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 第34部分

“那家伙，像剃刀一样锋利，机器一般不停地工作。”

“所谓自己的时间，那家伙从未有过，承担了最棘手的工作，那家伙从未叹息过。”

“那家伙，充满信心的眼睛，总把我懦弱的心灵鞭策。那家伙，磷光闪烁的眼睛，把我留恋世俗幸福的心灵谴责。”

“拳打、脚踢，腿都站不直了，那家伙的眼睛，却透过牢房的铁网，向我投射着磷火。”

……

我爸，就是“那家伙”！



8．“D”日

就在前线紧锣密鼓地准备开打时，上面的决心似乎出现了漂移，虽然只是些蛛丝马迹，但足以使在前线的父亲惴惴不安。

1954年6～8月间，随着我国外交和舆论对美蒋签约的强烈反响，美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图普率舰艇6艘入侵大陈海域，并连续每日出动飞机160架次在大陈空域进行示威性活动，台湾海峡危机日渐生成。毛泽东先后两次批示，6月1日，在粟裕的报告上批示：“处理正确，不要先向美军开炮，只取守势，尽量避免冲突。”（注：《毛泽东军事年谱》853页）8月21日，他又在防空军司令部的报告上批示：“请注意，需确实查清没有美军美舰的时机，方可对上下大陈进行攻击，否则不要攻击。”（注：《彭德怀年谱》576页）历史往往在重复，毛泽东思考的点位，与1952年7月，彭德怀对攻打大陈时所持的异议，可谓相映成趣。

11月10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谈话，要求国民党停止袭击大陆，以缓和局势。但紧接着，11月下旬，美台在大陈海域举行3次联合军事演习，并通过新闻媒体一再宣称《共同防御条约》即将签字。双方都在使用软硬两手，时局扑朔迷离。

11月30日，军委电告华东军区，12月20日攻占一江山岛，以迫使美蒋不能把浙闽沿海岛屿包括在《共同防御条约》范围之内。可是，两天后，12月2日，《共同防御条约》还是在美国签字了。

12月9日，华东军区报告，作战行动准备完毕，请示按原定12月20日发起攻击。

毛泽东于12月11日在华东军区的报告上批示：“彭德怀、粟裕同志：因美军正在浙东海面作大演习，攻击一江山时机目前是否适宜，请加考虑。”

当日，华东军区接到上峰来电：不必太急于攻占一江山，可延至1955年1月，也可不必选择一江山为目标。

这个变化太大了。可延至明年一月，就是说，具体时间还不定；也可不选一江山，连作战目标也要变？搞的什么名堂？不打一江山，打哪儿？就在这前一天，也就是12月10日，华东军区前指向参战部队下达了战斗命令，由张爱萍、聂凤智、林维先签发。箭在弦上了，怎么办？怎么和部队讲？

若干年过去了，现在我们终于知晓了事情背后的原委。张震在他的回忆录中披露：作战方案已经毛主席批准，战斗即将发起之际，华东军区的一个领导同志向总参报告，兵力不够，时间仓促。陈赓将意见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表示了如上的意见。（注：摘编自《张震回忆录》494页）何以这样犹豫再三？大战待即，举棋不定，乃兵家大忌。张震又说：我问为什么这样处理？回答是，上报告的这个同志“从来是敢负责的”。（注：《张震回忆录》）笑话！难道身为前线司令员的张爱萍就是不负责的？

