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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天色阴沉沉的。沈从文来到河滩上，为弟弟送行。
临时雇定的十几只大小空油船，一字排在河边码头边。一些军用品堆放在河滩上，正有人在向船上搬运。一些随沈岳荃同行的下级军官，也陆续上了船。那两连伤愈的家乡子弟兵，都穿着崭新棉袄，早排队到了河边，待装船物资上齐，也分别上了船。几个从河边过路的学生代表，见此情形，知道事出仓卒，来不及组织欢送，立即跑到城门边杂货铺，买了两封千子头鞭炮，带到了河边。
眼见弟弟离开自己，走上一只大船，沈从文沉默无语，一种悲壮和肃穆情绪揉和在心里。
鞭炮响起来了，大船已经调转船头，十几只船相继缓缓向下游滑去，沈岳荃和一群下级军官站在船头，默默地向沈从文挥手。
沈从文眼里充满热泪，不由自主地沿河滩跑了起来，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喊：“这不成！这不成！”同时又有一个声音在回答：“这是战争，这是战争，这是战——争！”
船队的影子在下游河岸转弯处消失了。河面上慢慢升起的湿雾，逐渐聚拢，并向上升腾，越来越浓。黄昏正在降临，沅陵码头远近房屋和声音，同往日一样，不久就变得一片混沌，包裹在沉沉黑雾里了。
想起在长沙与徐特立的谈话，沈从文感到，要使地方安定下来，一致对外，远不是一次谈话就能奏效；而要消除外来人认湘西为“匪区”的错误看法，还得向人们介绍湘西的实在情形。因此，在送别弟弟以后，沈从文便着手写作以两年来湘西事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长河》。
小说选取沅水上游水码头吕家坪为故事发生的地点。开篇《人与地》集中展示民国以来２０余年间湘西社会变迁的大略情形。时间的长河已从《边城》茶峒流到了吕家坪。由于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无形中正洗刷着乡村正直朴素人性美的最后一点残余。与此同时，自外而来的压力正酝酿着湘西新的社会变乱。伴随那位“家边人”（即陈渠珍）下野、所部军队调商湘西、邻县正“调兵遣将”（苗族起义军对国民党军事进攻作出的反应）而来的，是“新生活”（蒋介石提倡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和“中央军”的向上调动。一时间，湘西被笼罩在极度惊惶与恐惧之中。
妇人把话问够后，简单的心断定“新生活”当真要上来了，不免惶恐之至。她想起家中床下砖地中埋藏的那２４块现洋钱，异常不安。认为情形实在不妥，还得趁早想办法，于是背起猪笼，忙匆匆的赶路走了。两只小猪大约也间或受了点“新生活”的惊恐，一路尖起声音叫下坳去。
“新生活”自然是国民党中央势力的象征。然而，这实在又不是象征。它与向上调动的“中央军”，只是一个东西的两面。它在骨子里是湘西地方民族灾难的根源。“怎么省里又要调兵上来？又要大杀苗人了吗？苗人不造反，也杀够了！”“掌柜的，真是这样子，我们这地方会要遭殃，不久又要乱起来。又有枪，又有人，后面又有撑腰的，怎么不乱？”
——《长河》敲响了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五溪会猎的开场锣鼓。沈从文从深处触到那个“苗民问题”，他感到一种彻骨之痛。为了冲淡现实带来的内心痛苦，小说有意作成一种牧歌式的谐趣，涂染变动来临前的乡村宁静，描绘乡村美丽、质朴、天真，善良的灵魂，以及“乡下人”面对人生忧患的镇定从容。
