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兴致引吭高歌呢？我于是觉得北京古怪。①
乡村雄鸡与都市公鸡，同样面临宰杀的威胁，在沈从文的感觉里，却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情状。它们是同一心理状态下两种不同情绪的象征。这“古怪”，是作者的感觉捣的鬼。
早期创作沿着乡村回忆与都市写实两条线索展开，已经透露出沈从文在乡村世界与都市人生，或者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相互参照中透视人生这一整体创作格局的萌芽。但这并不是有意为之，它只是一种情绪的产物，不是也不可能被置于具哲学意味的理性之光的烛照之下，还没有形成属于成熟期的沈从文的两相比较。这种成熟的比较，不仅需要理性的成熟，还需要伴随理性成熟而来的那种“乡下人”在都市文化面前拥有的心理优势。因为成熟期形成的沈从文在对立与交流的格局中建造的艺术人生的整体构架，是少不了“乡下人”对自身精神优势的确认的。
然而此时，支配着这个“乡下人”的，却是在都市中因生活败北而产生的卑微感。他正“感到金钱和女人两方面的压迫”。①在叙写自己都市遭遇的作品里，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对异性的强烈欲求，以及对自己在异性面前胆小怯懦性格的反省，这是沈从文坦率的内心独白。这些作品，真实地表露了主人公内心里的情欲冲动，几乎就是沈从文自己心理活动的模写。这并不奇怪，一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不可能摆脱异性的诱惑，他逃不出自然法则的制约。《第二个狒狒》叙述他在剧场看戏，当“老爷”带了两个小玩物坐上前排，在他身边空座上填上两个“奇丽肉体”时，他禁不住想起《圣经·雅歌》里赞颂女王大腿“圆润好像美玉”、“颈项好像象牙台”的诗句，心里起了波浪。
迦密山只在他之前不过三寸间隔，但给了他欢喜也给了他忧愁：因巴特拉并门旁的水池时时回过去，牵引他几回想伸手摩抚一次那莹然如玉的象牙台，苹果的香味，使他昏迷如痴。……这位不幸的少年，终于犯了许多心的罪孽，在巴特拉并水池的鉴照下，也成了一个卑劣东西了！②因这种对异性的欲求无法获得满足，这种“心的罪孽便屡屡发生，也常常因此翻爱为仇，将女人视为自己的‘敌人’”。因为“每一个少年女人擦身边过去时，却能同时把他的心带去一小片儿”。①这当然不是爱情，它只是一种本能的生理反应。他也感到这种本能冲动排泄造成自己的心理病态。“呵呵，这成什么事？我太无聊了！我病太深了！我灵魂当真非找人医治不可了！”
——灵与肉的冲突折磨着他的灵魂，肉欲驱迫他下地狱，他竟产生了用钱买欢的念头；理智又牵引他走出迷途，他自省到要摆脱纯粹情欲的纠缠，去寻找真正属于人的情爱：我所需要于人，是不加修饰的热情，是比普遍人一般要贴紧一点的友谊，要温柔，要体谅。我愿意我的友人脸相佳美，但愿她灵魂更美，远远超过她的外表。②重要之处似乎不在如何率真表现了作者对异性爱的欲求，也不在交织在这个乡下人身上的灵与肉的冲突，——这在郁达夫等人的小说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有力——而是在这种追求中，晃动着的那个心理自卑，性格怯懦的乡下人的身影。《老实人》《焕乎先生》等小说，就是对这种怯懦性格的自剖。《老实人》、中那位叫自宽的穷困学生，在公园里游荡时，见两位年轻漂亮女子，正在议论自己的小说，于是想入非非，企望能得其中一位做自己的妻子。内心的砍求驱使他与那女子攀谈，却反而弄巧成拙，被人视为疯子、流氓，引起警察干预，最后关进了派出所。