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诺·S·罗德（Eleanour
S．Rohde）的《古老的英国药草》（The Old English Herbals，1922；rpt．NewYork，1971）。
各种新发现对欧洲博物学的影响，构成了唐纳德·P．拉齐（Donald
F．Lach）里程碑式的著作《亚洲之于欧洲的发展》（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2 Vols．in 5
parts，Chicago，1965—1977）中一个杰出的部分。阿尔弗雷德·W·克劳斯比（Alfred
W．Crosby）《哥伦布的交流：1492年的生物学及其对文化的影响》（The Columbmn Exchange：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Westport，Conn。，1972）是一部特别重要的研究著作。博克瑟（C．R．Boxer）的《热带医学的两个先驱：加西亚·德奥塔和尼古拉斯·蒙纳德斯》（Two
Pioneers of Tropical Medicine：Garcia d'Orta and Nicolds
Monardes，London，1963）简短明了。由克莱门茨·马卡姆爵士（Sir
Clements Markham）翻译并撰写序言的德奥塔《关于印度草药和药物的密谈》（Colloquies on the Simples and
Drugs of India，London，1913），以及蒙纳德斯《来自新大陆的喜讯》（Joy full Newes Out of Newe
Found Land，London，1925）这两部书，都有英文版。
有关文艺复兴时期动物知识的原始资料比草本志更少。但是，爱德华·托普塞尔（Edward
Topsell）《四足兽史》（Historie of Four…FootedBeastes，1607）和《蛇史》（Historie of
Serpents，1608）——这两部书主要是基于康拉德·格斯纳（Conrad
Gesner）的研究成果写成的——在近年重印了两次（New
York，1967；Norwood，N。J。，1973）。《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伦敦动物园》（The Elizabethan
Zoo，London，1926）一书也选用了其中的部分内容。卡罗特（E．Callot）《16世纪生命科学的复兴》（La Renaissance des
Sciences de la vie au XVI siecle，Paris，1951）和科尔（E．J．Cole）《比较解剖学史》（A History
of Comparative Anatomy，London，1944）也是有用的著作。尽管人们并不赞赏查尔斯·辛格（Charles
Singer）《生物学史：生物研究概况》（A History of Biology：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iving Things，rev．ed。，New York，1950）一书的实证主义倾向，但他们却称赞该书所选择的材料。
许多作者都讨论了血液循环的发现，但最频繁地被引用的一部简论则是查尔斯·辛格的《血液循环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1922；rpt．London，1956）。马克·格劳巴德（Mark
Graubard）的《循环与呼吸：一种思想的进化》（Circulation and Respiration：the Evolution of an
Idea，New York and Burlingame，Calif。，1964）则对此作了一个有用的概括性研究。怀特曼（W．P．D．Wightman）的《科学医学的出现》（The
Emergence of scientific Medicine，Edinburgh，1971）是一部将哈维置身于一个更加宽广的医学史史境中的简论。
路德维格·乔兰特（Ludwig
Choulant）在其《解剖学图解及文献目录》（History and Bibliography of Anatomical
Illustration）这部重要作品中讨论了更具体的一些论题，该书由莫蒂默·弗兰克（Moaimer
Frank）编译（Chicago，1920）。奥马雷（C．D．O'Malley）的《布鲁塞尔的安德烈斯·维萨留斯1514—1564》（Andreas
Vesalius of Brussels 1514…1564，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64）是维萨留斯的标准英文传记，而且奥马雷的《米歇尔·塞尔维特——对其地理学、医学和占星术著作的翻译》（Michael
Servetus．A Translation of His Geographical，Medical and Astrological
Writings，Philadelphia，1953）展示了塞尔维特这位谜一般的作者那些最有趣的原著。研究哈维的最重要著作是沃尔特·佩格尔（Walter
Pagel）的《威廉·哈维的生物学思想：某些方面及历史背景》（William Harvey's
Biological Ideas：Selected Aspects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Basel and New
York，1967），后来他又为该书续写了第二卷，书名为《威廉·哈维的新光辉》（New Light
on William Harvey，Basel，1976）。读者也许还希望读到肯尼斯·戴维·基勒（Kenneth
David Keele）的作品《威廉·哈维：巨人、医生与科学家》（William
Harvey：the Man，the Physician，and the Scientist，London，1965）和格温尼斯。怀特里奇（Gweneth
Whitteridge）的《威廉·哈维与血液循环》（William Harvey and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London and New York，1971）。艾伦·G·狄博斯在两篇论文中讨论了罗伯特·弗拉德对哈维研究成果的反应：一篇是《罗伯特·弗拉德与血液循环》（“Robert
Fludd and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载于《医学及相关科学史杂志》（Journal of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16（1961），第374—393页；另一篇是《哈维与弗拉德：17世纪理性科学中的非理性因素》（“Harvey and
