纾，然而豪民之兼并不是得逞的。”所以要确实地做到了公私两利。
有时候在赋税不均的现象初步纠正后，就立即着手解决逃役问题。万历九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即是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杂泛、均徭、力差、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将力差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减化手续，统一征收。并可改折银两，允许被征调的差役出银雇人代役。这也就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从而也就减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都能获得一些人身的自由，而这对促进商品经济的进步也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张居正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还把兴修水利作为发展生产的重要课题。在历来治河的方针中只顾漕运，为朝廷运粮，不顾人民的死活，因此大多采用分疏黄河的办法保障运河渠道的畅通，也就是在黄河下游多开枝河，分泄河水，这种办法容易淤塞河道，垫高河床，但却急功近利为历代王朝惯用。张居正大力支持水利专家潘季驯摒弃传统方法，采取漕运与民生兼顾的方针，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利用奔腾的河水，冲沙入海，自此多年没有大患，使得黄河两岸“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河上万艘捷于运输。”这不仅能够保障了生产，他还稳定了政府的财源。
4、提倡面向实际，以便民为原则，改革提供有力的思想资源在他从政以来，张居正就大力提倡治国理政的原则不外乎谋求富强大事，这在当时并不容易为一些官僚士大夫所接受。宋明以来，理学被尊为儒学的正宗、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到明后期愈来愈走向空疏。它宣扬心外无物，不假外求，把做学问的功夫引向发掘内心世界，否认客观真理，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学风，养育出一批文人学士谈玄说虚，好说大话、空话，鄙薄民生实事。他们嘲讽张居正说：“吾辈谓张公柄用，当行帝王之道，今观其议论，不过富国强兵而已，殊使人失望。”所以张居正就对此笑一笑说道：“过誉我矣！吾安能使富国强兵哉！”
张居正为了能够批驳迂腐的文人用祖制反对革新，张居正总结商、周、秦、汉王朝兴亡盛衰的教训，提出因时顺势的变法思想，强调：“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从近民便俗出发考察先朝的法规，凡是不能顺应时势，违背民众要求的，可不用遵守；只要顺时安民的，即便是凡夫俗子的见议，也不该不听从。要使各级官员摒弃旧规，面向实际，以富国强兵为首要任务，大力提倡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强调：“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这在言必称孔孟，道先贤的时代，提出不体察民情，便是学业不到家的见解，大大突破理学的禁锢。他很遗憾地位居高官，张居正认为对民间的管理不能是隔岸观花，应该让底层的官员们彻底的了解民间的疾苦。还要求当官、做学问的走出衙门和书斋，让他们要向实际，还提出了把治学理政与解决国计民生的问题结合起来做，在当时也是思想界的一大触动。
而对于那些利用天象灾异的借口来攻击新政的那些无知的行为，他在严加批驳中对某些自然现象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他撰写《葬地论》，认为人一死，精神消散，僵硬的遗体如同土石一样，不复再有知觉。世人所谓人死变成鬼神，风水吉凶预兆祸，等等，都是一派胡言。自古以来，尸陈山野，鸟啄鹰食的，子孙后代也有显贵人士；即使是风水再好，朽木也是不会再生，枯骨也不会再复华的，更何况能长保后代的富贵？他还说：“葬者，藏也。”就是避免尸身露在外面而已，没有什么深文大义。他在《杂著》中又进一步的说明了，人畜死于雷击，只是因为偶然与雷的相撞，才受到火气烧灼，身上留下焦纹是自然现象，也并不是什么符咒显灵。张居正的这种无神论思想不仅有力的打击了当时的那种猖獗的迷信传教，还表现出他对祖宗家法的一种批判，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从上面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出，张居正所推行的改革并不是一般性的政策变动，它是有着深刻的思想基础的。也正是因为他有符合历史发展的进步思想，所以才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个新政思想系统，所以在他与那些反对派的斗争中，才能够以犀利的锋芒，破除阻挠，最终的把推进改革的时展。
然而对于他的改革的成效，清代历史学家张廷玉曾评论说过：“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重现出现强有力的政府机制。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一年之储，改革前财政空虚，入不敷出，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改革后国家储粮可支十年，国库积银四百万两。《明通鉴》赞誉：“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备。”
