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告诉我，爸爸在被抓走前的一些时候，有一天又被拉出去批斗，他走出家门又折回来，把手腕上的这块表褪下来说：“留给阿胜吧。”
啊，父亲，我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的，不知道我们一家人将各自流落何方。但我相信，总有一天，在茫茫人海中，我们父子会凭着这块珍稀的信物得以相认。
……
哥哥也被抓走了。
他是哈军工66届毕业生，同学们把他的行李物品带回来了。事情起因于他在无意中看了一张传单，是刘顺元（注：曾任江苏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后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的女儿刘小林拿给他的。一个自称是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的组织，发出了《告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书》，它向全党紧急呼吁：
中国共产党在危机中！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野心家、阴谋家，为了攫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正在利用毛泽东个人的独裁专制和帝王欲望，假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疯狂迫害大批忠实于党的干部。全体共产党员们，为保卫党，为维护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扞卫人民政权，行动起来，和他们进行殊死的斗争！落款为“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
天底下还会有这样的事？他们讲出了我想不明白也不敢去想的那些话。
刘亚楼的儿子刘煜奋继而告诉我，中央文革查得很紧。这份传单在哈军工流传很广，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无奈中想出一阴招，从看过传单的学员中，挑几个家里有问题的，先抓起来交了账再说。刘小林第一个被抓，她父亲刘顺元，曾被点过名，说他是个老右派，不抓她抓谁？再一个是贺平，贺彪的儿子，老子也倒了，他后来成了邓家的女婿，和毛毛结了婚，先抓了再说；再一个宫着铭，上中学时是我们班的高材生，我的好友，他父亲宫乃泉，新四军的卫生部长，1957年被定为右派，这次当然跑不了。再一个就是我哥，反正张爱萍倒了，抓他白抓。
我们终于要离开这个住了十几年的家了。这个地方要腾出给新调军委工作的在青海支左立了功的刘贤权住；刘倒台后又给了体委的于步血；于倒台，又搬了出去。小院里桃花未谢，正是应了那句诗：“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搬家不难，家都抄了几次，已经没什么东西了，家具又全都是公家的，不让搬。只是舍不得那点煤球，要烧炉子啊，我和弟弟借了辆板车，干了一晚上。那时真年轻啊。
服务处派了辆车、几个职工，拉来了几件旧家具。跟随了父亲20年的司机老安特地跑来，张罗着叫他们顺带着搭把手。他对我说，总得表示一下啊。我没听懂。他说：“买上几瓶啤酒，大饼和熟肉，请大家撮一顿啊！”又说：“长这么大的个子，怎么什么都不懂呢？”我恍然领悟，推上自行车就走，临出门，他还叮嘱了一句：“别忘了带条烟！”
老安热心地带我们张罗着，我和妈妈、弟弟在另一间屋里默默地等待着他们吃完。临走，他们相互商量着说，这些破家具还拉回去干什么，干脆都给他们算了。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应酬。
“文革”让我这个官宦人家的子弟，从世界革命的热情中慢慢地沉寂下来，沉寂到了世俗的平民社会。“文革”使我终身受益，学会了在逆境中生存。
后来我被安排到了工厂。我的身份是“可教子女”，这是“文革”时期的一个专用名词，它的全称应当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针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如地主、资本家、右派、走资派的孩子们提出的一项政策。厂里还是挺同情我的，鉴于我还是个共产党员，因此还担任了“可教子女”学习班的班长。我们上午检查批判自己，下午在工地劳动改造，劳逸结合。同班的一些资本家、地主的孩子对我说，你是幸运的，你爸终有解放的一天，可我们呢？永远没有希望。难道真的就有天生的贱民吗？看着这些和我一样戴着红领巾长大的青年工友们，他们的话，对我不知是安慰还是刺痛。
“文革”结束，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12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对原工商业者的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摘掉了扣在资本家和他们的子女头上的帽子。这些当然是后话了。
