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由于朝政腐败，大地主兼并土地，逃避税收，一些豪强地主越来越富，国库却越来越穷。张居正下令丈量土地，经过清查，查出了一批被皇亲国戚、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这一来，使一些豪强地主受到了抑制，国家的收入也增加了。
在丈量土地之后，张居正又把当时各种名目的赋税和劳役合并起来，折合银两征收，称为“一条鞭法”。经过这种税收改革，防止了一些官吏的营私舞弊，增加了国家的收入，也多少减轻一点农民的负担。
张居正花了十年努力，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使十分腐败的明朝政治有了转机。国家的粮仓存粮充足，足够支用十年。
张居正在明神宗登基之前，就已经成为了帝师，并在万历皇帝登基后，还成为了首辅的大臣。而且他还和皇太后和太监的首领们配合的很默契，还在朝廷上下遍布亲信使自己的权力施行得得心应手，张居正的权力欲是极其高的，可以说明神宗在十岁即位到二十一岁时张居正死的时候，而皇帝这个位置可以说只是一个摆设罢了。
其实，张居正不仅是在政积方面的功绩显著，而且他在军事方面也有成绩，他重用了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平定了外患。而且他还在治水患方面，重用潘季驯，把黄河从水患变成水利，把田地从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增加到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为农业的发展立下了很大的功劳。还有他在内政方面的功绩也是很显著的，他提出著名的考成法，载撤了政府机构中的庸员，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总而言之，张居正主政以来的明朝形势是明朝中叶以来最好的时期。张居正的功绩是最大的。
张居正的改革
中国的封建专制体制发展到明朝，皇帝在政治的政权的掌握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就是连宰相的权力都收归皇帝所有了，因此后世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衰败的景象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明朝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
受命与难之时
是封建专制制度极度发展的明朝。它的当时的统治体制，造成君主绝对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官僚政治。自从封建社会确立以来，皇帝就对处理国家事务有着至高无上的独裁权，而到了明初帝王又收回宰相的权力，设置内阁首辅作为皇帝的事务秘书，一切章奏皆由皇帝亲自过目审批，任何人不得过问。所以，任何事情都断大事、决大疑，臣下只能面奏听旨，在那时皇帝是事无巨细，一切的事情都统统集权于皇帝一个人身上，君主的权力是高度膨胀，明朝的这种君主霸权是超过了历代的各个王朝的。
有时候事物发展到了它的极点之后，往往就会向它的反面发展，由于权力高度集中给皇亲贵戚带来更为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销蚀了他们管理国家事务的起码能力，滋养出一代又一代昏愦的帝王。明中叶后，皇帝不临朝成为惯例，嘉靖皇帝深居内宫，修仙炼道，三十年不理政；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一言不发，有人竟以为他是哑吧。国初上朝有严格的朝仪，官员稍有失礼要受到处罚，甚至招致非命，大臣觐见都提心吊胆，丝毫不敢懈担时过一百多年，到隆庆年间，朝仪早已被人忘却，连怎样进退应答，都没人说得清楚。偶有朝参，大臣们在殿上大摇大摆，高声喧哗，随地吐痰，冒渎君威，不以为意。像这样的情况，不仅在封建王朝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甚至是到清末都也出现这种情况。
治国皇帝，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最高的政治代表，如果说皇帝长期不理政务的话，那么政治的重心自然就落到内阁们的身上，谁成为首辅，谁就能主政，实际上就握有最高的权势，这就必然招致统治阶级内部争夺内阁首辅的尖锐斗争。嘉靖、隆庆年间，短短六年，徐阶政倒严嵩，高拱又推倒徐阶。李春芳被高拱击败，高拱又被张居正轰跑，几乎一年一变。一个首辅倒了，牵连一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可能被赶下台。内阁之中爱恶交攻，吐唾辱骂，甚至大打出手。官衙无视法令，政多纷更，事无统纪，主钱谷的不明出纳，司刑名的不悉法律，管监察的不行纠劾。人们愤愤地指出：“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凌夷”，“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代”。统治集团的腐败、混乱和失控是最严重的问题。
