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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月梁启超致梁思永家信之首页影印件李济和袁复礼在山西工作了两个多月，直到12月30日方结束。此次发掘收获颇丰，共采集70多箱出土器物，分装九大车，于次年元月初，历经几个昼夜风餐露宿与旅途艰险磨难，总算将全部器物安全无损地押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成功发掘，揭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序幕，标志着近代田野考古技术在远东这块古老大地上生根发芽。作为人类学家的李济，也由这次发掘而成功转到考古学领域的探索与实践中，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考古学发展史上开一代先河的宗师地位。
1927年1月10日，清华国学研究院欢迎李济、袁复礼二人山西考古发掘所取得重要成果的茶话会，在众人期待中召开。清华大学教务长兼国学研究院事务主任梅贻琦、国学院全体导师和学生皆出席了会议。梁启超听取了李、袁二人所作的长篇发掘报告并观摩了出土遗物，特别是看到新石器时代的半个经人工切割的蚕茧，欣喜异常。回到寓所，梁启超以极大的兴致连夜给远在大洋彼岸的梁思永写了一封长达2000余字的长信。信中充满激情地说道：“他（按：李济）把那七十六箱成绩平平安安运到本校，陆续打开，陈列在我们新设的考古室了。今天晚上他和袁复礼（是他同学地质学的）在研究院茶话会里头作长篇的报告演说，虽以我们门外汉听了，也深感兴味。他们演说里头还带着讲，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学者（济之是学人类学的），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梁先生之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
世间已无梁启超（3）
梁启超在信中谈到出土器物有铜器、石器、骨器以及复杂的陶器花纹问题时说：“此外，他们最得意的是得着半个蚕茧，证明在石器时代已经会制丝。其中陶器花纹问题最复杂，这几年来（民国九年以后）瑞典人安迪（特）生在甘肃、奉天发掘的这类花纹的陶器，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想翻这个案。”他提到李济曾说：“以考古学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可惜没有人会拣，真是不错。”梁启超再次建议儿子回国后“跟着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又说，即使因时局动荡而无法外出做田野发掘，在室内跟着李济整理那76箱器物，也“断不至白费这一年光阴”。淋漓酣畅的笔墨，挥洒着对儿子的殷切期望之情。按梁启超的打算，梁思永在国内丰富一些古文物方面的知识，多参观几个新成立的博物馆，然后再去欧美深造几年，一定会受益更多。
梁思永接受了父亲的建议，于1927年六七月间回国并来到清华园。令人扼腕的是，当他在梁启超的带领下，于国学研究院一一拜见各位名师巨匠时，“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早已跳到颐和园昆明湖自沉了。
王国维奇特、诡异、神秘地离去，在给世界留下一串谜团的同时，也昭示了一个不祥的预兆，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支柱轰然断裂一根，另外一根也岌岌可危，马上就要坍塌……这便是学界中号称泰山北斗，被陈寅恪誉为“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间新会称耆哲”的梁启超。（按：梁为广东新会人，故以“新会”称之。）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也已渐显颓态，大有风雨飘摇之势。
早在1926年初，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他不顾朋友们的反对，毅然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并于3月16日做了肾脏切除手术。极其不幸的是，手术中却被“美帝国主义派出的医生”、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与其助手，误切掉了那个健全的“好肾”（右肾），虚弱的生命之泉只靠残留的一只“坏肾”（左肾）来维持。
此时西医在中国立足未稳，大受质疑，而手术主要主持者乃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协和医学校校长兼医院院长刘瑞恒。刘的副手则是纯种的美国人，声名赫赫的外科医生。为了维护西医社会声誉，以便使这门科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对于这一“以人命为儿戏”的事故，作为亲身的受害者，在“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疏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的情形下，梁启超不但没有状告院方，相反在他的学生陈源、徐志摩等人以“白丢腰子”（徐志摩语）通过媒介向协和医院进行口诛笔伐、兴师问罪之时，他仍把西医看作科学的代表，认为维护西医的形象就是维护科学，维护人类文明的进步事业。他禁止徐志摩等人上诉法庭，不求任何赔偿，不要任何道歉，并艰难地支撑着病体亲自著文为协和医院开脱。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中，梁启超对做了错事的协和医院“带半辩护性质”。文章的最后极为诚恳地讲道：“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1927年那个溽热的夏季，刚从美国归来，跟随梁启超在水木清华古月堂漫步的梁思永，当时尚未意识到，其父的人生之旅已是日薄西山，即将走到尽头。
