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权。一旦新的运动来了，就又故伎重演。我认为这样的人很卑鄙，于党于民，只能有害，不会有利。”（注：《人民日报》1996年8月19日）
他的政治态度和处世理念尽显其中。
党内的宗派主义思想和宗派小团伙的存在，其实并不可怕。但是，如果他们与个人迷信和极至权力相互利用和掩护，特别是借助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和群众动乱这个载体，那它的破坏将是灾难性的、毁灭性的。就像癌细胞，它本来就存在于肌体内，在党的正确领导时期，历史上形成的派别因素，至多是反映在同志关系上的亲疏有别而已。但当党的民主这个免疫系统遭到了破坏，这个魔鬼就被激活了，它会迅速地随着淋巴和血液蔓延，侵蚀整个党的肌体。
父亲说，他看完九大公报后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也不仅仅是有人想报复我、整死我；是党出问题了！是毛泽东那里出了问题。”
他说：“个人崇拜现象和个人专断作风集中体现于毛泽东身上。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论者，这是事实，每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都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
“我再没有去想个人的事情了，我开始为我们党担心了。我个人算不了什么，人总会要死的，落得个这样的下场去死，我没有想到过，是痛苦的，非常的痛苦。但国家的前途怎么办？革命怎么竟会走到了这一步呢？自己出生入死为之奋斗的理想究竟是什么呢？历史上党内也有过宗派斗争，但没有搞到过像这样的程度。宗派势力卷土重来，而且是这样大规模的席卷全党。看来是出大问题了！毛泽东那里出问题了！愁闷，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愁闷。”
毛泽东，这个名字，在老一代共产党人的心中，他是神圣的。父亲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在无数次失败和成功中认识了毛泽东，他和许多党的高级干部一样，真心实意地爱戴和崇敬自己推举的领袖。毛泽东这个名字，已经融化在他和他的战友们的血液里了。但今天，当他身陷囹圄，他不得不去思考自己，思考身边发生的这一切，思考他的导师了。
父亲和许多他同辈的农民出身的高级将领不同，并非掺杂着对毛泽东个人关系的情感色彩。在他参加革命活动的初期，毛泽东还没有成为统揽全党的最高领袖，父亲也并没有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即使偶尔有过接触，毛泽东也没有对他表现出特别的欣赏和偏爱。大革命时期在四川老家搞学生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土地革命初期在苏北组织农民暴动；到了中央苏区后，又长期搞共青团工作；而这些都不属于毛泽东领导的领域，甚至他的直接上级们多少还是毛泽东在党内的反对派和宿敌。他后来到红军，也是在彭德怀领导的红3军团。
我看过一些回忆录，有的人从小就跟着毛主席上井冈山，后来在“文革”中，受到特别关照，某某人来了没有啊？你们把他弄到哪里去了？都是井冈山的老同志了嘛，把他给我找回来！于是平反，于是出席九大，于是家属子女都穿上了军装。还有的，相当于《三国》、《水浒》中的劫法场，临刑前，一声刀下留人，给松了绑，“救命恩人”从此挂在嘴边，逢人便说“也就老人家知我”。还有的人，在人家遭冷遇时，给过特别关照，于是讨来个承诺，说是这个位置将来就非他莫属了。为此还写回忆文章，当成件多荣耀的事。现在人们的观念进步了，对这种梁山好汉似的故事当然是嗤之以鼻的了。但“文革”倒霉时，我的确曾羡慕过，叹息自己的父亲没这个好运而因此遭罪。
父亲对毛泽东的认识是理性的，源于五次反围剿和失败后的长征路上。作为中央红军的一名指挥员，目睹了毛泽东的指挥艺术，亲身感受到了毛泽东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巨大的历史功绩，使他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历中信服了毛泽东，自觉地拥戴和维护毛泽东。
他回忆说：“五次反围剿时我就觉得不对头了，他们把毛泽东从红军撵出去，自己那套又不行，我觉得红军离了毛泽东不行。”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就主动了。我写了《从遵义到大渡河》，记述了这个时期作战主动权的变化。”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把游击战提高到了战略的高度，到敌后去建立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确立了在抗日战争中我军在战略上的立足点。一些地区的失败，有些就是违背了这个原则，说到底是害怕到敌后去。那里艰苦，但可以发展。”
“我们当年搞出两弹一星，就是靠毛泽东倡导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和《实践论》、《矛盾论》，尊重科学，实事求是。”
“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是毛泽东的功劳，也是我拥护他追随他的原因。学习、贯彻、宣传毛泽东思想我是努力的，也是自觉的，过去是，现在也是。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没有人可以超过毛泽东的。没有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不知要走多少弯路。这是我亲身的体会。”
