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城之外。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看到明朝边防的重新调整，防守力量稍有增强，便改变了继续夺取较大城堡的方针，采取严格守备，骚扰明边的办法。从此，后金与明军相互出击，互有胜负，致使战局出现相持的局面［31］。
八月初，北方的秋收季节到来了。明辽东官军与后金军以争夺粮食和扰害对方收获为中心，展开了相互袭击战。先是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命令两位大臣纳邻、音德率领众贝勒庄上的阿哈八百人，在距边境二十里的浑河、界藩之间的嘉木湖地方收获谷物。临行时，努尔哈赤对两位大臣作了具体指示和安排，告诫他们：白天督促收割，夜里隐避在山险的地方。办法是：今夜宿于南山，明夜移住北山，今夜宿在东山，明夜改宿西山，经常变更驻地，使敌方摸不清踪迹。在此易受袭击的地方，必须谨慎行事。纳邻、音德领命而行，分八百人为两部分，纳邻率领四百人在浑河南岸打谷，音德在浑河北岸打谷。两个人都违背了汗的旨意，不肯勤于变更驻地，为明辽东官兵探明。九月初四日，总兵李如栢派兵夜袭纳邻谷场，砍杀收谷的阿哈七十多人，另外的三百多人逃散了。努尔哈赤以两位大臣违令，下旨没收纳邻的全部家产，没收音德家产的一半，又以哨探叶古德侦探情况不明，没收他的三分之一家产［32］。
努尔哈赤与众贝勒、大臣商议，为了对明军的侵扰能够给予有力地还击，适应目前的战事发展需要，必须改变临时征调兵丁的办法。鉴于内地兵，尤其是东部兵马路途遥远，往返太疲劳，决定在界藩造城驻守。这样，可以随时向明朝境内放牧，扰害其耕种和收获。平时，以放鹰、狩猎进行困扰，使明兵不得出城，出来就派兵斩杀。努尔哈赤与诸贝勒、大臣议定后，便开始选择基址，搜集石料，砍伐木材，建筑界藩城［33］。
九月初，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派兵五千，从抚顺侵入明境进行抢掠。总兵官李如佰率兵出战，两军展开了激战。后金这次出兵的目的在于掠夺，以扰害明边，因此，出边以后只顾掠夺，未料到会被李如栢军所袭击。李如栢督催部将游击尤世功、王平等分左右两翼对后金兵进行夹击，后金兵一时招架不住，败溃而走，有七十六人被明军斩于马下，丢弃战马八十八匹，盔甲、旗帜等器械很多［34］。
九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再次派兵深入明边。从抚顺关口舌路台以北、会安堡（今辽宁省抚顺市北“会元堡”）诸地，沿边杀掠，一直到西北方的懿路，西南的黄歹屯，顺长五十多里，俘掳一千多人，烧毁房屋几百间。路经抚顺关时，将所掠来的屯民三百多人杀死在关下，以报七十个阿哈被杀的仇恨。同时，命令一名被掠的人携带书信到明边关，书中说：你们大国若是认为我不对，而想战的话，可以约定战期，或十天或半个月，进行决战。否则，若认为我对，就送金、帛来。你大国偷袭我的耕奴一百，我就杀你耕奴一千。你们岂能不出城，在城内耕田吗［35］？努尔哈赤怀有很重的复仇之心。经过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秋季的袭击战，明、金的关系更加紧张了。这时，明廷征集的军兵尽管缓慢，但也初具规模了。为了鼓舞士气，征伐后金，万历皇帝不惜以二十万金，镐赏官兵。为了配合出征之师，明廷大行悬赏活动，提高赏格。宣布：若能有生擒努尔哈赤或斩头来献的，赏给白银万两，晋升为都指挥。对于努尔哈赤的亲子、亲孙等所谓八十个总管，有能擒、斩的，赏给白银二千两，晋升为指挥。对于努尔哈赤伯、叔、弟、侄等所谓十二亲属，有能擒、斩的，赏给白银一千两，晋升为指挥同知。对于其中军、前锋、书记、大汉女婿等，所谓领兵十二个大头目，有能擒、斩的，赏给白银七百两，晋升为指挥佥事。对于努尔哈赤的亲信、中外用事的人，所谓八十名小头目，有能擒、斩的，赏给白银六百两，晋升为正千户。以上各官都世袭不替。凡是降附后金的明延官员，李永芳、佟养性、佟养仕等，若能绑架献出努尔哈赤或作为内应的，免去死罪，并酌情升赏。北关叶赫部锦台什、布扬古等，若能擒、斩努尔哈赤的，赐给建州原来所领的全部敕书，并晋升为龙虎将军［36］。