Fludd：The Irrational Factor in the Rational Scienc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载于《生物学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3（1970），第81…105页。哈维的著作已经出版许多不同译本。专家们认为没有哪一个译本是完美无缺的，但任何一个译本都将使读者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哈维的风格和成就。最易于得到的是罗伯特·威利斯（Robert
Willis）在“人人丛书”（Everyman Series）中的一个译本（1847）：威廉·哈维的《血液循环及其他作品》（Circulation
of the Blood and Other Writings，New York and
London，1952）。从哈维论述科学方法的那一节中也许很容易看出，哈维曾受惠于亚里士多德和盖仑，这一节也就成了由罗伯特·威利斯（Rotert
Willis）翻译的《医学博士威廉·哈维作品集》中《关于动物生殖的解剖训练》（Anatomical
Exercises on the Generation of Animals in The Works of William Harvey
M。D。，London，1847）一集的导论，第151～167页。
令人惊奇的是，尽管所有人都提及血液循环发现的基本性质，但有关哈维对医学所起影响的作品却几乎没有出版。奥德里·B·戴维斯（Audrey
B．Davis）的《1650—1680年英国的循环生理学和医学化学》（Circulation Physiology and Medical
Chemistry in England 1650—1680，Lawrence，Kan。，1973）以及皮得罗·莱恩·英特拉尔哥（Pedro
Lain Entralgo）的《威廉·哈维的著作及其影响》（“Id
obra de WilliamHarvey y sus consecuencias”），载于英特拉尔哥主编的《医学通史》（Historia
universal de la medicina，Barcelona，1973），则是两个重要的例外。
文艺复兴时期外科学中最引人注意的杰出人物是安布罗伊斯·帕里（Ambroise
Pare）。《安布罗伊斯·帕里关于到各地航海的自辩书和论文及其关于外科学的众多论著》（The
Apologie and Treatise of Ambroise Pare Containing the Voyages Made unto
Divers Places，with Many of his Writings on
Surgery，Chicago，1952）中载有他的自传，该书由乔弗里·肯尼斯（Geoffrey
Keynes）主编并撰写序言。17世纪翻译的帕里的大量著作最近已被重印，如托马斯·约翰逊（Thomas
Johnson）于1634年翻译的《安布罗伊斯·帕里作品选》（The Collected Works
of Ambroise Pare，Pound Ridge，N．Y·，1968）。
对科学革命感兴趣的所有作者都得论及新天文学及其对物理学各分科所产生的结果。然而，在各种一般性论述中，没有哪一种论述能完全取代德雷尔（J．L．E．Dreyer）的《从泰利斯到开普勒的行星体系史》（A
History of Planetary System from Thales to
Kepler；Cambridge，1906）。在后来的研究论著中，亚里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e）的《天文学革命：哥白尼、开普勒、波雷里》（The Astronomical
Revolution：Copernicus，Kepler，Borelli，Ithaca，N。Y。，1973）非常重要，该书由麦迪逊（R．E．W．Maddison）翻译。托马斯。S。库恩（Thomas
S。Kuhn）的《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天文学》（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Planetary Astronomy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Thought，Cambridge，Mass。，1957）和I。贝尔纳。柯恩（I．Bernard Cohen）的《一门物理学新学科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ew Physics，Garden City，N。Y。，1960）都是初级程度的优秀著作。弗朗西斯·R·约翰逊的《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天文学思想：1500年至1645年英国的科学著作研究》（Astronomical
Thought in Renaissance England：A Study of English Scientific Writings
from1500 to 1645，Baltimore，1937），是一部有关哥白尼理论在某个国家中被接受情况的先驱性研究著作。
安格斯·阿米泰格（Angus
Armitage）的《哥白尼：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Copernicus：The Founder of Modern
Astronomy，NewYork，1962）对其生平和著作作了有用的介绍。爱德华·罗森（Edward
Rosen，New York，1939）和诺尔·M·斯威得罗（Noel
M．Swerdlow，Philadelphia，1973）翻译的《评注》（Commentariolus）十分有用。罗森译本包括《评注》以及雷梯库斯翻译的《首要解说》（Narratio
Prima）。最近，唐坎（A．M．Duncan）翻译了《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London，1977）。
亚历山大·柯瓦雷的《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From
the Closed World to the Infinite Universe，New
York，1958）是理解从中世纪晚期到近代初期世界观变化的基础。弗朗西丝·A·耶茨（Frances
