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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并不是个住宿制学校，不多的床位只提供给少数外地或是农村来就读的孩子。我们家离学校不足10分钟的路程，学校自然不能批准。父亲叫秘书专程找了党委书记陈模，转达说不能允许我们的子弟从小养尊处优。陈模书记非常理解，她专门找我去，讲了许多道理。直到我长大后，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才深感其中的益处。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吃不饱饭的滋味。
困难时期，都吃“双蒸饭”，就是把米泡足水蒸一遍后，再泡上水蒸一遍。这样看起来有满满一大碗，但实际上还是那么多，是精神会餐，一顿饭要不了几口就结束了。但食堂的汤是随便喝的，下课铃一响，大家就箭一般地蹿出去，抢先去捞汤上的那点油花子。我几乎整天都是饥肠辘辘的，永无宁日，见到些什么，不自觉地会想，这能吃吗？到了周六下午，先把学校那份晚饭吃了，然后再回家吃晚饭。哥哥说：“你的吃相是不是注意点，爸爸妈妈看了会伤心的。”我很不好意思，吃的时候，总是克制住自己，尽量多嚼几口。可哥哥还是照样骂我，“你这个家伙，怎么就说不听的？去照照镜子，看看你那个馋样！”
每当这种时候，父亲总会说一句：“今天就让他过一次共产主义吧。”
妈妈的关心当然就更细致了。每次只要我和哥哥一上桌，立马就会风卷残云般地吃掉桌上一切可吃的东西。有一次吃完饭，妈妈问我饱了吗，我说，如果有，还能吃点。她说人家送了几个椰子，吃不吃？这当然不能放过了，只要是能吃的东西。我折腾了个半天，把椰子劈开，挖里面的椰肉吃，很香很脆，有点像花生米的味道，这下终于真正地饱餐了一顿。回到学校后，睡到半夜，就恶心起来。那玩意油性很大的，终于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将胃肠里的东西喷射出来。我又睡在上铺，飞流直下，恶臭难当。同学们都气坏了，你他妈的吃的什么玩意？这么臭！还让不让我们睡觉了？一直到现在，我一闻到椰子味就恶心。
父亲似乎很满意我们能自觉地接受这样的生活。他说：“读过墨子吗？我就是欣赏他的苦行僧主义。”“儒家轻视种田的人，也就是劳动人民；墨子则躬耕于田野，自食其力。儒家讲究衣冠周正，食不厌精；墨子却穿粗布，吃粗粮，就是‘衣短褐，食藜藿’。他的学生跟了他3年，手脚就起了茧子，皮肤晒得像黑炭。今天的人就应该学习墨子，精神上有追求，生活上能自律。”
不久，学校开展节粮活动，自报公议。现在的上海市委副书记罗世谦，那时是我们班的辅导员，他找我说：“你出身在革命家庭，应该要求进步。”我说：“那还用说，我一直就很进步。”“进步可不是句空话，党和国家现在遇到了困难，你用什么实际行动为党分忧解难呢？”你看这家伙，从小就是块书记的料！我说：“行！要我做什么吧？”“节约粮食，你带个头吧。”我说：“他们都节约多少？3斤？那我就节约5斤怎么样？”“好样的！”罗世谦很兴奋。一天后，他又来找我：“别的班有人提出节约8斤了。”我说：“我他妈节约10斤！”罗世谦说：“对！我们决不能落后。”又过了一天，大喇叭广播，说全校最高的节约15斤。我一听，马上表态：老子节约20斤……就这样，指标步步攀升，最后我提出的指标是每月为国家节约30斤。回到家，我兴致勃勃地告诉大家，我每月节约30斤粮食，是全校第一。父亲一听：“你吃的这碗饭是几两米，知道吗？乱弹琴！”当然，说归说，经学校最后评审，批准我节约3斤，每月定量是30斤。罗世谦对我说：“记住，要感谢党的关怀！”
父亲长期在大西北，托人带回一小桶黄羊油。这可是宝贝！打开一看，布满了绿茸茸的霉点。妈妈把表皮切去，但里面仍然处处是渗进的霉点，只有切成薄片，将霉一点点地挑去，再在锅里一炼，就成了黄澄澄、金灿灿的黄油。虽然很膻，但毕竟是油啊！它帮助我们度过了那个寒冷的冬天。令我没有想到的是，那一大碗被剔除来长满了绿霉的油渍，居然被炊事员老黄捡了回去。我是偶然迈进他家门的，老黄正在专心致志地炼油呢。锅里满是爬满了绿茸茸长毛的油块，他专致地轻轻地撇去它们，露出锅底一层薄薄的油，晶莹透亮。他的两个孩子瞪大了眼睛，围在锅边，像他一样的专注。老黄有些尴尬地朝我一笑。
我黯然神伤。
人民已不再抽象。他们是皖东北根据地给过我父亲和九旅一粥一饭的老乡们，是如老黄那样为我的衣食住行付出过劳动的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们。我写了篇作文，记述下这个故事。我在结尾写道：我以为这个国家只是我的，我以能为她去吃苦而感到自豪。但老黄那尴尬的一笑使我明白，自己又算得了什么呢？结尾，我引用马雅可夫斯基的一句诗：“不管我今后走到哪里，我都永远不会忘记，和我一起挨过饿的——祖国。”
支撑这个国家的是他们，为这个国家承担苦难的也是他们。记得我曾把这篇作文给父亲看过，他若有所思地说：“应该记录下来，再也不要让人民为我们党承担责任了。”
