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八”纪念大会在红楼大操场上进行着。人群在昂扬地呼喊，激愤地搏斗，余永泽却默默地坐在图书馆里的硬木椅子上，好像与世无关地思索着自己的事。开始，他读不下书，由于气忿、懊恼，安不下心。当他抬头望望图书馆里各个长桌子上疏疏落落的几个同学，看着这些常碰头的埋头读书的熟面孔，他的心就渐渐安静下来。不久，就认真地凝神聚思地读起来了。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求荣的国民党！”这些激昂悲壮的口号声，不时远远地传送到图书馆里肃静的空气中，好像平静的水面有哪个淘气的孩子投下了小小的石子。但引起的波纹不久就消失了。这几个埋头在图书馆里的学生，不过抬起头蹙着眉望望窗外，他们不安的心情很快就都安静下来。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余永泽正翻着书，不知怎的，心里突然闪过了曹孟德的这几句话。
一种缥缈的幻灭似的悲哀，在很短的一霎间抓住了他的心灵，他撂下书本，茫然地起身踱到窗前去。枝头汪着湿润的绿色，温暖的阳光下，几珠碧桃含苞待放，空气是醉人的清新馥郁。
他凝望着，心思又转到了林道静的身上。她，在这么美丽的春天，干什么去了？……他的幻觉使他陷到朦胧的状态中。好像他的道静不是在什么人群里呼喊嘶叫；不是在为什么去厮打斗争；她是在海滩上，好像仙子般穿着白衣，苗条的身段，雪白的面庞，睁着大大的深情的眼睛在等待他……想到这里，他是这般渴念着她，好像多少日子不见她了，好像她永远不再回来了，他深深地痛苦起来。
几声清脆的枪声打断了他缭乱的思潮，接着狂怒的呼喊和混乱的人声更使得他惊悸不安地心跳起来。
“发生了什么事？”他回过头来，对一个站在他身边也正惊慌地向外瞭望的同学问，“枪响！你听，开枪，就在咱们操场上。”他想到了道静这时一定也在操场上，他就更加慌乱了。
几个静坐读书的学生也都坐不住了；连图书馆的管理员都跑到院子里，他们同时向空中各处观望着。
又是几声急促的枪响。
“不行！要去找她！”余永泽什么都顾不得再想，就急忙奔了出去。
北大图书馆紧挨着大操场，他出了图书馆大门口，向东跑了不远就站住了脚步。站在一个小土堆上，他向大操场上远远一望：警察和学生们正厮打成一团。呼喊、怒骂、闪亮的刺刀、舞动着的木棒、飞来飞去的石块和躺在血泊中的人影……这些可怕的情景把他吓呆了！他的脚像钉在土堆上挪动不得。他竭力按捺住慌乱的心，定睛向大操场上混乱的人群张望，他希望在人群中看出林道静来，如果她逃了出来，他就扑上去接应她，可是，看了一会没有她。她到哪儿去了？是被打倒了？还是……他愈不安，脚就愈不能动。
这时，他心里开始有点儿惭愧和负疚的感觉：这多人都不怕，她都不怕，我怕什么呢？他很想冲上去从人群中救出林道静，正像北戴河杨庄的海边，他在大雨中救出林道静一样。可是，一种洞晓世故的敏感，使他清楚地看到：此一时彼一时也，情况不同，如何能够乱来呢？他刚刚给自己选择了一条不可冒险的道路，忽然，一颗子弹清脆地从他头顶上呼啸而过，这下子可把他吓坏了！他的脸色煞白，手指头不住地发抖。定了定神，下意识地向四周一看——世界是不是还完好的在他身边存在呢？他是不是负了伤就要倒下去呢？他举起软弱无力的手臂向头上一摸：没有窟窿，子弹也没有挨着皮肤，他还好好地活在世上。他刚刚放下心来，忽然又有一颗子弹飞过去，他再也顾不得想林道静，也顾不得再摸摸受伤没有，拔起脚来就向回跑。他想跑得离操场远些，可是一想：人怎么也没子弹跑得快，于是他一蹿就蹿回到图书馆的院子里，三步两步奔向了阅览室的大房间。
中午，肚子饿极了，他听听大操场上已寂无人声，再看看图书馆里也空无一人，他就慢慢地站起身来收拾了书籍纸张，怏怏地走出了图书馆的大门，连向操场那边望都没敢望，径直回到公寓的家里。
