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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政策和理论根基的冲突，导致了更为深刻的危机，在表面困难解决的同时，中央领导层的分歧被激化了。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的：“文化大革命是积累多年的产物，牛鬼蛇神放了多年的毒，主要是在1959年至1962年这四年。”（注：《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与胡志明的谈话》）
这次邓小平领导的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整顿又重蹈覆辙。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一定会突破以阶级斗争为指导的理论架构；而清除派性，就必然触动“文革”左派集团的根基。正是国民经济的复苏和好转，正是卫星上了天，导致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普遍质疑和否定。
毛泽东的容忍是有限度的，他的愤怒终于被点燃了。在左的指导思想还不可能纠正，一系列左的理论还没有系统清理的条件下，1975年的这场大戏，只能是以悲剧收场。
父亲说：“陈云同志当时就提醒过，你们摸准他了吗？”
7 困兽犹斗
197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老百姓习惯叫它红头文件，明确指出：“七、八、九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全国范围内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展开了。
毋庸置疑，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被宣布为右倾翻案风的重灾区。在那次四个副总理谈话后，鉴于父亲顽固的态度，政治局全体成员深夜驱车来到人大会堂，接见在那里等候多时的七机部和国防工业各部的党组成员们，向他们宣布了刚刚做出的决定：张爱萍同志在七机部和国防工业各部门的工作中，犯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右倾翻案的错误，经政治局讨论通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决定，张爱萍要接受群众批判。
随后，一行人又驱车来到三座门军委办公地点，向早已等候的三总部和国防科委的党组领导成员宣布了同样的内容。
在上述两个地方宣布决定时，邓小平都有一句极其简短而相同的话：“七机部和国防科委出的问题，责任在我。”
既是铁腕人物，倒台也有倒台的样子。看来他也早有准备了。
从许多公布的文件看，毛泽东似乎并不打算这样快的就结束1975年以来逐步形成的大好局面。他原本两年就结束这场革命的，但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想把魔鬼收回就没那么容易了。尤其是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对自己不可能没有反思的。9年的时光不算短了，一个国家如何经得住如此折腾？要迅速结束动荡，实现整个社会的安定，于是就有了邓小平出山，有了1975，有了整顿铁路、整顿七机部……但这一切是要有代价的，这使他在晚年面临着两难抉择。要超越自己谈何容易？尤其是对一个功成名就的伟人，一个垂暮之年的老人。如果这一切发生在10年前，或许还有可能，因为1966年他的行为多少带有否定自己的因素。其实林彪死后，他也是有机会的，但他错过了，他毕竟是人不是神。对毛泽东的好意，左右两边都不接受。毛泽东曾要邓小平主持写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还定了口径：三七开。但邓小平拒绝了，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了解。
毛毛在记述她的父亲邓小平时写到：“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扞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
但即使这样，毛泽东还是慎重的，他还是希望全党能够团结起来，不至于天平过于倾斜。11月13日，毛泽东写了一个要给老同志打个招呼的批语：“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11月22日又批示：“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但毛泽东很快又想到，这样反倒会增加复杂因素。23日又批示：“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从口气看，显然，他并不赞同七机部的派性。
12月3日晚，李一氓突然登门，他刚随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了福特总统，还没来得及回家就匆匆赶来了，说是有个重要的情况要告诉。据妈妈回忆：“氓公（指李一氓）告诉我，会见结束告辞时，小平同志专门提到了爱萍，他对主席说：‘张爱萍去七机部搞整顿，是我派去的。’主席接着就说：‘是你派去的，也是我派去的嘛！……对爱萍还是要帮嘛。’氓公说，从毛的态度看，估计问题不致太严重。你赶快和爱萍说说，让他宽宽心。”
