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个例子，尼尔使命号以南纬20°角飞向地球，然后以南纬72°角飞离。这个路径使它获取了额外每秒13毫米的速度，比预计的要多。也许看上去数值不大，但这是绝对真实的，这效应可以被高度精确地记录和研究。NASA获取探测器的反射波后可以精确地测量它的速度——达到每秒0。1毫米的量级，因此，每秒13毫米的变化可以很容易地被识别。
这是否意味着空间探测器在经过地球时总是会加速或者减速？不，信使号（Message）空间探测器做了一个对称的飞越——从北纬31°角飞入，南纬32°角飞出。在这个过程中，它的速度根本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安德森博士发现，空间探测器经过地球时飞离的角度越大，它的速度也改变得越大，像信使号一样，越过地球赤道的路径越对称，速度的改变也就越小。这使得安德森博士得出结论，空间探测器飞行速度的改变和地球自身运动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似乎没人知道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这不是你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能解释得通的。
即使这只是一个神秘的重力效应（虽然NASA认为这无法用任何传统方法来解释），它仍然迫使我们去重写物理学定律，并不得不问，如果这和重力无关呢？这会不会只是时间自身流动速度的减缓或者加快？
在爱因斯坦的模型中，时间在特定的真空区域内不会加快也不会减慢（至少变量不会太多），不管你到哪里（除黑洞之外），本质上它的速度都是恒定的。只有穿越空间时的速度决定着时间的速率。先锋号和弗莱堡号的反常不同于此——因为它们确实让时间流动的速率在特定的区域内发生了改变。当我们引入施诺尔的发现时，我们拥有了令人惊讶的新证据，证明这是一直就存在的现象，只是我们之前不知道罢了。当我们的卫星经过地球时无论运行速度是加快了还是减慢了，我们看到的只是每秒13毫米的差异——只占它们运行速度的一百万分之一，这导致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忽视了这个微小的效应。
地球的自转似乎在时间之流上创造了一个微妙的涟漪，就像一个草坪撒水器在地球转动过程中播撒时间流，这是由于源场的运动所造成的。但太阳能量是否同样会对时间流动产生推动作用呢？——可能量值不大，类似我们观察到的空间飞行器每秒13毫米的速度差异。如果真是这样，当太阳能量喷发达到顶峰时，这一现象就很可能会被观测到。基于施诺尔所观察到的遍及全球的变化，我们发现地球上的每个原子和能量波，都会被太阳能量的运动所影响。此外，由于我们的大脑是一个电气系统，也许在某个瞬间，不可预测的时间流波动会引起我们脑电波模式的紊乱——会使我们感到不适、压抑和情绪过度波动。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可能会引发战争、暴力行为和经济崩溃。
太阳周期和意识效应
因特？A。L。柴可夫斯基（Enter A。L Tchijevsky）是20世纪早期的俄国科学家。柴可夫斯基创造了“群体性人类兴奋度索引”（Index of Mass Human Excitability）来研究72个不同国家的混乱和骚动事件，研究的时间跨度达到2500年，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922年。他寻找人类不开心时那些显著的标志，比如战争、革命、骚乱、经济低迷、远征和移民。同时依据牵涉人群的数量来对事件的严重程度进行分级。出乎他的意料，柴可夫斯基发现80％的重大事件都发生在太阳黑子活动最活跃的5年中。太阳黑子的活动并不严格遵循11年的活动周期，有时候来得早些，有时候晚些。然而，最负面事件中的80％都是在太阳活动达到最大强度期间发生的。
可悲的是，柴可夫斯基由于指出1917年的俄国革命发生在太阳黑子活动周期的高点，而被关押在苏维埃监狱中长达30年。
现在回到我们在第五章所学到的知识。7000人仅仅通过冥想就能降低全球范围内72％的恐怖活动数量。他们还同时减少了暴力事件的数量、死亡人数，让不同国家间的敌对状态出现缓和。通过施诺尔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我们星球的绕日运动，会以可观测的形式影响地球上的每个原子。而根据柴可夫斯基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太阳活动对我们的感知会产生直接影响。当太阳活动加剧时，我们的心理压力也会增加，世界上也会发生更多暴力行为。当太阳活动减弱时，我们会从压力中恢复，负面事件的发生率降低到20％。这种效应贯穿于柴可夫斯基所研究的2500年历史当中。
（插图24）情绪管理研究机构（Hearmath）重新构造了柴可夫斯基发现的太阳活动和人类不安情绪之间的清晰联系。