这时，林道静还没有回来，他只好自己生起火炉，看看冷清清的凌乱不堪的房间，他无精打采地整理着、打扫着。他一边煮着挂面条，一边抹着布满灰尘的桌子，喃喃道：“没有女人，真不像个家。亲爱的，你快回来吧！”
（第十六章完）
第17章
拂晓，迷蒙的浓雾笼罩在北河沿葱郁的洋槐树上，故都的清晨还沉在朦胧的雾霭中。这时，临时睡在北大三院的卢嘉川已经起了床。他在二楼许宁的宿舍里，两个人挤在一个小铁床上，睡了半夜。清早他起来了，许宁还睡得正香。他一边用手梳着蓬乱的头发，一边悄悄推开屋门。门开了，清新的空气迎面吹来，他踮起脚尖活泼地行着深呼吸。虽然疲乏，虽然眼睛因缺乏睡眠，密布着细细的血丝，但他的脸部却充沛着活力和青春的愉快，正像这清新的早晨。他站在空无一人的走廊上，样子很闲逸，但他的眼睛却一直炯炯地透过雾气，向楼下、向墙外各处观望着。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他已经养成了高度的警惕性。尤其这几天，又有一些党的机关被破坏，又有一批同志被捕走——自从蒋介石派了宪兵三团和他的忠实走狗蒋孝先来到北平以后，北平的革命组织迭遭破坏，情况是严重的。因此，每一个革命同志都不得不随时提高了警惕。
他默然地观察了一会儿，没看见什么，正想翻身走进房里时，一辆小汽车风驰电掣般奔向北大三院的大门口来，接着停在大门口上。不一会儿院子里出现了几个便衣的和西装的形状蹊跷的人……卢嘉川看到这里不再看下去了，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借着柱子的掩蔽，他一个箭步蹿回到屋里，急忙推醒了许宁：“许宁，起来！狗崽子们来捕人了。快收拾一下！我到别处去！”
“你去哪儿？已经跑不出去了！”许宁用胳膊拦住了他。
“不行！他们还没有注意你……我不能在这屋里。如果我被捕走，请你快对徐辉去说一下。”说完，不管许宁还伸着胳膊要拉他，他已经在一转眼间蹿出屋子去。
整个北大三院的学生宿舍，像滚开水一样地沸腾起来了。
拥上来大群带着盒子枪的宪兵在卢嘉川常住的——吴大刚的屋里一个人也没找到之后，就分头奔向学生们的各个房间乱翻起来。三个宪兵跟着一个便衣特务闯到许宁的屋里，许宁还在蒙头大睡。
“妈的，还睡哪，起来！”一个枯瘦的手扼了一下许宁的喉咙。
许宁从梦中惊醒，愣愣地望着站在床前的宪兵们。
“有个姓卢的——不是你们学校的学生，跑到你屋里来没有？”
许宁的心扑通一下落了地。卢嘉川还没有被捕。呵！能干的小伙子，你跑到哪儿躲藏起来了呢？他心里高兴着，嘴里却呐呐地前言不搭后语地说：“唔，晤，你们说什么？我屋子里跑进人来啦？啊，那，你们找吧！来，我帮你们找。”他一跃而起，真的东瞧西看了。
宪兵们乱翻一气。床上、床下，小小的屋子哪里能藏什么人，于是屋门砰地一响，他们又一窝蜂似的闯了出去。
楼上楼下乱成了一片。大皮靴的橐橐声和大声叱骂乱扔东西的声音交响在一起，把这宁静严肃的最高学府搅扰得人人惊惶不安。
二楼上的拐角处，一个挂着“工役室”牌子的小屋，屋门虚掩着，里面好像寂然无人。一个年轻的宪兵走过去，仔细地望望这小屋墙上的木牌就把房门踢开走了进去。屋里的窗户关闭着，里面黑黑的，迎面一股恶浊的空气扑过来，这宪兵后退了一步，用力一下把屋门大打开。只见木板床上头朝里躺着一个老头，头上戴着小帽盔，额上蒙着一块白毛巾，身上盖着厚厚的棉被，痛苦地呻吟着，好像在闹什么急性传染病。宪兵皱着眉头，用力呸了一口唾沫，像躲避瘟疫似的，又把屋门用脚砰的一踹，转身走开了。
从早晨六点，直翻到十点，北大三院的楼上楼下几乎要全部找遍了，宪兵三团和国民党市党部的“剿共”能手们，也没有找到他们可以邀功请赏的卢嘉川。最后还是抓走了几个学生，这才悻悻地走了。
二楼工役室的屋门半开着，宪兵们在这儿过来过去地走过好几趟，但卢嘉川在工友老王的铺上却静静地躺了四个钟头。
