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来说，既预示着无可奈何的没落，又促使其进行适应现实的改造。不管自觉与否，
其机体中势必也注入一定量的新激素以增强活力。
中国文化这时却失去了盛唐时那般光彩的面目和凌厉的气势。特别是蒙古人入
主中原，除带来游牧民族的剽悍劲疾之外，也带着浓重的野蛮落后的破坏性。它在
建立起一个大一统帝国，有力地促进了民族文化融合的同时，又实行着等级制民族
压迫的落后统治方式。在这个朝代，中原地区历经千余年所积累的文明被削弱了。
就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开始稀疏地出现资本主义嫩芽的时候，元朝三公大人
之家广占民田，“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的现象却屡见不鲜，半奴隶性
质的“驱口”大量存在，“诸色户计”制度同及全国。
到这个时候，中国与西方世界多世纪来存在的文化反差已大大缩小，并呈现出
西方迅速超赶的趋势。可以说，双方之间的时代鸿沟，从这时起就隐然破开第一锹
土！
错觉与困境
这时中西间文化反差的缩小，从客观上为天主教输入中国并加强其影响力度，
提供了有利条件，尽管教方未必自觉，而实际上它是得益于这一“天时”条件的。
但另一方面，因为教方存在着对元朝的某种错觉，而把发展在华传教事业主要
寄托在依赖元帝国“强大”王权的宽容和支持上。派孟特·戈维诺来华之时，教皇
写给忽必烈的书信中就说：“如无陛下的帮助，派去的任何人都不能做出使至高无
上的天主喜悦之事。”＇注＇他几乎是以乞求的口气，请这位中国皇帝关照和支持教
士们的工作。这绝非只是表面的客套，也包含着发自心底的真诚。
正因为如此，所以当元帝国很快显出衰弱迹象的时候，教方也就本能地随之产
生失落感和危机感，不愿白白地做蒙古统治者的殉葬品而采取主动疏离的措施。对
于天主教的在华势力来说，这自然无异于釜底抽薪。教廷使团不顾元顺帝的苦苦挽
留而执意离华，就是因为他们看到元朝政局动荡，秩序混乱，预感到这个王朝不可
能久存。就连波罗父子的离去，也是顾虑忽必烈死后发生变故而身无所寄。
与对教方有利的宏观时势条件相体，教廷这时却正一度陷入其历史上“最苦难
的一个时代”。1294年至1303年在位的教皇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e Ⅷ），因为教
权与王权之争，和法国国王胖力四世（PHilippe Ⅳ）发生冲突，结果受腓力四世凌
辱忧愤而死。腓力四世另立了一个法国人为教皇，就是克雷芒五世（Clement Ⅴ），
教廷也被迁到法国的阿维农城，教皇成了唯法国国王之命是从的傀儡。直到教皇格
列高利十一世（oresorso ⅩⅠ）时，才于1376年重返罗马。
此间近70年之久，被史家喻称为“阿维农之四”。元朝后三分之二的时间与此
期对应。这就是当时元朝的使团为什么不到罗马而到阿维农的原因。教廷在这种自
顾不暇的困境当中，对遥在万里之外的中国的布道工作的操持，就必然受到限制，
这无疑也是其越往后对中国教务越趋消极的原因之一。元朝也里可温后期的衰落，
与此自有关联。
聪明的共容
决定也里可温命运最根本的因素，还在于蒙古民族多元共容的宗教文化传统，
与华夏儒、佛、道合流的文化传统的较量。
也里可温得以兴起，蒙古人的基督教传统和元朝统治者对该教的宽容态度，固
然是基础性条件。不过，蒙古人的宗教传统并非独尊基督教，元朝统治者也不仅把
也里可温作为宽容的对象。实际上，它是一种多元共容的信仰观。
关于建立元朝以前蒙古的这种传统宗教政策，英国学者道森（Dawson）考察表
明：
大汗们尽管缺乏文化，却充分注意到宗教因素的重要性，并遵循一种
普遍宽容的宽大政策。成吉思汗亲自规定，一切宗教都应受到尊重，不得
偏爱，对于各种教士都应恭敬对待，把它作为法令的一部分。＇注＇
蒙古人表面上有时也说只信仰一神，似乎是上帝，但并不以祈祷、赞颂或任何
一种成规仪式来崇拜他，并且随时制造偶像，非常重视预言和预兆，使用巫术和咒
语。显然，这与基督教的一神信仰大为相悖。
蒙哥汗对蒙古人的宗教观念曾作过生动形象地解释，他说：
相信只有一个神，我们的生死都由他掌握，我们也诚心信他……但是，
如同神赐给我们五根不同的手指，他也踢给人们不同的途径。＇注＇
很显然，这“五根不同的手指”，便把那“一个神”根本地否决掉了。事实上，
长期以来在蒙古人那里，除了景教徒之外，还会聚着其他形形色色的教徒。他们中
间有人就说：“蠢人才说只有一个上帝，但聪明人说有很多。”＇注＇
蒙古大汗们就算得这样的“聪明人”。尽管各教种教派之间少不了明争暗斗，
大汗们却一直和事佬般地兼容并纳。我们不妨借用蒙哥汗的用语，以“五根手指”
喻称其这种宗教文化传统。
入主中原以后，元统治者仍继承着这种传统。由其带过来的加上内地原有的，
宗教便空前地繁杂起来，五花八门，元朝皇帝一概容纳。除了宗教，在文化的其他
