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淞沪战场上支撑了三个月之久的国军最终力不能敌，全线败退。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军进攻首都南京，12月13日，南京失守。未久，骄狂的日军沿水陆向武汉三镇疾速推进，随国民政府撤往重庆的蒋介石发表“扬子江将有巨战”的讲话。
大战在即，而长沙与武汉只有300公里之遥，一旦武汉失守，长沙势难独撑。面对危局，无论是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刚组建不久的长沙临时大学，还是中央研究院迁往长沙的几个研究所，又一次面临迁徙流亡的历史性抉择。
醉别清溪阁（2）
何处是安身之地？长沙临时大学委员会在迁往重庆还是昆明之间摇摆不定，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此时正在香港，傅斯年已随中研院总办事处迁往重庆。在群龙无首的境况中，中研院长沙工作站委员会的几名常务委员，几番讨论未能达成共识，谁也不知要流落何处更为有益。在进退维谷的绝境中，梁思永以中研院长沙工作站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与史语所代所长李济共同召集所内主要人员开会商量对策。经过一番激烈争论，总算拿出了一个大概的应对策略，这便是许多年后石璋如在回忆录中所说：“为了此地同仁的安全，不能够留在长沙工作，要再搬家。搬家的地点目前虽然还未确定，只有一个先决原则：同仁的家庭没有沦陷的话，就先回家；家庭沦陷的话，可以跟着所走，只是地点未定；若不想跟着所走，也可以自便。决定此一原则之后，就让各组自行商量。”
1936年左右，梁思永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留影史语所考古组（三组）经过协商，决定先把个人手头的工作尽快结束，全部交付李济主任处，再谈个人去留问题。经过几天紧张忙碌，所有资料全部收集起来，按顺序打包装箱，倘日后有其他人接手，可以按照原来的顺序继续工作，不至于茫无端绪。待这项工作结束后，梁思永和李济召集考古组全体人员集会，议决各人的去留问题。商量的结果是：李济是组主任，不能走；董作宾专门研究甲骨，安阳殷墟出土的所有甲骨都需要他负责保管研究（按：当年殷墟发掘时，李济与董作宾有一个君子协定，出土甲骨由董作宾研究，其他出土器物由李济等人研究），因而也不能走；梁思永正研究殷墟遗址西北冈出土的器物，同时又是中央研究院长沙工作站管理委员会常委，即使走，也要等各所的事务告一段落才能走，因而暂时不动。同时，李、董、梁三人属于中央研究院的高级委员，都带有家眷，上有老，下有小，所谓拖家带口，真要走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不到万不得已，前行的脚步是不易迈出的。
李、董、梁“三巨头”无法脱身，考古组的“十大金刚”却要各奔东西了。10人中，除尹焕章于殷墟发掘后留在开封外，李景聃、石璋如、刘燿、祁延霈、王湘等5人要走，只有胡福林、李光宇、高去寻、潘悫等4人留下。这个结果，使每个人心中都蒙上了一层难以言表的悲怆、苍凉的阴影。
去留问题在吵吵嚷嚷中好不容易拍板定案，天色黑了下来，梁思永与李济决定三组全体人员到长沙颇为有名的酒肆……清溪阁举行告别宴会。据李济等人回忆，清溪阁乃长沙一小有名气的湘菜馆，兼营面食，门店位于八角亭鱼塘街街口。该店所售“卤子面”以碎香菇、金钩及海鲜余料为码，且码多，鲜味异于常家，深受食客的欢迎，为各方人士云集之地。后来清溪阁名声远播，尤其扬名于海峡两岸学术界，实因与文化史上一件不可忽视的事件……此次史语所考古组同仁前来聚会有关。正是有了这一意义非凡的聚餐，才使它有幸在中国文化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一段久远的印痕。
