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神、七十二鬼，土家族的灶神、土地神、四官神、五谷神乃至各种山精树怪，一律被真诚地信仰着，而从汉族地区传入的佛教、道教中的神、佛、鬼、怪，在这里也占有一席之地。在这些山民眼里，自然万物都是有灵的，人与自然万物都能通过神发生交感，自然成了一个巨大的生命社会。这种生命一体化的观念，不仅体现在重大的祭祀活动中，也渗透到日常生活习俗上。孩子生下来，家里担心长不成人，便选定一棵老树，在树枝上系一块红布，树前摆一盘“刀头”，点几炷香，烧几陌纸，拜寄老树为干妈，孩子便可平安长大。他们有许多禁忌，如夜里不能在家里吹哨——吹口哨会招惹鬼怪；不能用脚踩或移动火坑里的三脚——对祖先不恭或不吉利；大清早忌谈龙、蛇、虎、豹、鬼；在外客死的人不能抬进屋——野鬼不能见家神；七月见蛇进屋不准打——据说是祖先的化身；孕妇家里不能随意动土、钉钉——防止震荡胎儿坠胎；见蛇交配不能对人说，只能先对树说——此乃不祥之兆，对人说人死，对树说树枯……，凡此种种，多出自对祖先的尊重和趋吉避凶的考虑，而又一律奠基于人、神、自然万物的生命能够相互感应、交通的观念。而且，神还是人事纠纷的裁决者。凡遇疑难是非，当事人常常砍鸡头，饮血酒、发血誓，以明心迹。凡做亏心事者往往怯于报应，不敢这样做。在苗族和土家族中间，还有专司神职的人员。苗族称巫师，土家族称土老司，一切重大的祭祀活动由他们主持，他们成为沟通人神的使者，享有神之下、人之上的社会地位。
——在这里，神尚未完全解体，它仍被人们真诚地信仰着，在绝大多数场合，神尚未蜕变为人与人之间相互瞒与骗的工具。在这种神之信仰的背后，是人性的纯朴，观念的单纯，以及洋溢在人际交往中的脉脉温情。这种人际关系中也有野蛮的一面。但就连这野蛮，也似乎浸透着敢于拿来与神对面的率直与天真。
寒暑更替，日月升降，年复一年，他们就这样一代接一代地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
这是一个有声有色，有血有泪，有大痛苦，也有大欢乐的人的世界。然而，他们全部的人生哀乐，他们埋藏在心底的所有期待与想望，全像荒蛮群山中的草木，随季候的变换，周而复始默无声息地自行荣枯。他们无从弄明白外部世界的种种，而他们在外面人头脑里，除了道听途说得来的野蛮与神秘的印象，也一片茫然。历代封建王朝修撰的正史，除了记载对“蛮族”实施征服杀戮的“伟绩”，照例对他们不屑一顾。而他们自身又无法记载自己的历史——无论苗族还是土家族，都没有自己的文字。在近代由于汉文化教育在湘西的渐次实施，在他们中间，也曾出现过一批知识分子，但在他们身上，有的只是对汉文化传统的认同。他们既然常常不得不对外隐瞒自己的民族成分，当然谈不上喊出自己同胞的心声。但是，历史不会永远沉默。它业已注意到，发生在湘西的一次次血与火交迸的背后，隐含着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喊出自己的声音——维护本民族的尊严，审视自身的长处与弱点，以求得外部世界理解与同情的强烈渴望。如果没有承担这一使命的人，就造就出一个来！到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中国终于迎来了中西文化大交汇、大碰撞的机运。这种交汇与碰撞影响到湘西所形成的不同文化形态的相互撞击，正蕴酿着湘西内部前所未有的精神躁动，它为长期被历史所遗忘的南方为数民族最终喊出自己的声音，提供了历史契机。
沈从文传……卖马草出身的将军和他的后裔
卖马草出身的将军和他的后裔
