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热衷于世俗文化事业和社会参与的素质特征非常突出。由此看来，清季来华新教
教士与天主教士在“文明”程度上的差别就不是偶然的了。
当然，即使如此，这种“文明”也终究不免是作为殖民征服的一种方式。19世
纪末年出任美国总统的麦金莱（William Mekinley）曾宣称：“传教士是文明的先
锋”！其语意的蕴涵，由他们的布道运动与海外扩张紧密结合的事局，做出了最准
确的诠释。但无论如何，是上帝使者们的世俗性“文明”活动，在当时龙的国度里
赢得了一定程度的相对和谐。其时中西双方的文化融合，即主要在这一内容层次上
实现的。
尾声
尾声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的枪声成为迎接新纪元
的爆竹响。82天之后，也就是公元1912年的元旦，这天晚间，孙中山在虎踞龙盘的
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二月十二日，清帝宣布退位。从南到北的中
华大地上，象征共和的五色国旗取代了清王朝的黄色龙旗。
不只是清王朝的覆灭，也是延续了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宣告寿终正寝。这对龙
的国度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进步。然而，由于军阀袁世凯、段祺瑞之流
对革命果实的窃夺，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就此完成。相
应地，龙与上帝的关系格局也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不过。随着国际风云和神州风
云的急剧变幻，龙与上帝关系史的活剧也不断推出新的场面和情节。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龙方的“非基运动”和上帝方面的“本土化”运动。
非基运动不论从政治或文化方面，都比清季的反洋教运动显著地提高到了一个
新层次。它作为当时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中华民族反
侵略、争独立意识的明显强化。从文化意义上看，则是基于新文化运动的陶冶，思
想文化界乃至全民族的文化选择意识和能力明显强化，热诚地欢迎西方“德先生”
（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光临，而决不要上帝来取代他们。非基运动给外
国教会势力以空前沉重的打击。20世纪以后教方在华福音事业的“金秋季节”只是
昙花一现，随即又陷入寒冬的危困之中。
教方的本上化运动所标榜的宗旨是，使中国土地上的基督教会脱离外国修会、
差会的“抚育”，而由中国籍的神职人员主理，使其取消“洋教”的名号，挂上
“中华”的牌子，即所谓“使教会与中国文化结婚，以洗刷西洋色彩”。
这一运动作为外国教会势力的应变措施，从其动机上说，自然是要把中国人推
到前台充当傀儡，而自己退后一步操纵控制，以求迷人眼目，缓和中国人民基于空
前觉醒而产生的仇恨和反对洋教的情绪，并且增强上帝对中国人心灵的吸引力，使
中国人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为基督所用。无疑，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
这毕竟是外国教会势力危机和窘困中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被迫让步的成
分。况且，主观意图并不等于客观效果。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员担任教职，参与教会
管理，而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爱国的。在其抗争之下，他们在教会中的实际地位
不断提高。中国土地上的教会完全为外国人所控制的状况不复存在了，这为基督教
在中国的正常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并建构起基本模式。
事局自然没有就此画下句号，风云仍在不断地变幻，龙与上帝双方也都不断地
进行新的应变。至此驻足回顾龙与上帝的关系史，似可写下这样的结语：
——从文化品格上看，龙与上帝是各具特质的。世界性文化交流的发展大势决
定了双方接触的必然性。但不同的“血型”又决定了其间不能完全混通、亲和，相
互斥拒是本能的。上帝要在龙的国度里安家落户，须要经过一个真正的本土化过程。
——上帝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充当世俗性文化的载体。对于龙的国度来说，这种
功用要比其宗教性的本身具有积极意义。也正是在这方面，赢得了相对和谐的一种
氛围，也显示出其较强的力量。特别当其负载对龙方具有启蒙意义的近代科学文化
的时候，更是如此。
——政治因素在龙与上帝的关系史中始终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而鸦片战争以
后尤其造成一种非常状态。“传教”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殖民侵略的工具，这给龙
方以极大的戕害，而对于文化意义上的上帝也是一种亵读。清季中外文化交流是在
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因而呈严重的扭曲态势。要实现双方间的正常文化交流，
须赖创造平等的政治关系作保障。
——对于宗教王国里的上帝，龙的传人一方面带着传统的陌生感，加以种种非
常性因素，更加重了其抵抗心理。另一方面，在不可回避的接触过程中，对上帝了
解和认识的程度又不断加深，并且，皈依者的绝对数目也不断增加。这表明，人类
的宗教信仰不存在文化的、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以及其他任何一种不可逾越的
绝对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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