5、以刚取用的品格
张居正的这十年成效得来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事一议都要历经很大艰难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改革要触动豪强权贵的利益遭到顽强的抵制，还因为封建体制发展到明后期，已经衰老而僵化，能允许改革的余地已经非常狭校地主阶级走向下坡路的人情世态，因循守旧，姑息偷安，容不下哪怕很小的变动，稍许更新，也不易为现实所接受，就连反对张居正的著名文人王世贞也不得不承认：“文吏不习见祖宗制，创闻以为骇而不便者，相率而为怨谤。”对这件事张居正有很深的感受，他说：“明兴二百余年矣！人乐于因循，事趋于苦窳，又近年以来，习尚尤靡，至是非毁誉，纷纷无所归究。”
而在于当时的那种因循之时也只有顽强的破除积习，才能够更好地打开局面。而海瑞秉公执法，而遭受非难，他致函表示要力摧浮谣之议，褒奖奉法之臣。在惩办一批庸官贪吏之际，有人攻击他“执事太严”，借口雷击端门，胡说上天降灾，要求撤消新政，他鄙夷地申斥：“皆宋时奸臣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迂谈。”宣称必须重处肇事者，以定国策，把他们削职、戍边，论罪下狱。然而由于反改革的势力的无情反击，他只有在消除众多的阻力后，才能把新政引向前进的方向。
然而，反对派也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消声匿迹的，在万历五年正当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之时，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了，按照当时明朝礼制规定，在职官员自闻父母丧日起，要辞官守孝三年，如有特殊情况，经皇帝特批，可以继续留任，称为“夺情”。明朝是重孝的王朝，在明中叶就已多次申令，不准夺情，按惯例张居正也要遵守，可新政正是方兴未艾之时，张居下地一离开的话，形势完全可能会逆转，支持改革的官员倡议夺情留任，这就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反对派纷纷攻击这是：“忘亲贪位”，“背公议而殉私情”，“亲死而不奔”是“禽彘”，甚至把谩骂写成小字报贴在大街上。张居正对此不屑一顾，侧目而答：“今言者已诋臣为不孝矣。斥臣为贪位矣，詈臣为禽兽矣，此天下之大辱也，然臣不以为耻也。”对于“恋权”的责难，他坦然回敬说：“恋字一字，纯臣所不辞！”揭露反对派是“借纲常之说，肆为挤排之计。”进行无情打击，致使反对者再也无力公开抗争。所以到这为此，反改革的斗争不再表现为正面的冲突，而是用隐蔽形式，暗传各种流言蜚语，对改革进行败坏和中伤。根据朝廷当时的旧规矩来说，京师的冬天，皇帝要赐朝臣貂皮帽以御风寒，这一项支出要花费数万缗，为了能够节省开支，张居正带头不带貂帽，革除这项赏赐本是一件好事，然而有人却传出一些流言，这是张居正吃春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在万历五年和八年，张居正两个儿子蝉联状元、榜眼，此事也招致了一些非议，不知其中是否有弊，历史上也没有明确的证明，但这一件未经证实的流言，流传了甚久，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像这类传言令人不胜其眩，追寻又莫究其端的事例不胜其多。张居正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有可能怯于人言，畏缩不前。然而对这一切他都处之泰然，认为“浮言私议，人情必不可免”，不必大惊小怪，只要认定所作所为合于安邦定国之理，“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顾流俗之是非”，在新政遭受非难时他扬言：“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任其“谤书盈箧，终不为所动”。不仅如此，他还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宣称：“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不计也。”
张居正的钢铁意志和雷厉风行的魄力，给当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人据此指责他“时政苛猛”、“刚鸷”等等，也有人为之辩解说：“人习于玩，一旦法绳，若见为苛，而居正持之益坚，争之益力，以是遂与世龃龉，而又一二非常奇举，其迹不无似愎、似少容、似专权、似挟术。”在因循守旧，积重难返的社会风气中，如果是没有张居正那样的果敢而又凌厉的魄力的话，改革将会寸步难行的，张居正正是具有过人的胆略和勇气，才致使于中央政权内部没有出现北宋改革那样的强有力的反对派，也不象王安石的变法那样的几起几落了，新政也会因而而较少引起正面的冲突了，比较顺利地从政治推向经济，功效显著。还可以这样说，张居正的改革成功，主要还是因为张居正在他在主观上想把新政引向胜利的那种忠诚和能耐，到了16世纪后期，当时的社会环境给他提供了充分的活动舞台，致使他主导了王朝败落时期重新又复苏的一个新的局面。
祸发萧墙
张居正所主导的这场改革的成功，其实也是预示身后隐伏的巨大危机，这也就是“人在政在，人亡政息”。在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逝，在同年十二月反对派开始了发难，张居正满门查抄，家属饿死十多人，在当时凡被认为与张结党的官员，统统被削职。而他所付出的一腔心血所建立起来的新政，都是付水东流了。
废除新政，最先是从放松驰驿的限制才开始的，恢复权贵乘驿的特权，继而取消考成法，一切皆与新政反其道而行之，“由是，上下恬熙，法纪渐至不振。”
张居正改革连同他本人全遭覆灭，恰如明人笔记《野获编》所述：“身后一败涂地”。