A．Yates）在其《乔尔丹诺·布鲁诺与赫尔墨斯传统》（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Chicago，1964）中讨论了布鲁诺的世界观，该书由于指出在近代科学兴起中需要考虑那些赫尔墨斯神秘主题而具有极大影响。有两篇文章对她这种观点持批评意见，一篇是罗伯特·s·威斯特曼和麦圭尔（J．E．McGuire）所著《赫尔墨斯神智学与科学革命》（Hermeticism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Los Angeles，1977）一书中由威斯特曼撰写的“法术改革与天文学改革：对耶茨论点的再思考”一节，第5…91页；另一篇是，艾伦·C·狄博斯俨伪科学”与科学史》，载于《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会学报》（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Society Journal），3（1978），第3～20页。对于那些对威廉·吉尔伯特提出的磁性观点的范围感兴趣的人来说，罗勒尔（D．H．D．Roller）的《威廉·吉尔伯特的磁论》（De
Magnete of William Gilbert，Amsterdam，1959）值得一读。由P．弗勒里·莫特雷（P．Fleury
Mottelay）翻译的吉尔伯特的《磁论》（De magnete，（1893；rpt．New York，1958）也许是该书的一个补充。
与其论述行星理论的更一般的著作一样，德雷尔（J．L．E．Dreger）的《第谷·布拉赫的生活：16世纪科学生活与思想图景》（Life
of Tycho Brahe：A Picture of Scientific Life and Thought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Edinburgh，1890）仍然是一部杰作。至于开普勒，可参见最近一篇概括性研究文献，即艾顿（E．J．Aiton）的《约翰内斯·开普勒新探》（“Johannes
Kelper in the Light of Recent Research”），载《科学史》（History of
Sciences），14（1976），第77～100页。开普勒的标准传记由麦克斯·凯斯帕（Max
Caspar）撰写，并由C．多利斯·赫尔曼（C．Doris Hellman）编译（London
and New York，1959）。但安格斯·阿米泰格的《约翰·开普勒》（John
Kepler，London，1966）也仍然有用。对于那些对开普勒著作中神秘主义与科学的相互作用有着特殊兴趣的人来说，亚瑟·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的普及性著作《分水岭：约翰内斯·开普勒传》（The
Watershed：A Biography of Johannes Kepler，Garden City，N．Y。，1960）值得一读。
有关伽利略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其中有许多质量很高。本世纪有关这位作者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也许是亚历山大·柯瓦雷的《伽利略研究》（Etudes
Calileennes，3 Vols。，Paris，1939），该书至今尚未译成英文，但读者可在艾尔南·麦克马林（Eman
McMullin）主编的《伽利略：科学巨人》（Galileo：Man of Science，New
York，1967）一书中发现，有一系列论文表明了最近对这位作者的各种看法。威廉·R·谢伊（William
R．Shea）的《伽利略的知识革命：中期（1610—1632年）》（Galileo's Intellectual Revolution：Middle
Period，1610，1632，New York，1972）和毛里斯·克莱韦林（Maurice
Clavelin）撰写、波米兰斯（A．J．Pomerans）翻译的《伽利略的自然哲学：论古典力学的起源和构成》（The Natural
Philosophy of Galileo：Essay on the Origins and Formation of Classical
Mechanics，Cambridge，Mass。，1974），是最近的各种研究论著中两部杰出作品。斯蒂尔曼·德雷克（Stillman
Drake）的《伽利略研究：个性、传统与革命》（Galileo Studies：Personality，Tradition，and
Revolution，Ann Arbor，Mich。，1970）展示了该领域中一位公认领袖的论文选。
人们可以读到伽利略许多最重要著作的译本。斯蒂尔曼·德雷克将《伽利略的发现和观点》（Discoveries
and Opinions of Galileo）翻译成英文，为其撰写了序言并作了注解（Garden City，N。Y。，1957），该书包括《星际使者》（Sidereus
nuncius，1610）、《关于太阳黑子的通信》（Letters on Sunspots，1613）、《致克丽斯蒂娜大公夫人的信》（Letter to
the Grand Duchess Christina，1615）和《试金者》（The
Assayer，1623）选录。《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The 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1632）有两个英译本，一个由斯蒂尔曼·德雷克翻译（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53），另一个由乔尔乔奥·德·桑蒂拉（Giorgio
de Santillana）翻译（Chicago，1953）。同样，《关于两种新科学的数学推理和证明》（Mathematical Discourses
and Demonstrations Concerniug Two New Sciences）（1638）一书也有两个英译本，一个由亨利·克鲁（Henry
Crew）和阿方索·德·沙尔韦奥（Alfonso
de Salvio）翻译（1914；rpt。，New York，1954），另一个由斯蒂尔曼·德雷克翻译（Madison，Wis。，1974）。
研究者最频繁引用的有关弗兰西斯·培根的近作，是本杰明·法灵顿（Benjamin
Farrington）的《弗兰西斯·培根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Francis
Bacon，Liverpool，1964）。保罗·罗西（Paolo Rossi）在其撰写、沙加·拉宾诺维奇（Sacha
Rabinovitch）翻译的《弗兰西斯·培根：从法术到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