湖南、四川、贵州三省接壤，属湘西境内，有一座小城，因附近有筸子溪，就地被取了一个极实在的名字，叫作镇筸；又有一个极美丽的名字，曰凤凰。小城坐落在一个山洼里，四周皆山，山上古木参天，树草繁密，为各种鸟兽虫蛇栖息之所，四季皆有百鸟和鸣。据当地老辈人说，早年城里的居民夜半醒来，常常听见一种不知其名的鸟叫声，其音清越宛转，绵远悠长，极为好听。有人说这是九头鸟，又有人说这是凤凰。四周山上多野鸡、锦鸡、寒鸡，凤凰城是否因此而得名，不得而知。
凤凰确实很美。城四周用精致的石头绣起一道城墙，沱江自贵州铜仁东北向入湖南境，向东过凤凰城北，再东北向流入湘西著名的武水。城东沱江河面上，有一座大桥，桥面两测层叠着住家的房子，中间夹成一条有瓦顶棚的小街。桥下游河流拐弯处，建一座万寿宫。宫旁矗立着一座白塔，从桥上能欣赏白塔倒影。城里多清泉，清冽的泉水从山岩缝隙里渗出，人们在石壁上凿成壁炉似的泉井，井前铺有青石板，井边放有竹筒做成的长勺，供人随意舀水之用。泉井四周长满青苔及羊齿植物，映得四周青幽碧绿。城内街道用石条铺成，每逢雨天，便能听见穿钉鞋的行人在石板上敲起的清脆声音。城内外又多庙宇庵堂，武侯祠、大成殿、马王庙、药王宫、凤凰阁，玉皇祠等等。每逢庙会，远近而来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沿路都有人伺茶。香火不断，钟磬不绝，小小边城被笼罩在神秘的氛围中。庙堂建筑的四檐装有“铁马”风铎，即便在平时，风吹铎铃丁当，声音随处可闻。每逢约定的赶场日子，城外各山道上，大清早便扯起条条人线，一时间，城内条条街道上，便只见人头攒动。百行作业，随行交易的各色人等综合成的哄哄市声，老远便能听见。下午五时左右，城里便又恢复了平日的清静。原籍新西兰、在中国居住了数十年的艾黎老人，曾称凤凰和福建长江是中国“两个最美的小城”，倒也名实相符。
然而，距今２５０年前，这里还是少有人住的边陬荒蛮之地。雍正年间，清政府开始对湘西实施“改土归流”政策。为防苗族人民的反抗，遂派戍卒屯丁来这里驻扎，始有城堡居民。到本世纪初，凤凰才逐渐发展成有三五千居民的小城。由于凤凰地处苗区，出城数十里便是苗乡，清政府设置的辰沅永靖兵备道——计辖府四、直隶州一、直隶厅四，共２０多个县份——道尹衙门就设在这里。沈从文在《凤子》里，曾这样记述当时凤凰城四周的形势：试将那个用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作中心向四方展开，围绕了这边疆僻地的孤城，约有５００左右的碉堡，２００左右的营汛。碉堡各用大石块堆成，位置在山顶头，随了山岭脉络蜿蜒各处走去；营汛各位置在驿路上，布置得极有秩序。这些东西在１７０年前，是按照一种精密的计划，各保持相当的距离，在周围数百里内，平均分配下来，解决了退守一隅常作“蠢动”的边苗“叛变”的。两世纪来满清的暴政，以及因这暴政而引起的反抗，血染红了每一条官路同每一座碉堡。①湘西“改土归流”后，过了５０余年，这里爆发了历时１０余年的著名乾嘉苗民大起义，作为这次起义导火线的勾补寨事件，就发生在凤凰境内。至１８世纪末，起义失败。其后又过了５０年，至１９世纪中期，苗族人民因生力牺牲过重，已无力再举，凤凰城近边的苗民，已经大半被同化，用以防范苗民“叛变”的城堡也已渐次凋残破败。