转瞬间，1970年的春节要到了。北京阴霾的天空飘飘洒洒地降下瑞雪，父亲被关押已经整整三个年头了。他在哪儿呢？他还活在这个世上吗？前不久有传他狱中肝病发作死了，我们不信，但又怕信，这么多年了，连一点音信都没有，为什么单单是传说他因肝病而亡呢？他在60年代初的确是被怀疑过有肝炎，难道这仅仅是巧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死，已经不是罕见的事情了。比较熟知的人中，刘少奇死了，贺老总死了，许光达大将死了，薄熙来的妈妈死了，陶勇夫妇都死了，刘小弟的父亲刘彬（注：刘彬，冶金部副部长，张闻天的夫人刘英的弟弟）也死了……
这一天，来了一群着国防绿的军人，他们交过来一包衣服。是父亲的！他在哪儿？为什么带回这些？来的一大群人都像泥塑似的沉默，只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签字！”他们拿了收据转身齐刷刷地走了。
这是一包发霉腐烂的脏衣服，汗衫已经变黑，千疮百孔。妈妈含泪整理着，我们尽量找好话来安慰她。在一件大衣袖口的破缝里，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纸卷，是爸爸带出来的，再找，又翻出来一些，总共有20来卷吧，都是写在报纸的白边上的，大小不一，我们一幅幅地拼起来，慢慢看懂了里面的意思，这是一篇《绝命书》。我把他抄录下来，作为历史的见证。全文如下：
我现在被关在我也说不清是什么地方的一间黑屋子里。看管得很严。现在是冒着危险给你们写信，还不知能不能送到你们手中。不管能不能我都要写。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入党问题和特务问题。他们说达县党是1930年建立的。我的入党介绍人张、戴也是1930年入党的。因此，我1928年由张、戴介绍入党是假的。他们说，调查我提供的证人有几个不是党员（这就怪了！不知他们什么时候退党的），他们都不承认与我发生过党的关系，也没有介绍我参加红14军和到中央苏区去。其他的证人找不到。究竟怎么回事，我也弄不清楚——他们怀疑我是国民党或特务组织设法让我混入党内、军内的。
我从未梦到我的历史上还会有这样蹊跷离奇的情节。真叫人哭笑不得。
我甘愿承受没有正式入党而冒充党员混入党内的罪过，愿接受任何处分。但我无法承认参加了特务或其他反革命组织。也不是怀有破坏党和革命的反革命目的而冒充党员混入党内的。
他们说，我受伤住进上海医院后，院长（日本特务）把我拉入了特务组织，或者让我承担了特务交给的任务，然后才送我到中央苏区的。
我反复回忆，在医院及以后，从未同日本人交谈过，更未参加什么组织接受什么任务。我无法承认。我说他们的说法是推论，没有事实，没有证据。他们说我不老实，不坦白交待，抗拒到底。
２０天爬在床上写了２５０００多字的申诉（交代）。错的承认，罪责承担，不对的正面说清情况及道理。不知能不能起到点作用？也许还要拉出去斗争，还不知是怎样个结局？！
要实事求是，我是不应该被监禁的。我不是特务，没有反党、反革命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然，工作中的错误是有的，并且有的很严重。但总不应该关起来吧。我几次要求上级来人给我谈话，就是没有人来。只是专案组的以群众名义来审、来定，态度粗暴、蛮横。
如不承认（我又无法承认）是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是抗拒到底死不悔改。很可能要判无期徒刑或死刑。
如能经陈总转告总理，在做决定之前，中央派人来听我的申诉，或许还有效，或许还有救。我知道这很难，也不知道陈总、总理现在怎么样了！
冤情难诉，证人不予证明，无可奈何，只好听天由命了！看来问题得不到解决了。悲惨的命运，只好背到无期徒刑或死刑去了。我也不怨。只是女儿的那句话“爸爸，我们还有出头的日子吗？”常在耳边回响。泪水不禁滚滚而出。苦了、累了你们一生！
你们应该在忠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奋发向上，挣个出头的日子。不要管我的死活。孩子们要把妈妈照顾好。我对她愧痛最深！你们大的要关心小的，帮助小的成长。我未能把你们培育成人，反辱你们终生，愧痛万分，死不瞑目。要把身体搞好，经受磨炼。
狱夜沉沉何时旦，心烦意乱不能眠，一家六口难团圆。
四十二年从党命，落此下场心中寒，冤情辨明待何年？！
泣泪于狱中
还有一些零星的纸条，上面写着：
“日夜唯一痛苦的是累了你们，日夜怀念你们的下落和健康。要是有法知道你们真是都很安健，可减轻我的一些痛苦。”
“衔冤情，无处张。受凌辱，身名戕。殃及妻儿女，愧痛难当！”
有一张是我弟弟生日那天写的：“往年生日喜气洋，十八不庆泪两行。未见三子长成人，竟然年少历风霜。”
难道真的没有希望了吗？他问自己：“但愿日出浮云散，明年今日可补偿？”可希望又在哪儿呢？人到了绝境，唯一的希望是不要殃及孩子们。忘掉我吧！他写道：
“如果家里人宣布脱离关系，可能会有好的前途。”
这是什么时候写的呢？从内容和留在报纸边角上的日期判断，可能是在1968年的1月至4月。啊！已经过去整整两年了。
这些纸片，就像浩瀚的宇宙中，从遥远的河外星系传递来的远古的信息。我们头顶的星空，实际上已是多少万光年前留下的影像了。
4 “文革”专案
