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 第48部分

我当然知道这是在开玩笑。但我和国防科工委试验部门的朋友们闲聊时，他们却极其认真地说：“没错，就是和运气有关。你父亲到场肯定成功，从1960年第一发导弹算起，只要他在，几乎没有不成功的。每次大家都叨咕，张爱萍来不来。他是福将，命硬，他来了，就撑得住。”

我大惑不解。

我问过父亲，他回答得很简单：“没有窍门。一是下去；二是过细。”

我见过这样的首长，往往是部门都协调好了，带着大队人马，发射前一、两天到，听一下汇报，发射后有个讲话，基本是照稿子念上一遍：“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你们全体人员表示热烈地祝贺……”云云。当然，参加一个开工或是落成典礼什么的，是完全可以的。但这是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老天爷是不吃你这套的。

两弹一星工程有它极为特殊的地方。横向参与的部门、单位多不说，研发、生产；主体、保障；地方、军队……几乎涉及到科研、经济、军事、党政等各个领域。最难的是，各单位派来的多是业务主管部门的领导，是一个领域的权威，平时老大惯了，除了自己的顶头上司，谁的话能听？

你想，这帮人聚在一起研究问题，情况会是个什么样？还不个个振振有辞，有了问题，谁会承认是自己的？隔行如隔山，都能找出一万条理由来为自己辩护。一发弹，上亿个零部件和线路，一个矛盾被掩盖下来，上了天，就爆开了。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爆炸，其原因就出在一个密封圈上。其实发射前一个工程师就发现了，但哪一级领导又能因为一个小人物模棱两可的报告而拍板取消发射呢？结果是不了了之。

正如父亲自己讲的，没什么诀窍。就像周恩来要求的那样，最高指挥者必须亲临现场，必须事必躬亲、事无巨细、心细如发，拼精力、拼耐心、拼勤奋，每一个环节都要过一遍，因为只有你，具备最后的拍板权。他总是在发射前一个月就到位了，协调会总要参加几次。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摆问题，当场拍板。参加的多是司局级的领导，他一个副总理，军委领导，谁敢在他面前强词夺理、油嘴滑舌？

东－5发射前，检验部门说，油路上像是有个阴影。谁的责任？争执起来。父亲说，有了疑点就给我搞清，最后是七机部的一个副部长，父亲说他记得好像是张镰斧，亲自爬进发动机舱里，拿着检查胃镜的仪器察看，是一根鞋带。为一根鞋带折腾了好几天，要是上了天，堵在油路里，不堪设想。父亲说“五定”是怎么搞的？给我追！五定，就是每一个岗位都要定人员、定职责、定位置、定动作、定关系。查的结果是装配人员中有人丢了根鞋带。父亲大怒，“不是规定不许带任何东西进来的吗”？有人在一旁嘀咕说，鞋带不好算是故意带进来的东西吧。“那就把鞋带统统都给我解下来！”

几年后，我的朋友淮淮，航天部外事办的干部，去这个地方。进车间时，门卫叫她把鞋带解掉。为什么？回答是不容置疑的；“这是张爱萍的命令！”

愕然。什么时候下的命令？“不知道，反正我来这之前，大概总得有十来年了吧！”门卫讲了他的师傅，上一届老门卫留下来的故事。

“没有哪一任领导愿意去改这个规矩。”门卫补充道。

“是啊，”淮淮和我说，“一个厂长怎么好改动副总理的指示呢？”

也许，他们根本就不想改，为什么不叫后人都记住这个故事呢。

第一颗原子弹正迈着神秘的步伐向中国走来。李旭阁工作日志记载：

6月下旬，第一颗原子弹试爆工作就绪，形成了距爆心8公里范围内的效应试验圈。

8月25日至30日，全试验场区进行单项和综合演习。

9月26日上午8时15分，试爆前的最后一次中央专委会结束，张爱萍一行乘空军伊尔－14飞机离京。

10月4日，原子弹运抵核试验场区。

10月8日，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邓稼先等乘专机到试验场区，进行最后的调试验收。

10月9日，最后审核结束，张爱萍在上报中央的报告上签字。

10月10日23时10分，乘专机将报告送达总理办公室。与王亚志同志办理结交手续，坐等结果。

10月11日凌晨，周恩来批示：同意一切布置，从10月15日至20日之间，由你们根据现场气象情况决定起爆日期和时间，决定后报告我们，你们来往电话均需通过保密设施由暗语进行。

10月14日18时，试验总指挥部确定：试爆日期定于10月16日；起爆“零时”，视当日风向风力确定。

10月14日20时30分，邱小姐上试爆铁塔塔尖。当晚，狂风骤起，风速达18米／秒。黄尘蔽天，沙石飞舞，钢丝绳将铁塔打得当当作响。

父亲说：“幸有预演时的经历，没有吃惊。”

