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
他仍能感觉到她的手轻触他的面颊，更精确的是三个指尖的轻触，就象一种被青蛙触摸过后的感觉。她的轻抚总是缓慢的，平静的，在他看来就像是在拖延时间。
然而，在他面颊上作短暂停留的手指不象是一种轻抚，而却象一种提醒。就象一个被暴风雨冲走，被浪涛卷走的女人，只能用一个短暂的手势来代替语言：“我的心仍然留在这儿！我走了！无论发生什么事，不要忘记我！”
他机械化地穿上衣服，开始回忆他们谈论的有关伦敦的话。“为什么要去伦敦呢？”他问。她回答：“你很明白我为什么要去伦敦。”这是一个对他在最后一封信中声称要离开的显而易见的暗示。这句“你很明白”表示：你知道这封信。但那封信，那封她刚从楼下信箱中取出来的信，只可能有送信人和她本人知道。换一句话说，尚塔尔已经撕下了可怜的凯拉诺的面具。她正对他说：是你，是你自己邀请我去伦敦的，所以，我顺从了你的安排。
但如果她已经猜到（上帝啊，上帝啊，她是怎么猜到的？）：他就是那个给她写信的人。那她为什么还要那么生气呢？为什么她会如此残忍呢？如果她已经猜到了一切，为什么她不猜一猜他用这个计策的原因呢？她为什么还要怀疑他呢？在所有的这些问题之后，只能确定一件事：他不了解她。要不就是，她还是不了解这一切。他们的思想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在他看来，它们再也不会汇合了。
他感到了一种无可救药的伤痛，而且，那种伤痛还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它就象在熔耀一种人人都看得见的不公平一样熔耀着自己。但他已经没有耐心等待尚塔尔回来向她解释这一切了。虽然，他狠清楚，这才是一种合理的行为。痛苦不会来听自己倾述原因，因为它有它自己的原因，即使是不合理的。他那不合理的要求是为了尚塔尔，当她回来时，发现房中空无一人，没有他。因为她曾宣布，她要一个人呆在这儿，远离间谍行动。他在自己口袋里放了几张钞票，那是他所有的财产。
他犹豫一会儿，到底要不要带上钥匙。但最终，他还是把它们留在了门厅里的小桌子上。当她看见它们，她就会明白，他再也不会回来了。只有几件夹克和衬衣挂在壁橱中。几本书搁在书柜里，就象是作为一种纪念品。
他走出房间，但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现在最重要的是离开这不属于他的房子。
在他决定将会去哪儿之前离开它。在他站在大街上之前，他不允许自己再想些什么。
但才下了一半楼，他就有了千种脱离现实的感觉。他不得不在楼梯中央停下来，考虑到底去哪儿？他的脑中突然冒出一个迥然不同的示意：派利高德，那个住着他的一部分家庭成员的，总是愉快地欢迎着他的，巴黎的一家小旅店。当他正考虑着的时候，一辆计程车在红灯前停了下来。他招了招手。
40。
下了楼，来到大街上。当然，那儿并没有什么计程车等着她。尚塔尔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儿。她这次临时决定完全是因为不能控制痛苦而作的。那一刻，她只要求一件事。至少一天一夜不看见他。她想就在巴黎的旅馆租一个房间，但立即就又觉得这个主意很愚矗。那她一整天能干什么呢？在大街上闲逛，呼吸着他们的恶臭？还是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在那儿能干些什么呢？然后，她又想到开车去郊外，随便找一个宁静的地方，在那儿果上一两天。但那个地方在哪儿呢？
不知不觉的，她来到了一个巴士站附近。她想搭上经过的第一辆车，让自己被带到它的终点站。一辆车开过来了，她很惊诧地发现在站点名单表上竞还有加杜那德。那儿的火车站有去伦敦的车。
她感到这件事有些密谋般的巧合。她想看到一位好心的仙女向她伸出援助之手。
