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翔以深远的眼光和宏大的气魄再显神通，于清华园基础上，奋力向南、向东两个方向极度拓展，并以惊人的处世能力把东部的铁路推出新规划的校园之外。由此，清华园占地面积比原来扩大三倍以上，成为全国无一家能与之匹敌的面积最大的园林式学校。如此壮举，为40年后清华的全面复兴埋下了伏笔。
离奇的C。C。特务案（1）
离奇的C。C。特务案
随着清华三个学院并入北大，叶企孙被调入北大物理系作为一名普通教授开始登台讲授《光学》等基础课程。这个时候，已没有多少人还感觉到这位头发渐白的老人乃是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直到许多年后，人们才忽然忆起，墓木已拱的叶企孙原来是中国“两弹一星之祖”，才晓得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在23位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中，有9位是他的学生，两位是他学生的学生，另外还有两位的事业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⑤侥幸躲过了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叶企孙，随着“文革”爆发，终于难逃一劫。红色中国的开国上将、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吕正操遭到关押，中央军委成立专案组审查吕的问题。由于吕被关押牵涉到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小人物”熊大缜，又由于熊大缜的关系，使叶企孙受到株连。于是，叶企孙的厄运到了。
熊大缜赠给叶企孙的照片熊大缜于1913年生于上海新闸路一个书香之家，1931年由北师大附中考入清华大学，次年入物理系听叶企孙所讲课程。熊的英俊、聪明与善解人意，很快受到叶的注意。因熊与叶同操沪语，相互间又增添了几分亲密。从1933年到1936年的四年间，每年暑假，叶都带熊到外地“游历山水”，开阔眼界。1935年夏，熊从清华物理系毕业，其毕业论文是叶指导的《红外光照相术》。在叶的推荐下，熊于同年秋留校任助教，并作为叶的助手住进尚是独身的叶企孙家中，师生情谊甚笃。
1937年冬天，叶企孙在天津清华同学会住所休养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沦陷，叶企孙于8月中旬随清华大学师生秘密赴天津准备转道南下。就在等船的时候，叶得了副伤寒症，不得不住进天津医院治疗。在治疗期间，他得到梅贻琦从南京拍来的密电，令他在天津留守，组织部分人员负责接待经天津转道南方的清华大学教职员工。叶服从了这一决定，并于10月初出院后移住在天津“清华同学会”办公处，一边疗养，一边主持接待事宜。熊大缜作为叶的助手随侍左右，并出面署理食宿接待、买船票、送站等繁琐事务。旧历年过后，清华教职工大部分已经南下，叶的留守已无必要，遂准备赴长沙。正在这时，又听到已迁长沙的清华、北大、南开等组成的临时大学欲再迁昆明，叶决定稍缓行动，以便不经长沙而直达昆明。就在这个滞留的空隙，一个决定叶、熊二人命运的意外且有几分诡异的事件发生了。
1938年3月的一天，熊大缜突然对叶企孙说：“我要到冀中区去，帮助那里的人们进行武装抗日，那里需要科技人员帮助。”叶听罢有些吃惊，便问：“是谁介绍你去的？”熊答道：“是一位姓黄的，事情紧急，我这几天就要动身。”叶在后来的交待材料中说：“吾是不赞成他去的，但因事关抗日，吾无法极力阻止，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他。几天后，他动身了。吾只送他到同学会门口，没有看到带路的人。”到了这年的端午节，熊大缜与一位北平工学院毕业生结伴来到天津找到叶企孙。师生见面，叶才得知熊到冀中后，在吕正操麾下的后勤部门工作。