有时候财政上的困难是要比政治危机要紧迫的多。社会经济最困难的问题是土地的兼并问题，土地集中私人的规模愈来愈大，皇亲国戚争先恐后地吞并土地，一旦占为已有，就利用特权瞒田逃税，如果说土地被兼并的愈多，那么国家的税收愈少。其中嘉靖皇帝的四子朱载圳在湖广占有良田数万顷，隆庆皇帝儿子的王庄、王店遍及各地。有爵位的勋臣、有权势的太监、有功名的乡绅，利用他们不纳税、不当差的优免权纷纷抢占土地，各类庄田迅速扩张。“私家日富，公室日贫”，税源逐渐枯竭。隆庆五年，全年财政的总收入只有250万两，而支出达到400多万两，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政府累年的收入每况愈下，而皇室的庞大开支却有增无减。在隆庆皇帝的宫廷耗费要比国初多至数十倍，当时的官员贪污、浪费和浩大的军费更加重了财政的拮据，在那个时候，国家穷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了。
统治阶级中也并不是没有开明人的士力图改弦易辙，但是都很不风效。在嘉靖末年一个首辅徐阶下定决心要改变一下局面，还把那些激励自己的口号都贴到了墙上，吃和住不离内阁，通宵达旦地处理公务，裁减冗员，平反冤狱，改善士兵生活，但对时局的败坏并无大补，他自己不久即在敌手的攻击中举筹失措，被迫辞职。而继任的首辅高拱，也是怀有雄心大志，想大干一场，他认为前任的措施不得要领，因此一反徐阶的作为，把平反的诸臣一概报罢，以“识人才”作为“兴治道”的根本方针，选用官吏不问出身、资历，大力提拔年青官员，规定年满五十的只能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奖掖优秀，惩治贪惰，务求克尽职守。这些都有可取之处，他也因此博得“善用人”的佳誉，但是，他还是不能够从全局出发，他驾御左右，最后还是被罢职了。
他们都很努力，但是问题还是，这种改进既不冒犯现存的社会关系，也不干预财政体制，只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对衰朽的官僚机器进行点滴修缮。他们的改革都是治标不治的本的，所以他们都很快地败下阵来，狼狈离职。
而张居正他看到了这种时局的败坏情况后，深切的忧患意识，使他无意留恋悠闲的生活，在同僚沉醉歌台舞榭的日子里，他闭门谢客，攻读历朝典章，剖析政务，探索救国兴邦之道；在告病回乡休假的三年间，不辞辛劳走访民间疾苦，立志要廊清天下之患。隆厌六年（1572），意外的机遇来了，这年皇帝病故，遗诏命高拱、张居正、高仪共同辅佐十岁的小皇帝朱翊钧高拱是首辅，为人骄横，在他心目中张居正是下属，高仪年迈多病，都不是自己的对手，唯一能与之争权的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在高、冯斗争中，张居正趁机联合冯保，挤走高拱，这年高仪病逝，得以循序升为首辅。而且他又是小皇帝的老师，又是唯一的健在的顾命大臣，所以他很能够得到皇帝的信赖。所以在他主政的十年间，实际上掌握明帝国的大权，也正是这，才为他实行改革创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的。
成功之道
张居正采取改革，在当时是统治机构近乎解体的情况下，财政几乎是濒于破产的情况之下，从上到下而发动的一场挽救王朝的统治危机的举措。
他曾说过一句名言：“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这里所说的“刚过”，就很充分地表现出他以刚毅明断的见识和魄力，把新政以迅雷的势力推向了全国各地，因此他也留下“时政苛猛”的诃难，是耶？非耶？都已成为既往。他所采取的十年改革是从政治推向经济的，还从四个方面做出强国富民，这些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以下就是了所做出的一些改革。
1、用法作为理政的中心，以树信立于天下，从而让改革也得到有力的组织保证在以往的封建社会的改革中，大都是从上层发动的改良运动，这首先要求集权上层，做到事权归一，如果不加强朝廷对各级机构的控制力，改革就是一纸空文。万历以前法纪废弛，政多纷更的情况不改变，任何美妙的新政都不可能付诸实施。张居正清醒地看到这点，提出“尊主权”为“方今急务”。这“尊主权”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忠于君主，它强调的是发挥政府的职能，所谓“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一切以尊主、庇民，振举颓废为务。”以做到“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使尊朝廷和执法联为一体。它的要旨是以伸张法纪为重点，整顿政府机构和统治秩序。然而，最值得我们称道的是，他还把那些不法的权贵看成了“权蝎”，他们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祸国殃民的大患，因此以打击不法权贵作为“励精之始”，提出“锄强戳凶，剔奸厘弊”的主张。张居正的这种把改革方法，是将锋芒指向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不法的现象，以此触动最腐朽、最黑暗的社会势力，这比一般把镇压百姓视作首务的地主官僚们，他的这一招可谓是明显的胆略过人的。
那时候，那些不法权贵横行一方的由来已经很久了，恶势力们也是盘根错结，谁也碰不得，有没有这个胆量对他们绳之以法，是能不能以法理政，取信于天下的严峻考验。张居正还在主政前夕，即面临他少年时代的恩人，江陵辽王作恶乡里，鱼肉百姓一案，地方官畏惧辽王府的势力，对辽王的罪行，不敢如实上报，张居正断然处治了失职的官员，甘冒“谋产害友”的骂名，废去辽王，惩办了江陵一霸。改革刚刚启动，又碰上最有权势的太监冯保的侄子殴打平民犯了法，这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因为张居正当上首辅主要得自冯保的支持。然而，这件事并未难倒张居正，他当机立断，把冯的侄子革职，杖打四十大板，并通告冯保严格家教，伸张了法纪。张居正还依照当时的法惩治了孔夫子的后裔衍圣公，法办黔国公，用强有力的措施限制皇亲贵戚擅权，一再宣告：“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挠法者，严治不贷。”