伦敦：她曾经和让·马克说过，这就是她要去的地方，但只为了让他知道，她却撕下了他的面具。现在，她脑中有一种想法：也许让·马克是很严肃地选了这个目的地的，也许他会在火车站拦住她。接着，又一个念头尾随着刚才那个生成了，一个比较微弱的，几乎都听不见的念头，象一只雏鸟的鸣叫声：如果让·马克在那儿，这场古怪的误会就会结束了。这个念头就象是一次爱抚，但这次爱抚却又过于短暂了。因为她立即又开始从心里反抗他，并抛弃了一切的怀念。
但她该去哪儿，她该做什么呢？假如她真的去伦敦？假如她让她随口编成的谎言变成现实？她记起她的笔记本里还有布列坦尼克斯的地址。布列坦尼克斯：他现在该有几岁？她知道，与他见面是世界上最不可能发生的事。那又该怎么办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去伦敦，在那儿逛一逛，然后去旅馆住一夜，第二天就回巴黎。
但不久，这个主意却又让她不高兴了：离开她的公寓，她认为自己要回了自主。
然而，事实上，她让自己被一种不知名的，不受控制的力量给操纵了。离开这儿去伦敦，是在十分荒谬的偶然中作出的决定。她怎么才能确定这种密谋的巧合会按她的意愿发生呢？她怎么能相信一定会有一位好心的仙女呢？如果这位仙女是恶毒的，她正密谋着要毁灭尚塔尔呢？她向自己许诺：当车子停在加杜那德站的时候，她不下车，她要继续坐下去。
但当车子真的在那站停下来时，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竟下了车。象被什么东西吸引了一样，她走向了火车站。
在宽敞的火车站大厅中，她看到大理石楼梯一直向上延伸，延伸到去伦敦的乘客的候车室。她想去看时刻表，但在她正准备这么做时，她忽然听见有人在喊她的名字，其间还掺杂着笑声。她止住了脚步，看见她的同事们正聚集在大理石楼梯下面。当他们发现她已看到他们时，他们的笑声更大了。他们就象十九岁的孩子恶作剧得逞，或是刚看到戏剧院精彩的一幕。
“我们知道是什么促使你到这儿来的？如果你知道我们在这儿，你就会找一些借口，就象以前那样！该死的个性！”他们又一次哄笑。
尚塔尔知道赖拉计划在伦敦进行一次会谈，但那是三个星期以后的事。他们怎么今天就来了？她又一次有了一种觉得所发生的事都不真实的感觉，那不可能是真的。
但那种感觉却马上被另一种现实给战胜了：在总是事与愿违的情况下，她对她同事的在场感到十分高兴，她十分感谢他们给她带来了这次惊喜。
当他们上了楼之后，一个年轻的同事用手挽着她。她想，让·马克总是想把她从属于她的生活中拉开。他说：“你总是以你自己为中心。……你从来不肯放弃你带着那些面孔建立起来的城堡。”现在，她可以反驳道：是的，而且你再也不能阻止我留在这儿了。
在旅行者的人群中，她年轻的同事，仍然和她手挽着手。她们一块儿来到通向月台的楼梯口的检票处。好像喝醉了酒一样，她仍继续着与让·马克沉默的争论，并宣称：谁说墨守成规就是一件坏事，不墨守成规就是一件好事？亲近别人用的难道不是同一种方法吗？循规蹈矩难道不是每个人生命规则的汇合处吗？
在楼梯上，她看见了开往伦敦的火车。它是现代化的，漂亮的。她又一次对自己说：无论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不是一件幸运的事，在这儿，生活的最好方式就是随波逐流，就象我现在这样，被一群推搡着的，欢乐的，喧闹的人群带去。
第六节
41。
坐在计程车中，他说：“加杜那德！”这就是事实：他可以离开这幢公寓，他可以把钥匙留在那儿，他可以睡在大街上，但他却没有离开她的勇气。去火车站找她是一种绝望行为，但去伦敦的火车是唯一一条线索了，唯一一条她留给他的线索。
让·马克不想忽略它，无论它的可能性有多么渺茫。