吕正操原是东北军首领张学良的副官，“七七事变”时任原东北军改编的国民党五十三军一三○师六九一团团长，防区在石家庄、保定一线。1937年10月14日，吕正操率部在小樵镇宣布脱离国民党五十三军，改称“人民自卫军”，自任总司令，同时接受共产党中央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指示，向敌后撤退，独立抗日打游击。后随着战争形势发展，吕又出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冀中区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晋绥军区司令员等要职，率部在冀中地区与日军展开游击战，创建了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平原抗日根据地。
离奇的C。C。特务案（2）
当时的冀中军区极需武器弹药特别是无线电收发设备，中共冀中军区党委秘密派遣地下党员张珍（原辅仁大学助教）赴平津组织一批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到根据地，从事输运、制造烈性炸药和收发报机的装配工作。张珍领命后来到北平，打听到辅仁大学的同学孙鲁以及住在北平某教会学校的长老会长老黄浩（按：据资料透露，黄与中共地下党有来往，其子与张珍同学），孙与黄又找到了在天津留守的熊大缜（按：孙后来由辅仁转到清华念书，曾与熊一个宿舍）。在孙与黄的鼓动下，熊头脑一热，决定放弃南下计划，毅然决然地奔赴冀中参加抗日。熊大缜安全到达预定地点后，很快被任命为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并着手筹建技术研究社，开展烈性炸药、地雷、雷管等研制工作，以炸毁从北平到沧州、石家庄一线的铁路，切断日敌的交通大动脉。他同时研究、安装短波通讯工具，以保证军事通讯的畅通。要完成这一工作，就需要购买材料和寻找相关的技术人才，于是熊于端午节来到天津寻求恩师叶企孙帮助。
分别数月的师生相见，自是一番亲热交谈。当熊大缜谈了自己的情况与受领的任务后，叶很为熊的处境担心，曾言：“缜弟去冀中任供给部长时，予即以为彼在区中无可靠的、素来相熟的、而且有见识的朋友，而即应此重任，恐无好果。”叶企孙此言，不失为上海人的精明与几度主持清华校务“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后来的事实不幸被言中，除了熊本人不久丢掉了性命，被他招去的师生与朋友也惨遭厄运。不过，当时国共在表面上已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全国范围内兴起了“抗战第一，其他政治见解、个人利益均放在一边”的抗日爱国风潮，叶企孙在为弟子担惊受怕的同时，也认为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国家需要这样的忠勇之士勇敢地站出来为国效力，并认为“在全国抗战时期，须得容忍不同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凡是确在做抗战工作的人，大家都应鼓励他们、支持他们”。这样，叶企孙不但未阻止熊大缜的人生选择和工作计划，反而在留津的空隙秘密帮助熊接通关系，购买制备雷管需用的化学原料和铜壳，制备电雷管需用的铂丝和控制爆炸用的电动起爆器等。同时按熊的要求，叶先后介绍了汪德熙、李广信、阎裕昌、胡大佛等清华师生、职工和平津高校的毕业生去冀中军区参加了“技术研究社”，开展各种军火、通讯设备的研制工作。
熊大缜得到了叶企孙推荐的人才与购买的材料后回到部队，在制造炸药的同时，又用土办法、土设备成功地研制出了合格的枪炮弹药。1938年9月，熊大缜等几位技术人员与官兵一起，在平汉铁路保定方顺桥附近埋设了由“技术研究社”研制的TNT药性地雷，将驶来的日军机车车头炸得粉碎。自此，这种含TNT烈性炸药的地雷在冀中平原广泛应用，日军闻之丧胆，吃尽了苦头。吕正操部控制的冀中平原，既无山区亦无森林，是打游击战的禁忌，甚至在兵法上被视为“死地”与“绝地”。而吕部在无军工物资弹药来源的情况下，竟能与强大的日军机械化部队抗争一时，其中奥妙除了巧妙的组织指挥和士兵英勇善战外，很大一部分取决于熊大缜等爱国知识分子的加入以及科学技术发挥的作用。正是科技人才的加盟，抗战八年，不但冀中军区没有被日军消灭，反而创造了二次世界大战史上的奇迹。