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知识分子都失之能说而不能做；我看你老兄却连说也不会说！”
在这两位老教授争论的时间，晓燕拉了戴愉一把，悄悄在他耳边说：“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呀？咱们应当和他们谈谈。”
戴愉盯着吴教授摇摇头：“这样的人不值得！燕，现在我要走了，晚上，我再来找你。你等我，有话讲。”
“你这个人——真是！”晓燕觑着吴教授对戴愉小声说，“他并不是一个坏人呀，你干吗……”
戴愉没有回答她，和屋里的人告了别，走了。这时王彦文拉着侄女的手，坐在茶几旁，又像喜悦又像忧愁地慢慢叮嘱道：“燕，终身大事啊，我为你高兴……这个人嘛，看样子也还好，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有点儿怕他……告诉我，他也是个危险的人吗？你，你怎么也变得跟林道静一样了？连你爸爸都变了。我真——真有点儿害怕……过两天我想还是回定县去好。在你们这儿，我心神不安。”
“姑姑，”晓燕亲切地瞅着姑姑黄瘦、衰老的脸，“姑姑，您放心吧！我们会安排自己的生活的……我早就想问您：您还恼林道静吗？别恨她，她是个好人。”她那善良无邪的眼睛里流露着乞求宽恕的神色。
“对！上帝主张对一切仇人都宽恕。”王彦文低微的声音里蕴藏着痛苦和不可名状的怨愤。
“不，姑姑，您还是不要宽恕的好！”
说罢，她竟甩开姑姑，走回了自己的房间。
夜晚，戴愉又来了。在晓燕的房里他们喁喁不休地谈着话。
“才，你看白天妈妈那叫干吗呢，……”晓燕白净细嫩的脸微微羞红了，“我也像当年的林道静，怪讨厌这些虚伪的形式。”
“林道静当年怎么样？”
“不告诉你！”晓燕摇头笑道，“你打听到她的消息没有？
从她搬走后，两个月了，再也没见她。你知道我怪不放心，怪想她的。”
道静离开晓燕的家和刘大姐去住机关，因为工作的关系，更因为晓燕和戴愉的关系，她一离开晓燕，就没有再看过她。
因此，晓燕时常怀念着她要好的朋友。
戴愉捉住晓燕的手抚摸着，眼睛里闪烁着一种叫人捉摸不定的光焰。他沙哑着嗓子说：“燕，我常常觉得你对林道静比对我还关心。可是，傻姑娘，你太诚实喽——她现在恐怕早就忘掉你了！”
“你说什么？才！”晓燕笑道，“她怎么会？……她是忙。不然也许生了病。”
一缕狡黠的难于捉摸的微笑，从戴愉沉闷的仿佛浮肿的脸上透露出来。他看着晓燕并不在意他的话，就点燃一支纸烟慢慢吸着，又说：“你不是打听她好久打听不到吗？我在昨天才从一个同志那里打听明白了。原来，原来——我说出来你会大吃一惊，你是绝不相信的……我真是没办法告诉你。”
“什么？你说什么？”晓燕红涨着脸，喘吁吁地打断了戴愉的话，“才，说明白点！倒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戴愉拉着晓燕，吻着她的手。好像怕吓坏她似的低低地说：“燕，我的好同志，相信我。林道静是个可耻的叛徒——她欺骗了你……”
“那怎么会！才，你怎么会相信这样的瞎话！”晓燕怔怔地瞅着戴愉，一字一句痛苦地说。
“信不信由你。这是市委正式告诉我的！”戴愉忿忿地吸了两口纸烟说，“她在你这里住的时候不是已经表示厌倦革命了么？”
王晓燕怔住了。随即哭了。她伏在桌子上好像突然听到她热爱的朋友的死耗一样痛心地哭了！
“不，不，才！我不相信！不相信！”哭了一会，她抬起头，狠狠地摘下眼镜，狠狠地擦着眼泪摇着头，“你是道听途说！她这样的人怎么会呢？怎么会呢？……你瞎说！瞎说！”
王晓燕迥异寻常的激动而疯狂的神态使得戴愉吃了一惊。他浮肿的黄脸似乎更加黄了，黯淡的眼睛也似乎更加黯淡了。
