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接着回忆：“毛泽东说，胜败乃兵家常事，这句话并不错，世上哪里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呢？但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就不行！接受教训吧！”
“后来就是闲扯了。问起了我的经历，知道我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天南海北的，很亲切。”
“临走问我还有什么想法。我的职务已经被撤掉了。我说，这些年来，就是猛冲猛杀，有机会还是想好好学点东西。他很高兴，说红军大学要开学了，我就当你的介绍人吧！拿起毛笔，给罗瑞卿写了封信。罗那时准备当教育长了。”
父亲回首往事，常会感怀：“‘文革’中把我关起来，我常想起这段往事。对自己犯过的错误，我从来不诿过。但这时的我，却不能服气。现在要去找主席，又能到哪里去找呢？”
他停顿许久，说：“我留恋在瓦窑堡的时光。”
红军大学，是共产党的最高学府了。林彪任校长，毛泽东兼政委，罗瑞卿任教育长。父亲谈起这一段生活是轻松的。
世界上不会有这样的学校，没有校舍，没有讲堂，甚至没有专门的教员。这实际上是个中国革命的研究生院，选修的课程是中国革命和战争，采取听课、研读、讨论的方式。一科是高级科，师和一部分团干。二科是团，也有一部分营干。党内一些学识很深的领导同志轮流执教。毛泽东讲授的题目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的讲课大纲后来印成书。父亲说，1937年他在武汉搞统战工作时看到过这个本子，原稿中还有反围剿的作战略图，后来收集到《毛泽东选集》中就删掉了。张闻天讲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开始；王稼祥讲政治经济学；徐特立讲汉语拼音。父亲说，大家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他讲了两次就不再来了。
父亲关于学习生活的回忆，很多书籍中都有记载，大同小异，大体是：
我搞共青团工作时曾系统地读过不少马列的经典着作，自认为对马列还是懂一些的，听了洛甫（张闻天）的课后，才感到自己知道得太少了。因为长期作战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就拼命地学，不仅自己用功，所有的人都很用功。学习分几个小组，一组组长刘亚楼，二组组长彭雪枫，三组杨勇，四组是我，我们组有王平、贺晋年、张达志、耿飙、肖永银、周建屏。上课没有书，都是靠自己记。我记得最快，下了课都来抄我的。我们还组织小组辅导，经常搞到深夜。毛知道了这个情况，怕大家身体搞垮，要我们吃了饭先去散步，但没人去。后来罗瑞卿（教育长）就每个窑洞地赶，晚上还来检查熄灯没有。
除了公开发表的这些外，他还讲了些逸事：“那时生活很清苦，党中央和军委下了很大力气，到处去买羊肉，给我们改善。一次林彪和罗瑞卿搞了些狗肉来，叫上我、彭雪枫、刘亚楼，都是一、三军团的，记得还有罗帅。一次，陆定一来学校说，红军长征是段很重要的历史，要大家都写下来。开始是杨尚昆来催，没人响应。以后陆定一又来催，但大家普遍感到学习忙，没有时间写这个东西，同时也不知怎么写。他就说，经过什么就写什么，催得紧了，大家也就写起来了。我是有点应付式的，彭雪枫写得最好。后来汇编出了本《红一方面军长征记》。”（注：该书收集了众多长征亲历者在1936年间写的回忆文章，1937年2月汇编成书，是关于长征最早，也是最可靠的记录。1954年内部出版，定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朱德、张国焘来到保安，红大组织了欢迎会。毛讲话，提出要团结奋斗，印象深的是他讲到朱总司令，说他肚量大如海。”
“斯诺也来过，看到我们打网球，很吃惊，给我们照了相。我们问他美国是什么样的？他说，就像一块奶油吊在房梁上，只能去舔。1938年我在武汉看到他出版的照片，说这上面的人都是蒋介石出了几万大洋来买他们人头的。”
我找出斯诺的《西行漫记》，上面有父亲打网球的照片。父亲指认说：“彭雪枫、赵尔陆、陈士榘、萧文久……”后来我妹妹在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的斯诺博物馆中还找到了更多当年的照片。
如同拉扯家常，父亲款款而谈。
父亲退休以后，生活的节奏一下子慢了下来。为了调节他的状态，我们会用更多的时间陪他聊天。战争，就成了我们永恒的话题。时间已经过去60年了，整整一个甲子，但当年毛泽东在红大讲授的内容他仍然记忆犹新。
他几乎是在背诵原文似的回顾着：毛泽东说，我们所从事的不是一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不是一般的革命战争，是中国的革命战争。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和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话锋一转，指着我说：“而对一个指挥员来说，对一个从事实际工作的领导者来说，把握其特殊性规律才是最重要的。这就叫从实际出发。记住！”
