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说：“胡说八道！”
我还是想说服他：资产阶级政客的那套东西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到党的政治生活中来，我想小平同志指的，大概就属于这个范畴。我又说，小平同志能当着你的面说，我看，他是太了解你了。
父亲说：“反正我就是这个样子，对的坚持，错的改正。我不跟人，只信奉真理。”
我们都沉默不语。
还是前些年，在中央讨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谈到“文化大革命”，总的精神是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可他说：“‘文革’给党带来的灾难和教训，能这样就完了吗？”后来我把黄克诚《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的文章拿给他看，说人家这才叫懂政治呢！他并不认同，说：“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不要混为一谈。”会上有的领导同志说，“文革”中我们每个人都挨过整，但我们不也都整过人家吗？他呼的一下子就站起来，指着人家说：“那你说，我整过谁？”回来后，他还忿忿地说：“如果真是这样相互整，党就更应该痛下决心了！”“都是些没有原则的话！”
我把这些陈年旧账，一一给他翻倒出来。
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讨论候选名单时，军队组的许多同志提出，政治局候选名单中，为什么没有张爱萍同志，既然要他进军委班子，而且即将出任国防部长，照例应该是政治局委员啊。胡耀邦同志来军队组参加讨论，他解释说，当时在拟定候选名单时，小平同志的意见是军队占的比例大了。当时秦基伟说，都嫌军队人多，那我可以不进嘛。胡耀邦说，我同意大家的意见，爱萍同志应该进政治局。军队占比例大，也是我们党的传统。不过这件事要请示小平同志。我现在就去。不一会儿，他回来说，小平同志要我向同志们解释一下，他的意见是不要再动了。
这些情况，当时就有所传闻，后来我从父亲那里得到证实。他说：“胡耀邦同志和我谈过，还特地提到小平同志说的话，你们不了解爱萍，他是不会计较这些的。”
看得出，父亲的心情是挺愉快的。他对当不当政治局委员兴趣不大，而对邓小平评价他的这句话倒很在意。他深有感触地说：“他是知道我这个人的。”
真是个性情中人。
可我们年轻人不这样看问题。我们和他理论。他说：
“政治局是什么？是领袖！党的领袖！毛泽东、总理、少奇同志、任弼时、彭老总，还有老帅们……我们这些人，只是做具体工作的。”
我反驳他，你说的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就你这脾气，什么事都较真，明摆着是怕你进去搅局嘛！
这回真把他给惹恼了，喊道：“不知耻！叫你进，你就进啊？自己有多大点本事，有多大点贡献，还不知道吗？位置再高，不干事，还不是照样挨老百姓骂！”
看着默默在吃饭的父亲，我想：像父亲这样一个很透明、很率直、很孤傲的人，在党内能做到这样高的位置，实在是个奇迹。这也许要归功于残酷的战争，归功于创业的艰难，归功于开国元勋们独具的包容海量和雄才大略。实事求是地说，党内最高领导层的人，是了解他，器重他，信任他的，但未必都喜欢他。
1989年，为庆祝建国40周年，国防科工委编辑了一本大部头的纪念册，文图并茂，特邀父亲为此撰文。父亲发表了篇《回顾与寄语》。这时他已经退休，他要“寄语”什么呢？他对代笔的同志讲了四条：
既然是个叫花子，就要随时准备好一条打狗棍；文章写出来，这一条变成“居安思危”，好听得多了。
告诉他们，等着国家富了，再拿钱去买人家的武器，那是一条危险的绝路！文章写成，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
他接着说，不要把我的“统一领导组织下的大力协作、联合攻关”的提法，修改成横向联合，互利双赢的商业语言。文章发表时改为，统一领导，统一组织管理，同心同德，大力协同。
最后转告我的同志们，商品社会了，不要把自己的人格也变成商品卖了！文章发表时改为，发扬为民为国的无私奉献精神。并把它作为第二条。
我说你讲的不错，但不像是寄语。他厉声道：“我这是警告！”
他好像越来越不入流了。
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有了钱，吃饱了肚子，一切都能办了，也好办了。有些是必须付出的，是必须牺牲的，也许，这就是改革的代价。
若干年后，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和改革，应该是协调的，经济第一固然不错，但也要兼顾环境、兼顾国防、兼顾资源的保护和节省；兼顾净化社会环境、兼顾公平与公正。为了搞钱，无视腐败、丢掉信仰、扩大贫富矛盾、一切向钱看，这不是共产党人应该搞的改革。
第十一章 最后一个“士”
中国历史从东汉至今，在这漫长的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有一种被称作“士”的人。他们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或是在朝，或是下野，都心系国家和民族，都重在追求精神的独立，不被名利所累。或独善其身，或兼济天下，穷也好，达也好；出世或是入世；得志或不得志。总之，他们不但以不凡的业绩彪炳史册，更以难得的高风亮节为后人称诵。
