华门前，请发内币。同时，山海关总兵柴国柱，又以支应目前辽势危局，请发内币二百万，合计五百万。万历皇帝只肯发币金四十万，以供募集军士，并诉苦说：肤悉览请发内币奏文，肤何时曾经爱过此物？而今内库匮乏，搜刮也凑不足数。现在已经传令各处，如果能够弄到若干，即刻转发下去，朕不会食言［28］。可见，萨尔浒大战后，明廷内库空虚，财力已经耗尽。后来，中府会议研究再三，只辽东地区，每年饷银就需要八百万。这样大的数字，国库无银，司库之臣无可奈何，［29］只好向农民伸手，先后加赋三次。最后，每亩加到九厘，逼得民穷财尽，无法生活下去［30］，进一步加深了明朝的社会危机。
萨尔浒战争震撼了明朝二百年的统治基础，京城内外，人心动摇，朱明政权在人民的心目中，发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三路丧师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京城人民一片慌乱，公卿子女纷纷逃离北京。大学士方从哲上奏说：京城大小臣工，无不惊骇，民间更为严重，流言四起，各思奔窜，官吏、兵民、商贾都携带家口外逃避难。又有四方饥民，逃来京师就食，多至千、万。游食僧道，千百成群，白莲教等各立名色，妖言惑众。一时京城混乱不堪，以致人心大变［31］。
民心如此，军心更乱。战后，明廷虽然想募兵十八万，再次对建州进行征伐，可是三军丧胆，视敌如虎，诚如熊廷弼所说的，营兵逃的日以百计，五、六方军队，人人要逃，营营要逃，甚至全队都要逃。这种“民无仇敌之义”，军无求战之心［32］，无疑是萨尔浒大战在政治和人心方面对明廷致命的一击。此后，军心不固成为明军屡战屡败的不治之症。
将帅少而怯战，兵器劣而不足，是萨尔浒战后明军又一个严重的问题。三路丧师后，阵亡道、镇、参、游、都司、通判共三百一十多人，造成明军统兵将领奇缺，残兵或数十或数百，自行相结，没有将帅统辖［33］。军资器械损失严重。萨尔浒战后，努尔哈赤命令军卒打扫战场，所得各种武器分作八处，堆积如山［34］，约占明军武库中武器的十分之六、七［35］，而重要的火器损失更严重，如大将军炮，每铸一具需费数百金。刘綎丧师时，失掉大将军炮七十九具［36］，加上各路军，共损失火器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多具，盔甲、器械更是无法统计。战马丢弃四万八千六百多匹，战车一千多辆［37］。所以战后，明军马匹、盔甲、器械都严重不足。两相对比，努尔哈赤的八旗兵可谓坚甲精骑。明与后金攻守易位就是这种物质条件变化所决定的。
萨尔浒战前，努尔哈赤的八旗兵近六万多人，其中精兵约占三万左右。大战中得到明军盔甲、战马，武装了各个部落，增加了两万多兵员。还从乌拉、东海等部所得到的兵员增加三万人，李永芳的降卒和战场上收留明军的家丁近万人。因此，战后努尔哈赤统兵已经十万多人了［38］。同时，八旗兵的武器也占明显的优势。他们从明军手中夺来大批的弓、刀、枪、炮。同时毁改粗铁为精铁，使刀能断铁，矢能透甲［39］。在辽东，努尔哈赤的八旗兵，除火器没有占优势以外，军兵数目和一般武器都占了优势。
努尔哈赤的军事优势，不仅表现在实战方面，也表现在智取方面。他以“最工间牒”著称，这个战线的开辟，使明军更加被动。努尔哈赤充分利用汉族人的有利条件，由降将李永芳参与谋划，派出的人员有的扮成贩卖油、柴的小商小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