他联系自己亲历的红14军的失败来谈毛泽东：“毛泽东讲，敌我力量异常悬殊且短时期内又难以改变，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和红军作战的游击性。我们在苏北农民暴动中急于占领大城市的举动，是幼稚的、盲目的。”
父亲曾撰文记述过当初在听毛泽东讲课时的感受，他写道：毛上课讲到，一个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之所以受敌人的欺骗，被表面或片面的情况所引诱，被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真知灼见的建议所鼓动，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任何军事计划，都是要建立于必要的侦察和对敌我情况周密的思索的基础之上。听到这里，和讲台上的主席目光对视，我就把头低下去。晚饭后散步到主席的窑洞，他问我们对讲课的意见。我说想到青阳岔一仗，你说的那个鲁莽汉就是我。他大笑起来说，红军中有不少这样的同志，总怕被敌人打烂坛坛罐罐……毛泽东的这些话，在他后来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都能找到。
看得出，只是到了这时，他才从失败后的沮丧和被人羞辱的浮躁中真正沉静下来，他不再仅仅是因为一口气而甘愿接受处罚了，他开始思索过去，思索自己。
我曾和父亲讨论过这个战例。第一阶段，在没有担负任务的情况下，主动追击敌人、解救被俘人员，这个决心是正确的，也是必须的；第二阶段，夺取敌营垒。由于两个作战行动衔接得很紧，指挥员机断处置是允许的；趁敌垒空虚将其捣毁、扩大战果，这种积极求战的精神也是提倡的。问题出在撤离战场时，匆忙大意了。虽然导致这次失利的直接原因是一营擅离掩护位置，使回援之敌趁此占领有利地形，完成了设伏。但作为一个指挥员来说，在孤军深入的情况下，面对生疏、险恶的地形，对敌情变化缺乏持续不断地侦察，对原有部署没有及时的检查和调整，是失职的。尤其是在取胜后，丧失警觉，更是不可原谅的。从指挥角度检查，整个作战行动的指导思想，带有相当的盲目性和情绪化，决心是仓促的，是被眼前的现象和周围的情绪所影响的。
这是一次教训。这次教训对他来说，不仅是对指挥失误的一次经验教训的总结，更是对自我的一次再认识。他是从对自己人生的反思来回顾和认识的：
“参加革命的头10年很幼稚，是磕磕碰碰、懵懵懂懂、跌跌撞撞地走过来的。争强好胜、不甘服输，只知道拼命。”
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坎坷艰难的，但他都闯过来了，他曾为他自己而自豪过，他说：“我就是靠死打硬拼，从不求人，再难，我也能硬着头皮顶过去。我相信，靠我自己，我总能做得最好。”但今天，他突然觉得自己是如此浅薄，是那样缺乏功底。他至今都记得那次谈话中毛泽东对他说的话：“一个优秀的指挥员，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被部下不负责任的意见和情绪所左右。”“每临大事有静气”，这，才是考量一个指挥员素质的关键。他回忆说：“我到毛泽东的窑洞里去聊天，毛问我学得怎样了，我说，越学，书读得越多，就越觉得自己不行，越觉得自己贫乏……毛说，这就是进步的开始。”
红大学习结束后，学员们纷纷要求上前线。父亲回忆：“西安事变了，全国抗战的局面很快形成。大家纷纷写请战报告，争着要上前线。毛泽东说，好嘛！翅膀都硬了。谁写，就没谁！”
“我被安排在红大二期任教。毛泽东说，新形势到来了，学校还要扩大，都走了，学校怎么个办法？鸟翼蓝天，放心，有你们用武的地方。”当然，留校的不全是因为写了请战书的缘故。为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我猜大概是那次战斗失利的后遗症；或许是看他多少还有些文化底子。有个笑话，5分的留校当老师，3分的出去当老板，不及格的竞选当总统。这时红大已改名为抗大。他极不情愿，但没有办法。他说，这期间许多同志都张罗着找对象，徐平羽，也叫白汀，是女生队长，也给他介绍过，但他认为自己志向未酬，谢绝了。他很少接触人，上完课就回宿舍读书，多少流露出不得志的苦闷。
这期间，他找毛泽东又深谈过一次，表露出自那次战斗失利后以及留校不能上前线的压抑心态。三天后，毛泽东给他写了封信，据父亲回忆，大意是：“一定不要因为自己有的过失而降低信心。一般地说，信心过高，容易犯左的错误，信心不足，容易犯右的错误。”父亲离开延安时，想到抗日战场生死未卜，将信和自己的学习笔记、日记交给蔡畅大姐保管。解放后，父亲向蔡大姐索要，方知已全部丢失了。父亲每谈及此，都会陷入深深的惋惜之中。
红军大学留给你的最值得回忆的是什么事情？
父亲沉吟片刻，缓缓站起来。他说：“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上来的第一句话就问，这是个什么地方啊？指指背后的那座山。这是元始天尊修炼的地方！今天，坐在这里的，就算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啦！你们这些弟子跋山涉水地跑到这里来是做什么呢？是求道！求中国革命之道！不要多久，一个新的局面就要到来了，就要轮到你们下山了。今天我要说的是，你们今天是深山学道，明天要下界去普度众生！”
元始天尊——阐教的第一大神。
传说宇宙之初，盘古觉天地混沌，浊气弥漫，好生不爽，便信手一斧，开出个新天地来。从此便有了山川大地，江河湖海，万物生灵，清风明月。他忍受着难以想像的寂寞，仿佛要完成某种约定的使命，他创立了一个新的教派——阐教，所收门人弟子无数。后人念其开天辟地之功，尊盘古为元始天尊。
