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证明傅斯年确实送来了款子，吴荔明还引用梁思成给好友、美国学者费正清的信作补证，梁氏在信中写道：“你们可能无法相信，我们的家境已经大为改善。每天生活十分正常，我按时上班从不间断，徽因操持家务也不感到吃力，她说主要是她对事情的看法变了，而且有些小事也让她感觉不错，不像过去动不动就恼火。当然，秘密在于我们的经济情况改善了。而最高兴的是，徽因的体重两个月来增加了八磅半。”
吴荔明的推测，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也有令人困惑之处，从梁思成致费氏的信中看，内中并未述及傅斯年送款之事，而后来费正清夫人费慰梅在写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传记中，引用这封信之前是这样说的：“可是，他（梁思成）已不再像从前那样无忧无虑。他现在成了管理者，一个什么都得管的'万事通'，奔波在李庄和陪都之间筹集资金，成天忙于开会和联系人等等，而不是从容不迫地专注于他的研究、绘图和田野调查。”从这段记载分析，似乎费慰梅更倾向于梁家生活的改善是梁思成本人奔波的结果。
当然，要彻底推翻吴荔明的论断是困难的，除了林洙一面之词外，最能证明梁家得款的证据是林徽因在给傅斯年信中那句话：“希望咏霓先生会将经过略告知之，俾引见访谢时不至于茫然。”倘若梁家未见成果，何以凭空生出“引见访谢”之意？
可以肯定的是，即使采用吴荔明之说，梁家兄弟得到实惠，其数目也绝没有傅斯年在信中请求的那样多。这年8月6日，傅斯年在给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的信中这样说道：“又云弟平日办此所事，于人情之可以通融者无不竭力，如梁思永兄此次生病，弄得医务室完全破产”，并“已受同仁责言”。又，8月14日信中云：“本所诸君子皆自命为大贤，一有例外，即为常例矣。如思永大病一事，医费甚多，弟初亦料不到，舆论之不谓弟然也。”
如果傅斯年通过朱家骅搞来他信中所求的专款数目，以资助梁氏弟兄，想来不会把一个史语所医务室弄得“完全破产”。正是由于专款的数目过少，杯水车薪，根本不可能把梁思永从生死线上解救出来，傅斯年才以他的霸气加梁山好汉的哥们义气，把医务室本来并不厚实的家底，几乎全部倾注在了梁思永身上，也才有了史语所同仁不满舆论的滋生，以及后来傅斯年本人有些恼火情绪的流露。事实上，在如此艰苦卓绝、生死茫茫的紧急关头，因一个人的病情把整个史语所同仁、家眷所依靠的医务室弄得破产，这对全所人员造成的惶恐是显而易见的，舆论对傅氏的做法不以为然，甚至非议也是一种必然。由此两难境地，更可见傅斯年处世之风格，用心之良苦。而这诸多的不易，只能徒令后人感慨万端，对天一叹了。
梁思永的病情时好时坏，基本无法进行正常工作，但生性倔犟的他仍想竭力把自己主持的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墓葬发掘报告整理出来，以对当年的工作有个交待。他在病榻旁放置一张小书桌，所需资料放在一旁，另外专门制作一块木质写板，纸张夹在木板上，人可以半坐在床上，垫起后背随时书写。凭着这种坚强的毅力，在抗战胜利的前夜，梁思永完成了整部报告的纲领和一部分初稿，后因赴重庆手术治疗，报告撰写工作被迫中断。
梁思永之死（1）
梁思永之死
随着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李庄，梁思永更加急切地盼望自己能恢复健康，以便完成报告撰写工作，并继续到田野进行考古发掘。就在这时，他偶然从一本外文杂志上看到一个新的医学成果，即患肺病者如去掉肋骨可使有病的肺萎缩下来，健康的肺将发挥更大作用。这个消息令卧病在床饱受病痛折磨长达四年之久的梁思永极度兴奋，他当即决定赴重庆实施手术。征得傅斯年同意，在梁思成帮助下，梁思永乘船来到重庆，入住高唐奎医院，并在著名胸外科专家吴英凯主持下，切除了七根肋骨（一说切除六根）。自此，梁思永一直在重庆医院疗养。当1946年全国性的复员工作开始时，傅斯年通过柏林大学时的同学，且是郎舅关系的交通部长俞大维帮助，让梁思永一家搭乘一架军用飞机飞往北平。此时梁的身体仍未恢复健康，只能躺在一张帆布椅上被抬上飞机。傅斯年以个人名义拍发电报，让时在北平的妻兄俞大孚帮忙接机。梁思永一到北平，即由俞大孚等四人抬下飞机舷梯，专车护送到梁在北平的大姐梁思顺家暂住。一个星期后搬到东厂胡同原黎元洪大总统居住的院内三间北房休养。因北平气候和医疗条件较好，梁思永病情稍有好转，但仍无力赴已复员到南京的史语所工作。
1948年7月2日，李济由南京致信仍在北平的梁思永，除了交谈业务上的事宜，还对梁致以亲切慰问：
思永吾兄：
考古学报第三册近已出版，拙著《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上篇》抽印本，今晨寄到，特航寄一本，送呈吾兄评正。此文于付印之前，未能就正于兄，为弟一大憾事。排印期间，校雠数次，仍有脱误。原文尚有数处未作到十分满意，诸祈指正，曷胜盼祷。中篇《锋刃器》已将脱稿。“小刀子”一节拟借用侯家庄材料作比较参考之用。至希惠允为感。又上篇亦有数处用到侯家庄材料，以为旁证，并希吾兄加认。近日第四期已可集稿；本组同仁，均努力异常，一年以来，不少佳作，此亦穷苦生活中之另一境界也。尊体近日何似？嫂夫人想必康健。柏有读书想必大有进步。自令姊令娴夫人北归后，即未得兄消息，但心中无日不念也。余不尽，专此并颂
暑安
弟
李济谨启