大跃进是历史的错误。
既然是历史的错误就有其历史的原因。相当多的共产党人，包括父亲在内，甚至包括像我这样大小，连屁事都不懂的孩子在内都知道，中国太落后了，为什么就不能发挥出我们战争年代的那股劲呢？为什么不能再鼓足些干劲，早日改变贫穷的面貌呢？
什么是大跃进？吹牛皮、亩产万斤、饿死了人是大跃进；但大兴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也是大跃进。全民炼钢，砍光了树，遍地小高炉，是大跃进；但干部、技术员、工人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也是大跃进。办食堂，吃饭不要钱，是大跃进；组织大协作，会战戈壁滩，搞出原子弹，也是大跃进……
蛮干、不尊重科学、浮夸作假、欺上瞒下，并不难纠正。真正的教训在于开创了个人凌驾于全党之上的先例，这才是中国共产党人真正的悲剧。
4 死亡之海
罗布泊西北的戈壁腹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整，一次巨大的核裂变将这里的一切都消灭掉了。在过去的30多年里，这里曾40多次爆炸过原子弹和氢弹，现在，它已经沉寂下来了，而且可能会永远沉寂下去，它留给世人的是永恒的死亡。这就是“死亡之海”。
在全国民众毫不知晓的情况下，中国原子弹事业就在这片被誉为是“死亡之海”的荒漠中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1963年5月至11月，成功地进行了7次局部缩小尺寸的分解爆轰试验。
12月24日，整体缩小尺寸的聚合爆轰试验获得成功。
20天后，1964年1月14日，兰州浓缩铀厂生产出了作为原子弹装料的高浓铀。
聚合爆轰出中子试验的成功和高浓铀核装料的获得，标志着原子弹的主要技术难关已经攻克。周恩来写信祝贺。
6月6日进行原子弹一比一模型爆轰试验，也称冷试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与此同时，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飞机场、道路、通讯等40余项工程基本完工。
轰轰烈烈的基地忽然沉寂下来。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我后来问父亲，你紧张吗？“紧张！”比打仗呢？“大概还要紧张些。”为什么？“事关重大。”
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和政治紧紧相连的，两弹一星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个科学技术问题。从现在披露的文件看，直到1964年9月22日前，也就是实际爆炸的24天前，最高决策层还在等待。他们需要一个恰当的时机，以便这颗原子弹能够把令人窒息的国际政治时局炸开一个缺口；他们需要用这颗炸弹来证明，证明中国人的志气，证明中国党的正确，证明中国人民是压不垮的。
但是，如果它炸不响呢？
我相信，谁都不会因此而责怪，但内心的、不可名状的遗憾和愠怒总会是有的。不是早就说过了吗？“万无一失”！既然一切试验都通过了，为什么拿到现场就不灵了呢？是技术问题，还是责任、态度、作风问题？可既是科学研究，哪里可能万无一失？但这是政治，政治要求科学必须万无一失！
许多人都亲眼看见过试验失败后领导人沮丧的神情。90年代初，岢岚25基地，长2捆试射，航天部部长林宗棠坐镇指挥，火箭点火升空几秒钟后爆炸。林脸色骤变，清场后，他仍一个人默默地呆坐了好几个小时，一句话都没有。即使是一个毫无利害关系的旁观者，都能感受到他内心深深的痛苦，为他难受。
作为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总指挥的我的父亲，没有理由不紧张。
24年后，1988年，亚星一号发射成功，西昌基地沸腾了。
在前方采访的军报记者江林从现场打电话给我，问我父亲在哪。我说住院了，我正陪着他呢。江林说，亚星一号，是你父亲和温伯格中美两国国防部长共同签署的项目。现在，事业成功了，但他们两个开创者都退休了，我想向首长问几个问题行吗？
我把话机交给父亲。
您看电视了吗？“没有。”父亲回答。为什么？“我看得太多了。”您不再关注了，是吗？“大概是吧。”
……
江林后来和我说，和你父亲谈完，我可真有点蒙了，不知该怎样报道。后来，又采访了几个科学家，他们也说，谈什么？不想谈。我又采访了观察跟踪站的女兵，她们说，什么感想？我们只想睡个好觉。
退休后，父亲和我说：“偶尔想起来还会紧张。所以，我想都不去想它。”
1964年10月13日，也就是爆炸前三天。试验总指挥部全体人员在父亲带领下游览戈壁滩上的楼兰古国遗址。这可以说是他的一个习惯。1945年他在华中军区任副司令，在津浦路破袭战役的前夜，他顺道游览了皇藏峪，这是刘邦、项羽楚汉相争的地方。父亲说：“司令员是张鼎丞，他听说我游览去了，急着说你这个家伙，第二天就要开战了，还有这个雅兴？”
