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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文章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后，立即得罪了那位教务长。１９２５年８月的一天，沈从文由于身上衣物无法换季，踢拖着表弟黄村生早两年给他买的一双旧棉鞋，正低头走出香山图书馆，突然一根木棍敲打在他的脚上。沈从文抬头一看，见那位教务长戴一副墨镜，脸上悻悻然，用手杖指着自己的鞋子说：
“哼，原来是沈从文。你这鞋子——”
“鞋底烂了，没有钱买新的，所以——”
手杖第二次敲到沈从文的脚面上：“你看，你看，这成什么样子？”
沈从文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他联想起古时韩信所受胯下之辱故事，心里充满屈辱。但他终于忍下心头的气愤，一声不响地走开了。事后，他立即写了《棉鞋》，实叙这件事的始末。①
文章在这一年９月发表以后，进一步激化了沈从文与教务长的矛盾。他被教务长叫去，当面大骂了一顿，还发出种种威胁。《第二个狒狒》里的两个“小玩物”，也在背地里运动熊希龄，要对沈从文作出一种使其难堪的处置——她们认为沈从文侮辱了自己人格的尊严。虽然沈从文并不知道她们的具体计划，却已预感到一种严重威胁正逼近自己。在他自己，也正无法忍受教务长对自己无理的欺侮。虽然来香山对自己正是一种难得的幸运，但他不愿用自己人格的独立换取这份幸运。终于在这一年的秋天，沈从文没有向慈幼院任何人打招呼，自己解聘了自己，收抬起身边一小网篮破书，默默地一口气跑到静宜园门口，雇了一头秀眼小毛驴，如同当年鲁智深一样，下山返回了“人间”，依旧住进那间“窄而霉小斋”，过那种前路茫茫的穷学生生活，继续他的自我教育。１９２７年，沈从文在一首题为《给璇若》的诗中，以一位关心他却不理解他的熟人口吻写道：难道是怕别人“施恩”，自己就甘做了一朵孤云，独飘浮于这冷酷的人群？
竟不理旁人的忧虑与挂念，一任他怄气或狂癫，
——为的是保持了自己的尊严！①这首诗透露了沈从文当时保守在心中的一个秘密：他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和人格独立，拒绝了作为亲戚的熊希龄的“施恩”。他之所以不去向熊希龄“乞怜”，就是下决心要割断自己与湘西上层社会的联系，取得自己支配自己的自由。１９８０年，美国一位学者金介甫在北京访问沈从文时，曾这样问他：
“您为什么１９２２年来北京？”
“我想独立。”——沈从文深知以联姻方式建立和巩固起来的湘西上层错综复杂的统治网络：熊捷三是自己的姨父；大姐沈岳鑫嫁给了熊希龄的外甥田真一；田应诏的妹妹差点嫁给沈从文父亲，后来终于成为熊希龄的弟媳；弟弟沈岳荃到底和田应诏女儿结了婚；而熊捷三曾一心想要沈从文做女婿。……这种关系弄得金介甫头晕目眩，他感到实在太复杂了。沈从文对他说：“不过并不复杂。因为等你深入下去，也不过是那么几个在当地十来个县分管辖中称王称霸。我早就对于这种关系十分厌恶，所以一离开就不至于重新进入这个富贵囚笼。”①
为了应付目前，在离开香山前后，由于杨振声在《现代评论》任编辑，郁达夫应邀作该刊撰稿人，并帮助编辑部看稿；赵其文担任该刊经理、会计一类职务；沈从文应邀担任过《现代评论》的发行员。北京政变以后，有人介绍沈从文去找冯玉祥的秘书长薛笃弼——薛笃弼在冯玉祥部驻防常德时，曾任常德县知事。——于是他又在冯玉祥部秘书处作过事；那时，沈从文的哥哥正在东北教学生绘画，得知沈从文在北京的处境，便写了信来，要他去东北，他又短期离开过北京。