正应了古人“祸不单行”的话，由于时局变幻纷乱，军阀之间刀兵不息，战祸连绵，使得李济精心筹划，准备与梁思永一道去山西和西北地区的两次田野考古发掘皆成泡影。心怀焦虑与惆怅的梁思永，只好以清华国学研究院梁启超助教的名分暂时留了下来，但大多数时间是憋在室内整理、研究李济于西阴村发掘的陶器。
1928年8月，梁思永带着未完成的研究报告和一颗痛苦之心，再度赴美深造。当他刚踏出国门，死神就开始叩击梁府大门那个怪兽状的铜环，梁任公的生命之火已是油干薪尽，回天无术，父子俩这一别竟成永诀。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与世长辞，享年56岁。噩耗传出，学界政坛天下同悲，清华师生抚棺恸哭。
泰山崩塌，梁柱摧折，一代大师就此远去。
梁思永东北之行（1）
梁思永东北之行
就在梁启超去世前的1928年10月14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宣告成立，所址设在广州东山柏园。傅斯年辞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之职，应蔡元培之聘出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从此开始大显身手，四处网罗人才，并意气风发地喊出了“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等等响亮口号。口号喊过，傅斯年把目光投向了清华国学研究院。
这个时候，王国维已跳湖自尽，梁启超的生命之灯即将熄灭，赵元任正张罗着出国讲学，李济的心思仍放在田野发掘和器物整理研究上，陈寅恪独木难撑，清华国学研究院已成大厦将倾之势。傅斯年趁此机会，凭着自己非凡的学界背景和人脉关系，迅速向陈寅恪、赵元任“二大”伸出了橄榄枝，对方很快做出回应，表示愿意接受傅氏聘请，分别出任史语所下设的历史组和语言组主任。
待搞定“二大”之后，像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之初，胡适没敢忽视王国维、梁启超这两座文化昆仑存在一样，心中窃喜的傅斯年，同样没敢忽视另一位讲师衔导师李济的存在。尽管傅、李二人同庚，都是盛极一时的“海龟”，但李济毕竟是“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美利坚合众国的哈佛大学博士，且归国后开创了田野考古发掘的先河，声誉日隆，为中外学界所瞩目。鉴于这种现实，傅斯年以极大的热情与真诚邀请李济入伙史语所出任考古组主任。
李济经过与傅斯年交谈，对傅的热情与抱负很是赞赏。从事新式的专职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一直是李济的梦想与追求，现在有这样一个能实现梦想的地方，当然是件令人愉快的事。于是，李济决定辞去清华和弗利尔艺术馆的职位，加盟史语所并集中全力主持考古组工作。1929年6月底，仅开办4届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告解体，残存的三位导师尽数归入傅斯年高举的大旗之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也顺利完成了由本土学者向欧美派“海龟”转型的嬗变过程。
……这一年，傅斯年33岁，李济33岁，赵元任37岁，陈寅恪38岁。
1929年6月中旬，在傅斯年主持的所务会议上，正式决定全所分为历史、语言、考古三个组，通称一组、二组、三组。主持各组工作的分别是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三大主任”。后又增设第四组……人类学组，由留美的“海龟”吴定良博士担当主任。这一体制，直到史语所迁往台湾都未变更。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要大显身手了。当三个组的人员各就各位后，傅斯年以独特的学术眼光和非凡的识见，很快为第一组找到了紫禁城内阁大库档案以及西域出土汉简与敦煌材料的研究范围；为第三组划定了安阳与洛阳的田野调查。与此同时，二组的工作也在赵元任担纲下，相应地开展起来。未久，考古组进军安阳，通过对殷墟出土甲骨的调查以及小屯的田野考古发掘，轰然打开了殷商王朝湮没近四千年的历史之门，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由此得以改写。②
1930年夏季，梁思永于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归国，此时梁启超去世一年有余，清华国学研究院也已解体一年，梁思永举目四望，物是人非，恍如隔世，其伤感悲痛之情无以言表。正在北平的李济感念梁氏家族与自己的情谊，主动把梁思永介绍给傅斯年。从此，梁思永正式加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与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学界名流，开始了近20载交往共事的人生旅程。
