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展过程中他们两人对那些主要人物产生了影响。这些主要人物都赞同修正古代原著中的错误，并将其看成是一种既正确又恰当的训练，但他们都没有想到要超越或取代古人。在这些权威人士中，只有金特以赞成的态度思考过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的化学疗法，但此时他并没有想要去反对古代医学理论。至于哈维，直到临终之前，他仍认为自己既是亚里士多德的信徒又是盖仑的追随者。
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甚至更为复杂。当我们将前前后后的情况联系起来对其进行考察时，就会发现，这些学者中许多人的动机与现代科学家的动机是极端不同的。因此，曾受过解剖学训练的塞尔维特，由于对神学的思考而立即确定了他的血液流动观点。对弗拉德来说，情况与此类似。对自然的理解与对神学的理解同样重要。正是根据这种主张，弗拉德成为第一个支持出版哈维著作的人。也有一些人反对作为亚里士多德信徒的哈维，因为他的观点与古人相冲突。而另一些人则支持他，但这只在将他的基本生机论观点删除之后。
最后，人们面临着一种似是而非的矛盾，这就是，科学革命中给人以最深印象的成就之一，是由一位自称为亚里士多德信徒的人完成的，而他的著作最先吸引了神秘的赫尔墨斯神智学信奉者。然而正是因为这一切，这项成就才是伟大的。不久人们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虽然另有一些人已经知道血液离开心脏进入了大动脉，但更早期的各种解释都包括了一个以建造组织为目的的巨大灌溉系统。
虽然有些人曾经更早地提出过神秘的血液循环，但哈维当时涉及到了真正的实验，并且提出了一种不可辩驳的定量论据。人们认为，哈维的著作是对人体过程的第一个恰当说明，也是通向现代生理学之路的起点。可以肯定的是，从这以后，人们对待生命过程的态度就有了改变。而早些时候人们论及的无法定义的体热（innate
heat）、空气的力、动物精气以及内在生机（archei）注定要被取代，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那些更加简单的物理概念的一种新的寻求。
第五章 一种新宇宙体系
我们已经回顾了16世纪末期到17世纪早期发生在医学、植物学和生理学中的论战，同样的论战也十分引人注目地发生在天文学和物理学领域。我们再次看到了人文主义研究所产生的影响，从而导致意义重大的重新阐述（维萨留斯，1543年；哥白尼，1543年）。同时，我们还看到这是一个充满同化和争论的较长时期，它必定产生对进一步发展必不可少的各种新发现和新诠释（哈维，1628年；开普勒和伽利略，1609—1632年）。
有关地球运动的问题不但包含了对天体构造的重新认识，而且也包含了一门新的运动物理学的发展——而后一个目标直到艾萨克·牛顿的《数学原理》于1687年出版时才被充分认识到。因此，运动物理学的整个发展史适合于在这套丛书的另一本书中叙述。但是，对哥白尼体系的接受问题，涉及到超出运动力学和宇宙学以外的各种因素，因而神秘主义在此再次对一些关键人物的动机产生了影响，并且在导致深刻分裂的神学问题上，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古代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
正如在其他所有领域一样，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也建立在古人研究的基础上。在这一领域中有两种宇宙体系占据着统治地位。第一种是欧多克斯（Eudoxus）①、卡利普斯（Callippus）②和亚里士多德的宇宙体系，他们借用一系列同心球来说明恒星的周日旋转以及太阳、月亮和行星的运动（图5．1）。为了解释观察到的不同运动情况，他们把行星分置在四个球面上。在恰当地安排了数量足够的行星之后，就有可能解释诸如岁差和以恒星为背景的行星逆行这样复杂的运动。尽管这个体系广为接受，但是它却解释不了太阳、月亮和行星与地球之间的距离有时似乎是周期性的变化。因为这种变化从它们呈现出的大小和亮度的不同上就可看出。