这个晚上参加的人员，除李、董、梁“三巨头”和“九大金刚”外，还有几位技工。由于人员较多，一室分成两桌围坐。此时，众人的情绪都有些激动，悲凉加忧伤无形地袭上心头，菜还没有上桌，几个年轻人就开始叫酒，很快喝将起来。“三巨头”的酒量都不算大，只能勉强应付。而年轻又经常下田野的几个北方汉子，如王湘、刘燿、石璋如、祁延霈等，倒有几分中原好汉与山东响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豪气。待把各自面前的酒杯倒满，几条汉子就迫不及待地招呼开席。
众人端着酒杯站起来，“九大金刚”面色严峻地相互望着，齐声呼喊“中华民国万岁！”各自举杯，一饮而尽。第二杯酒端起，众人皆呼“中央研究院万岁！”一饮而尽。第三杯酒端起，再呼“史语所万岁！”又是一饮而尽。第四杯喊“考古组万岁！”第五杯是“殷墟发掘团万岁！”第六杯喊“山东古籍研究会万岁！”（按：该会最早成立，并促成了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都是常务委员。）第七杯是“河南古籍会万岁！”第八杯是“李（济）先生健康！”第九杯是“董（作宾）先生健康！”第十杯是“梁（思永）先生健康！”第十一杯是“十大金刚健康！”如此这般痛快淋漓地喝将下去，王湘、祁延霈、刘燿、石璋如等表现最勇猛的“四大金刚”，端着酒杯各自摇晃了几下，眼前发黑，腿打哆嗦，一个接一个“扑通”、“扑通”倒了下去，霎时进入了酒场中所谓的“默默无语”、人事不省的最高境界。
第二天，石璋如等“五大金刚”从沉醉中醒来，各自收拾行李，含泪作别同仁，离开长沙，星散而去。
苦难的李庄岁月（1）
苦难的李庄岁月
1937年12月，根据国民政府指令，设在长沙的临时大学撤往昆明，另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时中共驻长沙办事处的徐特立等几位书生闻讯，急速来到临时大学讲演，坚决反对西迁，鼓动学生抵制国民政府与学校当局的号令。无奈形势比人强，徐特立等人的操纵只能是一厢情愿，临时大学师生义无反顾地打点行装，毅然迈出了西迁的步伐。
几乎与此同时，中研院总办事处于重庆发出指示，电令在长沙的史语所与社会学所、天文所、物理学所等设法向昆明转移。据《史语所大事记》本年度十二月条：“议迁昆明，图书标本迁昆明者三百六十五箱，运重庆者三百箱，运桂林者三十四箱，待运汉口者两箱，等运香港者五十二箱，其余六十多箱暂且封存于长沙。”
1938年春，中央研究院在长沙各所陆续向昆明进发。在梁思永具体指挥下，史语所人员押送300余箱器物，先乘船至桂林，经越南海防转道抵达昆明，暂租赁云南大学隔壁青云街靛花巷三号一处楼房居住。西南联大师生已陆续赶到并开始筹建校舍，梁思成一家已由长沙先期抵达昆明，并在翠湖边一个大宅院里落脚，史语所同仁与梁家在短暂分手之后，又于这个陌生的边陲小城再度相会了。可惜好景不长，因昆明上空日机炸弹不断向下倾泻，入昆的教育、学术机构不得不入川躲避。
李庄史研究专家左照环说：“这就是当年梁思永住居的房子。”（岳南摄）据石璋如回忆：“史语所在昆明时，梁思永曾抱怨此处的天气不冷不热，搞得人一点进取心都没有，工作情形不佳。四川的天气有冷有热，人会精神得多，也就不会呆钝，所以当芮逸夫在李庄找到房子后，梁思永很赞成搬家。”按梁思永的想法，或许到了四川就可以提起精神多做一些工作，因而到了李庄之后，尽管路上受了很多苦，但梁思永精神很好，跑前忙后不亦乐乎。当史语所大部分人员迁入李庄郊外板栗坳张家大院后，梁思永考虑到山上的环境可能对自己身体不利，便住进了李庄镇羊街8号罗南陔家中的一座偏房。