十月，在明廷赏格的鼓舞下，北关叶赫部的锦台什令其子得儿革台州统兵五百袭取后金辉发城外的一个村寨，共杀男女七十多人，前来边关上报。明廷立刻颁赏黄金、白银二千两，彩缎二十表里［37］。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于叶赫袭击村寨十分气愤，决意进行回击。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正月初二日，就与众贝勒整兵振旅，讨伐叶赫部。大贝勒代善率领大将十六员，统兵五千员，先行驻守扎喀关，以备阻止明军增援。初七日，努尔哈赤亲统大军深入叶赫腹地，从克伊特城尼雅罕寨开始，一直杀掠到叶赫大城东十里。把叶赫大城外的牲畜、居民都掠夺一空，被焚掠的城寨多达二十个。与叶赫友好的蒙古牧群也全部掠走。叶赫部贝勒锦台什急速派遣使臣报入开原，明总兵官马林率领开原、叶赫部联军前来追击，追赶四十多里，努尔哈赤早已退到边界六十里以外去了，只得收兵回营［38］。
清河失守以后，努尔哈赤蚕食辽左，焚掠叶赫部等的军事骚扰，进一步震动了明廷。除了大行赏格捉拿努尔哈赤以外，不得不采取武力，加快讨伐准备。努尔哈赤侦知这种情况后，一方面继续备战，以便进一步向辽左进兵，同时也不得不通过各种办法，缓和明廷上下的备战情绪。于是，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十一月，将攻占抚顺时掠来皇家的五个人（共掠十个人）、通事一人和李参将家中一人，共七个人放还，稍示和解之意。一个月以后，即同年十二月初二日，明经略杨镐派遣承差李继学，携同前月放还的两个人来到了后金，以探听努尔哈赤和解的真意。实际上，经略杨镐愿意听李如栢的话，李如栢本人就不积极主战，有讲和的机会，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夭命四年）正月二十二日，李承差和通事等五人，携带后金文书返回广宁时，杨镐才明白了努尔哈赤不肯罢兵的决心。后金的回文中说：要讲和可以，但是皇上要责备辽人；撤回出边的官兵（系指守叶赫的官兵）；承认我做的事都是对的，解我“七大恨”，尊封我为王，再将我过去的岁赏和抚顺原有的五百道敕书，再加上开原的敕书一千道都给我的军士。另外，给我和众贝勒、大臣加缎三千匹，金三百两，银三千两，我才肯罢兵［39］。
经略杨镐等人派遣使臣到后金，主要意图是要求后金罢兵、求和，和谈的地位是极其软弱的，否则，努尔哈赤是不会如此强硬的。努尔哈赤的经济要求，相当于明代女真各部对明的全部朝贡、市易以及明廷全部赏赐的总和，看上去提出的是经济条件，实际上是使明廷承认努尔哈赤统一和统治女真各部是合法的，并占有辽左的部分地区，是个政治条件。而公开的政治要求，就是求个王爵。这以武力改变了的现实，是明廷这个“天朝”所不能接受的，因此，流血的战争已经越来越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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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神宗实录》卷568，卷569，茅瑞征：《东夷考略》页19（建州）。
［2］《明神宗实录》卷568。［3］茅瑞征：《东夷考略》页19（建州）。
［4］《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27。
［5］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6］《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27。
［7］《满文老档·太祖》卷6。
［8］官应震：《南北借凑共济时艰疏》载：“自抚顺至张家楼子，几可三百余里……所失地方自马根丹直至张家楼业已二百二十余里”，“老幼…丁壮之掳及奸狡之归降者已数百余万”，参见《筹辽硕画》卷7。
［9］刘綎：《陈一得谋万全疏》载：“奴……不惜金赏，收拾人心”，参见《筹辽硕画》卷9。
［10］官应震：《庙算万全当计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
