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于清华，后于美国留学归来的吴文藻、冰心夫妇也来到了云南大学。吴在云大创办了社会学系，并主持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研究室，招收了费孝通等几位助手。费孝通在2005年接受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访问时，曾断断续续地提到过这段生活，说：“在燕京，吴文藻同他们都不对的，他是清华毕业的，应当回清华的，因为冰心到了燕京。他们夫妻俩以冰心为主，她同司徒雷登很好的。这样，吴文藻是被爱人带过去的，在燕京大学他没有势力的，在燕京靠老婆。后来出了燕京，他才出头。吴文藻的一生也复杂得很啊。我们燕京大学是跟老师的，一个老师带几个好学生，我是跟吴文藻的。”
吴文藻与费孝通“西南自立”（2）
在谈到当时燕京与北大、清华相互之间的关系时，费孝通明确表示北大、清华与燕京有很大不同，“吴文藻同傅斯年也不对的，搞不到一起的。吴文藻想自己建立一派，他看得比较远，想从这里面打出一个基础来，通过Park这条思路创造中国这一派。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力量不够，他就培养学生。”又说：“云南大学校长是清华的熊庆来，他请吴文藻去组建社会学系……但到了云南大学没有办法发展。后来冰心不愿意在云南，她的朋友顾毓琇想追冰心，没有追到。冰心厉害，看中吴文藻，吴文藻一生受冰心影响。”
最后，费孝通总结性地说：“对旧知识分子，我一直看不起。在我眼中，真正好的没有几个，好的知识分子，有点学问的，像冯友兰、金岳霖、曾昭抡这批人，我是欣赏的。自然科学里也有点好的，可是也不是好在哪里，叫他们来治国、平天下，又不行。”因而，1949年之后，费孝通竭力主张要给这些不能“治国平天下”的旧知识分子来一场脱胎换骨的政治改造。后来，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进了牛棚，而有幸得到费氏“欣赏”的知识分子如曾昭抡等亦未能幸免，后来被赶出京城，于凄风苦雨中告别了人世。再后来，费氏自己也落入政治圈套而不能自拔，成了不折不扣的“牛鬼蛇神”。当然，在费孝通看上的人物中，只有冯友兰是个异数，他以御用文人“梁效”掌门人的身份，跟随江青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腾云驾雾好一阵子，在得以保全性命的同时，也给这纷乱的世界留下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生哲学命题标本。
费孝通成为吴文藻的得意门生后，和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唯吴的马首是瞻，从费氏的谈话中知道吴与傅斯年不和，但他没有明确列举不和的原因，只隐约透露了吴到云南大学之后要建立社会学系，但又遇到强大阻力，最后只得放弃云南赴重庆工作云云。这一点，从台北史语所保存的傅斯年与顾颉刚、朱家骅等人的通信中，可窥知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隐秘。
却说顾颉刚离开西北辗转来到昆明后，“出于排解不开的边疆情结”，便在《益世报》上创办《边疆》周刊，集合许多朋友来讨论边疆问题。想不到这一讨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傅斯年的警觉。