因为这一奇迹，许多抗日文艺作品的原型来源于这支部队，而且受到国外报刊的称赞。当时有一位叫雷蒙德·保罗·陆登（RaymondPaulLudden）的美国外交官，率领美国军事观察团深入到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实际考察后，在他的报告中说：“冀中的形形色色的地雷和美国的火箭差不多，美国的技术在中国的冀察冀都有了。”为此，观察员陆登曾向罗斯福总统建议，美国应直接与共产党联系，协同作战。令人遗憾和不解的是，当中共建立全国政权后，在所有涉及冀中抗日战争的史著和文艺作品中，很难见到对知识分子的描述。如名噪一时的《地雷战》、《地道战》、《平原作战》等号称“三战”大片的电影，均没有科技人才和爱国知识分子的踪影，有的只是一群乱哄哄的农民不知天高地厚地刻苦研制、发明当时居世界尖端科学地位的烈性炸药和巧妙神奇的地雷。从电影镜头和画面看，这些研制均一一成功并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但若就历史事实论，纯是一派胡言乱语与痴人说梦。或许正是由于后来的胜利者多出身于苦大仇深的农民家庭，骨子里对知识分子的轻视和不信任，才导致了熊大缜、叶企孙等自由知识分子的悲剧。
离奇的C。C。特务案（3）
1939年9月，晋察冀军区锄奸部怀疑熊大缜等知识分子是天津国民党特务机关……“天津党政军联络办事处”（按：据中共党史资料显示，该办事处是抗战初期，根据中共的指示，由国共两党共同商定建立的统一战线的秘密组织。）派到冀中军区的C。C。系特务、汉奸，在未经过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批准的情况下，就通过冀中军区锄奸部擅自将熊大缜及180余名来自清华及全国其他高校的青年知识分子秘密逮捕。这批人“有押入边区政府者，有押送延安受训者”。被押解者全部手铐脚镣，遭到刑讯逼供，残酷折磨。吕正操虽是冀中军区司令员，但他原是张学良的副官，刚加入共产党不久，对于上级派来的锄奸部所做的一切事情无权过问，因而眼看着熊氏等青年知识分子被捕却无力施以援手。
在熊大缜等“技术社”人员被关押、审讯期间，由于没有科技人才制造武器弹药用于抗战中的消耗补给，导致冀中军区官兵在一个时期内只能手拿空枪，用秸秆塞在弹袋里假装子弹与敌人作战、周旋，紧急时候只能用拼刺刀的方式与敌肉搏，死伤惨重。当这一悲剧性的秘密被敌人知晓后，连徒手的汉奸都难以吓住，结果引来了敌伪军猖狂进攻和扫荡，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受到从未有过的重创。
就在这个历史时刻，叶企孙已离开天津抵达昆明，并在西南联大开始了特种事业的研究生涯。时在重庆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通过天津“党政军联络办事处”得知这一不幸消息，立即给昆明的叶企孙拍发急电，谓熊“生死莫卜”。叶接电后速给朱回信，请朱设法予以营救。与此同时，叶还通过与中共人物亲近的陶孟和，请其设法向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反映，帮助营救。这年7月，日军开始趁吕正操部武器弹药供给不足的空隙，展开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大规模扫荡，吕部力不能敌，最终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当时熊由冀中军区锄奸部看押，在转移途中，为防熊大缜逃跑，恶念顿生，杀机毕露。在一番密谋后，锄奸部一负责看押的头目亲自找来一块石头，将熊大缜引入一块高粱地，举起石块从背后猛击头部数下。熊当场鲜血喷溅，脑浆迸裂，倒地毙命，锄奸部人员弃尸而去。据说，那个亲手砸死熊大缜的头目，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河北省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一直活到20世纪80年代。