因罗南陔属读书人出身，且时任李庄党部书记，无论是思想还是眼界都较一般人为高，自梁家入住之后，双方的关系越来越融洽。罗家种植了近三百盆兰花，见梁思永身体比较虚弱，还伴有类似气管炎的病症，春天来临时，罗南陔就命家人把几十盆上等兰花搬到羊街8号梁家院落，除了便于观赏，还借以改善环境，调节空气。当梁思永在紧张的劳作之余，于院中望着碧绿的兰花，嗅着扑鼻的芳香，心中自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时在李庄镇郊外上坝月亮田的梁思成经常到羊街8号看望弟弟一家，罗南陔与梁思成也渐渐熟悉并成为要好的朋友。当时罗家还开办了一个“期来农场”，仅菜地就达一百多亩，从开春到秋后，每当新鲜蔬菜下来时，罗家总是专门精选两份，一份送给梁思永，一份送给梁思成，以接济他们的艰难生活。梁家兄弟在李庄近六年，与罗家的友情一直保持下来。
由于史语所在山上板栗坳办公，上山下山都需爬五百多级台阶，来回异常辛苦，梁思永便周一上山在史语所宿舍居住，周六下山回家休息，在家中的时间是每周两夜一天。据石璋如回忆，在昆明时，梁思永骂当地的气候不冷不热，造成人们不死不活，没有一点进取心。迁李庄后，夏天闷热，冬天湿冷，称得上有刺激性。梁思永“在山上时，忙于工作，不分昼夜。虽然是研究室内的工作，但拼命的程度，不减田野工作的精神”。可以看出，当时梁思永的身体尚好，工作热情颇为高涨。自1934年史语所编写、出版的中国第一部考古专门报告《城子崖》问世之后，学术界好评如潮。受其鼓舞，傅斯年、李济等开始筹备安阳殷墟发掘报告《小屯》的编写、出版事宜。1934年秋，梁思永主持殷墟西北冈发掘时，恰好小屯的发掘由一次至九次告一段落，即着手进行发掘报告的编著。受城子崖报告编写方法的启发，梁思永拟把自己主持的西北冈告一段落后，接下来做室内整理工作，其他人可以主持另外遗址的发掘，这样田野、室内均可工作。待报告完成，再去做田野工作。如此循环往复，遗址不断发掘，报告不断出版，中国的考古事业将出现一个良性发展的盛况。遗憾的是，卢沟桥一声枪响，惊碎了这个辉煌的大梦。抗战之前，梁思永只写出了《后冈发掘小记》、《小屯龙山与仰韶》两篇文章。但仅此二文，即令学术界人士“在当时都认为在中国考古学上是划时代的贡献，使中原史前文化的层位予以确定”。
苦难的李庄岁月（2）
在李庄羊街住宅的梁思永一家石璋如回忆梁思永到李庄的第一个夏天，“日间工作之暇，他穿着背心短裤打乒乓，以保持健康。晚上不但闷热流汗，蚊子又结队来叮，不能做工。只好在戏楼院的观赏台上燃火熏蚊，大家围火而坐，谈天说地，一面用扇驱蚊，一面用扇取凉，烤火摇扇，别有风味。这种气候对于他的身体不适，第二年的初夏即卧病不起，由山下搬到山上的戏楼院旁，居住养病”。这样一番折腾，梁思永不但不能再到田野工作，还差点丢了性命。
常言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地的气候是造成梁思永发病的一个原因，但梁氏本身就有沉疴，其病症肇始于1932年的那个早春。
自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后，梁思永于1931年与时在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工作的李福曼结婚。李福曼是梁启超夫人李蕙仙的娘家侄女，小梁氏三岁，属于姑表亲，毕业于燕京大学教育系。按当时社会风俗，梁、李这对表哥表妹的结合，是属于“亲上加亲”的婚姻典范。在梁、李共同生活的十几年岁月里，二人心心相印，相濡以沫。④
1931年春，27岁的梁思永来到殷墟参加史语所考古发掘团工作，由此发现并正确划分了著名的“后冈三叠层”，揭开了中国考古史上光辉的一页。正当他满怀信心欲向新的高度跃进时，不幸于1932年在一次野外发掘时病倒。此次患病开始时只是普通的感冒，因田野发掘紧张，生活艰苦，梁思永来回奔波，不能稍离工地，病情未得到及时控制。直至高烧几日，转成病情严重的烈性肋膜炎，才急忙转到北平协和医院住院治疗。由于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梁思永的胸肋部开始大量化脓积水，协和医生从他的胸腔内连续抽出了四瓶如同啤酒一样颜色的积水。经加量用药和多方设法救治，方稳住了病情。当时李福曼已怀身孕，日夜守在丈夫病床前加以照顾。梁思永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病，直到1932年底才渐渐好转，但未能完全康复，且在他未来岁月留下了隐患。