抗战时期中国人口流动量大增，“外来户”与当地土著或私下称作“土包子”之间不团结，闹矛盾，或暗中较劲儿的现象普遍存在。在国民党统治的西南边城昆明如此，而共产党控制的陕北黄土窑洞依然若是。当时的左翼作家茅盾晚年撰写的回忆录，就曾叙述过抗战期间自己在昆明与顾颉刚、朱自清、闻一多、吴晗等人交谈的情形。据说茅盾曾让朱自清派人去找过冰心，正好冰心外出不在家，未能参加。谈话不久，茅盾就发现所谓的“外来户”与“土包子”之间不团结的问题，遂当即决定“把话题转到外来文化人与本地文化界如何联络感情加强团结的问题”。参加谈话的顾颉刚在发言中曾说：“大家步调一致是对的，但把单方面的意见强加于人就不对了。”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傅斯年通过对昆明社会各阶层思想现状分析，清醒地意识到民族矛盾是一个极为重要和敏感的问题，从团结的大局出发，针对顾颉刚在《益世报》上创办的那个《边疆》周刊以及登载的文章，毫不客气地给予批驳。傅在致顾颉刚的信中曾这样说道：
吴文藻与费孝通“西南自立”（3）
有两名词，在此地用之，宜必谨慎。其一为“边疆”。夫“边人”自昔为贱称，“边地”自古为“不开化”之异名；此等感觉云南读书人非未有也，特云南人不若川粤人之易于发作耳。其次即所谓“民族”。犹忆五六年前敝所刊行凌纯声先生之赫哲族研究时，弟力主不用“赫哲民族”一名词。当时所以有此感觉者，以“民族”一词之界说，原具于《民族主义》一书中，此书在今日有法律上之效力，而政府机关之刊物，尤不应与之相违也。今来西南，尤感觉此事政治上之重要性。夫云南人既自曰：“只有一个中国民族”，深不愿为之探本追源；吾辈羁旅在此，又何必巧立各种民族之名目乎！今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泰族Thai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英国人又在缅甸拉拢国界内之土司，近更收纳华工，广事传教。即迤西之佛教，亦自有其立国之邪说。则吾辈正当曰“中华民族是一个”耳，此间情形，颇有隐忧。迤西尤甚。但当严禁汉人侵夺蕃夷，并使之加速汉化，并制止一切非汉字之文字之推行，务于短期中贯彻其汉族之意识，斯为正途。如巧立名目以招分化之实，似非学人爱国之忠也。
针对这一论点，傅斯年正告顾氏：要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证明夷汉之为一家，并以历史为证：“即如我辈，在北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血统，在南人谁敢保证其无百粤苗黎血统，今日之云南，实即千百年前之江南巴蜀耳。此非曲学也。”又说：“日前友人见上期边疆中有名干城者，发论云：'汉人殖民云南，是一部用鲜血来写的争斗史。在今日，边地夷民，仍时有叛乱情事。'所谓鲜血史，如此人稍知史事，当知其妄也。友人实不胜骇怪，弟甚愿兄之俯顺卑见，于国家实有利也。”
傅斯年与顾颉刚原是北大同窗好友，此前在广州创办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时产生矛盾，进而割袍断义，想不到十几年后二人又在昆明相遇。为民族大义计，顾颉刚接信后，听从了傅斯年的劝说，即作《中华民族是一个》发表于周刊。顾氏如此做法，当然不是屈服于傅斯年的压力，而是一种外力警醒下的自觉。当时中国云南的政治情形正如本地出身的学者楚图南在后来回忆中所言：除蒋介石的“中央”与云南省掌门人龙云的“地方”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之外，在文化教育界，已经产生了“本省人和外省人，云大与联大之间的隔阂”，以及“高级知识分子之间如留美派、留欧派、洋教授和土教授等门户之见”。正是鉴于这一错综复杂的局面，顾颉刚才在文中主张：“中国没有许多民族，只有三种文化集团……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中国各民族经过了数千年的演进，早已没有纯粹血统的民族。尤其是'汉族'这名词，就很不通，因为这是四方的异族混合组成的，根本没有这一族”云云。