针对军委12月11日电报，父亲经再三斟酌，发了一份力陈自己意见同时又给军委留有余地的电报。12月16日，他和王德署名报告：

一、此战仍以攻取一江山为宜。鉴于登陆部队战术训练、三军协同作战训练、各类舰艇准备和机场扩修最后期限于55年1月10日前完成，故可于1月中下旬进行作战行动。

二、鉴于1月中下旬及2月天气严寒，可考虑延至明春（3、4月份）；或放弃一江。打此小岛准备复杂长期，不如集中力量，力求于明年内打大仗。

三、（略）

从这份电报看，父亲坚持“仍以攻取一江山为宜”，这是他的决心；“故可于1月中下旬进行作战行动”，这是最后期限，因为这样多的部队不可能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按兵不动。“或放弃一江”，和“力求于明年内打大仗”，如果军委再定不下来，那只有放弃了。既是对军委“也可不必选择一江山为目标”意图的理解，也是他失望和无奈心态的反映。甚至是有情绪了。

苏军《战役学》中最突出的一个观点是：“战役目的的坚决性”。我这个搞战役的人，一开始对这句话并不以为然，目的有什么坚决不坚决的？目的应该是明确，意志才谈得到坚决，总以为是翻译的缘由所致。其实，在决策集团的主观意志中，在决心基本一致的前提下，总会有谨慎和冒险、犹豫和果敢之间微妙的差异。这时，就用得着苏军战役学中的这句话了：“战役目的的坚决是战役组织的前提。”在战争生死的较量中，这种势在必得、破釜沉舟的胆气甚至是冒险往往成为最后胜利的关键。这或许也是一江山作战留给我们军事指挥员的一点小小的感悟吧。

大概都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5天后，也就是12月21日，彭德怀报请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复电华东军区：“关于发动攻击一江山岛登陆作战时间问题，应积极准备，只要准备好了，确有把握就发起进攻。”

这回总可以算是尘埃落地了吧？

但时机过去了。在这种反复的更改和变动中，时间像水似的在流淌着，新年的钟声把人们带进了1955年1月。

严寒的大陈海域，是风高浪疾的季节，所有的渔船都休眠了，对岸的国民党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在这个季节是不可能进行海上登陆作战的，有谁会顶着日夜呼啸的狂风、冒着六七级的涌浪去横渡海峡呢？美军顾问团分析，以共产党海军现有的舰艇吨位，和空军的导航设备，不可能在这样冬季多风和阴雨季节，发起任何规模的渡海登陆作战。第七舰队驶离大陈海域，到菲律宾躲避寒冷去了。

当时我军司令部沿用的是苏军的作战术语和队标。战斗发起的日期，用俄文字母“Д”表示，即“Д日”。也就是现在军语说的，到底哪一天是“D日”？华东军区前指的所有人都知道，老天爷留给他们寻找D日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父亲说：“大家每天都在听聂凤智那个气象站的汇报。”前指对空军气象站的专家们开出的条件是：寻找风力不大于5级，浪高不大于4级，能见度、云量和云高，均要适于炮兵、舰艇和航空兵执行战斗任务的天气。要快，更要准！

但气象站的回答是：浙东沿海的冬季，几乎没有符合上述条件的好天气！

父亲说：“几乎没有，不等于绝对没有。再给我找！”许多重大的事情，成功与否，取决于自信；取决于在几乎没有中找到“有”。我相信，这种时刻，焦虑是必然的，但希望不能没有。同世界战争史上所有指挥渡海登陆作战的将军们一样，等待好天气，是他们唯一的、至高无上的企盼。

辩证法告诉我们，必然存在于偶然之中，在任何偶然的东西中都会找到必然的因素，这就是规律。空军气象专家们走到当地打鱼的船老大们中去了，难道一月的台州海域真的没有天气放晴的日子吗？他们搜集了20年来的我国海洋气象预报，参考了北起苏联库页岛，南至印尼广大海域的气象资料，经分析综合：浙东沿海的冬季的每年1月16日至20日，是好天气时段！这一消息，一下子使前指沸腾起来了！

上天不负苦心人。

1955年1月6日，张爱萍、王德报总参谋部：

气象测量结论：17、18、19日风、浪、潮汐适宜海空作战（18日最好，19日后可能开始转坏）。为此，于17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18日定为D日。