梁思永入所不久，丁文江从来华考察的法国传教士、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神父处得到线索，中国东北中东铁路一线，有人发现黑龙江昂昂溪附近有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线索传到蔡元培与傅斯年耳中，蔡、傅二人立即意识到这个遗址在历史和现实政治中的重要意义，遂萌生了派人前往调查的愿望。当时傅斯年正酝酿组织力量撰写《东北史纲》，其理由正如傅氏所言：“中国之有东北问题数十年矣。欧战以前，日俄角逐，而我为鱼肉。俄国革命以后，在北京成立《中俄协定》，俄事变一面目，而日人之侵暴愈张……日本人近以'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一种妄说鼓吹当世。此等'指鹿为马'之言，本不值一辨，然日人竟以此为其向东北侵略之一理由，则亦不得不辨。”站在国家、民族立场上，正准备与日本人就东北问题在学术上及社会影响等方面展开一搏的傅斯年，忽见“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家”梁思永学成归国，并归属史语所大旗之下，心中大喜，立即电商蔡元培，欲抢在日本人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前，派梁思永前去实地调查发掘，以地下出土实物书写历史，藉此堵住日本人煽惑众人的嘴巴，揭穿他们为占领中国领土而叫嚣“满蒙非支那领土”的谎言。
梁思永东北之行（2）
这年9月19日，梁思永根据傅斯年指令，打点行装离开北平向东北进发。尽管此时离“九一八”事变还有一年，但日本关东军已原形毕露，经常无事找事地挑起事端，为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制造借口。梁思永抵达黑龙江省辖区后，顶着当地正在流行的鼠疫，冒着时断时续的战火，于28日与助手从容来到偏僻荒凉的昂昂溪五福遗址开始调查。这个时候的昂昂溪气温开始急剧下降，天气已如关内的冬天。梁思永一行到达后，顶着寒风，对一、二、三、四号沙冈进行巡视，很快发现了古代遗物和遗址。梁思永与助手携带发掘工具，于次日对几个沙冈进行考古发掘，每次都必须脱掉鞋袜，裤角卷到大腿根部，光着脚趟着冰凉的积水往返于乡村驻地与遗址之间。继9月30日在第三沙冈挖出一个墓葬并清理后，梁思永与助手又在各沙冈开探坑，寻找遗址和墓葬线索。梁氏本人在五福遗址水淀里亲自发掘了四处沙岗与一座墓穴，发现了300多件石、骨、陶器。10月3日，因突降大雪，天寒地冻无法开工，发掘工作只好暂停。
梁思永将发掘器物作了初步整理、研究，部分交与当地政府保存，取道热河回北平，以便沿途考察其他地方的史前遗址。10月21日，梁思永由通辽出发，经过开鲁、天山、林东、林西、经棚、赤峰、围场，抵达热河，历时38天，跋涉上千里。其中在天山发现查不干庙遗址，在林西发现林西、双井与陈家营子等遗址，在赤峰城东北发现赤峰遗址，并于塞外5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采集了大量陶片、石器等文物标本。梁思永以一个经过严格科学训练的考古学家的眼光，对沿途地理环境作了考察，于11月27日回到北平。
经过对热河与东北三省发掘材料对比研究，梁思永根据共同出土打制石器及印文陶（至少在热河）的特点，把西辽河以北之热河同松花江以北之东三省划为一区，（广义的）辽河流域为一区（其特点是盛出磨制石器），进行了条理清晰的文化区系划分。随着对黑、热二地史前文化材料进行鉴别和比较，初步得出了“昂昂溪的新石器文化不过是蒙古热河的新石器文化的东支而已”的结论。1932年10月，梁思永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一分册，发表了长达44页近7万字、插图和写生达36版的大型考古发掘报告《昂昂溪史前遗址》。此次科学考古发掘和研究报告的问世，为嫩江流域古代文化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在对这一地区的石器研究中，梁思永就热河，特别是查不干庙和林西、赤峰等一带采集到的细石器（当时称为幺石器）、石核制器、陶片等概念和分类标准，进行了创新性的时代划分，为后来的研究工作树立了科学典范。从此，松嫩平原嫩江中下游沿岸，广泛分布的以细小压琢石器为主的原始文化类型，被称作“昂昂溪文化”，这一文化类型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与此同时，由傅斯年撰写的《东北史纲》第一卷在北平出版，书中第一条就理直气壮地指出“近年来考古学者人类学者在中国北部及东北之努力，已证明史前时代中国北部与中国东北在人种上及文化上是一事”，由这一事实而扩展为“人种的，历史的，地理的，皆足说明东北在远古即是中国之一体”。由此，傅斯年发出了“东北在历史上永远与日本找不出关系也。史学家如不能名白以黑，指鹿为马，则亦不能谓东北在历史上不是中国矣”的大海潮声。《东北史纲》由李济节译为英文，分送来华的国联“李顿调查团”参阅。这份文本与梁思永的发掘报告相为呼应，给日本“指鹿为马”者当头一棒，为国人大出了一口恶气。在历史实物见证面前，日本人尽管仍极力狡辩，一意孤行，最后以退出“国联”相要挟，但在后来不得不改弦易辙，另外编造侵吞中国的谎言，配以赤裸裸的军事冒险行动来实现“大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