当他到火车站的时候，开往伦敦的火车还在。他三步并作两步地上了楼，买了票；大多数乘客都已经上车了。在严格监督的月台下，他最后一个上了火车。警察们和经过检查易燃易爆物品的专门培训的德国犬四处巡逻。他那节车厢里坐满了脖子上接着相机的日本人，他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了下来。
随后，他就对自己所作所为的荒谬感到惊讶，他正在一辆很可能根本没有他要寻找的人的火车上。三个小时之内，他就能抵达伦敦，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那儿。他的钱只够买回程车票。他心烦意乱地站了起来，迷迷糊糊地走上月台，准备回家。但他身边没有钥匙，又怎么回去呢？他已经把它们留在了门厅的小桌子上。
当他又一次清醒过来后，他才知道那个手势是向他一个人表示的伤感。看门人还有一把复制的钥匙。自己随时可以向他拿，他犹豫不决地望向了月台尽头，却看见所有的出口都关闭了。他叫住了一名警卫，问他如何才能离开这儿。这名警卫说，已经不可能了。为了安全起见，一旦上了火车，他就不能下来。每个乘客必须呆在那儿，作为他没有投放炸弹的保证；这儿有伊斯兰教恐怖分子和爱尔兰恐怖分子，他们都梦想着在海底隧道进行一次大屠杀。
他回到了火车上，一个检票的女乘务员微笑着看着他；所有的乘务员都微笑着。
他想：这更多更夸张的微笑，就预示着这火箭将驶入死亡隧道。这火箭乘载着来自不同国籍的勇士。美国的，德国的，西班牙的，韩国的旅游者。他们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在这次大战中作一次冒险。他坐了下来。当火车开动的时候，他又站起来，准备去寻找尚塔尔。
他进入了第一节车厢。在通道的一边是供一个人坐的躺椅，另一边是供两个人坐的；车厢中部的椅子是面对面的。坐在那儿的乘客正在一起热闹地聊天。尚塔尔在他们中间。他看见了她的背影：他感到一种强大的触动，几乎是滑稽的，她那梳着过时发髻的模样。她坐在窗口，参与着那活跃的交谈。那些人只可能是她公司的同事。那她并没有撒谎？无论这看起来是多么地不可能。不，她一定没有撒谎。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他听到了更多的笑声，并从中辨认出了尚塔尔的，她很开心。是的，她很开心。但这却深深伤害了他。他注视着她的姿势，它们是多么地活跃，这是他以前从没见过的。他听不见她在说什么，但他看见她的手有力地上下挥舞；他觉得他根本不可能辨认出那只手；它是另一个人的手；他不觉得尚塔尔背叛了他，那是另外一回事：他感到，她似乎已不再为他而存在，她去了其他地方，走人了另一种生活。如果他遇见她，他将会再也认不出她来了。
42。
尚塔尔用一种好胜的语气问：“一个特洛斯凯伊特怎么会变虏诚呢？这根本不符合逻辑！”
“我亲爱的朋友，你应该听说过马克思的名言‘改变世界’吧？”
“当然。”
尚塔尔靠窗坐在他们公司年纪最大的同事对面，一位文雅的，手指上戴满戒指的夫人。在她旁边，赖拉正继续着：“唔，我们这个世纪只让一件模糊不清的事变清楚了，人不能改变世界，永远也不能。这是我作为一名革命者从我的亲身经历史得出的最终结论，一个被每个人理所当然，心照不宣地接受了的结论。但还有另外一个，更深刻的结论。这一个是有关神学的。它说：人类没有权力改变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我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他的指令。”
