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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本来想由满蒙贵族将领收拾捻军，以此恢复满蒙在军事上的威望。至此，满蒙将领实已无人可用。朝廷只好又请曾国藩出马。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曾国藩率军出征，一反僧格林沁“穷追猛堵”的战术，采劝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专事近剿，不事尾追”，“以静制动”的战术。在临谁、济宁、周家口、徐州等重点地方驻重兵，令地主乡绅修筑圩寨，实行坚壁清野。又东以运河，西及沙河、贾鲁河，南以淮河为防线，北自朱仙镇至开封和黄河南岸挖濠设防，以围困捻军。捻军使用运动战术，东突西击，于同治五年1866年九月冲出防线而去。曾国藩的“剿捻”计划没有得成。被迫承认“打捻无功。”清政府改换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负责“剿捻。”曾国藩只好回到两江上任总督。
中国洋务运动的开辟者——曾国藩
曾国藩还做了一些洋务事业：早在咸丰六年1856年，自从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需求之后，立即向咸丰密折奏请：“制造轮船，为救时要策，请将江海关税酌留二成，一成为专造轮船之用，一成酌济淮军及添兵等事。”自己先购买船炮武装湘军水师。
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受命为两江总督，节制苏浙皖赣四省，掌握着地方军政实权，摆脱了曾经处处受掣的局面，因此为兴办洋务事业提供了主动权。曾国藩的幕僚策士也大力鼓动以西学为用。如冯桂芬曾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以中国的封建伦理为根本，以西方科学技术为辅助的建议。这些都对曾国藩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于是便上奏提出“购买外洋船炮，购成之后，始而演习，继而制造，不过一二年，大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镇压太平天国，可以勤远略防卫外敌。”接着便派李鸿章资取洋人长技，筹办洋务军工，并令以洋枪洋炮武装淮军。曾国藩便着手于安庆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试制枪炮炸弹，全用汉人，未雇洋匠，还制造了一艘小轮船，起名“黄鹄”，但行驶迟钝。因无机器设备，这些全系手工制作，质量相当的差。但它是中国最早制造枪炮的军工厂。还罗致了一批科技人才，为引进西方科技和近代工业建设开了一个头。留美学者容闳建议“应先建一母厂，再由母厂以造出其它各种机器厂。”曾国藩欣然同意，即派容闳赴美购买机器，为上海江南制造局的建设，创造了条件。此外，还提出“煤矿系自然之地利，借洋人之机器，俾华人仿效，而永收其利，未始不可行。”这是举办民用企业的最早设想。便又与李鸿章联衔合奏请派学生出洋留学，以容闳为副委员，每年选派二十名，学生如唐绍仪、严复等都是一时之俊，国内则创立学馆来培养人才。
这样，曾国藩便由正统的封建理论家，演变而为最早的洋务派大官僚了。曾国藩算是中国洋务运动的一位开辟者。
曾国藩教子有方
历史学家曾经说过，曾国藩教子成才还是一个事实，无法抹杀，也无须抹杀。曾国藩认为持家教子应该注意以下十事：一、勤理家事，严明家规。二、尽孝悌，除骄逸。三、“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四、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五、联姻“无须定富室名门。”六、家事忌奢华，尚俭。七、治家八字：考、宝、早、扫、书、疏、鱼、猪。八、亲戚交往宜重情轻物。九、不可厌倦家常琐事。十、择良师以求教。曾国藩在写给儿子的一封信中高度概括地说：“做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在曾国藩很多的家书中反复强调了谦逊、戒骄、宽容，就是“敬吮，还曾说：过去觉得自己的本领非常的大，别人总是不成。现在知道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要发现别人的优点。便告诫自己的弟弟，“自古以来失败者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骄傲，一个是多话。”反复的提醒后辈们便说：“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呵婢，习惯成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便是不自觉。”一方面对自己要严格地戒除骄傲心理；另一方面对别人要宽容忍让。曾国藩主张“与人为善”，写给其长子的信中说：“君子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就是对那些错误的人也要以“宽容”待之。
曾国藩教育儿子说：“勤俭自恃，学会劳累吃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不管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曾国藩给自己子弟的信中写道：“余往年撰联赠弟，有‘俭以养廉，直而能忍’二语。”弟之直人人知之，其能忍则为阿兄所独知；弟之廉人人料之，其不俭则阿兄所不及料也。从今之后望弟于‘俭字’下一番工夫，用一番苦心，无持家常用度宜俭，即修造公费，周济人情，亦有一俭字的意思。总而言之，爱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风而已。”