同学们嘁嘁喳喳的怒骂声，传到老王的小屋里，卢嘉川知道宪兵和特务们已经走了。就一翻身跳下床来，刚要摘掉帽盔和毛巾，工友老王匆匆闯进屋里来。他猛见一个青年人穿着他的灰大褂戴着他的小帽盔的稀奇样子，不禁一愣。当他看出这是常来这儿的学生卢嘉川时，他立时什么都明白了。
小老头一把抓住他的胳膊，连声说：“好险！好险！宪兵三团的，今个也要抓您哪吧？”
“也许是吧，不多抓点老百姓，他们发得了洋财吗？”卢嘉川一边说着，一边脱去了老头的衣服，并且替他叠好被子，扫去尘土，打开窗户。老王手里提着一把水壶站在当地怔怔地看着他。多么紧张严重的时候呀，可是这位年轻的学生，还对他那么亲热地笑着，还不慌不忙地替他收拾着房间。老人深深被感动了。这位饱经沧桑的老工友，什么样的人全见过，可是像这样的年轻人他可见的不多。他忘了该做的事情，弯着矮小的身子，挨在卢嘉川的身边唠叨起来：“哎！哎！这伙子东西还是什么国民政府呢，还称什么孙中山的徒弟呢，简直哪——您哪，可别嫌我说的难听，简直是比土匪还不如！我亲眼见的多啦，哪个好小伙只要一说救国，一说抗日，一看什么红皮子的书，这就比挖他们的祖坟还着急！什么共匪呀，赤党呀，什么捣乱学府呀，全扣到人家脑袋瓜上来。您想想，人的脑袋瓜全是肉长的，谁可受的了呀！一回一回从我眼前抓走的好小伙子数不清了。”他叹了口气，“我老头见不得这个。唉！卢先生，您哪说说，这可是个什么世道呢？”老头儿喷溅着唾沫星子，滔滔地说起来。卢嘉川满有兴致地站在地上听他讲，可老头儿却圆睁着眼睛改变了口气：“您哪，准是忙着呢，我别老说废话啦。我真是喜欢你们，我有好几个朋友——学生，全像您这样，可是他们都被捕啦。……唉，我不叨叨了，您忙着呢。您哪，您先别走，要走，我到外边先给您瞧瞧去，万一留下狗腿子……您哪，等等吧！”
老王提着大水壶蹑手蹑脚地走出去了。
卢嘉川坐在老王的小屋里又等了一会儿，老头回来告诉他，大门口果然有好像侦探的人在转游，因此他只得留下来，直到下午七点，他才在一个同学屋里换上一套漂亮的西装，摇晃着身子吹着口哨，像个浪荡公子，趁着黄昏时的骚乱，走出了北大三院的大门。
卢嘉川是河北乐亭县一个乡村小学教员的儿子。由于李大钊同志在那一带的活动和影响，使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近了革命。后来，他到北平来上中学，经常到李大钊同志家里去，因此，他的理论知识，他的思想认识，以及他的斗争意志全在李大钊同志的耐心培养下逐步成长起来。中学时代，他就在学校中从事革命活动，考上北大后，他立即成了北大党的负责人之一。后来北大南下示威回来，敌人注意他，搜捕他，他就被党调出来，在北平东城专门领导一些大中学校的革命活动。
一九三三年夏，北平党的组织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剩下来的少数同志，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风雨飘摇，随时都处在被捕的危险中。因此卢嘉川没有固定的住址。今天他在朝阳大学睡了半夜，明天也许就上了辅仁大学。他机智灵活，又具备共产党员无比的忠诚和勇敢，因此，在敌人严密的搜捕下，他常常能够一次次地逃脱了危险。
从北大三院出来后，天色已经薄暮，故都街上的人流像沸水般涌流着。他夹在人群中急步向东城区委准备开会的地点走去。走着，走着，他自然地带着漫不经意的神情回顾一下，没有发现跟踪的人，他就加快了脚步。当他走过了一个烧饼铺，才发觉肚子饿得很，他想起整整闹腾一天还没吃过一点东西，笑了笑，顺手摸摸口袋，身上只剩下两毛钱，可是还需要用它吃上两天饭，于是在又经过一个小烧饼铺时，他只买了三个小烧饼揣在衣袋里。肚子咕噜噜地，真想吃，望望自己笔挺的西装，他摇摇头又忍住了。
走到地安门内的一个小胡同里，在一个油漆剥落的小门楼前他站住了脚。望望门槛上一块小砖头好好地紧挨在门框边，他脸上浮过一丝不容易看出的微笑，这才掏出烧饼几口吞了进去。
