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父亲所受的苦难，并不是最骇人听闻的。肯定有人比父亲遭受的折磨更加残酷，肯定有比审讯父亲的这个专案组更加罪恶的审案组织。
这种做法，在党的任何文件中都找不到依据，但它确实是真真切切地存在着。1974年，我在福建见到和父亲一起养病的罗瑞卿，经过“文革”非人的折磨，他昔日的光彩已荡然无存。我就这个问题请教了这位前公安部长，这种毫无人性的审查的潜规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我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这大概已经不能简单的归咎于哪个个人了。
但父亲似乎不完全认同这样的解释。我们和他谈到这种现象应该归于体制的弊端时，他说：“什么体制？是人！是用人上出了问题！不要一出了问题就全往体制上推，把自己开脱得干干净净！”曾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周衣冰是华东的战将，他敬仰也熟悉我父亲。90年代初，我们在一次闲聊时他说：“老爷子（指我父亲）说的话，很多是警句。我在军委常务会议上就听他说过‘用好人，办好事；用坏人，就只能办坏事！’现在想来，我看他是有所指的。发人深省啊！”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领导专案组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设立专案组审查干部，姑且不论这种方式在法制社会中是否合理，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文革”中相当的一批专案组，他们不仅不尊重事实，而且还要捏造事实；千方百计的逼迫、诱导证人做出伪证；甚至毫无顾忌地要求像公安局这样的司法专政机关篡改档案，编造历史；即使事实已经证明了被审查的干部没有问题，纯属是冤假错案，也要误导所在单位，继续折磨他们。这究竟应该如何解释？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他们不是我们看到的地痞流氓、土匪无赖，而是党的高级干部！是中央委员！是老红军！是三八式！是贫苦的无产阶级！他们曾受党的多年教育，经受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他们都曾在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总参谋部二级部这样地位显赫的部门工作过；他们中有的人甚至佩戴过党和人民授予他们的上将军衔！他们真的是认为党内混入了许多敌人，还是为了迎合某种政治势力的需要，或是为了个人向上爬的野心，才密谋策划、相互配合，做出如此残忍和下作之事。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怀有怎样的企图，我想知道。
20世纪80年代中期，原专案办副主任身患绝症，他托人捎话给我，他一生参加革命，只做过这么一件坏事，他对不起老首长，现在行将不久于人世，希望首长能原谅过去，他就能瞑目了。人之将亡，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悲！转眼15年过去了，生死轮回，我心中充满了悲凉。我郑重地对传话的朋友说，我一定转告父亲。那天父亲在批阅文件，我在他身边静静地坐下，看着他专致的神态，往事不堪回首啊！父亲抬起头来，似乎有些惊讶，有事吗？我讲述了这个临亡的人哀婉的请求。
沉默，父亲一直凝视着前方空空的墙壁，就这样沉默了很久、很久。
最后，父亲转过头来，他说：“不行！这是不能原谅的！”
他的态度出乎我的意料，让我震惊，不！是震撼。他补充道：“我绝对不会对这种人说一句原谅的话！这不是我和他个人的问题。不行！绝对不行！”
原谅，一个多么高尚伟大的词，但它绝不是廉价的！人生，有可原谅的，也有永远不可原谅的！他不希求头上笼一层圣洁的光环。《史记·绛侯世家》记载，为汉高祖诛吕安刘的重臣周勃，身陷囹圄时说：“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古代有一种叫狴犴的怪兽，它有一种嗜血的天性，只要闻到人血就会兴奋起来。李唐王朝的酷吏周兴、来俊臣，把这怪兽的头像作为图腾，刻在监狱的大门上。它张开狰狞的大嘴盯着受刑人血肉斑斑的躯体，它喜欢见到血！
世界上确有这样的人。他们的本性就像狴犴一样嗜血，他们像武则天手下的酷吏，当那些被他们折磨的人，出于求生的本能，不得不在他们拟好的假证明上按下鲜红的手印时，他们会产生一种愉悦，一种满足，他们一定会为他们的成功弹冠相庆的。
他们制造冤假错案，就是出于他们嗜血的本性，不管他们拥有多高的官阶，他们永远是一群人渣！
又过了10年，在纪念刘少奇的座谈会上，父亲又针对“文革”的话题，旧事重提，语言犀利，愤慨而激昂。果然，在场的有人坐不住了。在一旁看在眼里的方毅说：“爱萍同志讲得好，就是要这样讲！大声地讲，公开地讲！”
父亲继续说：“有些人，在‘文革’中坏事做绝，又毫无悔改之意，到现在还在写文章为自己涂脂抹粉，到处招摇撞骗！”
5 让思想冲破牢笼