……
对党在历史上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不管现在人们以何种观念来评说，但父亲和我谈起这个话题时，他是坚定的。他说：“中国革命胜利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是正确的。刘少奇同志提出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地位，是符合历史要求的，少奇同志在这方面也是有贡献的，这和那些在‘文革’前后搞大树特树的人是根本不一样的。”
正是由于他对毛泽东的认同是理性的，不是盲目地带有个人色彩的，所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他必然会对毛泽东的一些做法生出疑虑。只不过，毛泽东伟大成就的光环一时还不能使他更清醒地去思考。
父亲说：“解放后，还是在华东时，来北京开过几次会，我就看出来了，因为是一言堂，就有人跟着跑，党内生活就不正常了。我回来跟陈老总说起，陈严肃地说，这种话不好瞎说的喔！不辨真伪，不讲真理，而是依附一种势力，仰人鼻息，无原则的歌功颂德，我做不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做人的节操，何况是一个革命者。但个人又能怎样呢？不愿意依附，唯一的只能是埋头于工作，不看，不听，不参与，除了工作关系外，我没有私人间的往来，因为我厌恶党内那些拉拉扯扯的现象。我有时也会发泄一下，所以叶帅送给我一个绰号：带刺！”
“关于粟裕同志的问题。当时是突然通知的，在游泳池。我们（指当时总参的几个领导人）到了后就等在那里。毛起来，穿上件睡衣，说找你们来，是要谈谈粟裕的问题。……大家都没有说话。在这样的场合，以这样的口气，谈这样的问题，这做派我真不能习惯。我想起瓦窑堡时自己打了败仗去见他的情景，这次，怎么也接受不了。回来我就跟你妈妈讲了，有变化了，和从前不一样了。”
“在庐山，彭老总是不该说你是小资产阶级，但把人家整成这个样子，没有道理嘛。”
“彭那时搞海防，要增加一个连都很难，但林上来后，增加多少，都一概同意。要塞，彭在的时候报过多少次，都打回来了，但林上来再报，一下子要增加上万人，我们当时都觉得不可能通过的，但二话不说，就批了。对彭对林，就是不一样嘛！”
“还有对罗。为了拉林彪，就由得他把人家往死里整，党内还有正义吗？还讲一点原则吗？”
……
耳闻目睹的这些片断，给他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也许，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在胜利成功的喜悦中，在对领袖的信仰和崇敬爱戴中，对这阴影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他还来不及思索，甚至也不愿意去思索，但现在，在这斗室的方寸之地，这些因果缘由开始慢慢地浮现出来了。
他结合自己在方巷搞社教时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做法说：“用毛泽东思想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启蒙他们的觉悟，树立起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落后的信念。我在方巷搞社教，就是这个指导思想，今天我仍然坚持这个认识。但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搞大树特树，搞四个伟大，还有什么……（插话：三忠于四无限）对！就是这些，由此导致完全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我是反对的。”
他特别强调说：“同时，党允许这些人如此肉麻的吹捧领袖，也是极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从庐山开始，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了破坏。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九大，简直是奸佞当道。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在这里都搞不出名堂，过去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渺茫。”
“我看出来了，……滋生的帝王思想。这是腐朽的，违背历史进程的，这将从根本上瓦解我们这个党。”
这不仅仅是父亲个人的看法，党内许多正直的领导人也有他们自己的思考。邓小平说：“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在那种情况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295～296页、372页）
邓小平把毛泽东的这一错误和“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他说：毛泽东“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345页）