究其失败的原因，是他预先就被感觉中女人可望不可即的“高贵”所慑服，自惭形秽，缺少那份必需的自信与勇气。这故事的某些情节可能是虚构的，人物的心理真实却是作者自身的心理真实：“这汉人（可以说是无用的汉子），‘勇敢’二字不知在什么时节就离开他身体而消失到不可找寻的地方去了。”①自然，这些早期创作，在艺术上是幼稚的。对一个只有小学毕业文化程度的文学青年，——他没有由中学而大学以及出国留学那份福气——在一种不易想象的艰难处境里实行自我教育的“习作”，自不必责之过切。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从事这工作是远不如人所想的那么便利的。首先的五年，文字还掌握不住。”②所谓“文字还掌握不住”，当然不只是形式与技巧问题。最主要的，是他尚无力向生活的深处开掘，刻划缺乏必要的深度、广度和力度。例如，偶然事变完全改变生命进程的人生现象，早就引起过沈从文的关注。这也许来源于他行伍中的好友，如文颐真、沈万林、陆埃热耍谝庀氩坏降脑帜阎锈唤崾松饫嗍录拇碳ぁ！冻醢四侨铡沸匆桓黾唇⑶椎南缦滦』镒樱煌环⒌拇蠓绱邓幕狙贡校弧妒哟沸鹗鲆桓錾蠲魉缘乃窒潞用闶保直皇炜ㄗ。罨畋锼馈Ｕ庑┡既皇卤浯吹娜松说亩溉蛔凼股虼游母锌灰选Ｋ实馗械搅似渲性毯诺娜松芾砗汀笆保蘖μ崛〕隼矗荒芨词稣庑┦录谋聿阆窒蟆薹ń宋锏谋缑酥糜谝恢帜诤罟愕娜松苎У闹蛘罩隆６淖值拇质柘允舅共簧泼栊矗幢隳承┫覆棵栊床蹲降绞孪蟮奶赜蟹缭希匆参蘖φ箍挥薪柚圃嗍兜纳罹橛敫惺芗右圆钩洌琳卟拍芨芯醯阶髡咚硐值姆缑踩啊�
尽管如此，这些作品仍以情感的真挚和天真的自然之趣，诞生了沈从文独有的风格，而这，正是《遥夜——五》获得林宰平的称赞，《市集》得到“志摩的欣赏”的原因。
这是多么美丽、多么生动的一幅乡村画。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瘦鱫e*oe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象是最不放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①
虽然，沈从文称这是使他“背膊发麻”的赞语，却也并非没有根据的吹嘘。
沈从文传……一个配角
一个配角
１９２７至１９２８年间，中国的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１９２７年４月，蒋介石策动“清党”事变，开始了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屠杀，并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取代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７月，汪精卫背叛国民革命，与蒋介石实行“宁汉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至此完全破裂。
随着中国政治重心的南移，出版业的盈虚消长也出现了变化。上海的新书业获得了发轫勃兴的机运。
这一变化直接影响到沈从文在北京的去留。这时，已分别出版过沈从文的《鸭子》和《蜜柑》的北新书店及新月书店，已先后迁往上海，有较多机会发表作品的《现代评论》也已离京南下；而原先在上海的《小说月报》，因叶圣陶负责编辑的缘故，沈从文的作品在上面获得了一席之地。生活对沈从文依然严峻。１９２７年，母亲和九妹从湘西来到北京，和沈从文住在一起，一家三口的生活全靠沈从文的稿费收入。北京原有的基础既已失去，上海又依稀闪露出谋生存、求发展的虹彩幻影，于是，沈从文决定离京南行。去留取舍的结果，决定了沈从文随后几年的人生际遇。１９２８年１月，沈从文让母亲和九妹暂留北京，独自先行到了上海，住进法租界善钟里一个托上海的朋友预先租定的亭子间。随后，再由亭子间迁入正楼大房。
