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 第26部分

5　首长和战友

记得是在1992年，那时我还在总参工作，计划搭乘最新引进的美国“黑鹰”直升机勘察西藏中印边界方向上的地形。因为一个临时情况延误了登机，这架飞机刚升起来就遇到一股强烈的横向气流，在紧贴侧方的山崖上撞得粉碎。好险啊！我觉得冥冥之中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左右着人们的命运。我和父亲闲聊时谈起这些生活中的故事，他一点也不惊讶，他说：“要做事情总会遇到危险，撞上了就撞上了，撞不上就接着干。”

“和死神擦肩而过的事，这一生你遇到过几次？”我问他。

“86年，检查出我有癌，扩散没有不知道，手术前，我回忆了自己的一生，算起来，遇到过的致命危险有9次。第一次是在红14军，第二次是长征打遵义，杨尚昆说，是邓萍替你死了。……海军有过一次，那是出海遇上了风暴……

“1950年冬，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华东沿海的形势也紧张起来。我们从苏联买了些海岸炮，部署在长江口，吴淞、川沙、浦东、佘山；还有嵊泗、舟山、岱山一带。那时我正在学习操船，勘察时我自己指挥，下达口令，有时也自己驾驶。林遵说的也对，你们是陆军来的，是外行，外行怎么领导内行？毛泽东说，从来都是外行领导内行。但我可不能以外行自居。从头学起，学开船、学航海、学轮机。只要有机会我就上船，熟悉军舰，熟悉海上生活。先从驾驶开始，学习停靠码头。船长们要向我报告，我说，今天我是你的学生，先就从如何下达起航命令开始。学习停靠码头时，我才知道应该逆水停靠。先在江里学驾驶，经过九江，我想都说不识庐山真面目，是啊，不亲自上去，不自己亲自实践，怎么识得真面目？我带着大家游了庐山。

“江里学会了还不行，我们不是江军，是海军，我开始驾船出海。结果遇到了麻烦……

“我乘的遵义号炮舰，一出岱山港就遇到风暴，舰长是商船学院毕业的。我只知道要迎着风浪，船被抛起来，螺旋桨都露出来了，舵轮两个人都把不住，就躺在地上，用脚蹬住。船身倾斜得非常厉害，在风浪中前后俯仰不怕，就怕左右摇摆。大家都慌了，风浪越来越大，我想这下有麻烦了。有一个班长，是跟徐时辅到美国接船的，很有经验，说只能倒着走，把船尾对着浪峰。可怎么掉头呢，两个浪头间隔很短，转一次不行，转两次不行，第四次才调过来，衣服全湿透了。回到岱山，苏联顾问要拥抱我，说我以为这次可完了！我这才体会到气象的重要，海军开始设立气象部门了。”

在海边生活过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风暴过后的大海出奇的宁静，像一湖秋水，如一湾寒塘。太阳升起来了，龙鳞闪烁、晨风万里。

“巨鲲沉，大鹏起，寰穹低。胸中日月，扶摇与天齐。愿把此身壮烈，付与浩茫广宇……永世无穷期。”想想当初，对照他来海军时的不情愿；而现在，面对大海的搏击，和对事业的义无反顾，真是令人感慨。

他还记得，当初，他带着林遵一行到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接见，前一天晚上，他和聂老总，当时是代总参谋长，一起商讨向毛主席汇报的事，父亲说：“我又提起不想在海军干，聂很为难，说这他可定不了，你自己和总理说吧。总理一听就急了，说你这个张爱萍，都什么时候了，还搞不通。记住，到主席那里，不许再提了！我想他们心里一定会认为，真是个不识时务的家伙。哈哈！”

为什么呢？我看过保存在档案馆里他写给毛泽东的信：“主席：我自觉参加革命以来，直到在红大学习前，很长一个时期，都在糊糊涂涂地过日子。……我害怕把这一完全新的，又是技术性多的海军工作弄不好。你还记得吧，长征到陕北，要我到骑兵团工作，结果打了败仗，开斗争大会，被通令撤职。而现在搞海军，我怕搞不好，碍事。我三天后就要返南京了，怕无机会面陈了。敬祝健康！张爱萍”