走进里院的南屋时，他扬着帽子摇摆着脑袋喊了一句：“嘿，三缺一净等我啦？”一霎间，他多么像个浪荡公子啊。
一个约莫三四十岁衰弱而瘦削的女同志，看他来了，首先站起身来紧握住他的手，眼睛瞅着他，发着细小的声音：“同志，来晚了。我们以为你出事了呢！”
“刘大姐，不会的。”他看看大姐，又向摆好麻将牌的八仙桌上一扫，坐在桌旁的另外三个人——一个女的两个男的也全看着他含着笑意点点头。那个女的很年轻，穿着华丽的衣服，她站起身来让他坐在她的位子上，点头笑笑就走出去了。
一阵哗啦啦的牌声响过，他看着另外的三个同志轻轻地说：“没有什么——开始吧。”
区委书记是个二十五六岁、戴着眼镜、名叫戴愉的同志，也就是在“三一八”集会时最初讲话的那个人，他有着一双金鱼样的鼓眼睛。
他严肃地宣布：“现在会议开始。”
首先，他们讨论起“五一”国际劳动节怎样举行纪念的办法。这个议题还没有讨论完，戴愉瞅着卢嘉川，忽然神色凛然地说：“冯森同志［冯森，即卢嘉川的化名——原注］的错误越来越严重，今天我提议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国民党的统治危机越发严重，革命高潮日渐迫近，我们不去准备大规模的行动，——武装群众、组织罢课、罢操、罢市，扩大宣传我们党的胜利，扩大吸收党员，反而只会去同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空讲理论、乱谈思想，……要知道，这些中间分子是极不可靠的，是极端动摇的，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军！”说到这里他把眼镜一摘，使劲把牌弄得哗哗乱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冯森的右倾机会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严重的地步。听说他还向一个反动大学生的老婆——她叫林道静，对么？——去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我也很不同意冯森同志这样做法。”
刘大姐低着头谁也不看，手里的几张麻将牌单调地发着细微的磨擦声。另外那个微胖的黄脸的男同志吴方也是默不出声。卢嘉川目不转睛地望着戴愉，柔和的眼色始终没有离开他明亮的眼睛。他静听着戴愉的讲话，当讲话停止的一霎间，他的脸色才变得严肃面冷峻。
“戴愉同志，”他慢慢说道，“你的发言，我看有点过左了吧？这是不是一种左倾关门主义呢？这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一样，也会导致革命失败的！也会脱离群众的！群众普遍要求抗日，我们党就应当首先注意群众的要求……”他的脸孔抽搐了一下，一种深深的痛苦使得他的脸色苍白起来，声音越发低沉了，“至于在知识分子当中进行宣传这是党给我的任务。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首先就叫我们闹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他就说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甚至中产阶级的左翼都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记住！戴愉同志，你和我也并不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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