３月的一天，胡也频和丁玲突然出现在沈从文面前。由于二人不准备在上海长住，故来这里寻一临时歇脚之处。房里除一桌一椅一木床，别无他物，于是，二人在地板上摊开被盖住了下来。
他们一来，沈从文就发现，这两位朋友的言辞间就发生着不明所以的龃龉。第二天一早，两人便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对此，沈从文不再感到突兀。这呆子，以为这争吵不过是两人在北京时的旧戏重演，属于年轻情侣间常见的为一点小事的斗气任性。那时，每逢沈从文在场，总是极力从中转圈、劝解，让两人平静下来。从已有的经验中，他知道这是青年夫妻间容易发生的事，当双方稍稍冷静下来，又会重归于好。因此，他常常一边劝解，一边心里想：我若是懂事明理的人，我会看得出这是用不着救济的事，一分凝固生活有时使人厌倦了，一点点新的发现照例就常常使人眩目。然而这眩目决不是很久的事，一时的幻觉必不至于使人永远糊涂。同时，这过失若不过是由于过分热情而成的多疑与多嫉，则只需要一分稍长的时间，一切误会就弄明白了。①沈从文常常将主要责任归于胡也频，以为两人发生误会的原因，一定出于胡也频的偏执热情与不必要的疑嫉。然而这次争吵，似乎有点不同了。
男的说：“我知道你不爱我，已爱了别人。”女的说：“你不爱我你才那么不信任我。”
男的又说：“我就因为太信任你，你就去会他。”
女的又说：“你那么多疑自私，还说在爱我！”
男的又说：“我信任你，你就成天到他住处去……”
女的又说：“我到他那儿去，你不是明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吗？”
话说得再重点时，于是女的就把大衣脱去，把皮夹中所有的货币倒出，一面哭泣一面伤心地说：“频，频，你莫说了，你瞧，我一个钱不要，空着这两只手，我自己走了，你不必再找我！”
男的也仿佛有理由十分生气，接着就说：“好，美美，你走你的，我知道你离开我就到什么人的身边。”
女的气得脸色发青，一面开门答着：“是的，我就是去他那里。我爱他，我讨厌你。”“我早知道你是……”
“那你为什么像疯子一样追我赶我？”
男的见女的尽哭，尽把我送她那副美丽羊毛手套用牙齿咬得破碎不成样子，又见我守在门边，女的并不出门，就十分生气地说：“你要走，你走你的，我不留你！”
女的自然就极力摧我，想攫取我衣袋中钥匙，见我不让她就说：“从文，你这是怎么？你让我走！我绝对不再留在这个房中！你不许我走，我就生你的气！”
那男的于是也说：“休，休，你尽她走，她有她的去处！”
我让她走我才真是傻子！因为我已经有过了很好的经验，这一个怄气走了，另外一个等会儿还是得坐了车辆各处去找寻，把熟人处、公园、影戏场，无处不找到。
我还得奉陪来作这种可笑的事情。当天找不着时，我又得用一切话语来哄着这一个，且为那一个担着心。日光下头的事全是旧事，这一次自然还同上一次差不多。上海地方那么宽，要我放走了这个，又去陪那一个向各处做捉迷藏的玩意儿，一面还时时刻刻捏着一把汗，以为一个假若因为怄气跳水服毒，一个就会用小洋刀抹脖子自杀，简直是一种无理取闹小孩子的行径，这种行径也真够麻烦人！
女的既不能走，男的后来便又想走了。这海军学生虽然体力比我好些，但到了这些时节，自然不会把我屈服得下，我决不能把手中钥匙尽他抢走。
于是三人支持下来，两人皆如莎士比亚戏剧中名角的风度，用极深刻精粹的语言，互相争辩同诘难，我则静静地倚定在房门边，看这充满了悲剧与喜剧意味的事件自然发展。①