毛泽东没有给他答复。今天，海军，在他手中，从一张白纸，终于走上轨道，他也渐入佳境。

当他决心把自己交给大海的时候，1951年2月15日，中央军委命令：“免去张爱萍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职务，调任第7兵团司令员兼浙江军区司令员。”

人生真的像似大海，变幻莫测吗？

许多海军的老同志回忆，要找张司令汇报，找不到了，哪去了？才知道调离了。为什么？

自离开海军后，他就很少参加海军的活动了，虽然也有过有限的几次，但很少听他主动谈起过海军。似乎那一段经历在他的记忆中消失了。

直到1994年，纪念华东海军成立45周年时，当年华东海军文工团的同志们聚会北京。父亲已经退休7年了，他现在已经不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了，真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海军退役的老军人了。请柬送来，父亲在请柬上写下：“和大家共同纪念自己的节日”。我因为工作，没有能陪他，但贺茂芝同志记载了当时的情况。摘选如下：

“消息传出，老战友们激动不已，电告信传，相约前往。有首席小提琴手之称的张琦与夫人歌唱演员宋允芳，……当年曾是《保尔·柯察金》话剧导演的田凯，……年过古稀体弱多病的饶丁（注：作家），书法家山河病逝，他的夫人带着他的作品来了，……分布在全国16个省市的230多人均按预定时间云集北京。

“为什么呢？一次聚会何以有如此大的魅力？大家都想见见几十年未见面的张司令员。话剧《甲午海战》的作者之一的朱祖贻说，大家也都十分珍惜张司令员创建领导的这个集体。

“……200多名老同志夹道欢迎老司令员……

“张爱萍说：我很想念你们！瞬间，欢迎的夹道变成热烈的围墙，叙不完的往事，说不尽的今情，一个个热泪盈眶，一个个感慨万千。

“……张爱萍环视了一下大家，突然问道：童若华来了吗？童若华的父亲曾是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南京解放前，举家飞往台湾，唯独她留在南京参加了华东海军文工团。转业到地方后，在反右斗争中曾被作为阶级异己分子遭到审查。张爱萍得知后，致函证明她是积极参加人民海军建设并卓有贡献的革命同志，才幸免于难。‘文化大革命’中她的遭遇怎么样呢？张爱萍的一声问，使站在人群外正在跷着脚注视着张爱萍的童若华骤然一惊，赶忙回答：司令员！我来了。63岁的她眼噙热泪……张爱萍问：‘文革’那几年遭了不少罪吧？童若华点了点头，擦去流到面颊的泪水说：比起您老人家受的罪算不了什么。听说您的腿断了，我们都很难过。说着哽咽起来，顿时好几个同志都哽咽出了声。哎，张爱萍似在劝慰她们，‘文化大革命’中都有所失，可我大有所得，我多了一条腿嘛！说着扬了扬手杖。

“联谊会开始，主持人赵志说，请我们的老首长老司令讲话！……张爱萍说，不要叫我司令，我们是老战友，是风雨同舟的老战友。遂大声朗诵道：四十五年情，友谊胜纯金……”

这次聚会后，华东海军的这些老同志们出了套书，取名《半个世纪情》。这套丛书汇集了当年投身新中国海军事业的许多老同志的回忆文章，记述了1949年这一代青年的理想、追求、经历和命运。同时也收编了许多当年的历史文件和资料。海政文工团的老团长胡士平送给我一套，共6本。2003年，父亲在他病重最后的日子里，叫我给他逐段逐句的读。他那时已经不能说话了，但他的眼神告诉我，他想听。