如岳飞说：“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
如诸葛亮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如李白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1 回归之路
我像你们这个年龄时还很糊涂呢！”
我说，不可能，你们在我们这个年龄已经很辉煌了。我们这一代人，也就是你们的影子，一辈子也只配当个瞎参谋、乱干事什么的。
他说：“衡量一个人，不是官职，而是看品格和才能。”
《论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卫国有两个正直无私的大夫，史鱼和遽伯玉。史鱼以耿直敢言着称，他屡次向卫灵公进言，举贤罢佞，直到临死前还叮嘱儿子不要在正堂为他办丧事，以此死谏。遽伯玉则不同，孔子说他是，当国家政治清明时，他克己奉公，努力做事；当国家政治昏聩时，他便藏志隐身而退。孔子说，这是君子。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至今流传的“忠臣死谏”、“君子退隐”的故事。直谏乃至死谏，其忠可嘉，其诚可鉴。但孔子更推崇的是通权达变的君子之道看重的是自身的仕途行止取决于对国家政治形势的正确分析不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史鱼和遽伯玉，烈士与君子，都是社会的栋梁，但在不同的时期，其价值与影响不同。在和平时期，史鱼那样的烈士有偏激之嫌，似乎不大合时宜；但在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时候，遽伯玉似乎就比史鱼逊色多了。
什么时候持烈士之风，什么时候取君子之道，也有个通权达变的问题。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再往后呢？那就应该有更高的人生境界了。能将史鱼和遽伯玉集于一身且能通权达变者，大君子也！
父亲渐渐地不再愿意谈工作上的事。有时我们和他谈起一些外界重大事情，他似乎也置若罔闻。
还是在一年前，他到医院体检，说是肾脏有个阴影，是癌，还是囊肿？活检吧，又怕穿透引起转移，意见不一。耽误下去后果可想而知；但切开如果不是，就白白丢了个肾；谁能对此负责？医疗组面临两难抉择。父亲听了会诊情况，问：“一个肾会有什么影响吗？”随即提笔给专家组吴阶平（注：医学泌尿外科专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写了个便条：
“打开，摘除！是，或不是，与其他人无关。我对自己负责。”
透明细胞癌！他被摘除了右肾。
我出差回来去医院看他，桌上放着他写好的条幅：“道不同，不相为谋”。后面注明：“友人索书，语出《论语》，《史记·伯夷传》，引此言，亦各从其志也。”
他正专注地书写诸葛亮的《前出师表》。
这是一幅长卷，他边写边念叨：“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亲贤臣，远小人”之语，出自诸葛亮的《前出师表》。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以图中原之前，面对暗弱无能、不可雕琢的后主刘禅，心存忧虑，遂将其苦心孤诣、惨淡经营的一派心事，一一流着笔端。《前出师表》因思想之深邃，感情之真切以及诸葛亮高尚的人品，成为千古名篇。
岳飞喜欢《前出师表》，并有一幅手书流传。岳飞自叙曰：“宋高宗戊午年秋八月过南阳，谒武侯祠，夜深秉烛，观祠前石刻二《表》，不觉泪如雨下。是夜竟不成眠，坐以待旦。道士献茶毕，出纸索字，挥涕走笔，不计工拙，稍舒胸中抑郁耳。”
父亲喜欢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尤其喜欢岳飞手书的《前出师表》，这手书，将两位先贤共同的情操融为一体。
还是在上世纪50年代，父亲的好友，着名历史学家吕振羽素知父亲的喜好，送他一幅岳飞手书《前出师表》拓本。
于是，在我们家的客厅里，就有了一片最激荡人心的天地，那就是挂满了整整一面墙的岳飞手书《前出师表》。
闲暇时，父亲尤喜欢凝望着这面墙，手指比划着，嘴里叨念着。过了些时候，他会说：“快给我收起来！都挂坏了。”又过了些时候，他会说：“那幅字搞到哪里去了？快给我挂出来！”
从小，父亲就对我说过：“你看岳飞的字，开头这句‘先帝创业未半’，笔体工整，但越写到后来越草，不是潦草，是狂草！为什么？‘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时，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父亲的满腔热忱，也曾如岳飞那样奔腾咆哮过。我曾想过，父亲这一代人，有他们治国治军的理念，尤其是对国防现代化建设，有他自己系统的思考，但我想不明白的是，既然有了自己的想法，为什么就不力争到底呢？
“亦各从其志也！”他回忆说：“85年以后，我就逐渐感到再也干不出什么名堂了。占着这个位置，只能是尸位素餐。我想，我是早该走了。”
诸葛亮六出祁山的那种回天乏力的心境；岳飞被宋高宗一日十二道金牌招回的功业未竟的无奈，全都倾注在这张出师表上了。他万马奔腾般的狂草，如江河激流，一泻千里，冲去他胸中的郁闷。
稍舒胸中抑郁耳！手术后，他的头发全白了。