方面乃至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上，其时都是开放的。无垠的草原，游牧的生产方
式，动辄千里的戎马生活，使蒙古人头脑中边界、围墙的观念要淡薄得多。
帝中国之术
元朝的皇帝毕竟不同于昔日的蒙古大汗，他们的使命是“王华夏”、“帝中国”。
而中国儒、佛、道合流的文化传统，到了这时更是牢不可破了。
宋代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成为三家合流历史过程中具有最终决定意义的步骤，
是继两汉经学之后儒学发展史上的再一个主要里程碑。经此之后，三家合流的历史
过程便近于尾声，中国传统文化便告基本“定型”，儒、佛、道三家此时已紧紧合
成一个拳头。
对于帝中国的元统治者来说，这个“拳头”比蒙古人那“五根手指”，要有力
得多，有用得多。所以，不管情愿与否，元皇帝们也得特别借重理学，推崇儒家。
所谓元朝人分十等，八娼九儒十丐，儒生比妓女还低一个档次，戏言而已，实际并
非如此，更非法规定制。
从开国皇帝忽必烈，便带了提倡理学的头。他进兵南宋时，亡金的儒士大夫杨
惟中、姚枢随军，在湖北俘获了号称“江汉先生”的老儒赵复，便宝贝般地加以保
护，延其在国立的“太极书院”讲授理学，选作教学书目的理学著述多达8000余种，
使得理学在北方传播，开启了元代理学发展的源头。号称“朱子之后第一人”的名
儒许衡，更是受到忽必烈重用，纳其定朝仪官制之议。其后元成宗也曾诏明崇泰孔
子，武宗更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最典型的还要数仁宗。他做皇太子时便潜心学习儒学，有人进《大学衍义》，
他高兴地说，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即皇位后，他对孔、孟更加尊崇备至，并敕宋代
的诸名儒及本朝的名儒许衡配祀孔庙。他不拘资历地位地广揽儒生，“果才而贤，
虽白身（平民）亦用之”。他命将汉文经史蒙译，以在蒙古和色国人中传授。又决
定实行科举，用朱熹的《四书集注》为依据命题。何以如此？这位皇帝明确回答说：
“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又说：“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
然非用儒士，何以致此？”其意至明矣！总之，他们不能不认可“帝中国当行中国
事”，“北方之有中夏者，当行汉法乃可长久”＇注＇的道理。
然而，颇重道统的理学之中，包容着“尊华夏而贱夷狄”的浓重成分，与之相
应的便是对“异端”的排摈。而包括也里可温在内的蒙古人的那“五根手指”，无
一例外地都属于异端之列。对此，强悍的蒙古贵族自然不情愿买账，便运用其政治
权力进行反排斥。这种反排斥的结果，一方面使也里可温等“异端”在王权的保护
伞下可以存留和发展；但另一方面，也更掘宽了它与汉民族和华夏传统文化间的鸿
沟。
与“答失蛮”作比较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所谓异端能否与汉民族的信仰观念和华夏传统文化在相当
程度上融合，能否植根于中华大地，其内在机制若何至关紧要。我们不妨将也里可
温与“答失蛮”（元代对伊斯兰教的称呼，亦称“回回教”）作一比较。
就最初传入中国的时间而言，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差不多，都是在唐前期。但唐
武宗时伊斯兰教并未像景教那样被摧残殆尽，它延续至元代，更是非常地鼎盛，有
“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从《至顺镇江志》卷三“户口类”所提供的具体数据看，
答失蛮也比也里可温多得多。元朝灭亡，伊斯兰教不但不像基督教那样随之消失，
而仍保持盛势，且逐渐以该教为基础形成回族，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为什么能够如此？原因固然复杂，但与基督教在华相比，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外来的伊斯兰教信徒惯于聚居，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通过教内
以及与当地居民通婚，进行家族繁衍，不但不断地增加人口，而且逐步地由“侨居”
向“土生”穆斯林转变，遂在血缘上植根于中国；第二，一般说来，伊斯兰教不向
外人传教。其内部的宗教仪式和活动也比较简约，利于避免同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其
他宗教的正面冲突，减少敌对面，特别是它不但不攻击儒学，而且尊崇儒学，这样，
便利于在文化上也植根于中国。