这是邓小平一生中最后一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由于毛、邓之间联系的管道已经被毛远新所阻断，邓小平只能抓住会见结束后的这个宝贵机会，他没有陈述自己的委屈，而是为部下开脱责任。1975年的邓小平真的令人敬重。
和右派们一样，左派们也绝不会听从毛泽东安排的。
中央文件的精神是，批判右倾翻案要联系本单位的实际，于是就有了“批邓联张”，铁路系统则是“批邓联万（里）”，科学院是“批邓联胡（耀邦）”，教育部是“批邓联周（荣鑫）”。国防科委党委和七机部党组共同组成“联席会议”，号召科技战线上的广大职工，打一场批判张爱萍的人民战争。
被调离的造反派头头舒龙山又被请回来主持会议了。
王洪文亲自到会讲话：“张爱萍的错误实际上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国防科委、七机部的伟大胜利，否定整个文化大革命。”在这之前，王曾找过父亲，一是谈上海发射卫星的事；二是谈舒龙山的事。说你骂造反派头头都是坏蛋，我也是造反的头头嘛！没两天，邓小平就找父亲询问这件事。后来我们知道，向邓密报的人，就是批邓联张“联席会议”的领导成员。可见当时斗争的错综复杂和人心之叵测。
江青更是信口雌黄，参加了政治局听取科委“批邓联张”汇报会议的马捷说，江青在会上调子最高，说：“张爱萍不是好人，是个通台湾的特务，要把他彻底打倒。”历史永远都是现实政治斗争的筹码，虽然中央已经为此做过两次结论了。
科委参谋长李光军借随造反派来病房批斗我父亲的机会，背对着其他人，在我妈妈面前伸出手掌，在手心上画了三个点。我妈妈后来说，李光军是在暗示我，别人都不怕，就别被三点水缠住。这个女人可是个疯子，落在她手里可真就完了。三点水，意指江青。在当时极其恐怖的政治气氛下，有些话是很忌讳的，即使是自己人在一起，也都不直说。如“点眼药”就是指邓小平。（注：瞪小瓶的谐音）提到毛泽东时，就竖起个大拇指。
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后，张春桥也出来说话了：“这只能说明，卫星上天是个幌子，红旗落地才是他们的真意。”
“四人帮”全体上阵了。反作用力的能量远远超过父亲刚来230厂的时候。那时，父亲手中的王牌只不过是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是要为国家拿出杀手锏的使命感；是压抑在人们心中的呐喊。但他的对手现在手中的王牌则是，毛泽东的亲笔批示；权倾一时的“四人帮”的直接点名；以及在全国开展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三张对三张，在权势面前，正义退败了。
中国当时的政局，就像一架失控了的天平，或像一艘要沉的船，无论在哪边加一点轻微的力，都会造成更大的偏移振幅，毛泽东已经左右不了局面了。
原国防科工委23基地政治委员申秉辰回忆：“我那时是国防科委政治部副秘书长，随爱萍首长下到230厂蹲点。记得是10月份吧，把我派到24基地搞整顿，工作还没有完，首长就来电话了。他说‘形势不行啦，你赶快回来，还是继续抓230厂。’等我赶回来时，真是已经不行了，刘冰的信公开了，不是你抓人家，而是人家抓你了！”
对方已开始读秒，他们说，张爱萍的再度倒台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但他还有最后一点时间。他必须要证明自己。
他证明自己的办法不是像他的搭档一样，如何见风使舵，揭发自己的战友、反戈一击。当然，也不是和批判他的人去辩论，用言语说明正义在自己一方。他说得已经太多太多了。
他把全部的希望都寄予那颗星，那颗用长征－2号运载火箭发射的“尖兵”，那是我国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卫星。
整整50年前，1926年，当他只有16岁的时候，在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时候，他就会唱：“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做一次最后的斗争！”
还在他第一次组织达中同学闹学潮时，他就是唱着这首歌带头冲向军警队伍的。那以后，人们送给他一个“拼命三郎”的绰号。今天，65岁的他，又要为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再次去充当拼命三郎了。他要在沉没之前，去做最后的搏击。
英雄剧从来都是悲剧。
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在空旷的戈壁上，待命起飞的长征－2号火箭在落日的余晖下闪闪发光。
1957年8月，由父亲主持，总参谋部召开专门会议，研究筹建酒泉国家综合导弹试验场规划。开国第一代的将军们邱创成、陈锡联、孙继先、陈士榘、张贻祥、李寿轩等奔赴大西北，组织勘察建设。1960年2月，父亲代表军委和三总部对试验场区进行全面检查。他大胆地提出，从根本上改变苏联专家的方案，着眼将来，建立一个以新型城市为目标的试验基地。同时下决心，引弱水河南下，彻底解决基地和今后城市用水问题。这在当时战备的大形势下，是一个很大胆、很有远见的计划。他们唤醒了沉睡的千年戈壁，奠定了今天这座现代化航天城的基础。