曾国藩的“文学思想”
在近代文学史上。曾国藩与其政治地位非常的相似，是一位声名煊赫的人物。他是清代“宋诗”运动的开创者之一，又是清代重要的文学流派——桐城派中兴的盟主，这后一方面的影响大为深远。后人指出：曾国藩“自称私淑桐城，而欲少娇其儒缓之失，异军突出而自己为一派，命名为湘乡派。一时流风所被，桐城而后，罕有抗颜行者。”
以下是便曾国藩的“文学思想”中的功利性的卫道论和不可掩盖的艺术性。一、曾国藩生活的时代正是清王朝走向衰落的时代，国内政治黑暗，军备废弛；大地主大官僚利用手中的特权，大肆剥削广大的劳苦人民，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国际形势方面，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一步一步加紧，从东南沿海各省打破了缺口，建立了一些商埠以后，又从东北、西北、西南边疆渗透进来。日本侵犯台湾，英国制造马嘉里案，俄国占领伊犁，法国吞并越南，将魔爪伸到我国的领土上来。随着各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紧和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都沉重打击了清王朝。曾国藩就是在这样的年代中，提倡理学、桐城派古文，以便使儒学更能适应维护封建秩序，凝聚民心，并为其注入了活力，使传统文化中的正统文化有持续的趋势，但在曾国藩非常的想用之来维护的封建统治的梦想却没有得以实现，最终在曾国藩一百周年的时候，曾尽忠的病入膏肓的王朝消失了。
二、理学是封建社会后期的儒学，它将封建道德“理”视为世界的很高的本原，为了维护封建生产关系和巩固中央集权，封建登极制度创造了理论基础，自宋代以后它一直成为社会统治地位的思想。清代则更为最高统治者所尊奉，并成为广大封建知识分子的进身之阶。尤其是当时清王朝遭到双重夹击，一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一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儒学受到极大的冲击，官僚士大夫阶层感到要挽救严重的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便要提倡明道。明道就是用伦理道德来激励士大夫的气节，维护封建秩序，压制农民起义，同时，用伦理道德来整顿吏治，刷新吏治，革除封建官僚制度的种种弊端。理学讲内圣外王，内圣是指个人道德修养，外王就是用最好的道德来管理政事。政治腐败、士林无耻的颓风需要以提倡理学来更正。
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曾国藩不知觉得就受到理学的影响。考入翰林院以后，除应付朝廷的各种考试外，更是致力于理学，并追随理学大师唐鉴学习程朱理学，曾国藩从之“讲求为学之方”的诱掖下，曾国藩“遂以朱子之学为日课，始肆力于宋学矣”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理学信仰，开始了初步的身心修养的系统训练。曾国藩生平以理学信徒自居，宣称“一宗宋儒”。便将作为学问的“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中“义理”放在重要地位，在曾国藩看来，“义理”是体，是根本，所以义理的熏蒸和陶冶，强化了曾国藩的理学信仰，奠定了思想基础，成为了一个服膺理学的忠实信徒。
曾国藩是以“理学”为宗，然而并不如唐鉴那样，只知道脱离现实闭门思过，能从刚刚兴起的经世致用之学中汲取营养，重视对现实问题的考察与研究。并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而且进一步的说明“道统”与“文统”的一致性。曾国藩的文以载道的观点乃得之于桐城派的衣钵真传，但是在道与文的关系上，在对道的强调和对道统的维护上，曾国藩与桐城派的前辈相比实有过之，主要体现在强调“卫道”与“立言”的结合，以“文学”作为捍卫封建礼治的有利武器。
曾国藩从维护地主阶级的思想体系和强化封建统治的角度来观察文学的本质以及社会作用。这是为什么呢？就思想渊源来论，曾国藩出师与唐鉴，倭仁一类理学家门下，就时代而论，当时地主阶级的思想体系，尤其是程，朱理学正遭逢前所未有的危机，不仅地主阶级内部的异端思想层出不穷，最可怕的是千百万手持刀枪的革命农民对封建统治以及整个思想体系在武器的批判了。因此曾国藩理学成为维护地主阶级思想体系的工具，其矛头主要针对起义农民，力图用思想上的反抗来配合其反起义的屠杀，最终达到强化封建统治的目的。以“义理”为基准突出的强调文学为阶级统治服务，这就是曾国藩曾经提出的“明体达用”的文学观。
曾国藩攻读理学，而对桐城派古文依然感兴趣，作为清代文坛正宗的桐城派，是在政治思想上依附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散文流派。它“标榜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于欧韩之间”，将“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以清真雅正之文载孔孟，程朱之道，是文学成为倡导封建理学，点缀“休明盛世”的工具，桐城派载道的功利要求，是曾国藩论文的出发点，曾国藩自称“粗解文字，由姚先生启之。”表明曾国藩是以桐城派人自许的，曾国藩的文以载道的观点乃得之于桐城派，曾国藩的姻亲郭崇焘为曾国藩写墓志铭中说：曾氏“穷极程朱性道之蕴，博考名物，熟读经史，以为经世宰物，纲维万事无它，礼而已矣。浇风可使之纯，敝俗可使之兴。而其精微具存于古圣人之文章，故其为学，因文以证道。”常言道：“载道者身，而致远者文。天地万物之大，典章制度之繁，唯文能达而传之焉。”这段文字主要讲了曾国藩是“以宣扬，倡导程朱理学为功利的文学思想”的重要特点。