1987年就要过去了，党的十三大在筹备中，自1982年十二大确立的这一届军委就要期满到任了。父亲说：“五人共进退，是当初在第一次军委常务会议上就约定好的，上了纪要的。”“常给下面的同志做工作，要他们退下来，我自己都脸红！”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对自己开创的事业难以割舍，对未来寄予了希望，希望能亲手实现年轻时的梦想，哪一代人不是这样呢？但这一切都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必须要把这个国家、这支军队，交到下一代人的手中。
不久前，我们一家人闲聊，谈到爹妈都老了，我们兄妹今后该怎样生活。妈妈说了一句话：“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
父亲在一旁说：“对一个国家、一个党来说，也是如此。”
“一个人，一直干到死，这是党的悲剧。”
今天，当新的时代呼啸而至时，当他面对渐次进入领导岗位的那些后生们时，还有什么必要再去陈述和力争自己的那些观点呢。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的选择，没有人是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的。
他好像已经意识到，他不应该再是这个舞台上的主角了。
秋天，离任前的他，特意到三线转了一圈。他对中国的大西南怀有一种特殊的眷恋。他要再看一看为之奋斗了半生的国防尖端事业。那里有他的战友们，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当年就是在他的启蒙下，告别了大城市，来到了祖国的大西南腹地，如今个个也都是白发苍苍了。一是话别，二是想再听听，自己离任前，还有什么能为他们可办的事情。
他顺道视察了云南前线。他以77岁高龄登上了海拔1422米的边境主峰，成为我军登上主峰级别最高、年龄最大的高级将领。那是边境上一个普通的骑线点，终年大雾，进入战区就像进入雾区。对方是以炮击欢迎他的。前线指挥员傅全有劝他不要上去了，他说：“很久没有闻到火药的气味了，让它们落得近一些才过瘾呢！”他察看了双方对峙的阵地，钻了猫耳洞，开了罐头，啃了压缩饼干。对方只知道有高级别官员上来了，所以不停地炮击，但他们绝想不到中国的国防部长会有这个雅兴。
这场边境军事斗争，实际上是1979年和1981年两次作战的延续。为了国家利益和领土的完整，自1984年4月起，我军在该地区进行了长期的边境反击作战。前线部队提出的“艰苦奋战，无私奉献”、“牺牲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口号，被誉为老山精神。这个精神，伴随着《血染的风采》、《十五的月亮》等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歌曲，传遍了大江南北。
父亲看到了战士们刻在石头上的几个大字：“祖国知道我”，他说，就在这里照张相吧。于是就有了国防部长和一线连的战士们在军旗下的留影。他为他们题字：“老山精神万岁！”
他给阵亡烈士敬献了花圈，正如歌中所唱的：“他们的身体，化作了山脉……”
对他来说，战场的硝烟，从此成为永恒。
回京后，他向中央建议，停止作战行动，撤除轮战部队。
延续了8年的战事，戛然而止。
父亲此番南行，还有一项课目，就是圆他一个夙愿：回一趟达县老家。
回家。自1929年至今，整整58年过去了，一个离家时19岁的热血青年，已经被岁月打造成一位77岁的迟暮老人。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舞台上，艰难坎坷，与辉煌同在。当大幕徐徐落下时，他回来了，他要看一看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
四川出来做事的人有个共同点，思念家乡。“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在他的诗词中，几乎一半都是对巴山蜀水的眷恋。他喜欢川菜，喜欢川戏，喜欢听川戏中亢奋、撕裂的高音。航天部有好几个厂、所都在达县和达县附近，他几乎每年都要到四川三线检查工作，但却几过家门而不入。
父亲说：“像我这样位置的人回去，会是什么样子，可以想像得出来。”
他不愿惊动地方，也担心有不自觉的本家借他耀武扬威，败坏了共产党在老百姓中的威信。
记得有一次和他闲谈古今帝王将相，谈到楚汉相争，他说：
“项羽这个人没有多大志向。”
西楚霸王，雄才大略，怎么没有志向？
“项羽说，吾闻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有了点功名，就要卖弄，这种人有什么出息？”
“我什么时候不在位了，什么时候再回去看看。给你奶奶上上坟，我是个不孝顺的孩子。”
解放了，家乡的人听说父亲在外面当了大官，本家亲戚有出来找的，他也并不是一概拒绝。对年轻的孩子他都积极给介绍工作，希望他们能在革命队伍里成长。我的两个叔伯哥哥，一个去了地质勘探队；一个去了朝鲜战场。但对年龄大、思想意识不好，想出来混事的，都被他给训斥回去了。有个亲戚一路上打着他的牌子，招摇撞骗，混吃混喝。地方政府当然都要给面子的。他知道后，勃然大怒，给当地政府写了封信：“凡我家里人找你们办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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