书中有篇署名“南望”的文章，大概寓意“难忘”的意思吧，根据8位老海军同志的往来信件编成。文章中说：张爱萍司令员曾经问道，古往今来，两三人之间，十个八个人之间的友谊佳话不少，但像这样几百人，几十年如一日的友情不变，愈久愈深，从未有过。这是为什么？

是啊！这的确是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50年前，一批热血青年，怀着爱国报国的真诚愿望投身革命军队，在华东海军这个大家庭里接受了革命的洗礼。但随后而来的政治风暴使他们和整个国家坠入了理想、信仰、道德、思维的黑洞。青年时代的梦，破灭了又点燃，稚嫩的心灵被击伤了，但却成熟了。当年满怀爱国壮志的热血青年，面对镜中霜鬓白发时，用什么去抚平历经苦难后的累累创痕呢？用什么去平衡内心的空旷和苍茫呢？他们相聚在一起的时光可能是他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青春和热血、理想和追求，还有纯真如水晶般的友谊，都融化在海军神圣的称号中了。或许这是一段满怀理想和希望而又没有结果的经历吧。没有实现的梦是最美的。因为，在那里，他们能找回自己。

2003年7月5日，父亲去世了。华东海军老人们泪水纵横，他们在挽联上写道：

海浪奔涌，海风凄厉，海云漫卷悲无际；白发将军乘鲸去，万千老兵心欲泣！忆往昔，半世纪前，率众同创新海军，乘风破浪，建多少丰功伟绩！

战将风骨，战士心态，战斗诗情永澎湃；赤心安邦铸神剑，敢言真理坦襟怀。抬眼望，海内域外，深情厚谊爱民者，万世千秋，终赢得人民敬爱！

7月23日，华东海军老战友在网上举行追思会，悼念父亲：

……得知司令员辞世，真是失魂落魄！就像刚刚失去爹娘的孩子，顿觉无依无靠了，我心戚戚！

……今天，我们这群70、80的老战士，怀着深如大海的人间真情，自发自愿地汇集在自建的海石花网站，为我们永远敬爱的张爱萍司令员送行。

……张司令的精神永在！张司令永远不会离开我们！

……我们这些人为什么会“半个世纪，情胜纯金”？因为铸造这纯金战友情的，是我们敬爱的张司令！他以他高尚的人格力量凝聚着我们。他是将军，他爱士兵，他是人，也是“神”，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

……

作家胡士弘在记述父亲与华东海军的友谊时，写道：“张司令员是首长，也是战友。并不是每一位首长都能成为他属下的战友。首长比战友多了一分严肃，战友比首长多了一分亲切。我们有张司令员这样伟大的战友而感到荣幸，张司令员也以有众多属下为战友而感到欣慰。他称我们是与他‘同创新海军’的战友。在老战友北京聚会中，张司令员高呼‘老战友万岁’，这是他的和我们的共同的心声。”

当一个人不管是因为什么离开他的集体时，能留下这些，也就足够了。

6　老死杭州

1951年初，我们全家随父亲来到了杭州。杭州是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古城，春节一过，杭州的春天就到来了。苏堤两岸，“一株杨柳一株桃”，桃红柳绿，赏景以清晨最佳，故有“苏堤春晓”之称。

杭州是1949年5月3日由7兵团解放的，父亲到来之前，7兵团兼浙江军区司令员是王建安。因王建安调任上海军事指挥部任司令员，父亲离开华东海军后接替了他。但父亲上任时，7兵团和浙江军区已经有了变化。原下辖21、22、23、35四个军，10个军分区和所属部队，父亲到任时，35军番号已撤销，军直和炮兵团归海军。到了7月，23军又划归9兵团，1952年1月军委决定取消兵团建制，所属各军直接归华东军区暨三野指挥。这样，父亲的头衔就只剩浙江军区司令了，部队只剩下军分区和独立师。不久，军委决定成立公安军，独立师改编为公安师。浙江军区成了个空架子。

从他负伤算起，一下子从峰顶跌落下来，经过3年的痛苦挣扎，终于康复重返前线；在海军刚有起色，又调离，来到兵团；现在兵团又撤消了，从指挥野战军作战，到专搞民兵工作的省军区。海军司令终于变为“空”军司令了。