就在这时，位于凤凰正南方向的广西桂平县，发生了一件震动中外的大事。１８５１年，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在金田村组织与发动了农民起义。一时间，起义军攻克永安、全州、郴州，围长沙，克益阳、岳州、武汉、九江、安庆、南京，一路所向披靡。清朝调集重兵进剿，却屡战屡败。１８５３年，太平军定都天京（南京），太平天国正式成立。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于１８５３年被任命为帮办团练大臣，在湖南各地招募乡勇，创建湘军。１８５４年，湘军完成组建与作战准备，开始出湖南境与起义军作战。
在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统帅的湘军中，有一支由湘西乡勇组成的筸军，其中，多“深山雾谷寒苦之民”，皆蛮悍骁勇。率领这支军队辗转各地与太平军作战的是一群青年将校，其中有四位后来获清朝提督衔。这四人中，最著名的是凤凰人田兴恕，后来在《清史稿》“列传”中占有一席之地。另一位与田兴恕同为凤凰人的将领，是沈宏富。①《清史稿》有关这一段历史的记载中，沈宏富的名字虽时有所见，却语焉不详。《从文自传》上说，沈宏富与田兴恕等人同起于行伍，年龄皆不相上下。如此，以《清史稿》中田兴恕传为参照系，结合其它有关记载，似可推得沈宏富生平的略图。
《清史稿》田兴恕传称：田兴恕１６岁充行伍，咸丰二年（１８５２年）从守长沙，咸丰六年领５００人号威虎营。咸丰八年，积功副将，加总兵衔，咸丰十年，实授贵州提督，为钦差大臣，督办全省军务。咸丰十一年，石达开率军由广西进入贵州，田兴恕与沈宏富诸将驻兵黔西北镇远、湄潭、松桃、石阡一带，阻截太平军。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因事与法国入黔传教士文乃尔龃龉，“兴恕恶其倔强，杀之”，②因此被革职查办，论罪遣戍新疆。
据《清代职官表》③，在田兴恕被革去贵州提督的第二年９月，沈宏富调任贵州提督。据《从文自传》，沈宏富时年２６岁。照此推断，沈宏富大约生于１８３７年。１８５３—１８５７年间入伍。“二十二左右’，即咸丰八年，获总兵衔①，实授云南昭通镇守使。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年），由昭通镇守使任上接任贵州提督。同治四年，即１８６６年１月１９日，离贵州提督任去四川，其因由巳不可知，时年２８岁。其后回到湘西家中不久，便因伤病死去。死时，年龄当在３０左右。
沈宏富起于卒伍，是“累功”逐级擢升为湘军高级将领的。当时，“勘定发、捻，湘、淮、楚营士卒，徒步起家，多擢提、镇、参、游以下官。”②据史料统计，湘军得至三品以上的Ｄ军官，不下数万人。然而，其中多为虚衔，能实授者只是少数。沈宏富能实授云南昭通镇守使及贵州提督，应是为清政府效死力与太平军作战的结果。因为沈宏富出身贫寒农家，亲朋中没有高官贵人可供依傍。沈家原住凤凰城外东北数十里的黄罗寨。据说其先人为宋代充军到湘西的囚犯，至沈宏富辈，已历数百载。因家中贫寒，沈宏富入伍前常常进城卖马草——当是供驻凤凰的清朝绿营屯兵养马之需。沈家移居凤凰，应是沈宏富“发达”之后，究在何年，已不可考。沈宏富家居凤凰城后，其兄弟仍住乡下。凤凰城的沈家老屋，至今犹存。一座湘西常见的三进全木结构的房屋，两侧砌有高出屋顶的青砖封火墙，墙头及屋脊上饰有兽头。屋前一个院，院门两侧建有数间简易平房，为沈家佣人住处。沈家老屋虽然优于凤凰一般人家的居所，却较城里富豪之家逊色。即使从当时眼光看，也称不上富丽显赫，使人疑心这竟是做过一省最高军事长官的将军故居。