１９２２年至１９２７年间，北京正处于政治斗争极为尖锐复杂时期。除了各军阀派系之间争夺大总统宝座之外，先后发生了北京政变、孙中山进北京及其病逝、“西山会议派”事件、“三一八”惨案、鲁迅和陈源等人的激烈论战……。这期间，沈从文曾在中山公园听过孙中山演讲，感受过因孙中山进京而出现的崭新热烈气氛；“三·一八”惨案发生前，学生到处散布传单，沈从文曾跟着满街乱跑。可是政治斗争呈现的复杂形态，却又使得沈从文眼目迷乱。反军阀政府的政治力量中，成分极复杂，相互间的矛盾斗争也十分激烈，却都一律在“革命”名义下进行活动，出现了庄严与猥亵的稀奇混和。这可把沈从文这个“乡下人”弄糊涂了。他虽然充满兴奋地跑来跑去，却弄不明白谁左谁右。他对鲁迅和陈源之间的论战也感到迷惑不解。他知道，鲁迅支持的学生运动正是军阀政府的眼中钉，而《现代评论》也是国民党地下党员主持的刊物，也是反军阀政府的。既然大家都要“革命”，为什么还要相互斗争？——这种迷乱使得沈从文心里起了一种警觉，他担心卷入这场斗争，会将自己追求的“独立”失去。他相信自己追求的“文学革命”，需要的是一种沉默的努力，这与醉心于政治斗争是难以两全的。这时，北京大学学生也形成了许多集团和派别，一些相熟的人曾跑来动员沈从文参加。“老弟，不用写文章了。你真太不知道现实，尽作书呆子白日梦，梦想产生伟大作品，哪会有结果？不如加入我们一伙，有饭吃，有事作，将来还可以——只要你愿意，什么都不难。”
“我并不是为吃饭和做事来北京的！”
那为什么？难道当真喝西北风、晒太阳可以活下去？欠公寓伙食帐太多时，半夜才能回到住处，欠馆子饭帐三五元，就不能从门前走过，一个人能够如此长远无出息的活下去？”“为了证实信仰和希望，我就能够。”
“信仰和希望，多动人的名词，可是也多空洞！你就呆呆地守住这个空洞名词拖下去、捱下去，以为世界有一天会忽然变好？老弟，世界上事不那么单纯，你所信仰希望的唯有革命方能达到。你出力参加，你将来就可以作委员、作部长，什么理想都可以慢慢实现。你不参加，那就只好做个投稿者，写三毛五一千字的小文章，过这种怪寒伧的日子。”“你说希望和信仰，只是些单纯空洞名词，对于我并不如此。它至少将证明一个人有坚信和宏愿，能为社会作出点切切实实的贡献。譬如科学……”
“不必向我演说，我可得要走了。我还有许多事情！四点钟还要出席同乡会，五点半出席恋爱自由讨论会，八点还要……老弟，你就依旧写你的杰作吧，我要走了。”①这个“乡下人”，对他所认定的东西，有一种难以改变的固执。１９２６年４月，冯玉祥部受直奉军阀排挤，撤离了北京。沈从文在冯玉祥部秘书处作事时，认识了一位姓赵的秘书。此人北大毕业，对沈从文十分关切。离开北京后，他随部去了甘肃，在省政府任秘书。他曾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邀他到甘肃一道共事，并寄来４０块钱作路费。沈从文回信谢绝了他的好意，同时将４０块路费退回。不久，甘肃发生回民事变，姓赵的秘书在这次事变中死去。这一年，随着南方北伐战争轰轰烈烈进行，燕京大学方面沈从文认识的许多朋友，如董秋斯，司徒乔等，也先后到了武汉。他们也写了信来，邀沈从文南下。沈从文终于也未成行。这时，他的作品已经较多地获得了发表的机会，他舍不得丢掉这个刚刚打下的基础。——沈从文正执着于他所追求的“文学革命”，以一种在旁人看来的傻劲，继续着他在文学道路上第一阶段的艰苦跋涉。