登陆部队于17日拂晓前进入石浦港待机。由于16日夜仍有5级以上风浪，随伴火炮舰艇于17日黄昏时到达石浦港。

18日拂晓前，登陆部队到达头门山、高岛、蒋儿岱进攻出发阵地。如18日天气变坏，则在石浦港待机。

我于17日晨自现地出发，当日夜间到达头门山前进指挥所。海前指马（注：华东海军马冠三参谋长）亦于17日夜到达。特报。

明确简捷的作战报告，铁一样冰冷的字句，但我相信，每一个当过兵的人，都能感受到里面燃烧的激情。从浙东前指成立算起，父亲已经苦心准备了四五个月；从争夺制空权、制海权的斗争算起，父亲已经准备了将近一年；从任华东军区参谋长算起，父亲已经准备了整整三年了。现在，这场战争终于不再是军用地图上的红蓝标示线了，也不再是毛泽东、彭德怀办公桌上的往来公文了，即将到来的，是火与血的洗礼。

9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登陆部队陆军第60师参谋长王坤说：张爱萍总指挥对我说，“你先去，到达头门山之后，迅速沟通联络，一旦中央军委最后批准部队行动，我向你发出‘东风’两个字。明白？”我说：“明白！首长。这是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不对，是万事俱备，不要东风！首长纠正说……”

周瑜火攻曹操船队，要得是强劲的东风。但登陆部队期待的是风平浪静的大海。

1月17日晨曦，父亲和参谋长王德率前指陆海空三名参谋，从宁波出发。他们将经奉化、临海到海门，再从海门渡海抵头门山前沿指挥所。一路上，他不时地将手伸出窗外，试试风力的大小。“风，怎么还不停啊？”

上午10时，车进入临海公路段。正前方，横着一排军人，这是在搞什么名堂？一名军官上前敬礼：报告首长，军区来电话，请您立即到军分区接通和上级的联系。那时我军的通信还是相当落后的。军区电话到时，父亲正在从基本指挥所向设在前沿的前进指挥所转进途中。军区只好通知沿途各单位，见到前指车辆立即拦截下来。

华东军区转来总参谋部的紧急通知：“立即停止作战行动。”

昨天晚上，也就是1月16日夜，总参谋长粟裕批示：

“作即办复：不要太过于紧迫，总之充分准备，完全有绝对把握攻占才行。因此我们意见时间仍可推迟。望你们再行检查。粟裕16／1”

1月17日，也就是今天，总参谋部正式批复：

“爱萍、王德二同志并华东军区：1月16日电悉。我们认为1月18日攻击一江山为时过早，必须继续充分准备，在气象良好的条件下，确有把握才能发起攻击。可推迟至2、3月份。”

据当时在场的参谋人员回忆，首长脸色阴沉，说了句：“莫名其妙！”他和王德嘀咕了一下，听不清在说什么，只是一直板着个脸，然后说：“给我要陈赓！”

父亲同陈赓是老相识。1935年9月，一方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后，改为甘陕支队，父亲任2纵13大队（原3军团所属红13团）政治委员，陈赓任大队长。父亲很喜欢陈赓的豁达和顽皮，俩人配合得很好。父亲说行军过程中，女同志要小便，就披件雨衣，蹲在那，陈赓过去就要撩人家的这块遮羞布，吓得女同志们哇哇乱叫，追着他打，他可高兴了。但邓大姐（邓颖超）、蔡大姐（蔡畅）在，他就不敢了，装得可老实了。后来他们为打马步芳的骑兵还发生过争执，但事后都不计较。父亲这时找陈赓，因为他现在是主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