［11］黄克缵：《存大计捐小费疏》，参见《筹辽硕画》卷9。
［12］赵兴邦：《敬陈剿守机宜疏》，参见《筹辽硕画》卷5。
［13］薛三才：《急议应猝兵将疏》，参见《筹辽硕画》卷7。
［14］《明神宗实录》卷568。
［15］薛凤翔：《朝政用人为要疏》载：“无奈张儒绅之言一入，而谈辽事辄高阁束之，肘后置之矣。夷书之浡漫不见怒形于色，酋势猖狂犹且谈笑而道”，参见《筹辽硕画》卷12。
［16］焦萝熊：《讲求全策立奏荡平疏》载：“酋又乍进乍退，变幻莫测，邀买人心，蚕食边堡”，参见《筹辽硕画》卷6。
［17］《满文老档·太祖》卷7。
［1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19］茅瑞征：《东夷考略》页20（建州），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20］《明神宗实录》卷573。
［21］杨一桂：《急发橐积增选裨将疏》，参见《筹辽硕画》卷6。
［22］杨镐：《速救蓟兵出关疏》载：“差通使万国辅飞驰北关金、白二酋寨内，调兵援助，金、白二酋坚执不允，只说保守家事……有迁延观望心”，参见《筹辽硕画》卷7。
［23］《满又老档·太祖》卷7。［24］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25］《明神宗实录》卷524。
［26］杨镐：《并陈沿边措置略节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0。
［27］赵兴邦；《清河失守大将寡谋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0。
［2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69载：“军士及居民五万人”被害，究竟清河城有多少人，无法确知。参见，茅瑞征：《东夷考略》页20（建州），《满文老档·太祖》卷7。
［29］《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69载：“虏中言守城之善莫如清河，…虏至今胆寒……虏兵八进八退，死伤极多，朝而战见星，……城主力战而死，士卒亦无投降者。”
［30］《满文老档·太祖》卷7，茅瑞征：《东夷考略》页20（建州），杨镐：《权便移民以绝贼望疏》、《并陈沿边措置略节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0，赵兴邦：《清河失守大将寡谋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0。［31］杨镐：《并陈沿边措置略节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0。
［32］［33］《满文老档·太祖》卷7。
［34］《明神宗实录》卷574，茅瑞征：《东夷考略》页20（建州）。
［35］《满文老档·太祖》卷7，周永春：《留续调兵马移将臣出关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3。
［36］《明神宗实录》卷577。
［37］茅瑞征：《东夷考略》页20（建州），《满文老档·太祖》卷7。
［38］《满文老档·太祖》卷8。
［39］《满文老档·太祖》卷8。
激战的前夜
第四章萨尔浒大战
一、激战的前夜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三月，明军与后金军大战于萨尔浒山，（今辽宁省抚顺县上马公社境），此战就是历史上的萨尔浒大战。
努尔哈赤在进攻抚顺城的前夕，就以“七大恨”誓师，公开对明中央政权宜战。萨尔浒大战的直接导火线是由努尔哈赤攻克抚顺城引起的。明廷对后金的征战也是从这里开始准备的。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后金奴隶主集团针对明廷的备战，积极准备迎击。双方的战争气氛日益紧张，战争的乌云越集越浓。