但沈宏富终于为沈家在凤凰挣得一份优越地位，跻身于当地的上层阶级。这个阶层，是由当地少数读书人与多数军官，在政治上和婚姻上两面结合而形成的。可是，沈宏富自己年轻时便因伤病死去，留下一栋房子，一份金银财宝，一份田产，一个年轻寡妇，却没有留下子、女。按当地习惯，照例要从近亲中过继一人为子，以免身后香火断绝。沈宏富原有一弟，名沈宏芳，住黄罗寨乡下，其妻也未能生育。于是，沈宏富之妻便作主替沈宏芳从邻近的贵州境内娶了一个姓刘的苗族姑娘做二房。这个苗族妇人先后生下两个儿子，遂将老二过继给沈宏富为子。在当时，苗族受歧视，社会地位极其低微，凡苗民或与苗民所生之子，一律不能参预文武科举。这对于渴望子承父业的将军之家，无疑是一块巨大的心病。因此，当那位苗妇人为沈家生养了两个儿子以后，便被远远地嫁出去，以至后裔既不知其由来，也不明其所终。并且，还在黄罗寨旁边的树林里，为这位苗族妇人修了一座假坟，每逢过年过节，其子孙便要在坟前焚香磕头。这件事背后所隐含的封建政治的残忍与虚伪，苗族身受歧视与压迫的悲惨，今天听来，不能不让人怦然心惊。然而在当时当地，随意买卖苗人竟是一件极普通的事。
那位苗族妇人被远远嫁去以后，沈宏芳又娶了第三房妻子，先后生下三个儿子，两个女儿。过继给沈宏富的老二取名宗嗣，字少先，幼时仍住黄罗寨乡下，由一个姨妈带着。那时，黄罗寨是一个极偏僻荒蛮的地方，周围山高林密，大白天也常见猛兽出没。一次，年仅几岁的沈宗嗣正在屋前玩耍，猛听得一个放牛娃大叫：“老虎来了，老虎来了！”沈宗嗣便往屋里跑，姨妈闻声从屋里赶出来，将沈宗嗣一把抓起，迅疾朝木楼上奔去。刚上楼，老虎已扑到屋前院子里，最后咬了两只鸡婆，悻悻而去。
由于追慕父亲生前死后的荣光，沈宗嗣从小便幻想长大后也做一名将军，这与沈母“家里再来一位将军”的企望合拍。于是，到沈宗嗣十来岁时，家里专为他请了一位武术教师。习武极辛苦，规矩也极严格。据说出师时，沈宗嗣蹲在门坎上吃饭，老师从背后冷不防一扁担从头上砸来，沈宗嗣翻手向后，极敏捷地将扁担接住——这便是出师时的过关考核。直到长大，沈宗嗣习武不断。后来有位经常被请来给沈家人理发的陈姓剃头匠，虽然人长得又矮又小，武功却极好。他常常一面给沈宗嗣理发，一面同他谈论武术招式。谈着谈着，剃头匠突然放下理发工具，便与沈宗嗣比试起来。——习武之风当时在凤凰城乡颇为盛行，也不独独沈宗嗣为然。在这边陬之乡，读书难望有出息，而自“改土归流”以来，由于凤凰的上层阶级多从行伍出身，便刺激许多人试图通过习武从军谋出路。加上地处苗区，两百年来民族间的争斗不息，即使不求功名，出于防身自卫的需要，也帮助了习武之风的形成。
沈宗嗣习得一身武艺，年轻时便投身清军效力，去实践他做一个将军的理想。但他充身行伍究竟在何时，是在他结婚之前还是结婚之后，已无从确知。沈宗嗣的妻子叫黄英，在娘家排行第六，故又被人称作六姑。其父黄河清，是凤凰最早的一名贡生，后来做本地守文庙的书院山长，当时是本地唯一的读书人。由于沈家在当地所处优越地位，故给沈宗嗣议亲时，供沈家选择的女孩子有五六人。其中一人便是田应诏的妹妹，即田兴恕之女。田家有意与沈家联姻，是为了平息沈家对田家的怨愤。——据说当年在对太平军作战时，田兴恕曾谋占过沈宏富的军功，以至其后来的地位、名声皆高于沈宏富。田家之女曾去国外读书，从日本归来后，一副西洋作派，刻意仿效法国拿破仑之后约瑟芬的举止风度，这在旧式家庭长辈眼里，几乎成了一个“怪物”。沈母立即拒绝了这门提亲。相亲那天，应选的女孩子，一个个穿金戴银，打扮得花枝招展。唯独黄英穿一身旧蓝布衣裤，朴素而稳重，一眼便被沈母相中。沈母说：“我要能治家的，不是要好看的。”其实，黄英也是长得极秀丽的。从保存至今的照片中，仍可看出她年轻时的风姿。清秀的脸庞，眉毛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