在过去了的近半个世纪里，毛泽东以其非凡的思想和巨大的领袖感召力，塑造了我们的国家、生活和时代。我们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而骄傲。毛泽东在我们心中已经不再是一个个人，一个行动迟缓的老人，他是一个象征，一种信仰，一尊神。我们像一群依赖父亲的孩子一样的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他安排，虽然毛泽东自己未必就愿意这样，但我们却宁愿相信自己编出的这个神话。当终于有一天觉得被这个伟大的父亲抛弃时，我们曾惶恐过。也许失去了父亲的孩子成熟得更快，尤其是那些曾和毛泽东一起出生入死的老一代革命家们，那些曾经以信仰马克思主义，追求大同社会理想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人们，当他们面对这种种非理性的现象认真思索时，当他们面对生死而重新审视人生时，他们才分得清作为信仰的毛泽东思想和作为肉体凡胎的毛泽东本人。
毛泽东终于在他的脑海里，从神，又回归到了人。
漫长的铁窗生涯，给了父亲思考的机会，在匆匆忙忙的人生旅途中，他终于可以静静地来审视自己的一生了。他说：“就像过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看到了自己一生中经历的许多往事。”
现在，他可以相信自己了，他活得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他为这个党、这个国家尽了自己所有的力量。战争年代，他几负重伤，从死亡线上走过。和平时期，他为军队现代化奋斗，为国家创造了核武器的神话。他确实尽力了，他没有做错什么。“文革”刚发生时，他相信触及灵魂改造思想，被关押后，他认为是奸佞置他于死地，他总有一天能为自己讨还清白，可现在他明白了，他不需要这些，不需要还他什么清白，他相信他自己，他还是他，是你们变了，是你们丢掉了自己曾经追求过的理想，把这个国家，把这个党当成自己的封建王朝。
他说：“如果党坚持这些错误，丢掉、背弃自己的宗旨和信仰，那就不是我要加入的党，也不是我要革命的目的。我可以走！”
他说：“经历了‘文革’，是我人生的第三个阶段。”
这大概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炼狱中，给予他最宝贵的人生财富吧。
他在狱中写道：
问君此生曾虚度？十五走上革命路。
枪林弹雨无反顾，建设祖国不停步。
无媚骨，自揣年华未虚度。
父亲从此再没有给中央写过一个字，再没有给专案组写过一个字，他再也不请求复查，再也不要求上面派人来听他申诉。他说：“我保持自己做人的准则。”
他的心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平静如水。如果说，“文革”前，他的内心还有过对功名的冲动，还有过对事业成败的浮躁；在狱中，还有过对洗刷自己的渴望，对自己冲动时失言的懊恼，现在，则完全没有了。
他，只剩下一个想法，那就是要活着出去。他说：
“没有真理，任何人都不能让我低头！我个人也许无法扭转这一切，但我恪守我的信仰和做人的准则。如果我能活着出去，我要把你们都找到，我们一家人走得远远的。”
在幽暗的监狱里，父亲想到了38年前，他在长征路上经过的地方，那是云南和贵州交界处的北盘江，江边有一座山叫关岭。当年他率领红11团抢渡北盘江，掩护中央大队进入云南。他好像又回到了当年，他登上关岭，举目远望，他回忆说：“当时就觉得那地方太美了，简直就是世外桃源。我想，假如我能活着出去，就和你妈妈一起到北盘江的江边去。怎么生活呢？可以开个照相馆，叫夫妻照相馆吧。了此残生。”
大彻大悟。只有经历了炼狱的人，才可能获得如此的彻悟。
7 自由
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文革”的柱石，掌控武装力量的中国第二号人物林彪，乘飞机外逃时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沙丘上。
这件事对中国社会的震动实在太大了！“九大”以来天下大定的局面全都乱了。
社会上各种被压制的潜流活跃起来。陈正人（注：曾任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给毛泽东写信，他说，记得您在井冈山曾亲口对我们说，要优待俘虏。可我们，现在的待遇比当年的俘虏却差远啦！刘建章（注：曾任铁道部部长）夫人刘淑清也写了信，通过王海容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的批示是：“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对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李一氓（注：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在他的回忆录中俏皮地问道，是啊！是谁规定的啊？至今也没有人出来承认，这个任务大概只有交给将来搞《毛选》注释的同志了。他写道：“一些经过长征，有40多年党龄的干部，党听信半句谣言，就把他们当成反革命抓起来，而且在事情已经弄清楚后，还一直关在那里不理，党对于党自己这样的成员都没有了底。”（注：李一氓《模糊的荧屏》284页）
我们被允许给父亲送东西了。
时间，在孤独与寂寞中一点点流逝。父亲是1967年底被抓进去的，1968年过去了，1969年也过去了，1970年又过去了，1971年转眼到了秋天，北京的秋天是短暂的，天气渐凉。父亲后来说，突然间收到了家里带来的包裹。已经4年没有亲人的消息了，而顷刻间，亲人缝制的棉衣就在眼前，老泪纵横……他写道：
“独处得寒衣，老泪频滴，亲人晰晰在心底，惟有知己！”
“抱病度难期，岁月艰济，骨肉安危无消息，何时解迷？”
狱中的生活在悄悄地改善着。看守的态度不再那样蛮横了，不再因为等不及把大小便拉在裤子里，而是告诉他可以拉在痰盂里，再倒掉了。他搬进了二楼，不再像原来那样阴暗潮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