如果我们的模型是正确的，我们就能假设，太阳活动频率的改变同样会影响时间的流动，进而扰乱我们大脑正常的工作模式，让我们感受到莫名的不适。运用地球上的时钟来测量时间流动的改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它们的速度会随着时间流动的改变而改变。然而，我们可以检测地球转动的速度，因为太阳一直处于一个固定的位置——我们就有了地球以外一个可以对比的参照物。
时间洪流中的星际性变化
在1959年，发生了一场巨大的太阳风暴，地球的转动速度同时减慢了。这使得一个自然日的长度突然变长了。在1972年8月又发生了一场更大的太阳风暴，约翰？格里宾（John Gribbin）和NASA科学家斯蒂芬？普拉格曼（Stephen Plagemann）在知名期刊《自然》中描述：“我们确实在自然日的长度中发现了一个不连续的变化……在风暴发生之后的那一刻。”说明地球在发生太阳风暴的轨道上运行时“打了下嗝”。确实，很多科学家都发现了太阳运动和自然日的长度存在某种联系。事实上，太阳运动的强度与地球转动的速度存在着完美的联系，贯穿于“从1960年起的20世纪最后的40年。记住，从1950年开始，我们才拥有了计算一个自然日长度的理想数据。太阳运动同时改变了大气层环绕地球运动的速度——虽然在太阳活动和其引起的大气层运行速度的改变之间仍存在一些延迟。久罗维奇（Djurovic）在1990年说，“产生这种现象的物理机制还不明确。”
另一个可能是时间流动发生改变的例子，发生在水星开始向后运行或逆向运行的时候。在它划过我们夜空的轨迹中。几乎每个占星家都会告诉你，从他个人或者专家的角度来说，在此期间，机械装置更容易发生故障——也许是因为电流的波动——并且人们似乎更容易产生争论，爆发冲突。即使像《连线杂志》和Cnet网这样的主流媒体都有关于此奇特现象的评论，这要归结于勇敢的新闻编辑丹尼尔？特迪曼（Daniel Terdiman）的功劳。既然我们知道了施诺尔的发现，我们就可以预测，时间流动本身是否同样会受到行星逆向运行的影响。
2010年8月，来自斯坦福大学和普度大学的研究者们引入了一些新的数据。就像施诺尔所做的那样，这些科学家们在研究放射性物质的衰变速率。据他们所知，衰变率是一个不会改变的常数（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相反，他们发现了一些施诺尔数年来一直在探寻的变化。
衰变率在夏天会产生轻微的下降而在冬天则有轻微的提升。实验性错误或者环境因素已经被排除在外……这看上去只有一个唯一的答案。地球上的北半球在冬季时更加接近太阳（我们行星的轨道有轻微的偏移、拉长），太阳会影响衰变率吗？另一个古怪的地方是，普度大学的核物理工程师杰里？詹金斯（Jere Jenkins）注意到，当他在2006年的一个晚上测试锰54元素的时候，衰变率发生了无法解释的下降。这恰好发生在一次大型太阳耀斑喷发的一天之后。斯坦福大学已退休的应用物理教授皮特？斯特罗克（Peter Sturrock）让这种现象与太阳活动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显化，他建议普度大学的科学家们寻找衰变率中其它重复出现的现象。作为一个研究太阳内在机理的专家，斯特罗克有种预感，中微子是揭开这个秘密的关键所在。当然，研究者们注意到衰变速度每33天发生一次改变——与太阳内核的转动周期相匹配。
太阳活动的这些变化似乎不仅改变了时间的流动，同时也增加了负面事件的发生数量（柴可夫斯基称这些事件为“人类过激反应”）。它对我们的直觉和精神能力是否也有类似的影响呢？詹姆斯？斯波蒂斯伍德（James Spottiswoode）博士对于“超常认知”（anomalous cognition）进行了长达20年的研究，这些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测试人们的精神能力。1976至1996年期间，在进行51组不同研究，完成2879次独立个体测试后，他发现太阳活动对我们的精神能力有清晰可测的影响。总的来说，太阳活动越强烈，人们在“超常认知”测试中的表现也就越差。
现在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太阳的能量喷发会减缓时间的流逝，地球的自转也越慢（尽管似乎没人知道原因）。而通过扰乱我们的神经突触的电子活动，这也会对我们大脑造成压力。对大脑的这些冲击会大大提高暴力事件、战争和骚乱的发生率。在过去的2500年中，当地球保持稳定状态，这些“人类过激反应”事件的发生率就会降低到20％。当时间的流动更为平滑，和谐度也会提升。我们的大脑会保持放松，所有人之间也相处得更好。脑波的平滑运作模式也帮助我们进入更深层次的意识状态——提高我们在“超常认知”测试中的表现。
人类意识正在改变时间的流动
如果这些周期会对我们造成影响，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那（反过来）我们能否也对它施加影响呢？如果高强度太阳活动能使时间流动变得更加起伏不定（制造出一些扰乱使得时间流动减慢），低强度的太阳活动能使时间的流动更加平滑，那我们是否也能对时间的流动产生影响？如果地球上的每个人突然同时被一个负面事件所震惊，这是否会对时间的流逝造成瞬间的“闪断”——在全球范围内扰乱时间的连贯性？如果有足够的人同时冥想，我们能（通过一种施诺尔可以在他的实验室中具体测量到的方式）缓和时间的流逝吗？