①古希腊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公元前400…347年）。接受了柏拉图关于行星必须在正圆轨道上运行的观点，但他在观察之后又不得不承认，行星的实际运动并不是正圆轨道上的匀速运动。——译注
②古希腊天文学家（公元前370…前300）。他观察了行星运动后，把天球总数调整为34个。——译注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并消除亚里士多德宇宙论中的不准确性，公元前3世纪和前2世纪亚历山大城的天文学家们＇特别是佩加的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
of Perga）③和喜帕恰斯（Hipparehus）④＇对这些材料重新加以整理并纳入一个新体系。后来，他们的体系在公元2世纪被修正和扩充为克劳狄乌斯·托勒密（Glaudius
Ptolemy）详尽的、真正的数学体系。正是托勒密在《至大论》中描述的这个体系，直到17世纪大多数天文学家仍对其深信不疑。
③古希腊数学家（公元前262…前190）。阿基米德的学生，因对圆锥曲线的研究而获得了“伟大的几何学家”的称号。——译注
④古希腊最伟大的天文学家（公元前190…前120）。天体测量学奠基人，编制约850颗恒星的星表，发现岁差，制订日月运动表，推算日、月食，用球面三角原理确定地球的经纬度。并发明了许多用肉眼观察天象的仪器，这些仪器后来沿用了1700年。——译注
托勒密的天文学保留了较早期的天球，又增加了各种不同的圆（这样就保持了天体运动的“完美”）来更加详细地解释各种观察到的现象。在最简单的情况下，一个行星可能位于一个较大的圆或均轮上——如果这个行星看起来是绕着地球作完美的正圆运动的话。但是，这种完美的正圆——对恒星而言远非如此——并不存在，其结果是，又假设了许多其他的圆。本轮的中心位于均轮的圆周上，并随着均轮的运动而转动。这种双重的运动，既解释了距离的明显变化，又解释了行星的逆行（图5．2和5．3）。其他的不规则性促使托勒密把地球放在远离太阳的某个地方，并且使用了偏心（偏离了中心的）圆和等分圆。后者用来解释行星速度的明显变化。在此情况下就可看出，在相等的时间里转过了相等的角度（起点不在圆心）。把所有这些精心设计的圆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精密的（或许并不完美的）天文学体系，这个体系相当准确地解释并预测了天体的运动。
然而，尽管托勒密和亚里士多德使古代其他作者相形见绌，但他们的宇宙论体系并不能代表古代天文学思想的整个领域。公元前5世纪，毕达哥拉斯的一些追随者＇尤其是菲洛劳斯（Philolaus）①＇曾提出了一个宇宙图，这个宇宙的中心是一团中心火，环绕在其周围的是包括地球、太阳和一个反地球（counter—earth）②在内的所有其他星体。后来，萨摩斯的阿利斯塔克（Aristarchus
ofSanlos，公元前3世纪）③提出，如果地球每天绕其轴自转，同时每年绕太阳公转，那么一切都与实际情况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这个“哥白尼式的”方案并不是从数学上得到的，而且只有他对日月距离和大小的计算结果幸存了下来。庞塔斯的赫拉克雷迪斯（Heracleides
of Pontus，公元前4世纪）①的研究影响更大。他提出，地球的周日运动最好地解释了恒星运动，而人们从未在远离太阳的地方看到过水星和金星，这一事实表明，这些行星是围绕太阳旋转的。马尔提努斯·凯佩拉（Martianus