父亲回忆说：“在那间小屋里，顶上窗子糊的纸破了，一线阳光透进来。每天，我就随着这缕光线移动，直到它消失掉。”
父亲的诗：“透洞一线光，借光浴我胸。不住幽洞者，安知光贵重。”（摘自《神箭之歌》一线光）
在与世隔绝的5年中，这是他每天的功课。
父亲在关押3个月后，无产阶级司令部里发生了与他切身利益相关的大事。
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特点是高音喇叭林立，尤其是逢到上面有动作了，如党代会、毛主席最新指示、两报一刊评论文章等等，大喇叭会从早叫到晚。在阳光下生活的人们听起来刺耳的这些声音，对父亲这个洞穴中的人来说，成了他排解孤独的最好方式。他说，附近的那个喇叭自称是“东方红人民公社广播站”，就是根据这个线索，“文革”后我们查到他当年被关押的位置。父亲回忆说：“一天，我突然听到喇叭里高喊打倒什么人，听不太清，好像是我很熟悉的什么人，谁又倒台了？我又发现看守的小战士在屋外写什么，是当时很流行的大批判稿，一边写，一边嘴里叨叨咕咕地念着打倒……送饭时，我问他，你在批判谁？小战士说，你不认识？这个人，你应该很熟悉嘛！”
“我记住了这个日子：1968年3月24日。我可能有希望了。”
1968年3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万余名军队干部。林彪宣布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我是没有资格去参加这样的大会的，所以我无法记述当时会场的实况。但我在左派队伍里的朋友神秘地告诉了我一切：谁倒了，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又一次戏弄了左派自己。其实，就在开会的同时，打倒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的大字报就上街了。这就是“文革”中的“三二四”事件。
求生的欲望又一次燃起。
父亲回忆说：“我已经死了的心，又燃起来了，毛泽东还是不允许这些人胡作非为的，党中央还是能看见发生的这一切的。”
我看到了父亲在1968年5月8日和7月13日写的两封信：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并党中央，恳求在我的问题做最后决定前，能另派一人（一般工作人员也可）听我陈述一次（几个小时）：我对我的许多问题，在当时的全面实际情况。一年多来，我一直还未得到充分陈述的机会。”
“在软禁我将近一年后，又将我监禁起来快8个月了！革命40多年，竟背个反革命罪名下场！精神上真是痛苦极了！在监禁中，受尽了折磨（时时辱骂，有时还要挨打，更甚的是常常不让大小便，逼得屎尿淌在裤子里）！恐怕许多沾满人民鲜血的战犯，也没有遭到这样虐待过！”
他一句一个惊叹号地写着。
之后，他又写下了长达2万多字的申述，从入党、在上海治伤，一直写到“文化大革命”。
他又写道：伟大领袖毛主席啊！林副主席啊！周总理啊！党中央啊！
我向您们保证：我的确不是特务反革命分子！我既未参加过任何反革命特务活动，也从未接受过任何特务的授意和参加任何特务组织。我跟随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几十年的实际斗争中，我未做过一件破坏党，破坏革命的反革命勾当。如果查出我是特务或做过任何反革命勾当，我甘愿接受任何严厉的制裁！
可是，总参已把我监禁7个月了！真是苦恼极了！我请求释放出狱，到任何艰苦危险的实际中去长期考察和改造，以期赎我所犯的罪过。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待罪人张爱萍
1968年7月13日狱中
可谓哀鸿之声。
专案组批示：张爱萍主动写了一个企图翻案的材料。
我不知道这些信最后会送到哪里，但我相信，无论送到哪里都改变不了父亲的命运。就在3月24日的大会上，林彪说：“……比如像王尚荣、雷英夫、张爱萍等等，他们有自己的账，当时反对他们，批判他们是做得对的，这是党领导的，党批准的，中央批准的。”
林彪终于把事情的缘由说清楚了。没有更高层的默许，仅凭着同级党委的能量，是没有可能扳倒像我父亲这样数量级人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会看到上报材料时一定是要通过叶群这条线了。至于林为什么要这样做？父亲和他本人几乎没有什么宿怨和瓜葛，我想，答案很简单：你不是他圈内的人。你不仅不赞同，起码是不积极，和他一起反对他的政敌；反而还对抗，起码是蔑视他的亲信，那些替他掌控军队各个领域的看管码头的小兄弟们。因此，你不是基本力量，也不是依靠力量，而是异己！所以，即使小兄弟拿掉了，你，张爱萍的案，也休想翻！
可怜的是，父亲当时是不可能听到林彪这个讲话的。当然，也不可能像后来那样深刻地洞察和领悟“文革”中党内这些复杂的政治背景，虽然他身居高位。
就像深埋在矿井下的人，黑暗中隐隐透过一阵清新的风，希望之火重新燃起。他以为自己看到了一线生机。
其实什么都没有发生，那只是幻觉。命运为什么要捉弄他？这种毫无希望的幻觉比绝望来得更加残酷。
“三二四”事件后，专案组成员有了调整。新来的专案人员不再审讯父亲了。
“文革”中，我哥哥也坐过牢房，他说，审讯是痛苦，一种被侮辱被损害的痛苦。不审讯也是痛苦，是被丢弃、被遗忘、被判决的痛苦；在时光的煎熬中，你就慢慢地等死吧！