后来顾颉刚在《自传》中回忆：文章发表后，“听人说各地报纸转载的极多，又听说云南省主席龙云看了大以为然，因为他是夷族人，心理上总有'非汉族'的感觉，现在我说汉人本无此族，汉人里不少夷族的成分，解去了这一个症结，就觉得舒畅多了”。顾文的刊发，令当地土著和省主席龙云等甚感满意舒畅，傅斯年当然也乐意看到这一结果，写信谓顾氏深明国家民族大义并加以赞扬。为此，二人的心又拉近了一步。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陈寅恪也同意傅、顾的观点，认为外来的知识分子不要乱说一些夷汉籍贯之事。云南史学家方国瑜请陈寅恪以及顾颉刚、姚从吾、向达、方豪等学术界名流吃饭。席间，方豪问方国瑜，云南的方姓是从哪里迁来的。方国瑜答：“我桐城方氏的后裔。”饭后，顾颉刚告诉方豪：“方国瑜是么些人（按：云南少数民族称呼），说是桐城方氏后裔，只是面子好看些。”陈寅恪提醒方豪：“我们万不可揭穿他，唐代许多胡人后裔，也用汉姓，也自道汉姓始祖何处。”就在学术界以抗战团结为重，尽量避谈夷汉民族之别，并对傅、顾的学术观点群声叫好之时，却惹恼了另一个山头的派系，为首者乃吴文藻，马前卒乃吴的弟子费孝通。
吴文藻是属于中英庚款基金会派往云南大学的，因而吴氏挟庚款之声威，与费孝通辈联合一干人等，在昆明搞起了一个号称“民族学会”的山头，有声有色地闹将起来。众所周知，以傅斯年为首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本来就有一个声望颇大的民族人类学组，其人员由大字号“海龟”吴定良、凌纯声以及著名学者芮逸夫等人构成，这个组至抗战爆发时，几乎走遍中国大部分地区，特别对东北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有广泛的调查研究，并动用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摄影机进行实际考察拍摄。这就是说，此组无论是人员还是装备都在全国独树一帜，没有任何一个同类团体和个人可以匹敌。……在这样的背景下，吴文藻、费孝通借抗战之机欲在云南边陲自立山头，自然被傅斯年及其同人看作是对史语所甚至整个中央研究院的挑战，二者的斗争也就不可避免了。
“进军西北”之梦（1）
“进军西北”之梦
傅斯年本来就对由美帝国主义捐款支撑和供养的燕京大学及其师生颇为鄙视，如今又眼看吴、费之辈高举大旗，对自己所属的阵营来了一个先发制人式的打击……公开在报上驳斥傅、顾之说，宣称“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傅斯年怒火攻心，立即意识到吴、费等人言论，将在云南发生极其不良的社会影响，弄不好会产生新的乱子，引起复杂的民族仇恨和纠纷，必须立即想法截断这股歪风浊流。傅斯年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开始向吴、费联盟反击，很快便有了顾颉刚与傅斯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主题系列论文陆续发表。傅、顾二氏兵锋所指，一目了然。吴文藻见傅、顾集团挥刀弄枪地向自己砍来，颇不服气，认为顾、傅联盟构筑的理论堡垒乃牧竖之妄语，必须以“替天行道”的豪气与正气，坚决打击。吴文藻亲自坐镇指挥，遣费孝通为大将，高擎“民族学会”的大旗，呼喊着“为学问而学问”与“学问不为政治服务”等等一连串口号，率领部分精兵强将杀出山门，欲扫荡顾、傅联盟。面对来势汹汹的对方，傅斯年挥舞令旗，急速从西南联大、北大文科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阵营调兵遣将迎战。因吴氏敢于较劲的底气来自有美金英镑支撑的中英庚款董事会，而该会董事长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兼任，总干事为杭立武，傅斯年便采取釜底抽薪的狠招，立即密函朱家骅、杭立武二位钱权在握的掌门人，揭露吴、费之谬说，痛陈其妄为，历数其思想观点之荒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危害，条列乱党扰国之举动，要求朱、杭二人紧急将吴文藻调往他处，以免破坏民族团结，发生不测之事端。
傅在致朱、杭二人的密函中告之曰：