“燕，安静一点！”他抚摸着晓燕的肩膀，断断续续对这诚实笃挚的姑娘，编着恶毒的谎言，“燕，亲爱的，世界上还有比我俩更亲密的人吗？我爱你，是用最真诚的心爱你的。她是你最好的朋友，我，我怎么能诬蔑她、伤害她呢！真的，你的斗争经验少，理论水平也差，不知道党的高级领导同志，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威胁利诱下还常常有人叛变的；何况林道静一个地主阶级出身的小姐，碰到敌人一威胁，再一利诱，那，那叛变党不是很、很自然的吗？”
“那，那你的家里不也是大地主？”晓燕睁大泪眼泄愤似的顶了他一句。她太痛苦了，好像戴愉把她的朋友毁了似的，她把心中的怒火向他发泄起来。
戴愉赔着小心，把晓燕扶到床上躺下，对着她闭着眼睛的苍白的脸，怔了一会儿。这罪恶的人，又改变了腔调——
他伏在床边轻轻地忏悔似的，声音又低又慢：“好心的姑娘，原谅我。也许这消息不确实……不管怎样，我们革命不是为了她……你的爱人是共产党的北平负责人，你，难道没了林道静，你就不能革命了吗？”
“君才！君才！”晓燕拉着戴愉的胳膊又哭了，“我要忘掉，忘掉她——忘掉这无耻的女人！你，你，君才，你——我们可永远不能像她那样呀！”
戴愉的脸像一张白纸。他的黑暗丑恶的灵魂在这善良而纯洁的心灵面前似乎也感到了一阵按捺不住的战栗。他狂吸着纸烟，几颗冷冷的汗珠滴到了晓燕柔黑的头发上。
（第二部第二十七章完）
第28章
深秋的夜晚，北平街头骚乱的人声渐渐安静下来。这时，一辆黑色小卧车开着不甚明亮的车灯驰过了鼓楼大街，正朝交道口一带跑去。车内，前面坐着一个年轻健壮的司机，低低的鸭舌帽遮住了他的面庞；后面坐着两个三十岁上下的男子，服装都是普通的职员模样。其中一个有一张精明而安详的脸的是江华；另一个就是戴愉。他面色惊惶，但竭力装做镇静，鼓鼓的金鱼眼睛茫然地瞠视着江华——他是近来党和戴愉发生联系的唯一的人。他们每次碰头都是临时规定在某个街头的电车站上。碰头后，在街上走着简单地谈几句话，江华便迅疾地不见了。为了通过江华获得共产党的信任，因此，戴愉没有布置逮捕他，反而做出十分忠诚、渴望进步的神情，希望组织多给他工作。
今天例外地，江华接他坐上汽车来谈话了。开始戴愉还非常高兴，以为共产党组织又信任了他，将分配他做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他在碰头地点上了汽车，汽车载着他们迅急驰上鼓楼大街的马路之后，戴愉吓得面孔发黄了。
“今天，我代表党来审查你这个无耻的叛徒！”江华的声音低沉但是清晰有力，他的眼睛在昏暗的汽车内熠熠发光，“说出来！你叛党之后，都替敌人做了哪些罪恶的勾当？一件件说出来！”
“我不明白——不要误会……”戴愉想大声反驳这种对他的“诬蔑”，但他竟做不出来、说不出来了。他惊慌地向遮着窗纱的车窗外偷偷地望了一下，下意识地准备着万一的变故。
“真不明白么？”看见戴愉向车窗外偷看，江华就把双手慢慢地放在自己的膝头上，微微一笑说，“放心！我们并不想杀你。不过向你宣布：党已经决定永远开除你的党籍，从今天起，你再也不能玷污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的称号了！”
“啊，开除？”戴愉脸上的肌肉微微颤抖了一下。在迅速驰过的昏黑的马路上，车身猛然颠簸了一下之后，他就势斜倒在车窗上呜呜地哭了起来，“开除？我一九二五年入党，为党做了多少工作……不能开除我啊！”他抽抽噎噎地哭着，好像真的碰到了伤心的冤枉事。
江华靠在座垫上，眼睛看着戴愉眨了几眨，冷冷地说道：“你还抵赖不肯认罪？好，现在就来宣布你的罪状……”