他心里想：“慢慢的来吧，慢慢的看吧，舅子。‘豆子豆子，和尚是我舅子；枣子枣子，我是和尚老子。’你们等着吧，有一天你看老子的厉害！”
夭夭不作声时，老水手于是又想起“新生活”，他抱了一点杞忧，以为“新生活”一来，这地方原来的一切，都必然会要有些变化，夭夭姊妹生活也一定要变化。可是其时看看两个女的，却正在船边伸手玩水，用手捞取水面漂浮的瓜滕菜叶，自在从容之至。
小说的主干故事就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发生。吕家坪那位依权仗势、横行乡里的保安队长（国民党邪恶势力的化身）与葡萄溪滕长顺一家的矛盾，围绕着敲榨桔子与调戏夭夭事件展开并逐渐激化。面对外来邪恶势力的欺压，“乡下人”生命内部已经生长出抵抗忧患的力量。
夭夭呢，只觉得面前的一个唱的说的都不太高明，有点傻相，所以也从旁笑着。意思恰恰像事不干己，乐得看水鸭子打架。本乡人都怕这个保民官，她却不大怕他，人纵威风，老百姓不犯王法，管不着，没理由惧怕。
“沙脑壳，沙脑壳，我总有一天要用斧头砍一两个！”然而，这矛盾发生于中日矛盾激化、战争迫在眉睫之际，而国民党却忙着对内兼并，消灭异己。——“听人说兵向上面调，打什么鬼子？鬼子难道在我们湘西？”一方面，“乡下人”对此感到无从解释的困惑，一方面，一份爱国热情正在身上燃烧。
“……船上有个美国福音堂洋人对我说，……日本会派兵来，你们中国明年一定要和他们打仗。……要打鬼子大家去！”
“……我明天当兵去打仗，一定抬机关枪，对准鬼子光头，打个落花流水！”
（长河》揭示出湘西地方民族对外的爱国热情与他们自内遭遇压迫、欺侮的矛盾，后者又与湘西特殊的民族问题相联系。这一矛盾不仅影响到湘西地方的安定，也对中国抗战的命运构成威胁。它的发展走向，既关系到湘西地方民族的未来命运，也关系到中国抗战的前途。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实现，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已经形成的１９３８年，不少文学创作沉醉于盲目乐观氛围的时候，沈从文以他对中国社会实际的深切了解，发现着那个“无可克服的根本弱点”，显示出一种特有的清醒。
《长河》继续着《边城》对自为生命形式的探索。在老水手、夭夭、三黑子等人物身上，不仅依旧保留了翠翠、二佬、老船夫的善良、纯朴与天真，而且开始有了染指权力的欲望：“我当了主席，一定要枪毙好多好多人，做官的不好，也要枪毙！”以及对实现社会平等的渴求：“不许倚势压人，欺老百姓，要现钱买现货，公平交易，”他们已经摆脱对“天命”的依赖，生命主体生长出在社会变动中把握世界的信心。虽然《长河》仍不免对现实的沉痛感慨，却一扫《边城》里的伤感。——这一方面，是沈从文受到了湘西苗族迫使何键下台事件的鼓舞，一方面，又来自沈从文对战争或者会“完全净化了中国”的渴望。
《长河》只完成了第一卷。按预定计划，《长河》全篇共四卷规模，打算写到苗族起义军接受改编，蒋介石将其送上抗日前线，企图假日军之手消灭苗族生力为止，完成大时代变动中苗民族和湘西地方悲剧命运的描写。可是第一卷完成后，在香港发表，即被删去一部分；１９４１年重写分章发表，又有都分章节不准刊载。全书预备在桂林付印时，又被国民党检查机关认为“思想不妥”，被全部扣压。托朋友辗转交涉，再送重庆复审，被重加删节，过了一年才发还付印。到全书由开明书店出版时，已经是１９４８年了。
《长河》终于以一部未完成的长篇，留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沈从文传……寂寞之路
寂寞之路