又是一个一江山之夜。

还是李旭阁的日记：15日9时，听取气象汇报。10时30分，张爱萍确定起爆“零时”为10月16日15时。

中央随后批准。

1964年10月16日清晨4时30分，随张爱萍进入爆心做最后视察。

12时，接周恩来指示，如无特殊变化，不必再来往请示了。“零时”后，无论情况如何，立即同我直通一次电话。

14时30分，进入距铁塔60公里的白云岗观察所。

在父亲的书架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石头，他经常向我们炫耀。我说，没一块值钱的。“你懂什么？”他拿起一块像焦炭似的东西问我：“这是什么？不知道吧，哈哈，这是运载火箭返回大气层时烧焦的弹头碎片。这玩意可是用碳丝织出来的。当时，可是费了番功夫。你看，都烧成这个样子了。”

他又拿起两块石片敲着，侧着耳朵说：“听！多清脆。知道吗，这可是爆心的石头，海底的化石，我拣回来的。世界上再也没有了。”

在蘑菇云下，所有的石头都将熔化成液体。

李旭阁的日记记到这一天的下午3时。目击者称：

……读秒到零，起爆！一刹那间，一团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天空和大地燃烧起来，太阳都变成灰色的了。随后就是一声巨响，向外扩展，又被绵延的天山反射回来，如巨雷碾过头顶。紧接着冲击波横扫着无边的戈壁……火球在翻滚，在升高，在膨胀，橘红、靛蓝、绒白的变幻着……终于，它定格成一朵直塑在空旷的天地之间的蘑菇云。令人恐怖的美丽！

玩邪乎了！中国人凿开了上帝埋藏在地下的石棺，释放出了能够毁灭人类的巨大能量。

这一天是1964年10月16日15时。

惊愕之余，足足等了4分钟后，父亲拿起电话，向周恩来报告：“成功了！”

没有回音……沉默。

父亲说：“总理沉默了一会儿说，是不是真的核爆炸？我也愣了。是啊，凭什么说是核爆炸？谁也没见过核爆炸，真正的核爆炸该是个什么样子嘛！”

不亲临其境，怎么会感受得到那股让大自然都颤抖的神力呢！

要回答周恩来是不能用“地动山摇”这样的词汇的。父亲问身边的王淦昌。王淦昌望着60公里外那朵鼎立在苍穹之间的巨大云柱，什么爆炸能制造出如此奇观呢？他沉默了一会儿，也做了个判断性的回答：“应该是的。”

父亲告诉总理他所看到的景象，在60公里外看见蘑菇云升起来了，这样大的威力，不可能是普通炸药所能，根据火球、声响、蘑菇云的高度等爆炸的景象来判断，应该可以判定，是核爆炸！但要以最后检测到的数据为准。科学嘛！

几分钟后，周恩来电话转达毛泽东指示，要查清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国外不相信怎么办？

毛泽东说过：“那东西可以吓人！”他当然最关心的是要让全世界都相信，中国人在戈壁滩上折腾出来的这个家伙，的确是个真的！

在现场的人是不会想那么多的。还有什么比亲眼见到的这团耀眼的火球更有说服力的呢！他们冲出堑壕，喊啊，跳啊，哭啊。他们顺势倒在沙坡上，双脚乱蹬沙石，互相拥抱，将帽子抛向天空。

有一张照片，他们把父亲和几个科学家抬起来，抛向天空。

两个多小时后，父亲签发了一份经多方专家检测并认定的报告：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的威力，估计在2万吨梯恩梯当量以上。根据总理指示，报告送达毛泽东、周恩来、林彪、贺龙、罗瑞卿。

原子弹，以它超自然的神力，被称之为人类的终极武器。

中国西部戈壁荒滩上爆炸的这颗原子弹，在一夜之间，使一个贫弱的国家与世界超级大国坐在一起言和了。对抗的双方，最终走向平衡。

意义还不仅在于此。不到一年，1965年8～9月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向联大提交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草案，1968年6月联大核准该条约草案，1970年3月5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正式生效。该《条约》中有一条规定，非核国家不得研制核武器。我和父亲讨论过，如果在《条约》通过前，我们仍然搞不出原子弹来该怎么办？他说：“……那会很麻烦的。周恩来担心的正是这一点。”

在老一代共产党领导人的政治理念中，中国要成为核大国，但中国又要成为一个主持正义和对人类前途负责任的大国。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还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虽然在信仰和价值观上还存在着差异，但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尊重人类共同的道德规范是必须的，中国不可能去扮演无赖的角色。