曾国藩以身处乱世的疆吏重臣，曾国藩生活的时代面临着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农民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思想大搏斗。在农民革命的暴风雨中，封建统治阶级遭到较为沉重的打击，程朱理学遭到前所未有的猛烈批判。在这样的形势之下，纠其同党，以物质和精神各种手段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非常的重视文章的政治功用，大肆发扬儒家“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思想，这表明了作为理学家与地主阶级政治家的曾国藩对文学功利的高度重视。
古代文人都是以读书和学符合统治阶级口味的东西来得到荣华富贵，利禄功名。因为曾国藩祖上没有什么功名，祖父、父亲希望后代有个做官的，以荣宗耀祖。可到父亲这一辈才出了一个秀才，所以曾国藩家族在乡里面前自感低人一等，因此祖父对曾国藩家教甚严，在很小的时候就将什么“万物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考取功名光宗耀祖”等思想在曾国藩的脑中打下深深的烙樱后来参加朝试，在题为《顺性命之理论》的这篇文章中曾国藩对“理”“命”“性”等概念作了唯心主义的阐释，去迎合道光帝的胃口，表现出曾国藩对程朱理学的真诚信仰，因此曾国藩被道光帝亲自从一等第三名拔擢为第二名。因而这件事更能体现出曾国藩文学思想的功利性。曾国藩的这一观点在《致刘孟容书》中作了纲领性的阐述：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中文字者也。能文而不知道者未有矣，乌有知道而不明中文乎？道之散列于万事万物者，亦略尽于文字中。所贵乎圣人者，谓其立行于万事万物相交错而曲当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后世也。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亦借此文字以考古圣人之行，以究求用心所在。“苟如道有所见，不物见之，必实体行之，不特身行之，只求以文字传后世。”其功利性的思想在上面的这段话中可见一斑。
三、不可掩盖的艺术性：在曾国藩的文学思想中也包含着对文学艺术规律的一些认识，是曾国藩的文学理论中非常有价值的部分。首先，曾国藩论“文”讲“气”“体”，能够大处着眼，力图从总体上把握文学的艺术特征。曾国藩在文章中曾写到：“为文者，或无所专注，无所归宿，漫衍而不知所裁，原不能举其体，则谓之不成文。故虽长篇巨制，其精神意趣之所在，必有所谓弊端之一笔者，譬如若水之有干流，山之有主峰，画龙点睛。物不能两大，人不能两首，文之主意亦不能两重，专重一处，而四体偏匀，方可成章。”
曾国藩在这段话中，提出了文章的“体、气”之说，但重点讲的是自怎样才能有“体”，并认为不管是长篇巨制，还是短章小品，艺术上必须是完美的有机体，好比画一个人，大而四肢全体，小而衣褶面纹，全面贯注着勃勃生气。这般艺术效果的获得，最主要的是要有明确的主题思想统帅全篇，如水有干流，山有主峰，画龙点睛，使各个部分的精神意趣皆有所归，这样的文章才算有“体”，才算“成章。”至于“气”，曾国藩论述中大体上具有互相联系的两个意思：一是指气势，二是指气质。曾国藩说：“为文全在气盛，欲气盛，全在段落清，字段分束之际，似断不断，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无限妙境，难于领取；字段张起之际，似承非承，似提非提，古人无限妙用，亦难领龋”又了分段既要明晰，过渡又要巧妙，全篇需有严谨的逻辑性，这就是启发人去掌握文章写作的规律，而不是教人以个别开合照应的技巧。总之，曾国藩这样讲文气，既不质实，也不玄虚，立论很高而又有门径可循，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都超过了前人。
其次，曾国藩在自己的文学思想里又讲到了“情、”关系，“情、”关系。在“情、理”关系上，曾国藩重视自然天成之文，并说：“后人本不能文，强取古人所造而摹拟之，于是有合有离，而法不法名焉。”若其不俟摹拟，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约是二端；曰情、曰理，二者人人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诸书，而传诸世；称吾爱恶悲愉之情，而缀辞以达之，若剖肺肝而陈简策；斯皆自然之文。曾国藩不讲文法，而论“情、理”，其直接根源高屋建领，掌握了文章发展的根本，用来分析文章发展的历史，自然就顺理成章了，从而也就解决了长时间以来文章的抒情和明理之争。
在“情”与“理”的关系上，曾国藩将其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情生文”指使文章产生与作者的感情，便认为“凡作文诗，有情极真挚，被迫以倾吐之快”这便古人所说的“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情动而词发”的意思。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