“毛泽东预言的要到来的将会是怎样的一个新局面呢？”父亲继续说：“按那时算，中国革命已经走过十五个年头，历尽千辛万苦。我写过一篇文章《从遵义到大渡河》，为什么截止到大渡河？因为过了大渡河，就进入了藏民区，蒋介石追堵到这里，他认为红军完了，雪山草地，就是不打你，也会冻死饿死。辗转到了陕北，从在中央苏区的几十万人，到现在的几千人（注：指中央红军）。革命的前途在哪里呢？我们的学习快结束时，西安事变爆发了。在毕业典礼上，周恩来给我们做了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全国抗战的新局面到来了。我恍然大悟，这就是毛泽东在开学时所讲的新局面啊！结业时，毛泽东对大家说，现在该是你们下山的时候了！”
我看过许许多多有关红大的回忆文章，但是没有一篇记载过毛泽东讲的这句话。父亲的回忆文章，初稿是在“文革”前写的，题目叫《亲切的教诲》，也没有提到“元始天尊”。我问他，他说，执笔的同志怕引起歧义，给删掉了。文章压了很多年，也没有发表。我问过他缘由，他说，稿子写好后，反复看了几遍，总觉得言犹未尽，事情一多，也就放下了。或许就是删去了这句话的缘由吧？使这个故事失去了灵性。随着岁月的流逝，生活中许多五光十色的东西渐渐地褪去，生命的精髓浮现出来，就像黑夜里茫茫大海上的一座灯塔，朦胧，但却真实。
父亲晚年评议自己的这段经历时，他是这么说的：
“在上红军大学之前，我最多只是个战术家，但从那以后，我应该是个战略家了。这不是自夸，毛泽东说，红军将领都要成为战略家，就是一个小小游击队长也是一个战略家。因为游击队是在一个独立的地区作战和发展的。作为一个游击队指挥员，胸中要有全局。正是红军大学，使我系统地接受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道路、前途、战略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以后的战争中我再也没有失败过，条件再艰难我都有信心战胜。就是在瓦窑堡，就是从毛泽东那里，我懂得了这个道理。”
有这样一种说法，事业上的成功离不开三条，勤奋、才华、通神。什么是“通神”？冥冥之中总会有一种暗示，能感悟和把握住这点灵犀的人，才会是成功的人。
七七事变的枪声终于在北平郊区的卢沟桥打响了。父亲说：“那天晚上，毛泽东找我去，一进窑洞，他就说，你不是想走吗？准备一下吧，尽快出发。北平打响了，下一个就是上海。你任江浙省委军委书记，立即赶赴上海。上海，你在那里做过地下工作，应该是熟悉的，到了后和刘晓同志取得联系。”父亲清楚地记得，毛泽东交给他的任务是：“迅速组织起沪杭宁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并明确指示，沦陷后要发动并组织上海的工人阶级在郊区进行游击作战。”
父亲的这段回忆，印证了军事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毛泽东关于在抗日战争中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和决策，究竟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由最初的在国民党防御体系内集中主力作战，转变为分散的、独立的敌后游击作战，这是抗日战争初期我军战略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从毛泽东给我父亲交代的任务看，这个时间应该是在北平、天津沦陷后，淞沪会战前夕。
这就和历史吻合了。
此前，应南京政府保卫平津和华北的整个战略部署的需要，中共中央做好了红军主力前往河北或平绥防线加入正面防御的准备。中共中央给其谈判代表的指示是，红军主力3个师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并拟担任绥远一线防卫。（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5页、18页）
但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组织的平津抗战不过3日即告瓦解，北平、天津相继失陷，毛泽东对原定的4万红军加入正面防御的实际作用和后果迅速产生了怀疑。1937年8月1日，洛甫、毛泽东为此专门致电在南京谈判的周恩来，重新向国民党方面提出红军的作战原则。要求：“（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20页）
毛泽东如此快地放弃集中作战和担任一线阵地防卫的要求，改提分散作战和独立自主进行游击战的主张，父亲的看法是，这同毛泽东此前对国共两党军事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分不开的。
为了明确这个结论，我插话说，毛泽东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时说，只有当几个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我国时，在反动阵营内部出现了各种势力相互割据时，中国的�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