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字纸，但暗黑的没有开灯的车内却什么也看不见。他捏住这张字纸，低声地、但声色俱厉地说：“你一九三三年曾经被捕叛变，接着你又混入党内为敌人干了一系列的血腥勾当……拿去！你一切的罪状都在这上头！”他把字纸扔到戴愉的手中，“再告诉你，你不仅被开除了党籍，根据你的罪状，中国人民还宣判了你的死刑！”
“死刑？”戴愉浑身猛地痉挛了一下，看着江华粗壮的躯体，不自觉地重复着这两个字。
“是的，死刑。”江华严肃地答道，“中国人民宣判了你的死刑，但是现在并不处死你。如果你今后洗心革面再不做反革命勾当，那也许饶了你；如果不，如果还胆敢再继续作恶，那么等到胜利那天，可要小心你的脑袋……滚出去！”江华说到这里，汽车开慢了。这是一条宽阔的然而寂无一人的马路，在转角处，江华突然把车门一开，用力一推，戴愉也乘势一溜，在汽车还在开行的时候，他像一摊肉泥般被抛到马路上。
汽车接着就转了弯如飞般驰去，转眼间不知去向。
戴愉倒在坚硬冰冷的马路旁，连吓带震昏过去了。但是不久他就自己醒转来了。因为行人稀少，并没有人发现他。他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茫然地向四周望望，想辨别这是北平的什么街道。看了半天，他明白了，这是大佛寺街的转角处。
“哦，还是布尔塞维克噢！”他摸摸被摔伤了的脊背痛处，给了自己一个小小的嘲笑，“死刑？”他的金鱼眼睛突然流露着困兽般绝望的光焰，“等到胜利那天？……布尔塞维克同志，你们失策了！”
这晚，他没有回到他的上级兼情妇那里去。本来没有她的命令，他也不敢每天去的。他回到了自己的住处——一个上等旅馆的一间宽敞的房间里。扭亮了电灯，首先从口袋里掏出江华刚才给他的那张纸来。
这份中国人民的判决书上这样写着：
戴愉，又名李天民，化名郑君才。今年三十岁，浙江宁波人。
家庭成份大地主，上海复旦大学肄业。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逃来北平失掉关系。旋恢复组织关系，历任天津反帝大同盟区组织委员、社联［社联是“社会主义联盟”的简称，是当时党的一个外围组织——原注］宣传部长，北平东城区委书记等职。一九三三年六月被捕叛变，被敌迅速释放，复混入党内，并开始一系列的破坏活动……
他忽然觉得头脑发晕，没有勇气读下去了。这一条条的清晰的字迹，像镜子般照出了他丑恶的面目，他感到自己的心有一点儿窒息……歇了歇，闭目喘息一会，他仍又鼓着勇气读下去。他过去的罪状大体上都有了，但是关于他在定县的破坏，关于他在北平与王晓燕间的关系，以及最近他的一些活动却一点也没有。他有点儿奇怪，但思索片刻，他黯黄的脸上挂上了笑容：“没有什么，他们哪能够一件件都调查清楚呢？……”想到这里他站起身来，喝了一大杯浓茶，精神仿佛立刻振作起来了。他向扔在床上的判决书瞟了一眼，冷冷地笑道：“布尔塞维克同志，不要逞凶！看看吧，看看到底是谁战胜谁！”
他倒在他那华丽的发着浓烈的烟气的大床上，闭着眼睛思索着。上等的三炮台香烟，一根接着一根熏炙着他发黑的嘴唇。
关于戴愉的叛党问题的解决，是复杂而曲折的。由于江华的检举及其他同志的旁证，北平市委和河北省委做了周密的调查对证，最后才被证实了，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他不是一般的叛党，而是叛党后又再度混到党内来，作为奸细在党内做了许多破坏活动。他被敌人放出来后，本希望党留他在北平工作，以便窥探河北省委和北平市委这些高级党的负责人的行止，但是党没留他在北平，而调他去了保定。在这里他第一桩破坏工作没有成功，他刚想侦察保定特委负责人的地点，特委却又派他去了定县。在这里，戴愉得到了保卫团要哗变的消息，这回他可不敢再错过献功的机会了，为了一网打尽这些人，这才发生了李永光的牺牲和定县某些组织的遭受破坏。不过这个行动也暴露了他自己，引起了江华的怀疑。他及时向保定特委和北平市委反映了戴愉的这些情况，从此党就开始对他注意和审查。最后毕竟把这个叛徒的真正面目查出来了。