据许多年后得到这封信原件的李光谟的解读，此信前半部所言，反映的是史语所考古组一项不成文的规矩，即，凡田野发掘的出土物或其他发现，主持发掘人有第一研究权，其他人若要在论文或报告中使用，需征得对方同意。因梁思永在安阳殷墟主持了这一遗址的发掘，故李济利用这批出土材料著文，就需按规矩取得梁的认可。
同年8月5日，梁思永回信：
济之我兄：
考古第三册抽印本和里面附带的信收到了，多谢。大著已拜读过，佩服佩服。偶有鄙见与尊说不尽合之处，也只是彼此看法上稍有差别，且多涉及枝节问题，无关重要。他日会见时再当面请教。侯家庄材料请兄随便使用，三组工作兄所领导，何须如此客气。
弟五月底入协和医院，住院十二日。检查身体，结果是右肺健全，左肺压塌状态良好，胃肠透视都没有发现毛病。除了气管里的结核病灶可能尚未痊愈外，可以说没有病了。不过身体经过这几年跟病菌斗争之后，真有如战后的英伦，虽然战胜敌人，但元气消蚀殆尽，就要恢复到小康的局面，也万分困难。为了肃清气管里病菌，现正试用链霉素。已注射了六十三克，似颇有效。预备再注三十七克就停止。
弟近间起坐之时已加多，且能出到院中行走。只可恨注链霉素后发生头晕现象，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不很稳当。
看情形秋后大概可以开始做点俯案工作。欲想趁机整理两城报告。不过在这动荡不定的大局中，把珍贵的稿子拿到北方来，又觉不甚妥当。盼兄分神考虑考虑这问题。内子小女托庇粗安。即此顺祝
暑安
嫂夫人、光谟统此问候。三组同人，见面时祈一一代候。
弟思永拜上
梁思永之死（2）
据可考的史料推知，这是梁思永在生命暮年，与史语所同仁最后一次通信，信中流露出彼此的学术情谊、相互尊重以及各自在研究工作上的良好愿望。
1948年9月23日至24日，中央研究院成立20周年纪念会暨第一次院士会议在南京北极阁举行。作为共同当选人文组院士的梁家兄弟，梁思成出席了会议，梁思永因身体原因未克出席，仍在北平养病。
1948年12月底，国民党败局已定，军政人员开始向台湾孤岛大举溃退。根据蒋介石密令，由朱家骅、傅斯年亲自组织指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大部分人员如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等，携带所内保藏的青铜器、甲骨、玉器等珍贵文物，连同大批孤本藏书，由李济任总押运官，乘军舰与货轮撤往台湾。未久，傅斯年也乘机仓皇离开南京赴台北，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兼史语所所长，整个史语所留在大陆的仅有梁思永、夏鼐、郭宝钧、吴定良等几人。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一个新的时代随之到来。
1950年8月，梁思永以他在考古学界巨大的影响力，被新生的人民政府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名列夏鼐之前，考古所所长由中央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兼任。尽管梁思永身体虚弱无力，不能直接指导所内事务，但仍在家中参加或主持所内一些重要会议。据夏鼐回忆说：“他（梁）在考古所成立后初次看见我时，便很兴奋地谈着关于考古研究所的计划。他说：'所中一切事情都由郑所长和我来管好了。只希望你和所中具有田野工作经验的几位，带着一班年轻朋友们，在外面多跑跑，训练年轻的人材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这种训练是需要在当地实际工作中亲手指点的。'因此，我到所后一年半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工作，没有多替他在所内分劳。”
1953年，梁思永在北京大学中关园96号梁思庄家休养，每天上午都在院内葡萄架前晒太阳自1950年秋开始，中科院考古所人员几乎倾巢出动，在夏鼐带领下，先后对河南辉县琉璃阁和赵固、北泉等地东周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发现车马坑数座，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物。梁思永不仅在家中主持考古所的日常工作，还为参加发掘的青年考古学家们撰写《辉县发掘报告》具体辅导，并亲自撰写报告参考提纲。当时刚进所不久的青年学生，后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安志敏晚年回忆：“从我们到考古所那天起，（梁）便给我们布置了必读的书目和学习计划，每周还要填表逐日汇报学习和工作情况，并经常同我们谈话以便作更深入的了解，从治学方法到思想修养无所不包，以督促和爱护的心情帮助我们克服思想上和学习上的缺陷，为考古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新的骨干。”