楼兰，这个罗布泊边上的神秘古国，早在1600年前就消失了。楼兰人是否随着家园也一起迷失在历史的尘烟中呢？遗存在大漠黄沙之中的古城遗址，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答案吗？几年前，当父亲第一次从飞机上俯看这里的遗迹时，他就想，等到原子弹试验成功后，我一定要来这里看看。可今天他突然改变了，他说：“不是成功了再来看，而是看完了再成功。”他亲自动员朱光亚、周光召、陈能宽、王淦昌、彭桓武，这些掌控着现代人类最高文明的学者们，在这颗原子弹起爆的前夜，一定要跟他去看看这个十几个世纪前就消失了的古代文明。这两者之间会有必然的联系吗？核弹，这个标志着现代科技的最高领域，难道也会和眼前这些被黄沙掩埋了的古代灿烂文化一样，最终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吗？
王淦昌说：“爱萍同志在原子弹爆炸前夕组织我们来这里游览，确有大将风度。但我心里还是在嘀咕：原子弹能不能响呢？”
一直跟在父亲身边的李旭阁说：“看得出，所有的人都紧张，这可是全党全国人民的重托啊！”
呈现在这些科学家眼前的，只是残露在黄沙中的城垣遗迹和颓败的佛塔。
唐代边塞诗人王昌龄写得好：“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中国的最高决策层都在关注着罗布泊。
周恩来9月21日致信毛泽东：“……急需待主席回后，当面报告，以便中央早做决定。”
第二天，即9月22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刘少奇和政治局常委们汇报了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和试验方案。会议作出了“早炸”的明确决定。
中国的首次核试验的时间表猛然间迫近了。
9月23日16时40分至17时40分，周恩来又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只有11人，核心中的核心。他们是：周恩来、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刘西尧、郑汉涛、刘柏罗、周家鼎、王亚志、李旭阁。
周恩来说：不应知道的人就不要让他知道。要实施封锁。
他又说：这个时期就根本不要写信了。你们也不要私事打电话。上梁不正下梁歪。什么消息也不准漏出去。参加试验的有6000多人，上万的人。我们现在在舞台上，他们在暗处，不要还没搞就嚷出去了。你们两个（指父亲和刘西尧）从今天起不要接见外宾了，埋头苦干，是无名的工作，决定了松不得。
他又说：准备好了，打个电话给我们，不要说具体时间，就说20日之前，我们就知道了。电报要用有线电报，加保密。保密问题，不能假手许多人……希望你们家里也不说。不要一高兴就说出去。我老婆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也不说。任何人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前几天开会的人不一定都通知。我们决定这个事，也只是常委、军委两位主席、彭真同志。
周恩来问：万一不响，今年能再做一个吗？
父亲回答：要隔两三个月。
总理说：只好待明年了。不响外边也不会知道，也要准备不响。（原子弹）的确是吓人的，主席更大的战略想法，不一定用，既然吓人，就早响。
总理说：还要防止响了以后他马上报复，也不一定，但总是要有些准备……
然后是分工：总参和空军作出防空部署；刘杰负责资料、仪器设备的转移；陈毅进行对外宣传工作的准备；张爱萍赶赴试验现场组织指挥……
当晚，父亲即召集核试验指挥部紧急会议。他回忆说：“我站起来要走，总理说，掏掏你的衣兜，有没有纸条。总理当时规定，会议的内容不准做记录的。……运输要学习荷兰人做法；要求通信兵部，有重要通话时，其余通话统统拆线；命令一旦启动，不准再对外通信；从上到下逐级检查落实。我自己从没有给家里通过电话……”
两弹一星是科学，但科学也相信运气。
前苏联的电影《训火记》就有这样的描写。决定发射20次，前19次都成功了，但到最后一发，也就是第20次，掉下来了，那前面的成功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最后的结果是失败。但如果当初的决定就是试验19次呢？那结果就是成功。
1980年，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准备了不同设计的三发弹，第一发，父亲亲自到场指挥，成功了。第二发，我去看，在科委指挥所，失败了。钱学森解释说，是一、二级分离早了零点几秒。我回去说，好不容易去看一次，还失败了。父亲说，那是你运气不好。
我当然知道这是在开玩笑。但我和国防科工委试验部门的朋友们闲聊时，他们却极其认真地说：“没错，就是和运气有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