沈从文终于从两人的辩难和陈述中，明白了这次争吵的起因和主题所在。
原来还是住在北京汉园公寓时，沈从文、胡也频、丁玲的文章都有了出路，三人却打算依靠稿费的收入，将来到日本去读书。要去日本，需先学日语，而要学日语，又需教日语的人。起初，这只不过是挂在三人口头上的梦想。可是，在沈从文离开北京前后，丁玲已开始实行这个计划，已由王三辛介绍冯雪峰来教丁玲的日语。然而如此一来，在胡也频和丁玲原先表面平静的生活里，掀起了极为尴尬的情感波涛。
自然的，这先生上课一礼拜后，两人之间便皆明白了这种学习有了错误，她并不适宜于跟这个人学日文，他却业已起始跟她学习爱情了。②沈从文显然被蒙在了鼓里，丁玲自己并不以为这是什么错误。她在后来回忆说：我认识雪峰是在１９２７年冬天，王三辛介绍他来教我日文。那时，留在北京的左倾知识分子较少，我们都因种种关系，限于条件，未能到火热的革命的南方去，既感到寂寞，又十分向往。特别是在国民党反共的“四·一二”事变以后，经常听到一些使人沉痛的消息时，我们像飘零在孤岛上的人，四望多难的祖国，心情无比愤慨、惆怅。因此我们相遇，并没有学习日语，而是畅谈国事、文学和那时我们都容易感受到的一些寂寞情怀。不久，１９２８年春天，雪峰到南方去了，我和也频也随即到了南方，我们是各自奔忙。①当然不只是谈革命，也谈爱情。由于两人之间爱情的火焰愈燃愈炽，冯雪峰准备继续留在北京。丁玲不同意这么做。于是，冯雪峰先到了上海，并去杭州葛岭为丁玲、胡也频租了房子。随后，丁玲和胡也频也赶到上海。在胡也频与丁玲发生争吵的第二天，两人又一起去了杭州。而沈从文却以为他们去杭州，是“为了逃避这种感情纠纷”。——他又一次被蒙在鼓里。
在他们去杭州后大约第六天晚上，胡也频又独自形色匆匆地跑到了沈从文的住处。沈从文问他为什么一个人返回上海时，胡也频脸上露出凄惨的微笑，只说自己不再回杭州。等两人在床上躺下后，沈从文详细地询问了事情的前因后果。胡也频怒气冲冲地申诉了因冯雪峰在杭州的介入所出现的难堪局面，以及自己和丁玲虽同居数年，却仍在某种“客气”情形中相处的种种情形。沈从文想起几天前两人发生争吵时，胡也频粗暴地用腕力挟持丁玲，并晃起拳头威胁她时，争着吵着的丁玲反倒安静下来的情景，以为一个女性固然需要男子的柔情，有时也需要一点“粗暴”——他觉得自己找到了问题的症结，遂将自己所知道的有关夫妻生活的科学知识，说给胡也频听，并劝他回到丁玲身边去。第二天，胡也频听从沈从文劝告，重返杭州去了。不久，发生在胡也频、丁玲、冯雪峰三人间的风波，终于以冯雪峰离开杭州平息了下去。得到消息，沈从文以为是自己的建议起了作用，还颇为自得。这个呆子，又一次以主观臆测代替了事实——他将胡也频与丁玲之间的冲突，单纯地归因于男女间生理上的不相谐和。
事实上，在丁玲与冯雪峰之间发生的，是一种双方在灵与肉两方面都感到满足的爱情，丁玲所自称的“伟大的罗曼史”。而在当时，丁玲既不可能将自己的真实感情告诉胡也频，更不会向沈从文吐露，这是可以理解的。几年后，她向尼姆·韦尔斯谈及当时的情形时说：……随即我有了一个“伟大的罗曼史”。我从未和胡也频结过婚，虽然我们住在一起。一天，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来到我们家里，他也是诗人。他生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要穷。他是一个乡下人的典型，但在我们许多朋友之中我认为这个人特别有文学天才，我们一同谈了许多话。在我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人。这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