就在这一时期，各地基本建设全面展开，几乎每天都有地下文物出土，而专业考古人员十分短缺，难以应付四面开花的新局面。为有效抢救、保护地下文物和古代遗迹、遗址，1952年至1955年，中央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四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号称文物考古学界的“黄埔四期”。梁思永对这项工作表示了极大的热情，从教学人员的配备、课程设置，以及实习选点等等细节问题，都作了认真建议和安排，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来自全国三百四十一位文物干部接受了培训，并很快成为各地区的业务骨干，许多人后来成为文物界著名的大佬。同样是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北京大学历史系于1952年成立考古专业，梁思永带病给予支持并参与筹划，为新中国考古学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础。许多年后，1952届的北大考古专业毕业生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总是念念不忘梁思永作为这项事业的开拓者施于自己的恩泽。
梁思永之死（3）
1953年2月，梁思永心脏大幅度衰竭，身体更加虚弱，只得脱离工作安心在家休养。到了1954年春天，梁思永心脏病发作，入北京人民医院救治。3月8日，李福曼打电话叫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梁思庄到医院，当梁思庄匆匆赶来时，头脑尚清醒的梁思永握着她的手说：“我将不久于人世，要和大家永别了！”
据吴荔明回忆，在梁思永生命垂危的最后阶段，一直没有为自己的病情和痛苦哼一声，一直默默坚持着，为战胜病魔奋斗着。突然有一天，“三舅（梁思永）对着和他相厮相守二十二年的三舅妈平静地说：'我不奋斗了，我奋斗不了啦，我们永别了！'”
1954年4月2日，梁思永病逝，中国考古学界一颗巨星在他五十岁的英年陨落，科学界同仁无不伤感悲泣。梁思永的遗骨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由梁思成亲自设计的汉白玉卧式墓碑上刻有郭沫若撰写的墓志铭：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梁思永先生之墓
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生，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卒
郭沫若敬题
对于梁思永的墓志铭，许多年后，有人认为郭沫若如此题刻，是对这位学术巨人的不敬。梁思永的成名来源于他对中国考古学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他的业绩是通过一个无与伦比的考古学家的身份创造的，绝非一个“考古所副所长”这样一个官僚职位可与之相提并论。失去了考古学家的头衔，梁思永便不再是人们心目中崇敬有加的梁思永，也不是1948年当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学术大师梁思永，而只能是宦海浪潮中，一个整日战战兢兢的刀笔小吏。1927年2月，梁思成由美国致信父亲梁启超，对自己和弟弟梁思永所学专业于国家民族进步，提出了到底是“有用”还是“无用”的询问。对此，梁启超作了斩钉截铁地回答：“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又说：“思成所当自策励者，惧不能为我国美术界做李、杜耳。如其能之，则开元、天宝间时局之小小安危，算什么呢？”梁思成与梁思永兄弟的确没有做成近代的李、杜，但却用自己的辛劳和智慧构筑起前无古人的名山大业，成为近代田野考古学与建筑史学这道星河中最亮丽的明星，其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的贡献，怎是一个小小的副所长的官帽所能涵盖得了的？
当年梁启超所提出的一个王朝的宰相若此，而就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论，一个皇帝或一个总统，对于文化的进步所充当的角色同样若此。梁启超深邃的思想与宏阔的历史见地，很能令人想起美国第三届总统杰弗逊的墓碑碑文：“在这里安息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的执笔人、弗吉尼亚大学创办人，托马斯·杰弗逊。”……这个令世人传诵的墓志铭，据说是杰弗逊生前所题，死后刻到墓碑上的，他没有提及自己生前曾做过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之事，其深层的原因自不可究，但李敖的解释或许能参破几分内情：“美国总统算老几？这个是世俗的职位，值不值得这样谈呢？不谈，不值得这样谈，不值得这样重视。”
同理，只有作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兼考古学家的梁思永，他的光芒才显得耀眼夺目，才令一代代学人景仰怀念。梁思永墓志铭，必须在姓名前加上“著名考古学家”或相应的学术头衔，或镌刻象征他学术业绩的标志性术语，才显得对逝者的公正与厚道。
花落春仍在（1）
花落春仍在
梁思永去世前，对前来看望的考古所同仁简单回顾了自己一生的事业，既有欣慰也有遗憾，最令他牵挂惦念的仍是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墓葬发掘报告的命运。他去世后，夏鼐在纪念文章中专门提及此事：“1941年我在李庄和他（梁）会面时，他正工作得非常起劲。他将全部的出土古物，都已摩挲过一遍，并写下要点。对于报告的内容组织，也已有了大致的轮廓。这报告的完成，似乎是指日可待了。不幸1942年初夏，他的肺结核病转剧，只好将这工作中途停止了。但是他仍念念不忘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