1934年，梁思永再度参加安阳殷墟侯家庄南地与同乐寨的田野考古发掘，接着于1935年主持殷墟侯家庄西北冈的发掘。也就在这次发掘中，梁思永与夏鼐两位在中国考古史上影响深远的巨擘不期而遇了。对于这次相会的情形，事隔20年，夏鼐回忆道：“我初次跟梁先生做野外工作，是1935年春间在安阳侯家庄西北冈。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但留在我脑中的印象仍很鲜明。那次也是我们初次的会面。梁先生那时刚过三十岁，肋膜炎病愈后并不很久。瘦长的身材，苍白的脸色，显得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但是在工地上，他是生龙活虎地工作着。他的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他完全忘记了身体的脆弱。白天里，他骑着自行车在各工地到处奔跑巡视。对于各工地在发掘中所显露的新现象和产生的新问题，他随时都加以注意，加以解决。他有时下坑亲自动手，有时详细指点助理员去做。那次的工作地范围广达数万平方米，分成五六个区域，但是几乎随时到处都有梁先生在那儿。四百多个工人和十几个助理员，在他的领导之下，井然有序地工作着，像一部灵活的机器一般。晚间在油灯下，他有时和工作队助理员谈谈当天发掘中的新发现，有时查阅各人的田野记录簿，有时看着助理员们剔花骨等，整理当日出土品，有时和他们讨论新问题……因之时常深宵还未入睡。”
抗战爆发后，由于物价飞涨，入不敷出，一同随梁思永流亡到昆明的李福曼，不得不在街道摆地摊变卖家中的衣物艰难度日，其悲苦之状令人唏嘘。据梁思永的外甥女吴荔明说：当梁思永一家从长沙撤往昆明绕道越南海防时曾稍事停留，五岁的女儿梁伯有在商店看见一个模仿美国当时红透世界的女童星外形设计的洋娃娃……秀兰·邓波儿，便在柜台前转来转去不肯离开，软缠硬泡让妈妈买下来。当时生活已极清苦，但梁氏夫妇实在不忍伤孩子的心，一咬牙买了下来。这个洋娃娃在昆明陪伴幼小的梁伯有度过了一段欢乐而难忘的时光，给予她幼小心灵以莫大的慰藉。令人不忍追忆的是，1940年冬，当梁思永携家随史语所同仁即将迁往四川李庄时，由于家中生活实在困难，李福曼忍痛把女儿已爱抚了两年多的洋娃娃……可爱的秀兰·邓波儿，以十八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位富商的女公子。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事变”，年仅七岁的梁伯有大哭不止，在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久久难忘的伤痛。
傅斯年与梁家兄弟（1）
傅斯年与梁家兄弟
来到李庄后，梁思永开始着手撰写抗战前殷墟西北冈的发掘报告，并有“一气呵成”之志。这部报告自南京撤退长沙时即开始撰写，梁思永一有机会便拿出标本，加以整理。在昆明时已将西北冈的全部出土古物都摩挲过一遍，并写下要点，对报告的内容组织也有了大致的轮廓，完成似乎是指日可待。遗憾的是天不遂人愿，未过几个月，梁思永便一病不起。关于此次病情，梁思成在给他的妹妹、当时正由广东准备流亡四川的梁思庄信中有所披露：
三哥到此之后，原来还算不错，但今年二月间，亦大感冒，气管炎许久不好，突然转为肺病，来势异常凶猛，据医生说是所谓gallopingT。B。（奔马痨，一种肺病）好几次医生告诉critic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