他这个问题的暴露，也给组织带来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党估计：严重的问题还在于他将会更加疯狂地向党进攻，敌人还会利用他在共产党内生活过多年的经验，而使他多方破坏革命的事业，欺骗幼稚的青年。根据北平市委最近得到的消息，他确实打着共产党的旗帜，正在北平一些大学校里做着秘密活动。他控制了王晓燕，可能就是作为向北大进攻的一个契机。为此，市委讨论了许多对策，分头布置到各个学校和有关部门。这里只能谈谈这些措施中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江华在汽车上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并向他做了严肃的宣判和警告；一个就是党即将派林道静到北大去工作。叫她去的目的，一个是加强北大党的工作，团结广大的学生，活跃北大的抗日救亡工作；一个是争取晓燕摆脱这个叛徒的桎梏，叫她认清他的丑恶面目，以免更多的同学受欺骗。其实两个目的是一个。戴愉得到的判决书上，没有关于林道静的、以及他目前活动的材料，正是为了麻痹这个特务分子，使他不做戒备。
（第二部第二十八章完）
第29章
十月初，林道静改名路芳，离开了刘大姐，以巡视员的名义到北大去工作。到那里后，她首先去找北大党支部的负责人侯瑞。
侯瑞是个二十四岁的瘦瘦的青年，北大历史系四年级的学生。正好和王晓燕是同班。一个下午，道静作为他的同乡，拿着组织的介绍信，在北大灰楼二楼侯瑞的小单间房内和他见了面。见了面没有任何客套，他们关好屋门立即开始了简短的谈话。
“你来了很好。”侯瑞的两只眼睛相离很远，说话带着和蔼的笑容，“北大党的力量在最近两年连续遭到几次的逮捕、镇压之后，已经很微弱，到现在还没有恢复上来。”
“那么，你和徐辉怎么能够保存下去？你们一定有好的经验吧。”
侯瑞笑了。他看看窗外，回过头来悄悄说：“保护色保护得好呗。一般学生看起来，我是个拙笨的埋头读书的好学生，不看准了对象，我难得向他谈出自己的思想。徐辉比我更能干，有一阵子，她和那些落后的甚至反动的学生也来往一二，这就当然不为敌人注意喽。”
“但是……”道静本想说，你这样像蜗牛一样睡在壳里怎么开展工作呢？但她没说出来，却问起了王晓燕的情况。
侯瑞笑笑说：“北大的托派活动很有历史。原来名为‘动力’派的托派，后来和陶希圣的‘新生命’派合流。这些家伙们专以‘左’的面目来欺骗年轻幼稚的学生，也专干破坏同学团结的勾当。而且暗中和国民党Ｃ．Ｃ．的学生勾结在一起，侦察学生的行动，告个密，领个赏，还不是那么回事！”
说到这里，他好像才想起似的看着道静微笑道，“你不是要问王晓燕的情况么？她可变坏了。她就是和这些托派学生混在一起了。历史系三年级的学生王忠是我们学校的托派头子，近来他们很接近。”接着他把学生当中的情况，又向道静介绍了一些。
道静瞅着侯瑞那张瘦瘦的总是含笑的脸，半晌没说话。她在思考怎么办，她在为她朋友的遭遇痛心着。过了一会儿，好像要摆脱这沉重的负担，她突然从坐着的小椅子上站了起来说：“侯瑞同志，现在咱们谈谈北大的工作怎么样开展吧。根据区委的意见，有光荣传统的北大，可不该叫它像现在这样老大下去。看，北平各个大学随着华北形势的紧张都活跃起来了，可是，北大的学生会我们还不能掌握，这样，我们就没有力量来领导群众斗争。我看，咱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