Capella）和马科罗比乌斯（Macrobius）（两人都活跃于5世纪）重述了古代晚期异族入侵时幸存原著中的赫拉克雷迪斯的观点，这些观点一直沿用到12和13世纪人们发现了更详细的科学著作。
①古希腊哲学家（公元前480……？）。毕达哥拉斯学派最杰出的代表。——译注
②菲洛劳斯认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地球与太阳、月亮、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及其他星球都是围绕着一中心火团运动，而太阳只不过是这个火团的反射。这样，就有9个球体在围绕中心火团运行。为了达到完美的数字，他又虚构了第10个球体——反地球，它是一个永远藏在太阳另一面的、我们看不到的行星。而整个天象图的构思只是利用10的魔力（因为10是1、2；3；4、的总和）。2000年后，哥白尼提出地球和行星都围绕太阳运行，这种看法被他的反对者说成是毕达哥拉斯的异端邪说。——译注
③古希腊天文学家（公元前310…230年）。他将毕达哥拉斯关于地球运动的观点和赫拉克雷迪斯（Heracleides）关于一些行星绕太阳运转的论点结合在一起，提出一切行星包括地球都围绕太阳运行。因此，他一直被称为哥白尼的先行者。——译注
①古希腊天文学家（公元前388—315年）。是提出地球自转问题的第一个人。——译注
伊斯兰天文学家提出了他们对托勒密体系的注解和修正，并将这些——连同原著一起——在12世纪传人西欧，而且还撰写了一些介绍性的天文学论文＇其中最流行的为霍利伍德的约翰（John
ofHolywood，即Johannes Sacrobosco）所写，1230年）。翻译者还将托勒密和亚里士多德的宇宙学著作译成拉丁语。尽管后来有人批评这些译本译文不准确，但是它们直到16世纪仍具有影响。
在整个13世纪，亚里士多德在神学领域受到指责，因为他在自然哲学著作中阐述的观点与基督教教义相冲突。他们指出，如果全盘接受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就会导致对上帝创世、圣体真实性（thetruthof
Eucharist）、奇迹可能性和灵魂不灭的否定。亚里士多德全集一旦被作为教条的著作而遭到排斥，它就易受到争议。事实上，在13世纪晚期和14世纪讨论的许多问题的确与天文学和宇宙论有关，如世界多重性的可能性和地球运动这类问题。尼古拉斯·库萨努斯（Nicolaus
Cusanus，1401—1464年）②对这些论题特别感兴趣，他写道，有一个无边的（如果不是无限的话）宇宙，宇宙的各部分都在运动之中。尽管人们难以确定他对地球运动的理解是否正确，但毫无疑问，他拒斥了同时代天文学家的许多观点。
②库萨的尼古拉斯（Nicholas of Cusa）的拉丁语名。德国枢机主教、哲学家和科学家，认为人类认识必须依靠经验，发展实验科学，著有《论有学问的无知》，指出唯自知无知者才是有学问的人。在天文学上，他认为地球在地轴上旋转，并环绕太阳运行，宇宙间既无“上”也无“下”，宇宙是无限的。但这些看法没有以详细的观察、计算或理论作基础，也没有影响科学的进程。——译注
人文主义的复兴在诸多方面对天文学产生了影响。库萨努斯是15世纪受到新柏拉图主义影响的学者中的一个例子。马尔西利奥·费奇诺则是另外一个例子。费奇诺的神秘主义兴趣反映在他翻译的《赫尔墨斯全集》和他的太阳颂词＇选自《太阳颂》（De
sole））中，其中他效法较早期的赫尔墨斯原著：
“没有什么可像（光）一样充分地显示善（即上帝）的本质。首先，光是各种看得见的物体中最灿烂、最清晰者。其次，没有什么可以像光一样传播得如此容易、如此广阔、如此快捷。其三，它无害地穿透一切物质，轻柔得就像爱抚一般。其四，光带来的热养育并滋润着万物，是宇宙的创造者和推动者……同样，善被四处传播，抚慰着万物，吸引着万物。善不必强制实施，而是通过和善一起存在的爱来施与万物，就像（伴随着光的）热一样。这种爱吸引着万物，以使万物自由地接受善……也许光本身就是天国神灵的视觉，或者用于观察、用于遥控、用于将万物同天国联系起来，既不远离天国也不与外来物相混同……仰望天空，我为你们，神圣天国的公民祈祷……太阳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上帝，那么谁敢否定太阳呢。”