他还将抨击不法权贵与革除弊政连在了一起，他还从规章制度上堵塞了漏洞，这也是他最成功的一举。在明代，驿递是官方办理公务的主要交通工具，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负责供应来往官员的吃、注差役和车马等交通工具。这些负担都分摊给就近的民众。明初使用驿站有严格的规定，非有军国要务，不得发给印信乘驿。这些规章到明后期已经名存实亡，兵部和各省抚按，随意填发印信送人情，一张印信使用终身，或是辗转赠送。官员在驿站百般勒索，捕人掠盗，成为酷虐的暴政。张居正也下定了决心以此来作为切入点，痛加裁革，还扫除了多年积弊，使人民都得到实惠，这也是改革取信天下，得到百姓信任的一种最重要的保证。
2、他还用理财的方式为监察的中心，整顿官府，使得新政得到了财政收益在张居正认为，外之豪强兼并与内部官府舞弊，而这两股势力的勾结，是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弊源。要有效地约束不法权贵，打击违法活动，必须从吏治着手整顿官府机构。但是官官相互，历来如此，当事情触及大大小小官员的既得利益，那就是捅了马蜂窝，遭到众多的抵制，甚至陷入孤立，所以在封建社会中整顿官府是件冒风险的事。为什么张居正在为政不久之后就能够取得中此大的成功。他办法主要有以下三条。
首先，他是从加强监察着手，提高行政运转的效率。明朝的中央机构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中又分设监察机构六科。部的最高长官是二品官，科的长官最高是七品，可这七品对二品却有封驳纠劾的权力，所以大官统率小官，小官却可以牵掣大官，六部和六科都直接向皇帝负责，内阁不干预，这遇到了昏愦的皇帝那就乱了套。张居正改为由内阁总其成，颁行官员考成法，吏部通过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效，评定官员的勤惰，定期考勤，随事考核，他就是以这样的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来防范那些玩忽职守的现象的。
其次，他还以理财作为考核的准则，这也是考成法的最终目的。当时官场通行的是增加赋税，向小民头上搜刮，不敢督缴正赋田税，因为逃税拖税的都是豪强权贵，追缴田税无异在是太岁头上动土，谁也不敢出这个头。张居正毅然提出对官员“以钱谷为考成”的主张，凡是追缴欠税不足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调离或撤职的处分。他还以追索田粮来评定政绩，就迫使那些官员打击不法权贵，使贪官无处藏身，不用加税而补足国家亏损，这是一项成功的经验。
第三就是，作有人才，他用人是不局一格的，培植改革的中坚力量。有为的政治家们往往都能在用人方面破除论资排辈的偏见，但像张居正那样重视从下层提拔人才，殊属难得。他倡导：“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悴。”他还认为立贤无方，也只有唯才是用，即使贱为僧道皂隶，只要出类拔萃，可以位列九卿，作为国家的栋梁。他突破成规起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为镇边大将，破格重用残疾小吏黄清为太仆卿高级官员，重新起用被罢官的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在他把改革推向高潮时，还特许府、州、县的众多考生越级报考京师的国子监，他还把各地的人才收罗到了中央，这就很快地组成了精干的班底，形成改革的中坚力量，还为建树新的政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3、他还以均赋役为中心，厚商利农，以此来发展社会经济明朝所用的是一种赋税制度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按人头派差役，所以土地和户口是王朝财政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随着兼并势力的发展，民间的土地和人口逐渐集中到勋臣、贵戚和大地主的名下。他们倚仗特权，贿赂官府，隐占户口，瞒田偷税，逃避差役，到万历前夕法定的征粮地比明初已减少一半，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大批的土地、人力流进私人腰包，使国家的税源衰竭。本来国家征收田赋是，田多的多征，田少的少征，按亩核算，从法制上说是公平的，这也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均税实质性内容。有的农户土地被豪强侵占，田赋却留在原田主的名下，造成产去税存，这就发生了赋税不均的社会问题。考成法只能解决一部分欠税的问题，大量的瞒田逃税和税役不均亟需从赋役制度上加以整顿，这才能开辟理财安民的新途径。万历五年开始调查，次年即通令清丈全国田地，详审细核，三年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从严打击了违法的权贵地主，迫使他们守法，不敢轻易欺隐，小农免受赔累，国赋按时收纳，扭转了财政亏损。他还向后人评价这一举措说：“既不减额，亦不增赋，贫民之困以纾，然而豪民之兼并不是得逞的。”所以要确实地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