1940年1月23日，朱家骅在接到国民党天津市执行委员许惠东对熊大缜等人被捕事件的密报，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的名义致函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解决意见。当时朱尚不知熊已被秘密处死，函文称：“其中张方（按：燕大化学系毕业生，由熊引荐到冀中军区技术研究社。）受刑最惨，两手四肢全断；其次为熊君及李琳，殊乖听闻。查熊君纯系热诚爱国抗日青年，其一切均为惠所深知。若诬为汉奸，实为不伦。务祈严饬边区政府，迅即释放，并严予制止，嗣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等事情。”此函由国民政府行政院转报蒋介石，蒋迅速作出指示，“转电朱（德）彭（德怀）两总副司令查明、释放”。在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压力，以及延安中共高层指示下，“四肢全断”的张方等人得以释放，侥幸捡了一条性命，而熊大缜却未等到这一天即命赴黄泉，成为冤死之鬼。
日夕凉风至（1）
日夕凉风至
60年代初，叶企孙在颐和园新中国成立后，叶企孙一直为熊大缜的冤案奔走呼号，寻找为其平反昭雪的机会。殊未料冤案未昭，自己却又横遭祸端。“文革”开始不久，叶同其他教授一样，作为“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外加“反革命分子”，被北大红卫兵抄家、揪斗、关押，站“斗鬼台”，送“黑帮劳改队”改造。后来，随着原东北军出身的将领张学思（张学良胞弟）、吕正操等相继被逮捕、关押，熊大缜再度死尸复活，幽灵突现，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1968年4月，中央军委办公厅“吕正操专案组”将叶企孙作为国民党C。C。特务逮捕，送入大牢关押起来，进行无休止的审讯，令其交待与熊的关系和自己从事的特务活动。在押期间，专案组进行了大量的“内查外调”，除叶本人外，曾对众多人员、包括许多知名人士如翁文灏、冯友兰、赵访熊、戴世光、何成钧、周仁、周同庆、吴泽霖，以及清华大学秘书长沈履、原清华庶务科长毕正宣等等进行调查、审问。一时间，搞得鸡飞狗跳，人人自危，凡与叶企孙熟悉的朋友、同事皆处在惊慌恐怖之中。在威逼恐吓下，有的被审问者始终坚持了高尚的人格魅力与文化良知，以事实相告，而另有部分人出于各自的目的，信口开河，甚至有些神经质地胡言乱语，使本来并不复杂的一个案件，变得扑朔迷离，难辨真伪，最后导致许多人卷入案中蒙受不白之冤。如清华大学一位中层行政干部在专案组单独调查、审问时，“揭发交待”说：“中统（特务组织）在清华，梅贻琦、吴泽霖、沈履、叶企孙、戴世光等人是领导核心。梅贻琦总其全权，在北平由国民党市党部情报组直接领导。”又说：“清华的几个院长如冯友兰、陈岱孙、汤佩松等人都是中统分子……在清华反动组织'中统'骨干分子的分工，据我所了解的是，沈履负责职工方面的工作，戴世光负责学生方面；吴泽霖负责教师方面的。沈履在一次谈话中还说到过叶在校内监视进步教师的一些活动”等等。
面对这位清华中层干部的口供，专案组一次又一次地找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审问。当调查到被“揭发”的戴世光时，戴回答说：“我没有听说过清华有什么中统组织，我想，'中统'大概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组织，而不是国民党时代的'中国统计学会'。我参加过中国统计学会，是会员，但清华没有统计分会。叶企孙没有，也不会参加中国统计学会。”
如此往复调查、审讯，叶企孙在狱中反复解说、回忆、争辩、检讨、坦白、认罪，在极度恐慌、无休止的坦白交待与花样百出的折磨中，身体状况急剧下降，即将毙于狱中。专案组认为“叶证据不足，不能定特务”，但又不知如何处置，遂将情况上报，在周恩来的批示下，于1969年底，叶企孙被放出监狱，但仍由北大红卫兵组织继续对其实行“隔离审查”。也就是说，中央军委专案组历时一年半未能搞清的案情，将由“神通广大”的红卫兵小将们来完成。叶企孙出了监狱又步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