１９３８年三、四月，沈从文搭乘汽车离开沅陵，西行经晃县，出湘境，取道贵州玉屏、贵阳，再入滇去昆明。
到达晃县转车时，人多车少，车票十分紧张，沈从文又是一筹莫展。亏得一位中学毕业的售票员，弄清楚他的身份后，热情地对他说“你就是沈从文？我知道你。别急，我给你弄一个好位子。”其时，由于正处战争时期，汽油匮乏，车辆都自带木炭应急，路况又极恶劣，路上常有翻车事故发生，沈从文乘坐的汽车却一路平安。
经过２０多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昆明。先期到达的汪和宗到车站将沈从文接到城里。
临时落脚处，是蔡锷发动反袁战争时在云南的旧居。这是一栋极平凡的小房子，斑驳陆离的瓷砖上，有“宣统二年造”字样。老式的一楼一梯，楼梯已霉朽不堪，走动时便轧轧作响，砖砌拱曲尺形长廊，因风雨剥蚀，早已倾斜。只有院子里两株合抱大的尤加利树枝劲叶茂，勃然有生气。对面是当年五省联帅唐赓萤公馆。那是一座美轮美色的建筑，以其花木亭园名贵一时。中日战争爆发不久，便成了美国驻昆明的领事馆。两座建筑隔路相对，形成奇异鲜明的对比。
站在院子里的尤加利树下，沈从文不由想起历史上默不言功的将军冯异。不求生前的虚荣，不计身后的寂寞，一切有益于民族、人类的事功，皆成于一种沉默的努力中。……自沈从文逃离北平后，夫人张兆和携带两个孩子，留在沦陷的北平，直到１９３８年初，母子三人同九妹岳萌，才途经香港，取道越南河内，沿滇缅线到达昆明。一家人长达一年多的离散奔波，相互间说不尽的思念、担心、痛苦，至此方告结束。
张兆和到达昆明后，沈从文随家眷住青云街六号，不久迁北门街蔡锷旧居，连同九妹岳萌、四妹张充和，与杨振声及其女儿杨蔚、儿子杨起，刘康甫父女、以及汪和宗，组成一个临时大家庭，外加金岳霖寄养的一只大公鸡杨振声俨然家长，吃饭时一大桌，杨面南而坐。刘左沈右，无人指定，却自然有序。我坐最下首，三姐在我左手边，汪和宗总管伙食饭帐。①这时，沈从文已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任副教授，第二年转北京上学（当时，西南联大所属各校上课不分开，编制分开）任教授，担任现代文学、习作课程。除教学和写作外，沈从文和杨振声一起，重新开始战前即已起首的教科书的编撰工作。这工作由杨振声领衔主管，却不常来；朱自清一周来一两次；沈从文、汪和宗、张充和则经常在青云街六号小楼上。沈从文任总编辑，分工选小说，朱自清选散文，张充和选、点散曲，兼作注解，汪和宗负责抄写。
不久，昆明就有日机空袭轰炸。每当空袭警报一响，大家携家带口，忙匆匆外出躲避空袭。人们都往城外跑，金岳霖却总要跑进城里，去抱他那只大公鸡。后来，由于日机轰炸频繁、躲不胜躲，沈从文一家搬到了昆明附近呈贡县的龙街，距城十余里的乡下。留住城里的九妹岳萌，在一次轰炸中城里起火时，忙着帮助别人救火抢东西，不料自己的全部值钱物品却被歹徒乘乱劫走。因受刺激太深，承受不住，神经有了毛病。不得已，由沈从文托人送往湘西沅陵，嫁给了乌宿地方一个乡下木匠。２０年后，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缺粮断炊而饿死。
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沈从文和许多热情爱国的学者、教授，成为大受学生欢迎的人物。同战前在北平一样，沈从文一边默默笔耕，一边热情关心、接近那些爱好文学的青年学生，冀望着为文学运动造就一批生力。后来，在文学上取得了出色成绩的汪曾祺、林蒲（美籍华人作家）等人，都是他在西南联大的学生。