让我们来看看罗根？尼尔森（Roger Nelson）博士在全球意识项目（Global Consciousness Project）中的发现。在1979年，罗伯特？海恩（Robert Hahn）博士开设了普林斯顿工程异常（Princetion Engineering Anomalies）研究实验室，来研究“电流敏感设备……是否会被特殊的意识状态所影响，包括强烈的情感和直接的意图。”罗根？尼尔森博士在1980年加入了他们，最终变成了这项研究的主要推动者。早前，杨（Jahn）和尼尔森决定看看人类的意识是否可以对“一个成熟的商业电子白噪声器源”造成任何可测量的影响。施诺尔也在研究电子的流动。现在我们有2组不同的人在从事同样的研究。
杨和尼尔森希望把“电流噪声”转变成数字，以便于他们绘制图表和测量。如果用某种方法可以切实改变电流的流动，他们可以通过数学手段来证实它。他们觉得最好的方法是制作一个随机数发生器。这可以衡量电流通过线圈时的平滑度：任何电流出现的“打嗝”现象都会在数据上体现出规律的模式。一旦我们看到了规律的模式，这一数据便不再是随机的了。当然在传统的科学观念中，时间并不像电流一样具有加速和减速的特性。然而，如果时间在一个“随机”的电流线圈中开始加快或者减慢了，那产生的数字又将出现规律的模式，你可以对其进行测量并绘制出图表。斯诺尔也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放射性反应上寻找相应的模式，但是他从未考虑过人类思维对此产生的效应。
多年来，尼尔森博士使用过三种不同的随机数发生器，它们不是基于“热噪声”（电路中温度的自然升高和降低）的原理就是基于“电子隧道效应”（电流通过细小的路径流动，例如电脑芯片中的电流情况）的原理。这些线圈都被严密地屏蔽起来，以阻隔外部电磁场或温度改变的影响，他同时确保了元件的老化度不会成为一个影响因素。据尼尔森说，“经过10多年，这个基础实验生成了一个巨大的数据库——就最低限度来说，证明了人类意图能对随机数据序列造成微小但重要的影响。”
简单来讲，尼尔森发现如你我一样的普通人，特别是当我们组成人数众多的群体时，确实可以改变电脑所生成的数据，并制造出“混乱中的模式”。尼尔森在2008年的一篇论文中写道：
举个例子，我们把REG（随机事件发生器）连接到笔记本电脑或者掌上电脑，带到音乐会、典礼、宗教仪式、体育比赛、董事会和其他能产生“群体意识”的场合中去……几年后我们从诸多“共鸣”环境中积累了超过100个资料组，以及一个较小数量的关于“普通”场所的资料组（比如商业中心，忙碌的街角和学术会议厅）……简而言之……最显著的效应似乎来源于仪式或者一些致力于把人们引向一种共同心智状态的活动。
全球性意识
在1995年，当数百万人在电视上收看奥斯卡金像奖时，2个相隔12英里的随机数生成器同时显示了一个可测量的变化。1997年，在电视历史上最受人瞩目的事件之一的O。J。辛普森（O。J。Simpson）案的最关键时刻，迪恩？瑞丁（Dean Radin）博士在5个位于不同地点的REG上发现了强烈的数据波动。在1998年戴安娜王妃的葬礼期间，位于美国和欧洲的12个REG，“在最关键或令人伤心至极的时刻”，都同样显示出从普通水平上突然“抽离”的显著数据特征。
在1997年晚期，他们开始建立一个7×24小时运作的全球性网络，来寻找这样的模式。所有数据都通过互联网传输到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核心位置进行分析。到了2001年，全球意识项目已经扩展到运用位于世界各地的37台电脑来全天候收集数据的规模。当9·11事件刚发生并且新闻报道开始传播到全世界时，他们获得了实验结果。
我们发现在一个长达3个月的时期中，一个日期存在统计学上的异常：2001年9月11日。在这一天，根据这37台计算机的显示数据；异常特征出现最频繁的时间范围是6am…10am之间，峰值出现在9am…10am。而（异常最明显的计算机）大多位于美国西海岸。
事实上，越靠近纽约的计算机受到的影响越强烈。一个如此高的分值（在随机情况下）在一百万秒的时间内（相当于2周的时间）才会出现一次。迪恩？瑞丁在2001年说；“这是我见到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了大规模的群体意识／意图会影响我们所处的物理世界——也许因为这是最耸人听闻的事件。”
（插图25）全球意识项目发现，当发生全球性的重大事件时，随机数生成器会显示出奇特的序列模式。
预测是科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你不能只是坐着等待事情发生，然后再来进行分析。为此，当世界上即将发生一个重大事件时，你事先写下你所做的预测，然后在事后看看你的预测是否准确。在2008年，尼尔森报告他们提前识别出了250个经过“严格审查、提前确认”的将会发生的事件，因此他们能预测是否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不是一味地“寻找数据中的特异值（比如9·11事件），然后再进行分析。这250个事件包括“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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