沈从文传……相濡以沫
相濡以沫
沈从文以不名一文的无名学子之身，在陌生的大都市熬过最初几个年头，终于没有如鲁迅所说的“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到底是一个奇迹。也许这是他个人的幸运——“遇到的好人实在太多”，却也证明了即便在那昏天黑地的污浊社会里，中国的国民性也并非完全堕入“酱缸”。当然，也决不能据此作出逆向的推论。沈从文的奇迹，是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结果，决不仅仅是他在生命途路上所获得的长辈、朋友的同情。沈从文不是同情与帮助的被动承受者，在他身上，具有一种获得周围朋辈激赏的生命魅力。正是这种魅力，将“赐与”转变成一种人格平等的友谊。正如郁达夫与沈从文会面时所感受到的，沈从文具有一种“坚忍不拔”的气质——憨劲十足，任何情况下都不气馁，生活上穷困潦倒，精神上却虎虎有生气，竟能在有一顿没一顿情形中坚持学习。一听到有什么好书，不管路有多远，都会立即跑到有这书出售的书摊边，装出买书神气，傍近卖书人聊天。人一熟，就坐在旁边小凳子上，将书看完。这全得力于沈从文青少年时期在行伍中获得的人生磨砺。穷困不是耻辱。当时北京风气，在学生圈子里，穷困正是一种普遍现象，不会因此遭人耻笑。那时，沈从文大冬天穿一身单衫裤，不仅没有被朋友看不起，反而获得身体好的赞誉。况且，他终于脱离了家乡那支半匪半军队伍，挣脱了自己头上不同等级的压力，尝到了摆脱人身依附、获得个人、“自由”的禁果，没有屈辱感。即使遇到如同在香山的遭遇也能及时摆脱。更重要的是他拥有的那份奇特的人生经历，这是他的多数青年朋友所没有的。他们欣羡沈从文的这份财富，沈从文也从这种欣羡中，意识到自己拥有的优势。他是在朋友的相互依傍中，获得精神上的支撑，走过了这一段不易想象的人生道路。
到北京后不久，沈从文去燕京大学访问董景天时，曾睡在董景天独住小楼的地板上，与董景天作长夜之谈。两人天上地上谈了一整夜，谈得最多的还是沈从文。他向董景天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湘西种种民情风俗，在董景天面前展示了一个特异的世界，听得他倦意全失。由于通宵未眠，第二天白天，董景天就有些招架不住。可是到了晚上，董景天禁不住这种谈话的诱惑，两人又继续谈下去。就这样一连谈了三个晚上。这次夜谈改变了沈从文留给董景天的最初印象，对沈从文发生了浓厚兴趣，因为沈从文又一次让他吃惊。他想起沈从文第一次来燕大，自己带他去看电影的情景：……走进电影院的大门，沈从文便命急忙忙抢到前面，选中前排一个座位坐下了，神气间还有几分得意。——这个“乡下人”，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电影，还以为看电影如同看戏，座位越靠前越好。——董景天见状，不禁发愣，他不解沈从文何以抢别人不屑一顾的座位当他默过神来，忍不住在肚子里面笑了起来。
没想到，在这个对都市生活缺乏常识、憨态可掬的山里人身上，竟藏着那样一个有血有肉、被细腻感觉到的人生世界。倘若终于有一天，他能将这感觉到的一切，艺术地组织成一个文学世界，不知会发生怎样的奇迹！最初，沈从文来找他时，他只是因田真一的关系，尽一个同学应尽的义务，而现在，他感觉在自己心里，正滋生着一种属于朋友才有的那种贴近与温情。