记得由西南联大及其他大学爱好文艺的学生所组成的“高原文艺社”，有一次开会，请沈先生演讲。有人曾提到，英国人说，英国能不能保留印度，是次要问题，但英国绝不能没有莎士比亚。而中国呢？日本占领了中国大片土地，日本人错了，我们中国大后方，甚至沦陷区，始终有如沈从文先生一类明智人士，继续给我们指导。失土的收复，是迟早的事！话说得对，说出了人人心上的话了。在漫长的抗日时期，谁不愿拿着自己的血和肉，造成新的长城！主要是建立正确的路向。那时候，沈先生等接近年轻人，处处抗敌御侮，注射了新鲜的血液，教学之余，创办杂志刊物，评论时政得失。……结果，沈先生便受到了左的或右的打击。沈从文的路子是寂寞的！
他是默默地固执地走着他的寂寞的路子。至于接近年轻人，鼓励年轻人，除了为年轻人向国家社会讨回“公平”而不随意折磨之外，就以我个人为例吧，只要你愿意学习写作，无时无刻不可以和沈先生接近。我当时在国内发表的文章十之八九，都经沈先生润色过的，全篇发回来重写也是常有的事。①在沈从文离开沅陵去昆明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老舍被推选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日常工作，沈从文到达昆明后不久，收到了老舍的一封来信，请他出任云南“文协”第一任主席。这时，沈从文正痛感文坛龙蛇不一，一些本身没有任何作品，却别有所图的人挤进“文协”来凑热闹，这个认死理的“乡下人”，眼前的现象与他要求于文学运动的“清洁”标准不符，现实总让他失望。世界上任一社会运动都不可能以纯粹的形式进行，合目的性与反目的性总是同并时存。因此，他在给老公的回信中问道：究竟是有了作品才是作家，还是进了“文协”就是作家？
对这样的问题，老舍自然无从作答，沈从文出任云南文协主席一事只好作罢。
然而，沈从文并没有置身于抗战文学运动之外，他始终关心着文坛的风云变化，并卷入了抗战时期两次影响极大的文举运动的论争。
１９３９年月，沈从文发表了题为《一般或特殊》的文章，针对一部分作家放弃文学创作的特殊性，将其等同于一般的抗日宣传工作的现象提出批评。文章从社会技术进步导致社会分工的出现，知识学问趋向“专门化”、“特殊化”的历史规律入手，指出文学创作原是一门复杂的劳动，充满了试验，掌握文学性能很艰难，而现在不少人将文学看作一般的政治宣传品，这就导致人们常说的“抗战八股”的产生。因此，文学创作质量的提高，还得在一般的宣传小册子以外想办法。这些人好像很沉默，很冷静，远离了“宣传”空气，远离了“文化人”的身份，同时也远离了那种战争的浪漫情绪，或用一个平常人资格，从炮火下去实实在在讨生活，或作社会服务性质，到战区前方后方，学习人生。
或更担负一种雄心与大愿，向历史和科学追究分析这个民族的过去当前种种因果。这种人的行为，从表面上看来，却缺少对于战争的装点性，缺少英雄性，然而他们的工作却相同，真正贴近着战争。目的只有一个，对于中华民族的优劣，作更深的检讨，更亲切的体认，便于另一时用文学来说明它，保存它。他们不在当前的成功，因缘时会一变而为统治者或指导者，部长或参政员，只重在尽职，尽一个中国国民身当国家存亡忧患之际所能尽的义务。
在说及特殊与一般的关系时，文章指出：根据我个人看法，对于“文化人”知识一般化的种种努力，和战争的通俗宣传，觉得固然值得重视，不过社会真正的进步，也许还是一些在工作上具特殊性的专家，在态度上是无言者的作家，各尽所能来完成的。中华民族想要抬头做人，似乎先还得一些人肯埋头做事，这种沉默苦干的态度，在如今可说还是特殊的，希望它在未来是一般的。①
１９４２年，沈从文再写《文学运动的重造》②，进一步发挥了他的批评。文章回顾了战前出现的文学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