元代的基督教却没有能像答失蛮那样从血缘上植根于中国（特别是内地）。史
实说明，也里可温绝多为色国人（包括许多来华侨居的西方人），蒙古人中也有一
些皈依者，但绝少有汉人。内地者多来自边地和外国的“侨富户”，很少本地人。
而且它与儒学格格不入，与其他宗教特别是佛、道二教冲突激烈，这使得它很难从
文化上植根华夏，自然也影响到其在华势力的发展。
元朝的也里可温，有如系于蒙古马背上的异客，当元王朝的皇统被打断，蒙古
马队仓惶退向北方草原和大漠的时候，也里可温也就随之被驮走了，全没了来时的
朝气，只留下几丝悲凉。
磐石开裂
第三章 磐石开裂
当利玛窦1598年来到北京为传播福音开辟道路时，他绝对没有想到，
清末上海钟表业会将他奉为祖师，每月朔望都献上香火。
利玛窦的成功
在元朝也里可温绝迹200多年之后，到了明末，天主教的耶稣会士叩开中国大门，
上帝再次来到华夏神州。
耶稣会士的此番叩门并非偶然，既有着不寻常的背景，又带着不寻常的力量。
这时的西方已非昔比，它历经文艺复兴运动，近代科学文化的晨曦，已驱走中
世纪神学蒙昧的漫漫长夜，一轮迸射新时代光辉的朝阳就要从那里出现。西方探险
家们以“首先拥抱地球”的壮举获得了“地理大发现”，一方面扩大了世界市场，
奏响了殖民掠夺的进行曲；另一方面，则加强了世界各文化的联系，推动着西方文
明的传播。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西方传教士们身负着所谓“救人灵魂”和“淘金”的
双重使命，与商人联袂结伴，势不可挡地涌向世界各地。这时，他们脑袋中装的，
行囊里带的，从无形到有形的许多东西，已经跟其前驱者大不相同。东来的传教士
当中，天主教的耶稣会士可谓脚步迅捷，人马强壮，他们自然不会忽视和放过中国
这样一个大国。
防卫的屏障
这时的中国已恢复了汉家皇统，其主人为朱氏。该朝京都规模的宏大，皇家宫
阙的宏伟，都使元帝国相形见细。然而，明大帝们缺乏忽必烈那样的气度和胸襟，
关起门来做皇帝似乎成了家风。宫门重重那就不必说了，后来连四面八方的国门也
都严关起来。万里海疆实行封禁，不光是为了饿死那些跑到海上去的本国“穷寇”，
也是为了防避来自那个弹丸小邦的“倭寇”，以及那些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红毛
蕃鬼”。而在几乎贴着皇城围墙的地方筑起长城，则主要是为了阻挡北方可怕的鞑
靼马队，绝没有想到要给人类留下叹为观止的奇景。
比这道长城更有防卫实效的，是那条历经悠悠岁月所筑起的传统文化的无形长
城。尽管文字狱断送了无数冤魂，但这决不表明明太祖对孔圣人的藐视和亵读，相
反，正是从骨子里敬畏到严重变态程度的表现。他和他的子孙们都无一例外地要借
重孔门的护身符。
为了使这道护身符更能因时制宜，王阳明这样的当朝“圣人”便应运而生。他
可以说是上言无形长城建筑史上的最后一个巨匠。其“心即理”、“致良知”等学
说，给儒学的伦理内核又加上佛门神秘主义的新光环，使传统文化的长城更闪射出
几道异彩。它对上帝使者们来说诚若怵目的山峦，但与当时西方文化的峰端相比，
分明已显出时代反差。
在当时来说，不管哪一道长城，哪一方国门，都是为了保卫朱家天下。无论外
面如何变化，朱氏大帝们毕竟还拥有主宰其家天下的权柄和力量，还可以拒纳唐突
造次的不速之客。
从沙勿略到罗明坚
因此，耶稣会士的此番叩门又非轻而易举、顺顺当当。号称“东洋宗徒”的沙
勿略（Xavier）、早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就来到广东沿海一个名叫上川的荒
芜小岛上，窥伺了一年多的时间，想尽千方百计，也未能踏上大陆一步。最后带着
莫大的遗恨死去。
后来，耶稣会士又在澳门建立起据点。这里当时还是相当荒凉的边地一隅，是
明帝国划给“红毛”商客的居留之地。教士们以此为基地，屡作强行破门而入中国
内地的尝试，但还是不能成功。于是，有人心灰意冷，说是要争取中国人接受福音。
“纯粹是白费时间，就像要把埃塞俄比亚人（编按：一译衣索匹亚人）变成白种”
＇注＇一样。有人面对中国界上的石山感叹：“磐石呀，磐石呀，什么时候可以开裂
欢迎我主啊！”
如何使磐石开裂呢？洋教士们开始琢磨起另外的门路来。一个叫罗明坚（P。 M
ichel Ruggieri）的似乎精于此道，他向两广总督等官员大人多次暗送礼物，其中
有中国人罕见的三棱镜、自鸣钟之类的奇物，终于使得“看门人”改变了冷淡、傲
慢的态度，微笑着揖纳洋客了。罗明坚不但自己被允准留居内地，而且于万历十一
年（1583年）又从澳门携入同仁利玛窦（P．Matthoeus Ricci），在广东肇庆住下
来。
如果说，罗明坚的主要“劳绩”在于买开了中国大门、那么，利玛窦日后在声
名、地位和事业上，可就远远超过他的引导人了，成为明未来华传教士的首脑人物
和典型代表。
翩翩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