1964年10月的这一响，为中国赢得了这个历史的机遇。

相互制衡的时代到来了。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称它为核时代。

我的车在这片被称作是“死亡之海”的荒漠中缓缓地行驶。沿途经过了好几个早已废弃的营房，那是参加核试验部队的住处。很多遗弃的物品和器材上，依稀可见1964年的字样。接近爆心很远处的房屋都被摧毁了，奇特的是，残垣断壁中，所有的房子都没有了屋顶，那是被冲击波过后产生的负压掀掉的，它们向天敞着大口，要同上苍对话。

它们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原子弹不是武器，可能永远都不会用到它的。它只是一种精神，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父亲讲完了他的故事后说出了他的结论：

“倒了这种精神，就只好去乞讨了。”

2000年，我国经济实力到达了历史的新高峰，GDP超过了法国，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成为世界第五。中央奖励了一批两弹一星的有功人员，授予他们功勋科学家光荣称号。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举办的颁奖大会上，有人记起父亲当年在动员大会上讲过的话：

“在座的有读过《封神演义》的吗？

来无影、去无踪、千里眼、顺风耳、移山倒海、撒豆成兵……

今天，你们的工作就是变神话为现实。

将来，后人们也会为你们封神的。记住，你们中的有些人，将来是会上共和国的封神榜的！”

40年后，国防科技战线上被“封神”的科学家有：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追授的有：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

共23人……

第七章　桃花源

1965年9月2日，十多个摘去了帽徽领章的军人，出现在苏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这是什么地方？他们为了什么到这里来？

方巷，原名方家巷，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县界内的一个小村子。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后改称大队。方巷大队共包括12个生产队即12个自然村，有363户人家，1495口人。

苏北最贫瘠的地方。

1　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

1965年8月，毛泽东号召军队参加农村“四清运动”。从1963年起，根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决定，在中国广大的农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父亲当时正在大西北忙于氢弹和远程导弹的试验工作。通知他回来参加总参党委会，讨论落实毛泽东关于军队参加四清运动的指示。应该说，这不是一件让党委一班人感兴趣的事情。总参谋部是个什么性质的单位？它是党中央、中央军委掌控管理军队的指挥中心。一去大半年甚至一年，且不说长期脱离领导层面的政治生活，就是下到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这对开始发胖了的将军们恐怕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现在想起来，当时他们不过四五十岁，但有些人保养得已经很在意了。据首长们身边一些工作人员回忆，总参有的领导人已经开始染发了，也就50出头吧，油黑锃亮的头发，算是在全军带了个头。虽然还是布军装，但每天是要熨烫的，进食补药也成了每天的功课。走到哪，保健医就跟到哪。一般人哪里晓得，高级干部中，生活差别可大了。手里都有权，就看你怎么用，为谁用。其实这点点个人享乐的事，在今天算个屁啊，但当年，在机关中传播，往往使人咋舌。

到农村去走一走，一直是父亲的心愿。一则在长期的紧张后，换一下思路有好处；二则自抗战胜利后，他就离开了农村，20年来，他常想起许多往事。他有一个愿望，希望有机会回到当年抗战的地方去看一看，看看那些在艰苦年代曾与之鱼水交融的乡亲们。他解放后一直在军队工作，尤其是长期在高层机关，人民的生活究竟怎样了，他们幸福吗？有什么困难吗？他曾为之憧憬的美好社会真的在一步步地接近吗？所有这些对他这个身居高位的将军来说，不能说是一点都不知道，但却如雾里看花。今天，中央要求军队参加“四清”，久寓内心的这个情结，可以如愿以偿了。

“四清”运动最初是针对农村大队、生产队干部的，从“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的所谓的四清开始的。逐渐发展到带浓厚政治色彩的“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四清运动；最后到指向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今天看来，这场运动打击了农村中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封建迷信的歪风，对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的作风，以及集体经济管理上的缺点，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由于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政治上的“左”倾错误再度发展，直至上层，最终导致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

在我印象中，最早听到社教这个词是从我妈妈那里。她和其他两个阿姨去听了王光美同志的报告，也就是7月5日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做的《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报告，后来被称为是桃园经验的那个讲话。关于桃园经验，《刘少奇年谱》1964年8月19日条目的解释为“其主要内容是：先搞扎根串联，然后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对待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是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四不清干部不仅有受地主、富农和资本家影响这个根子，还有上面的根子，不解决上面的根子，四清就搞不彻底；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工、清账、清财、清库，而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

当时我妈妈她们讲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觉得和她一起去听报告的阿姨讲起来挺激动的，可能是被报告的内容所感染吧。这么多年了，只留下了一些模糊的印象。一个是震撼，吓了一跳，农村许多政权都不在我们手里呢！再就是，电影里一个江姐式的党的工作者又回来了，不仅勇敢而且敏锐。但印象最深的还是父亲那种不以为然的神态，他突然蹦出句：“危言耸听！”噎得那个阿姨半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