父亲说：“一听我的声音，陈赓就哈哈大笑，我就知道你这个家伙会给我打电话！我可不想笑，我说，不能接受！我讲了三条，一是，部队已经全部进入待机地域，气可鼓而不可泄；即使撤出来，整个作战企图和我们设计的这套打法都将暴露无遗，使敌人警觉，给今后重新组织将造成极大的困难；二是，新的义务兵役法刚刚颁布，参战老兵，大多经过入朝作战、解放战争，又经过长时间的三军协同作战训练，兵员素质很高，如推迟，都复员回家，以后重新训练新兵，不知要花多大力气；三是，18日气象预报天气良好，当面敌情无变化，战区无美机、美舰干扰，从种种迹象来看，敌人尚未发觉我作战意图。天时、地利、人和，失之而不再来。”

“陈赓在电话里问我，那你有绝对把握吗？”

“我说，绝对二字怎么讲？”

父亲曾和我多次说过，在他的一生中，从来不用绝对二字。即使后来在主持国防工业期间，多次组织两弹一星的发射，不可预见的因素太多了，何况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要和政治联系起来。但他从来不用绝对这两个字，对上不用，对下也不用，也不要求和赞成别人用。对上使用这个字，是不负责任的。要求部下给你打这个包票，也是不敢承担责任的表现。他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相信任何事情都有他的偶然性，绝对二字不是一个指挥员应该使用的字眼。即使别人对你拍着胸脯说绝对，你也不要信他。关键在于检查他是不是把一切该做的都认真地、尽力地去做了。自己做出了判断，自己定下了决心，当然，自己就要承担责任，这就是一个人的作风和风格。有了百分之九十的把握，就应该下决心。一旦出现了超出我们主观以外的因素，也就是现在习惯说的，不可抗之力，那只有承认失败、承担失败，而且是坦然的、不诿过地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既然是一级领导，就不要只当传声筒。

“陈赓说，他向粟总长报告。”

“我说，你要知道，明天我就要开始行动了！”

在场的当事者王德是这样叙述这件事的：

“据粟裕总长身边的参谋张剑同志回忆：张爱萍司令员与陈赓副总长在电话中交谈了很久，开始陈赓副总长试图说服张按总参电报指示精神，暂缓执行对一江山的作战行动。张司令则坚持建议于18日发起进攻，并反复阐明利弊，请求陈赓副总长代向粟裕总长转报我‘浙东前指’建议执行16日原计划的理由。”

“张爱萍将军终于说服了陈赓副总长。陈还问他：‘你有绝对把握吗？’张答：‘把握肯定有，只要美军不介入。但，“绝对”两字不好说。’”

就在等待总参回话的时候，参谋方宗岳将华东军区某领导的命令抄件递上来：“把部队撤回，停止攻击一江山岛作战计划。”

这位领导是1954年上半年到任的，那时大陈作战计划的先期实施实际上已经开始。

方宗岳回忆：首长看了一眼，手一挥，说了两个字“出发！”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就在其他人都主张大打时，父亲力排众议，坚持初战只打把握更大的一江山，军委肯定了这个方案。但在行动的关头，怎么上面反而倒都认为这是一场没有把握的仗呢？从总参谋部表态的暧昧上，看得出，他们对这一仗是持有怀疑的。难道真的做错了什么吗？

我找到的只是当年父亲在开战前两个星期给军委的一份报告。

军委和军区：根据对一江山作战准备情形看，其兵种器材之多，工作之复杂费时，陆海空军部队既无现成经验（连每一艘船的装载，均需多次研究试验），以及缺乏现成的登陆器材等等，都说明不是如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临时性的只指挥作战的机构所能担负的。

此次，并非是一切都由原部队准备好，我们仅做临时战斗准备。而是连调查征集并修装舰船、运送物资、扩建机场、舰船基地、作战训练等等全部准备工作，都要由我们来完成。今年及以后，解放东南沿海诸岛任务更加繁重，其准备工作和作战指挥，需由专门的领导组织才行。如照现状下去，不仅对作战工作有影响，对军区全盘工作亦有影响。

我建议（略）

本知无不言态度，仅呈参考。张爱萍1月4日于甬

字里行间，看得出父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