当抚顺、东州、马根丹等城相继失守的消息传到明朝京师的时候，万历皇帝嚇然震怒，决意所谓“大彰天讨”。群巨纷纷上奏讨伐建州的方案。最先提出具体进兵方案的是山海关主事邹之易。他慷慨陈辞地说，，努尔哈赤不过是女直的一个部落首领而已，同其弟舒尔哈齐占据宁古塔的哈喇赛（疑系赫图阿拉）地方，富庶而有计谋。努尔哈赤杀弟，并兼领其众，相继吞并猛骨孛罗。现在拥众五万，占地四千多里，一旦与西部蒙古宰赛、煖兔各部勾结起来，全辽怎么又能为我们所有？当今之计，必须急速补充将领，拨发币金，筹集军饷，集结大兵，以大将统率，三路出击。一路从抚顺出发，从间道直走宁古塔，捣其老巢；一路从叆阳、清河进发，堵截于前；一路从辽阳或走穆家（今辽阳县西南穆家卜）、蒲河或走懿路、武静营（今沈阳市西南大武镇营），以横遏其冲突。引列虎蹲大将军等火器在前攻击，配合神枪、短刀［1］。这位主事官杀气腾腾，大有一举致努尔哈赤于死地的气概。他的方案虽然没能全部卖施，但它反映出明廷主战气氛是很高的，对于敌我力量的估计，偏重于高估自己，低估了后金。这种思想在明朝这个“天朝大国”里是很自然的，它不是一个主事官一时的冲动，而是从皇帝、大臣到一般官吏、使臣，无一不是如此。对于明朝自身有多大的力量，实际上能动员多少人力和物力，却没有正确的认识。因此，抚顺等城失守后，朝议纷纭，主战声浪压倒一切。明廷派往朝鲜李朝的官员，对于朝廷备战的估计更加乐观，对于胜利的看法也很有代表性。他富于激情而又不加掩饰的说：朝廷已有明旨，选精兵百万，勇将千员，分路并进，务必擒获元恶，枭首于藁街，献于九庙［2］。他认为努尔哈赤的结局必然与其外祖父王杲相同。明廷上下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以大学士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等为首，加紧备战，积极督师出关。
腐朽的明朝虽然积极主战，但行动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他们全部的备战过程几乎为努尔哈赤牵着鼻子走。最初，他们将出师日期定在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六月，因为兵铜不济，将不出关，兵不听调，无法如期出师。在备战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枢臣黄嘉善心急如焚，坐如针毡，急忙上奏万历皇帝，请赐给经略杨镐以尚方剑。皇帝旨令：总兵官以下若有不从命的，可按军法从事，立即处斩。七月，努尔哈赤统率大军克取清河城，全辽震动。消息传到京师，皇帝再次震怒，下旨严厉责备督臣说：清河被陷，敌势猖狂，各个总兵官仍然逗留在关内，都不肯先驱赴敌，所谓御敌之忠心究竟哪里去了？于是，准枢臣所请，赐给经略以尚方剑，并责令限期剿灭狂虏，严守封疆［3］。在努尔哈赤蚕食辽边，不断地向辽左腹地推进的牵动下，明廷将出师期限又定在八、九月间［4］。然而，待八月已经期满时，总兵官杜松仍然没有出关，出师的日期仍无消息。据八月份兵部报告：援辽兵马，只有宣大、山西已经起程，其他各路兵马都没有筹办。
四个月以后，即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各路兵马稍集，可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所集结的官军，经过杨镐查点，报告给皇帝的结果是：西方所调的兵马，仅仅马林所部经过了挑选，其他各路都是羸弱不堪的兵卒，不能参战。万历皇帝不得不再下严旨：命令各地督抚各官，必须严令各镇、道等官员，务必挑选精兵良马，指定由现任官员统领，以期抵达辽边。如果仍然象以前那梓以老弱充数，不经选拔，且逗留不进的话，将从重处置［5］。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二月，明朝各路兵马，经过一年多的筹办，终于相继到关了。经略杨镐，蓟辽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等，共同商定出师日期。初定各镇、道官员于二月十一日到达辽阳演武场集中，酌定分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