费奇诺继续强调，太阳是宇宙的首创物，，因而被置于天国的中心。
维也纳大学的乔治·波伊巴赫的工作与此远为不同，他在《新行星论》（Theoricae
novae
planetarum，1473年出版）中，使用专门术语描述了一个改进了的托勒密行星体系。由于认识到需要一部更好的托勒密原著，他打算与他的学生兼助手约翰内斯·缪勒（Johannes
Muller，即雷纪奥蒙坦，Regiomontanus）一起去意大利旅行。波伊巴赫在去世前，已经完成了《至大论》之《概要》（Epitome）的前6卷。雷纪奥蒙坦继续译完了这部著作，该书在其死后20年才首次出版（图5．4）。完整的《至大论》迟至1515年才出版，该版本出自13世纪克雷莫纳的杰勒德（Gerard
of Cremona）①的译本。直到1528年，才出现了译自希腊语的新译本。
①意大利学者（1114…1187）。他一生中有很长时间是在西班牙托莱多度过的。托莱多曾经是穆斯林学术中心，是寻觅知识丰富的阿拉伯著作的好地方。12世纪，翻译成了最重要的科学工作，而杰勒德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翻译家、科学家。他一生翻译（或监督翻译）了92本阿拉伯书，这些译作中包括亚里士多德的部分著作、托勒密《至大论》的全部，以及希波克拉底和盖仑的著作。——译注
哥白尼与静止的太阳
我们已经指出，科学革命的最初阶段包括回过头去研究古代的原始资料。对某些人来说这是回到亚里士多德，对另一些人来说是回到盖仑。而第三部分人则通过对赫尔墨斯原著的研究，在探索已为亚当所知的神性知识（原始神学）中追求真理。这种赫尔墨斯的影响，在费奇诺著作所阐述的文艺复兴时期宇宙论中显而易见。而乔洛拉莫·弗拉卡斯托罗（Girolamo
Fmcastoro，1478—1553）于1538年描绘了一个复活了的亚里士多德同心天球体系。他认为，通过假设这些水晶同心天球的透明度发生变化，从而使得地球上的观察者产生距离变化的错觉，就可轻易地解决以前在解释距离变化时产生的难题。然而，尽管亚里士多德和赫尔墨斯都曾具影响力，毫无疑问，托勒密在人文主义天文学家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哥白尼正是托勒密的最大受惠者。
哥白尼1473年出生于波兰的托伦（Tonm），大约在这一年，波伊巴赫的天文学作品首次出版。18岁时，他考入克拉科夫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racow），在那儿他开始广泛收集天文学和数学书籍。1496年——这一年雷纪奥蒙坦翻译的《至大论》之《概要》正好首次出版——他前往波伦亚学习教会法。在回家短暂探访之后（1501年），哥白尼又来到帕多瓦学习，并于1503年在费拉拉（Ferrara）获得教会法博土学位。在波伦亚和帕多瓦时，哥白尼曾与一些博学的天文学家有过交往。在波伦亚，他认识多美尼哥·马里亚·达·诺瓦拉（Domenico
Maria da
Novara，1454—1504年）；在帕多瓦，他认识乔洛拉莫·弗拉卡斯托罗。后者既是一位天文学家，也是一位哲学家和医生。哥白尼在取得了法学学位后就转向了医学。后来，他在波兰把行医作为日常职责之一。
1506年，他回到家乡永久定居。在这里，他参与了厄尔姆兰（Ennland）这个小邦的治理，经常参与医疗和经济方面的决策。哥白尼在意大利曾学过希腊语。1509年，他翻译发表了7世纪拜占庭作家西奥菲拉卡托斯·西摩科塔（Theophylactus
Simocatta）的诗，从而被认为是二流的人文主义文学家之一。虽然这在人文主义学界中几乎谈不上是一件大事，但该书因为有一首作为序言的诗而深具影响力，这首诗赞扬了译者在天文学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