先是颉刚在此为《益世报》办边疆附刊，弟曾规劝其在此少谈“边疆”、“民族”等等在此有刺激性之名词。彼乃连作两文以自明，其一，论“中国本部之不通”。其二，论中华民族是一个。其中自有缺陷，然立意甚为正大，实是今日政治上对民族一问题唯一之立场。吴使弟子费孝通驳之，谓“中国本部”一名词有其科学的根据；中华民族不能说是一个，即苗、瑶、猓猡皆是民族。一切帝国主义论殖民地的道理，他都接受了。颉刚于是又用心回答一万数千字之长文，以申其旧说。
欲知此事关系之重要，宜先看清此地的“民族问题”。此地之汉人，其祖先为纯粹汉人者本居少数，今日汉族在此地之能有多数，乃同化之故。此一力量，即汉族之最伟大处所在，故汉族不是一个种族，而是一个民族。若论种性，则吾辈亦岂能保无胡越血统。此种同化作用，在此地本在进行中，即如主席龙云，猓猡也；大官如周钟岳，民家也；巨绅如李根源，僰夷也。彼等皆以“中国人”自居，而不以其部落自居，此自是国家之福。今中原避难之“学者”，来此后大在报屁股上做文，说这些地方是猓猡，这些地方是僰夷……更说中华民族不是一个，这些都是“民族”，有自决权，汉族不能漠视此等少数民族。更有高调，为学问作学问，不管政治……弟以为最可痛恨者此也。
最后，傅斯年态度坚决地警示道：
夫学问不应多受政治支配，固然矣。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想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列。吴某所办之民族学会，即是专门提倡这些把戏的。他自己虽尚未作文，而其高弟子费某则大放厥词。若说此辈有心作祸固然不然，然以其拾取“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发达之科学”之牙慧，以不了解政治及受西洋人恶习太深之故，忘其所以，加之要在此地出头，其结果必有恶果无疑也。
1941年11月，顾颉刚在重庆柏溪文史杂志社门前留影以傅斯年的霸气以及与朱、杭二人的密切关系，加上联合顾颉刚在昆明调集各路精兵强将的强力支援和夹击，吴、费山头不稳，很快力不能敌，败下阵来。最终的结局是，吴文藻携夫人冰心弃昆明转重庆另谋新职。吴氏一走，整个昆明“民族学会”阵营树倒猢狲散，傅斯年所说的“费某”也顾不得“大放厥词”而不得不设法撤离山寨，溜之乎也。
吴、费等人走后，顾颉刚接受抗战期间迁往成都华西坝齐鲁大学校长之聘离昆赴蓉。未久，傅斯年与陶孟和等率领各自的研究机构迁往四川李庄，此一混战算是暂时告一段落。
“进军西北”之梦（2）
1941年初，朱家骅电召正在齐鲁大学研究所任职的顾颉刚到重庆办《文史杂志》。10月，顾颉刚正式辞去齐大研究所主任之职至重庆小龙坎办公。顾去重庆后才知道，朱家骅要自己去重庆的目的，不专为编《文史杂志》，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帮他做边疆工作。时朱家骅在组织部里办了一个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他自兼主任，顾到后为副主任，主持委员会日常工作。这年10月12日，对“边疆”问题极为热心的朱家骅发表了《西北建设问题与科学化运动》一文，鼓动科学工作者“到西北去开辟一个科学的新天地”，使原已兴起的“西北热”再度升温。顾颉刚感念朱家骅对自己有知遇之恩，上任后请了许多蒙、藏、阿拉伯、暹罗、安南诸种语文的专家，先译三民主义等书籍，然后陆续译《论语》、《孟子》和有关边疆地理、历史方面的书刊文章，藉此“希望边疆各族及和我国接境的各族能了解中国文化及其前进的道路”（顾颉刚语）。许多年后，石璋如回忆说：“这时政府跟民间都弥漫一股西北热。民国三十年于右任赴敦煌考察，归后盛赞敦煌景致，另外也有与我们关系不大的艺术考察团去，而更早些时候张大千已经去敦煌了，各界因此纷纷组团去西北。”
这一情形的出现，除了社会各界人士的热情，与最高领袖蒋介石的政治考虑与支持鼓动密不可分。试想几年前，作为一介儒生的顾颉刚都能感受到西北在政治上之危险，掌握一国之命脉的蒋介石更不会视而不见，特别是新疆的土皇帝盛世才公开对抗“中央”，屯兵新疆，使蒋介石意识到后患无穷。当时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