父亲原计划是要亲临第一线指挥的，他多么希望避开这肮脏的、无聊的政治漩涡，将自己置身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雄浑和浩瀚之中啊！他是多么愿意和那些真正干事业的、将自己的青春奉献出来的科学家、解放军指战员在一起啊！他希望亲眼看到我们的卫星升上太空，希望和大家欢呼、拥抱、干杯！
可现在，已经做不到了，他的行动已经受到了限制，戴罪之身是不能放出京的。就像1966年10月，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导弹试射前夕，他被勒令做出反省。历史又一次重演，他亲自送国防科委副主任兼科技部长马捷上飞机。马捷回忆道，爱萍首长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了三个字：“拜托了！”
马捷回忆：
“说到这颗卫星，爱萍同志委派我坐镇前沿指挥。他交代我说，这两样东西（火箭和卫星）生于乱世、先天不足，全靠后天的营养。你去代我认真检查，发现一丝一毫的问题，也不能让它升空。一定要万无一失！他不断给我打电话，关心我的身体、生活情况，询问火箭、卫星的检测安装情况。独立在外执行任务，能接到直接领导，又是德高望重的老将军的电话，那是个享受，是股力量，每每听到他的声音，我的心里就热乎乎的。而每讲完一次话，我就觉得有股力量在升腾；更不用说他的电话常常在关键的时候打来，又常常给我以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毕竟连续三次担任试验总指挥，对发射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了如指掌。什么时候可能发生什么问题，哪个环节要注意哪些事情，他都及时给提个醒。而对一些突发的意外问题，他又叮嘱你、安慰你沉着处理、大胆处理，出了问题他负责。对这样的领导，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勇于负责地去工作呢？不过，有一次，他给了我一个对我不放心的误解。就在对火箭和卫星完成测试工作，由技术阵地转入发射阵地，万事俱备、只待发射的间隙，我到距基地不太远的核反应堆去看看，以丰富一下知识。没想到刚进这个工厂的大门，便接到他追来的电话，他问：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我说想来学习学习。他说：现在不是你学习的时候，要坚守岗位。我问他怎么追到这里来了。他说：盯着你哪，我也有卫星盯梢儿，赶快回基地赶快回基地！我只好进门即出，打道回府。在后来的交谈中，他还提醒我补上这一课。我知道他不是对我不放心，是发射一刻未成功，他就一刻不放心。在卫星临近发射的那段时间，他的电话来得格外勤，有时一夜连打几次。在发射之前的一天，他又打来电话，问准备得怎么样，我说，形势大好，胜利在望。他说，不行，我要给你改一个字，胜利在望还不够，要胜利在握！一切准备都要达到胜利在握的标准。”
政治上的巨大压力，使父亲精神更加振作。他把心思都放在了这颗卫星上。他一直住在招待所，他根本无暇也没想去追回“文革”后被别人占据了的家。在招待所与前沿阵地联系不方便，他就干脆住在指挥室里。
1975年11月26日，是个大晴天。一大早，父亲就和总设计师孙家栋等人来到指挥室。父亲再次询问发射基地一切是否准备停当，当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上报中央专委，下命令准时发射。一瞬之后，前方报告：发射成功，卫星进入预定轨道！顿时，指挥室里一片欢腾，但父亲说：真正圆满的成功，是卫星胜利归来的时刻。
是啊，“尖兵”上天了，他要在太空绕行整整三天，它能按时返回吗？美国为这一尖端技术花了整整12年时间！我们这次能过吗？
这颗“尖兵”返回式卫星，重约1800公斤，携有一台可见光物地相机和一台星空相机，卫星上天后，前者将在轨道上对国内预定地区摄影，后者则同步对星空摄影，以用来校正误差。完成拍摄任务后，装有胶片暗盒的返回舱必须返回地面，方能获得遥感资料。
现在，一切的希望就寄托在它按时返回来了。
整整三天。他上午参加“帮促”会，下午去指挥室；白天应对声讨，晚上和前方通电话。我不知道有哪个国家是这样搞现代化的。
父亲心系“尖兵”。我们全家也是如此。其实我们都知道，成功与否，都不会改变他的命运。功劳和立场相比，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孰轻孰重，不言而喻。成功了，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失败了，就是你“右倾翻案”的罪行。
但父亲自己不这样看。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多么漫长而焦虑的等待！
有一篇采访总设计师孙家栋的回忆文章，我把它整理摘录下来：
“1974年，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在飞行20秒钟后就爆炸了。首次发射失败后，中央决定让张爱萍将军重新领导国防科研工作。
“返回式卫星，就是要它回来。卫星从北方往南飞，落在四川。继续往南？走不好就出国了，到了柬埔寨、越南，落到人家国家里去。卫星里装了个炸药包，一旦发现轨道不正常，往南跑得太多，就把它赶快炸掉。但卫星假设不出毛病，正常落下来，分解，把片盒拿出来，谁知道这炸药包出不出毛病？一开盖，里头炸药包崩了，你不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