其实，父亲初来浙江时还是很有些想法的，他回忆说：“浙江当面的敌情还是很严重的，从渔山列岛一直到大陈列岛都是国民党控制，海上交通不畅通，连渔船都无法出海。我想，凭我们浙江本身的力量，通过逐岛作战的方式，是完全可以解决的。51年秋冬，温州军分区的独立师，占领了洞头岛，不想又被增援之敌反击下去。我到温州前线考察，不是登陆问题，而是登上后守备的问题，重火器没有及时跟随上去。于是决定利用夜晚再次登陆，上陆后，不等纵深战斗结束，就抢先把炮兵、工兵送上去，快速构筑火炮工事。第二天天刚亮，胡宗南的舰队果然又增援上来了，但这次他可来不及了，哈！被我们的炮火打得稀里哗啦。本来我是想继续发展胜利的，一个一个岛子的都拿下来。但这时军委决定把7兵团撤销掉，又组建了公安军，没有了部队，攻岛的计划实现不了了，军区更没事做了，只搞民兵工作。”

在军队中，许多人瞧不起做民兵工作的。这不仅是因为在作战行动中，它处在一个辅助和保障的位置上，更重要的是，和野战军相比，省军区系统的干部配备年纪通常较大，提拔较慢。部队干部的行话是：“这回我可完了，被塞到人武部去了！下一步就等着脱这身皮了。”这身皮，指的是军装，复员转业，不就是脱下军装滚蛋嘛。如果某某是调到野战军去任主官，那一定是说：“这小子，他妈的挤进野战军了，下一步准保还得升。”一个“塞”字、一个“挤”字，不是明明白白吗？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在相当一部分人的眼里，就是个养老院、转运站、垫脚石。这难道能怪他们吗？

父亲在回忆到这段经历时，好像是在对我说：“不在于别人瞧得起瞧不起，而在于自己瞧不瞧得起自己。自己不努力，在哪里干都没出息。当时书记是谭震林兼，但他专注搞他的地方工作。我是副书记，我和参谋长赵俊和政治部主任丁秋生商量，召开干部大会。我就讲，不管野战军、地方军还是民兵，都是国防工作的需要，没有高人或低人一等的问题。现在任务轻了，那就更可以集中精力把民兵工作做好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们3个人都是下了决心的，决心老死杭州！哪个不愿干可以报名调走。”

好一句“老死杭州！”从狂风激浪和战火硝烟中走来，他在浙江的生活相对是恬静的，如涓涓溪流。

初到杭州，组织上安排我们住在原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公馆。全国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宣布，原国民党政府及其官僚资本的财产归国家所有，杭州地区没收的房产就由当地的党政军机关和部门分别使用。说起司徒雷登，国人并不陌生，中学教科书中选用毛泽东的那篇檄文《别了，司徒雷登》，让大家知道了这个美国人，虽然，现在有人说这里多少有些历史的误会。这个大名鼎鼎的豪宅，父亲去看了看，他说，这怎么行？把它改作招待所。当年在浙江军区工作的林杰同志还记得：“负责安排的副参谋长赵俊解释说，你是这里的最高首长嘛！张爱萍说，什么最高？生活上的事，向老百姓看齐，不向美国佬看齐。”

我们搬到了万松岭，90年代我故地重游，这里已改为司令部的通信总站了。司徒雷登的房子经过整理后，朱总司令、董老，还有少奇同志来杭州时都在这里下榻。后来我们搬去南京，安排在人和街11号，住进去后又搬了出来。父亲说我不能住这样好的房子。身边的工作人员不服气，说你搬走了，其他军区首长不照样住？父亲一下子恼怒起来，说：“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住不住司徒雷登的房子，对父亲来说，不过是生活中的小事一桩，在他的记忆中早就消失了。还是林杰同志回忆：改为招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