这种中世纪遗留下来折磨政敌的方式，想起来叫人毛骨悚然。毛泽东说过，党内斗争，我们一个不杀。这或许是一种进步。囚于斗室，无人对话，无人问津，精神和肉体在无声无息的黑暗和死寂中被慢慢地吞噬，生命之火渐渐地燃尽。
生和死，其实只是时空的转换。无怪林彪即使摔死，也要出逃，因为他知道，那时，他将生不如死。
父亲在偷偷递出的信上写道：
“他们说，调查我提供的证人有几个都不是党员，都不承认与我发生过党的关系……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弄不清了。”
“我从未梦到我的历史上还会有这样蹊跷离奇的情节。”
“他们说……是院长把我拉入特务组织……我反复回忆，在医院及以后，从未和日本人交谈过。”
“我甘愿承受没有正式入党而冒充党员混入党内的罪过……但我无法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或其他反革命组织。”
当一个人没有了水和食物，他体内的电解质平衡就被打破，生命在消失前会产生幻觉。精神的幻觉要更加可怕，随之而来的就是自我否定、自我迷失、自残和自闭。
“近一年来再没有审问过，要改变是很难了，这是天命！”
“时代坎坷，生明济灭，悔没有早死。”
“早知今日，何不当年战死沙场！”
“今古奇闻称绝，强加之罪，坐任鬓如雪。”
父亲不断地写下这些让人肝肠撕裂的诗句。他，万念俱灰。
一个声音救了他。他说：
“一天夜里，突然听到牢房外传来哭喊的声音，声嘶力竭，毛主席啊，你饶了我吧，我没有反你啊，我给你老人家下跪了……”
哭声、喊声、深夜、牢房，是谁？还有谁和自己关在一起？父亲说：“我听得出来，是陈外欧的声音！他怎么了？难道他疯了？”
陈外欧，湖南人，和父亲同年出生，1929年参加革命，国家测绘总局首任局长，中央军委测绘局局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院长。1955年授少将军衔。
“我一下子清醒了！我不能这样下去，无论如何不能！我不能疯，我必须活下去！像正常的人那样活下去。”
“自己现在这种状态是危险的。精神被整垮了，疯了，人就彻底完了，与死无异，而且更加屈辱。”
“我必须从痛苦中走出来，为了自己，也为了你们。”
我在他夹带的字条上看到，那是一张写在报纸边角上的纸条，上面写着：
“咬紧牙关，战胜屈辱，自力更生，顽强磨炼，奋发图强，方成好汉。”
“站着死不跪着生！”
下笔的用力，把纸片上戳得满是窟窿。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告诉我们，当参照系改变后，时间和空间就改变了，质量和数量也改变了，人的一切习惯了的感知和经验也全都变了。“文革”就是这样一个人类社会天体中的黑洞，它会吞噬掉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物质的、精神的。
周围的人每天都用假证来折磨你，他们制造了一个连你都不认识的你自己，要你承认，然后，要你喊出打倒自己的口号，要你自己批判自己，摧毁自己，扼杀自己。
面对一项项的指控，面对一份份的假证，面对一夜夜的审讯，面对你最信任的领袖对你完全否定的批示，面对你以死相从的党对你的抛弃，你必须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我为了什么而活在这个世界上？当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又该怎样给自己下个定义呢……
父亲写道：“混沌大地，迷津忘返。”
他真的差一点迷失了自己。
他说：“我能理解陈外欧，后来我也能理解罗瑞卿了。”
许许多多在敌人面前，在枪林弹雨面前不屈的英雄，当他们被自己所崇拜的人所抛弃，被指责为违背了教义时，他们真的会很惶恐的。因为是信仰抛弃了他们。
要走出绝境，唯一的办法就是重塑自己。要重新审视自己，审视历史，审视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
我们现在常常看到许多人在做超越体能的尝试，攀援绝壁、横渡海峡、潜入深海、徒涉沙漠……挑战人类生理的极限。这种在狱中战胜痛苦、挑战自我，不也是去突破和超越人类精神所能承受的极限嘛！
父亲说：“我要求自己再也不去想什么假党员、特务一类的东西。那是你们的事，你们有本事就替我去搞清楚吧！”
“面壁这个笼子，我能做什么呢？我想，我该去背诗。”
苍生喋血，山河壮丽，沙场征战，即兴抒怀，这叫马背诗，形成战争和军人特有的文体风格，古来有之。
“早些时候曾想过，老了，干不动了，就把它整理出来，也算是对自己一生的交代。现在不正是个机会，何不把过去写过的东西回忆回忆？一首一首的，晚上睡不着，就用手指在肚皮上画，画着画着就入睡了。像陆游说的‘铁马冰河入梦来’。一共160首，我都是用脑子记住的。因为没有纸，也不能写。”
坐过监的哥哥也说过，人这个东西很奇怪，在孤寂中，记忆会复活的。
是啊，当许多早已忘却的往事从记忆的深潭中浮现出来，鱼虾一般地在水面上蹦，生命在欢呼、在跳跃，人的思想就从禁闭的牢笼里冲出来了。
“你们可以囚禁我的身体，但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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