尚塔尔开心地看着他：他不象一个给他们上课的人，倒象是一个煽动者。这就是尚塔尔喜欢他的地方：他用这种冷嘲热讽的语气所做的一切就是一种对好莱坞传统的改革或是标新立异的一种挑衅。他总是用上那种语气，即使他在叙述一件最传统的事实。而且，当它们有能力的时候，这些最传统的事实（“把资产阶级送上绞刑架！”）会不会变成现实呢？传统可以变成墨守成规，墨守成规的可以变成传统，这都是—眨眼功夫发生的。重要的是走到每一种情况的极端的决定。尚塔尔想象赖拉在1968年的学生风潮中，在动乱大会上，用他充满智慧的，逻辑的，冷嘲热讽的风格滔滔不绝地宣扬着格言：常规性的反抗注定要失败；资产阶级没有权力存在下去，工人阶级不懂的艺术应该消失，为资产阶级的兴趣服务的科学是没有价值的，教这些的人必须被赶出大学，对敌人没有自由可讲。他提出的主张越荒谬，他就越是引以为荣，因为从没有意义的观点中提炼出富有逻辑的意义需要有超群的智慧。
尚塔尔回答道：“好吧，我同意，一切改变都是有害的。那么，我们就有义务来保护这个世界不被改变。唉，但这个世界根本就不能停止它疯狂的改变……”
“……而人只是一种工具，”赖拉打断了她的话，“火车机车的发明为飞机的设计播下了种子。而飞机的发明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火箭的产生。这种逻辑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换句话说，它是上帝旨意的一部分。你可以把整个人类换成另外一种，但从自行车到火箭的变革仍然是相同的。人只不过是个操作者，而不是变革的创造者。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操作者，他并不知道他操作的意义何在。这种意义不属于我们，它只属于上帝。我们活着只是为了服从他，而他可以做一切他想做的事。
她闭上眼睛：一个甜密的字眼“杂交”在她脑中出现，并占据了她的意识。她默默地对自己念道：“杂交的念头。”这些毫无关连的观点怎么会一个接一个地在她脑中出现，就象两个情妇在同一张床上一样？在过去，这会激怒她，可今天却让她出神：她知道赖拉过去所说的和他今天所说的虽然截然不同，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两种观点同样精彩，因为所有的话和观点带着平等的价值，可以一个挨一个，躺下来，相互依惯着，爱抚着，混合着，欺骗着，拥抱着，结合着。
一个柔柔的，有些轻微颤抖的声音从尚塔尔旁边传了过来：“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儿呢？为什么我们要活着呢？”
那是坐在赖拉旁边的一位温文尔雅的夫人的声音。尚塔尔很崇敬她。尚塔尔想，赖拉现在坐在两个女人之间，他必须从中作一次选择：浪漫的，或是愤世嫉俗的。
她听见那位夫人小小的申辩的声音，好像极不情愿放弃她可爱的信念，但同时（在尚塔尔的想象中）带着一种不被承认的希望，保卫着它们。她想看到它们被她圣人般的英雄所赞同。她的英雄现在向她转过头来：“为什么我们要活着？向上帝提供新人类。因为圣经，我亲爱的夫人，—没有让我们寻找生命的意义。它只要求我们繁衍后代。爱上另一个人，然后生育。记住这些：”爱上另一个“的意义是由”生育“决定的。这种”爱上另一个人“的爱与慈善的爱，怜悯的，精神的，性欲的爱没有一点联系，它只意味着”做爱！“‘支配！”
（他放低了他的声音，凑到她耳边）‘性交！“（这位夫人象一个虏诚的信徒一样看着他的眼睛。）它，只有它，构成了生命的全部意义。其他的都是没有意义的。”
赖拉的理由象一把剃刀一样锋利。尚塔尔同意：两人之间成功的爱，忠诚的爱，只为一个人付出的爱——不，那是不存在的。如果它存在，它也只能作为一种自我惩罚，一种固执己见，逃人修道院之中。她对自己说，即使它真的存在，爱情也不应该存在。这个念头并没有让她觉得很痛苦，相反地，它却在她体内制造了一种极乐，并在她全身蔓延开来。她想起了有关那朵在所有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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