１９２５年５月，沈从文上了香山，住进香山饭店前山门新宿舍里。这栋房子原是清初所建的四大天王庙。当香山寺改为饭店时，慈幼院便以“破除迷信”为理由，捣毁了庙里的彩塑神像，将庙堂改装成几间单身职工临时宿舍，沈从文便是搬进去住的第一位活人。傍近香山半山亭的，除这座天王庙，还有一系列大大小小院落，泥菩萨被拆除后，尚无人居住。院前院后荒草野树之间，大白天也有狐兔不时出没。到夜里，周围更是空虚荒凉，令人想起蒲松龄《聊斋志异》里描述的情景。
有一天，陈翔鹤得知这一消息，竟独自骑了一头毛驴，摇摇晃晃上了香山，成了沈从文的不速之客。
陈翔鹤是个城里长大的青年，平时读书，深受陶渊明、稽康等人影响，羡慕这些古人洒脱离俗的胸襟。从沈从文写来的信中，得知沈从文新居的情景，羡慕这个“洞天福地”；沈从文却是个来自偏陬之地的乡巴佬，对大都市一切正感到新鲜，虽然并不喜欢城市，也还没有厌恶城市，正以独住荒凉新居感到寂寞。虽然两人心境各异，这次会面却都各适其意。
陈翔鹤在山上一连住了三天。每天早晨，两人来到“双清”旁山溪沟里，用搪瓷缸将一线细流舀进脸盆，或是走５０级台阶，到半山腰小池塘旁石龙头口，挹取活泉水洗漱。到了吃饭时候，就由沈从文下山到慈幼院取来，常常是几个冷馒头、一碟子水疙瘩咸菜。另提一洋铁壶开水，供两人解渴。生活虽然简陋清苦，却难得环境清幽。周围古松的清香里，沁入双清荷花池飘来的荷花淡香，充满离世脱尘的野趣。两人的精神状态都极好。从沈从文住处出天王庙大门，走下一段陡石阶，就到了香山著名的两株“听法松”旁，晚上，沈从文和陈翔鹤就坐在这两株名松旁的石头上，谈文学，谈人生，谈天说地，谈神仙狐怪，作那时的文学青年所能作的浪漫之梦。到了夜半，四下里一片静寂，冷冷的月光从松枝间筛下，星星点点洒在两人身上谈倦了。沈从文就从屋里抱来一面琵琶，用他刚学到手的蹩脚透顶技法，为陈翔鹤弹奏“梵王宫”曲子。——后来，沈从文再也记不起这面琵琶何所来又何所去，连同他那一手蹩脚的琵琶弹奏功夫，都一并丢到爪哇国去了。
这不过是沈从文与朋友交往的两个小插曲。只有他与胡也频、丁玲作为朋友一场的结识、交往，直至３０年代初期与二人的“死别”、“生离”，前后长达近１０年的悲欢哀乐，才是一曲动人情思的长歌。
１９２５年初，沈从文处于生活最困难的时节，正以休芸芸为笔名，做着每个月得２０块钱稿费的白日梦，将写成的文章向各处投去。其中一篇，出乎意料地被登在了１月１３日的《京报·民众文艺》上。在这之前，只有《晨报副刊》发表过他的两篇短文，得过五毛钱的书券。一天，《民众文艺》的两位编辑，到沈从文寄身的西城庆华公寓探望文章的作者。谈话中，沈从文得知这两位编辑就是名字经常见于《民众文艺》的项拙和胡崇轩（即胡也频）。胡也频曾就读于天津大沽海军预备学校，１９２０年学校解散后，流落到了北京。１９２５年初，胡也频与项拙一起在西单堂子胡同内牛角胡同４号，以每期２００份单张周刊作报酬，为《京报》编辑《民众文艺》。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胡也频再次来看沈从文时，身后跟了一个年轻女子，圆脸，长眉、短发，上穿一件灰布衣，下着青色绸布短裙，正站在门边望着沈从文笑。她就在丁玲，原名蒋袆，字冰之。因听说沈从文“长得好看”而特意跑来看看的。
沈从文却以乡下人特有的生硬方式，直截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丁。”
沈从文心想：“你长得像个胖子，却姓丁，真好笑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