父亲回忆“文革”：“不管是追斗会还是批判会，光凭喊喊叫叫是不行的，要置一个人于死地，要他永世不能翻身，只有把他和境外的敌人联系在一起。因此专门制造罪状的机构就产生了，这就是专案组，我叫它专暗组，因为他们专门在黑暗中干暗害别人的勾当。”
“文革”最黑暗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随着“文革”的被否定，“三种人”被追查，专案组的内幕也渐渐曝光了。我在下面把这些发生在高层的制造假案的过程尽可能详尽地公示出来，可能比仅仅述说自己的苦难对今天会更有意义。
父亲专案组的组长由总部一级领导人担任，后由军委办事组成员兼任。相当于日后的军委常委和军委常务会议成员来兼任这一职务，级别是相当高的。专案组成员由总参、国防科委的领导人组成。下设专案办公室，负责具体审问、调查工作。
专案办主任、副主任都具有一定的革命资历：都是1938年入伍，1939年入党的三八式干部。一个行政10级，原系总参二级部副部长；一个行政11级，原系总部系统保卫部门负责人。
按时间记录下他们的办案的方式和过程：
罪行之一，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
1967年4月，“张爱萍专案组”成立，首先展开了对张爱萍入团、入党问题四个多月的调查，调查结果，认为和本人的叙述基本相符。
9月13日，专案组报告：“专案办公室与南京军区保卫部分头派人外出进行了5次调查，从4月中旬开始到8月中旬止，历时4个月，跑了5个省，到了上海、苏州、无锡、南京、宁波、芜湖、广德、成都、重庆、达县、大竹、南充、岳池等地，共走访135个单位，面访了90多人……据目前止，已掌握的旁证材料看，关于张爱萍的入团、入党、由川去沪、两次被捕、由沪去苏北、从苏北回沪等历史问题的情况，基本上和本人交代相符。”
1967年9月28日，专案组印发《张爱萍专案情况汇报》（第一号）：
“一、关于入团问题……据张爱萍的同乡、同学和四川历史资料提供的情况来看，张爱萍确于1925年—1927年在达县期间曾参加了学生运动……在这些活动中，教师张鲤庭、戴治安是领头的，学生中张爱萍、王荣澍、魏传统、刘灵柱、曾繁福、邓廷壁等最为积极，他们当时都参加了青年团组织。这些情况同张爱萍的交代基本是一致的。
二、关于入党问题……据张爱萍的一些同乡、同学和老党员、老贫农的回忆，一般都听说张爱萍于1928年在达县地区教书期间入了党，并在罗江口一带组织雇农进行过秘密斗争，有一位老贫农李德茂（去年病死），曾给张爱萍当过秘密交通，并留下一个当时送信联络用的铜牌子（由其孙李纯武保存下来的遗物）已交我们带回。总之，所获张爱萍在达中毕业后去上海之前这段历史同张交代基本上是一致的……”
对这个“与本人交代基本相符”的结论，是他们绝对不愿意看到的。于是由当时的政治部领导出面，亲笔写了《张爱萍历史上一点情况》的报告，对专案结论提出质疑，要求推翻并重新调查。“文革”结束后，这个政治部主任交代，他是秉承本单位领导人意图写的。
这样就有了第二轮调查。由于在四川老家没有找到张爱萍的历史疑点，专案组决定调整方向，从张爱萍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期间寻找疑点，进而倒过来否定张前期的历史。1967年10月，专案组人员前往上海。他们在上海地下党历史资料中没有查到法南区西门支部的记载，专案组即认为有理由怀疑张爱萍所述的历史是伪造的，进而断定张在四川老家的革命活动也是假的，是混入党的内奸分子。并随即否定了几个月前证明张爱萍确系党员的结论。于12月1日上报了《建议将张爱萍隔离审查的报告》。林彪、毛泽东圈阅。
但是，怎样才能推翻由他们自己花费了4个月时间取证来的事实呢？
专案组重赴四川。有电话记录表明，专案办主任多次通话部署：要“抓住牟仲宇这个重要线索”。
牟仲宇是谁？达县地下党当时的三位领导人：张鲤庭、戴治安和牟仲宇。张、戴是张爱萍的入党介绍人，相继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牟于1933年2月被捕后脱党。在前两次走访时，牟都向专案组提供了张爱萍1928年已是党员的证词。
这位专案办主任不愧是搞专案的行家。他深知，像牟仲宇这样有过被捕脱党经历的人，腰板是软的，逼他写个假证词是不会太难的。
1967年12月27日牟再次被传唤。在此前，专案组在达县到处张贴打倒张爱萍的标语，并把批斗的照片和有毛泽东、林彪圈阅的隔离反省的批件给牟和他的家人看。这时的牟，已被收监。于是，在现存的档案中，我们看到了牟写下的《更正过去证言的证明》：“自己过去把党团混淆了，1928年，达县只有团组织，没有党组织，张爱萍不可能在那时入党。”
真是下笔有千斤啊！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我不记恨这个曾经入党又脱党的老人，蝼蚁尚且贪生，区区一条生命，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只能是被碾得粉碎。
有了这个证言，于是立即发生了1967年12月26日对父亲的逮捕关押和28日的第一次审讯。专案办副主任亲自审讯，他问：“如果有人证明介绍你入党的人不是党员，怎么办？”以牟的证言，逼父亲承认是混入党内的。工作日志记载，前后用了7个小时。1968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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