苦心经营十年的政果，卓有成效的改革却一朝颠覆，没有一点招架之力呢？从客观上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皇帝态度的改变而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的年代，皇帝是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张居正的威势是因为代行皇帝的权力，反对派的势是不能和他进行抗衡的，但这只是为时不久的特殊条件。新政初期，神宗是个不甚解事的少年，张居正是他的老师，处处听从张的指点，对改革自无二议。随着年龄的增长，神宗已成长为统治阶级的最高代表，至上的皇权刺激他无限膨胀享受一切的欲望，对张居正规劝戒游宴，节赏赐，却珍玩和勤读书的说教已有所不满，这一裂隙早就被反对派窥视在心。帝权和相权本是一组相依相克的矛盾，权高振主，遭到皇帝的忌恨，往往成为宰相的悲剧，张居正也不例外。在皇帝年幼时可以忍受的，到成年却成为削夺相权的口实。在张居正身亡之后，反对派的们首先就从皇帝这下手，先取得了皇帝的支持，然而再落井下石的，乘机报复的，群起而攻之，把当时所有支持张居正改革的官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给清洗殆尽了。
张居正十年新政的功劳，就这样给毁于一旦了，皇帝态度的变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执政者面临社会危机的时候，苦于谋求出路，保全统治地位，可能同意或支持改革，从而约束自己的贪欲，一朝改革初见成效，危机解除，贪婪的阶级本性又促使他们摆脱改革所带来的节制，进而废除改革。在皇帝一言定法或废法的时代，政以人举也必将以人亡。成于斯者败于斯，其实这也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政体下政治变迁和社会改革所出现的一种普遍的现象。作为改革家的个人命运与新政连为一体，往往以喜剧开场而以悲剧而告终。虽然他们鞠躬尽卒的为王朝解除危机，但是最终还是将成为王朝统治的牺牲品，这几乎是地主阶级改革家难以逃脱的命运，就像商鞅车裂，王安石郁郁而终，张居正也是不例外的一个，和他们的下场是一样的。
其次，致祸的原因是因为改革思想的局限性张居正在改革中还提出了以近民便俗为依据，可以说这是很超群出众的一种见解。但他在接受国事委托时又表示：“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高度赞扬“政必法祖”的精神，给新政披上“法祖”的外衣。五百年前王安石变法，“法祖”是反对改革的旗号，王安石即以“祖宗不足法”享誉青史，但这旗号到张居正手里却变成新政的法宝。固然，皇帝年幼，首辅出身的门第不高，需要借助祖先亡灵来稳定统治，这是不得已的方式。但是寓革新于法祖这种思想模式的出现，并不决定于改革家的个人品格，而是隐藏在这思想后面阶级关系的制约。在16世纪的地主阶级在经过漫长的岁月之后，可以说是已经迈过它的黄金时代，然而就开始走向下坡的道路，可以说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历程，而统治阶级的眼光也是愈来愈开始向保守的方向发展，即便像张居正这样杰出的政治家，也越不出这个阶级局限，提不出远大的政治理想。凋零的现实给了他今不如昔的教训，国初的兴盛局面又常常令他心醉神往。“每思本朝立国规模，章程法度尽善尽美，远过汉唐。”其后“法之不行，人不力也。”他把明初的法制看得尽善尽美，只是由于不肖子孙违背祖制，才逐渐败落。所以他努力的目标是“守成业而致盛治”，“日取祖宗之法修饬而振举之”。这就是按照旧规章，绘制新蓝图。所以“法祖”对他而言又不仅是方式，更是一种社会理想。“寓法祖于革新”的思想较之王安石“祖宗不足法”的气魄，革新精神大为逊色。这种守成的社会理想，前进而又怀旧的精神状态，使他袭用进取不足的旗号，致使他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没有鲜明的旗帜，甚至给对立面提供口实，御史刘台就此责难改革说：“谏官因事论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请以祖宗法正之。”洋洋洒洒反对新政，用的就是法祖的名义，这就在实践上增加了改革的阻力。
张居正所提出的打击不法权贵是也是新政们最多的一个也是一个重头的问题，他的出发点是为了“严治为善爱”，还告诫他们“但能守法安靖，自可长保爵禄。”贯彻封建法制，打击当时的那些不法的权贵，是为了地主阶级的能够长治久安，也是为了保全权贵们永远的荣华富贵。改革体现的是以朝廷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其中也包含权贵的利益。这种性质决定改革与反改革的分歧，是在同一阶级内部的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之争，它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两者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激化，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缓解。随着地主阶级的日趋保守，能够体恤王朝整体利益的社会力量愈来愈加单薄，即使地主阶级中最有为的政治家，其革新精神也相应地减弱，所以改革是触动不深的社会改良运动。这也决定了改革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也不可能真正摧抑豪强，往往是浅尝辄止，半途而废。以清丈土地为例，补税的范围只限于自置田地中非法占有的部分，对大批钦赐的田地，不纳粮税的不在清丈之列。凡是清出的土地，一经交税，就可以合法所有，这虽然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